被劫持的道义权：那些被反转、被颠覆的历史

被劫持的道义权：那些被反转、被颠覆的历史 作者：边芹 一个国家如果道德优越感被劫走，还能守住什么呢？所有的“把守”在由他人重新搭建的道德高地上，不过是纸牌城堡，一个错位就会倒塌。 一、征服的漫长剧本：“导演剧情”与安排“正反角” 伴随着物质诱惑的精神策划，是世界统治集团导演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每说“导演世界”，很多人拒绝相信，说“征服世界”还能理解，告诉他们有一只导演世界的手，就超出他们想象的范畴了。很多人干脆躲到“阴谋论”后面拒绝认清现实，也看不到现实。他们认识的西方止于前台表演，不懂得前台表演的目的是为了征服世界，而征服世界先得导演世界，这是一辆战车的两个轮子，缺一而不可前行。导演世界是“集团”秘不示人的那部分，是中国人向西看至今未越过的槛。而导演世界的手一刻未停，且做得一丝不苟。 你看伦敦残奥会闭幕式上奖励的运动员代表，从肯尼亚运动员到中国香港运动员，以及完全被排斥的中国大陆和俄罗斯运动员（奖牌榜第一、二名），挑与不挑皆非偶然，谁是朋友、谁是对手、谁是附庸、谁是拉拢对象、谁是点缀，如何用抬升“点缀”排斥真正对手，台面上的角色没有一个未经策划，体育比赛一如做生意。牙买加的那个飞人被西媒如此狂炒，亦非偶然。对小国的“慷慨”从来不是免费的，如果飞人出生巴基斯坦或叙利亚，则跑得多快都不会有如斯知名度，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西方传媒在这种时候像乐队一样听从指挥，数国之间又如军队般排队看齐，中国人跟着炒则纯属傻瓜。牙买加、肯尼亚曾是英帝国的殖民地，至今仍是英联邦成员，这类小国的“独立”时常是白种总督换上了有色代理人。有人会以巴基斯坦也在英联邦内反驳我，但别忘了同为英联邦国家，巴基斯坦有两个“致命弱点”：一为伊斯兰国家；二为中国的盟国。这就基本上是在界外了，西媒对待印度和巴基斯坦善恶分明。一切都在细节操纵的层面上悄悄做，一如用戴着丝绒手套的铁腕之手对西方民众深入灵魂的控制。看世界，如果看不见这只一个细节都不放过的导演世界的手，那对世事的参悟不过停留在看热闹阶段。 在世界舞台上做这些手脚并非我们以为的心胸狭隘，而是“导演剧情”的需要，“剧情”和其安排的“正反角”是为征服的漫长剧本服务的。利用西方传媒主导的世界话语回音壁，严密地但秘而不宣地安排“正反角”的露面时间和空间，经有意识地长期接力，渗透人的潜意识，对细节的操纵就悄无声息地转换成了对全局的控制。安排“正反角”是为“剧情”服务的，而导演“剧情”的目的就是为了暗中控制优越感的流向，将其疏而不漏地引向意欲搭建的道德高地，道德优越感就这么由这只暗手或赠予或褫夺或偷窃，再由国内的接力手协助完成。 在西方内部，这只暗手成功制造了民间的认同与背弃，比如救助一个印度人或为一个吉普赛人（自二战后，这是受话语保护的少数族群，这种保护并不意味着对某个少数族群的垂爱，主要目的是打击或妖魔化一个对立面）说话，是风光的事，同情中国人则难获道德优越感，在民间这早已成为不明说、不成文的禁忌。因为维持中国的“道德卑贱”是“集团”从未歇手的大政方针，上百年来变换的 只是维持“道德卑贱”所需的名词和概念，为这个跨越世纪的大目标，他们在中国内部发掘文人艺客做下手，为境内外的“饲养场”配送食料，有接了委任奖的，有领了赏的，有无知无觉被利用的。连有点良心的法国人都发现，在自己的国家口禁特多，唯独对一种人可口无遮拦，那就是对中国人。这一现实原本应激发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然而这个道德优越感早已被劫走的民族，将“道德卑贱”转化成了娱乐，认真地客串起反角，有一班艺人墨客在这条生产线上博取功名。 一个国家如果道德优越感被劫走，还能守住什么呢？所有的“把守”在由他人重新搭建的道德高地上，不过是纸牌城堡，一个错位就会倒塌。 二、导演技巧之“选择性忏悔” 深明这一点的西方统治集团，从不向真正的对手、除非永远不会有还手之力的对手忏悔和反思，他们可以对美洲印第安人、澳洲土著、非洲部落掬一把眼泪，却从未忏悔对中国的抢劫和摧毁。当法国南特港（整个城市是靠贩卖黑奴的钱建成的）为黑奴买卖树碑立传时，巴黎枫丹白露宫有一展厅却因中国游客的到来而封上不让参观了，因为一屋子从中国抢劫的文物。他们对历史并非一味反思的，绝无普世的正义，必要时集体噤声把历史藏起来。 1945年以后，“集团”从未以人道理由对只要一检讨、自己便尽失道义的真正对手（失败方）流过一滴眼泪。以法国为例，多少文人墨客（其中包括大作家），战后被投进监狱或打入冷宫，有些还被判了死刑，假释后很多做苦工一直做到七十年代。此一“大清洗”造成法兰西文学一批最优秀的人从此沉落，用悲观者的话说，1945年以后再无法国文学。要吃透这一点必须明白，他们的1945年与我们的抗战胜利看起来是一回事，其实不可等同，他们是选边而站，而我们却是纯粹被欺辱。1945年在他们是近代以来一场不具名的大规模“宗教战争”的结束，从此“新宗教”和“新教士”掌握了最终统治权，所以才会有那么大群知识分子卷入。我们可以对他们的真实历史不予评说、不选立场，但不能逃避真相。胜利方会为了不应受政治操纵的文学艺术、为了失败者的苦难而反思和宽容吗？至今七十年后，不见一丝一毫。文坛艺坛没有一个胆大包天的人敢于去表现 那些人的背运与磨难，其宽容程度不足我们对周作人之类文人千分之一。 盟国可以假惺惺地遥叹日本被扔了两颗原子弹（日本征服亚洲得陇望蜀损害了英美利益，属于站错队性质），但从没有为二战后期狂轰滥炸德国致死的无辜平民（人数比死于原子弹的更多）动过恻隐之心，在很长时间里主流传媒根本不能涉及这段历史，“文艺国际”从未策划一部电影和小说为那些冤魂祭奠。法国也一样，二战后期被英美炸死的平民远超德国入侵死伤的平民，但战后这些涂炭的生灵全成了冤鬼，禁谈一直维持了半个多世纪，文艺领域可以声讨黑奴贩卖，但无人触碰这个主题，没人敢说炸的人太不人道，死的人太冤，因为若声讨罪行，将损害自己摇身一变投靠的胜利者阵营。对真正危及其根本的对手，剿灭之无情就像诛杀本·拉登一样，那是连审判的时间都不给、连尸首都不留的斩草除根。 所以几年前，当我读到中国某导演接受法国《费加罗报》影评人波尔德采访时说（2008年5月16日）：“当集体记忆消失的时候，个人记忆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我想述说历史以留下证词……如今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