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野》读后感

《原野》读后感或观后感 我这里对曹禺的名作《原野》的解读只能是读后感或观后感。因为对于这部著作，从它诞生以来的解读已经够多了，什么悲剧英雄、原始生命形态、人性、忏悔甚至把它上升到人类困境的高度，这些解读不管是正读、误读还是过度阐释，都有其合理的一面，或者说它们都能自圆其说。我如果从它们的任何一个角度解读这个剧本，也许都只能是画蛇添足或是废话连篇。事实上，一种东西是否具有价值或价值有多大，这里关系到你使用什么标准的问题，因此，同一事物，会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局面。 《原野》如果要分析的话，可以写一本书，也可以一句话说完。但从话剧欣赏的角度来看，它的审美价值却不高，这个话剧我基本上是在郁闷、无聊中看完的。剧本也同样引不起我的兴趣，人物有些语言太莎士比亚化了，太假了，给我的第一感觉——想笑。我知道这种感觉是不对的，甚至是对悲剧人物的一种亵渎，对剧中人痛苦的一种麻木不仁和冷漠。那个动乱的时代，那个黑暗的年代，我们生活在和平时期的人是无法体会的。可是，我有时会问一个问题，如果说动乱，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缺这东西，但反映在文学中却少得可怜，难道古人的情感比我们简单？李清照作为一个文学家、一个饱读诗书的文化人，她也经历过动乱之苦和家国之痛，但她留给我们的作品却没有近现代作家那么繁杂纵多。我一直感觉，近现代的文学作品不是少了，而是太多了，供过于求，而真正能传世耐读的作品却寥寥无几。 《原野》也许在那个特定时代，它具有它自身的情感冲击力和审美价值。仇虎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农民的一份子，但和鲁迅笔下的闰土相比，我还是觉得闰土在我心中的份量更重些。时代变了，人的审美诉求也变了，那种激烈的阶级斗争或人性斗争也不太明显了。而为那个时代而生，解决那个时代问题的作品也自然失去了其独特的审美价值。这样一个复仇故事既不曲折又不动人，引不起观众的兴趣是理所当然。真正的经典是超越时空的，比如那些经典的诗词。“执子之手，与之偕老”，尽管过了几千年，现今读起来仍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话剧剧本是做什么的？是用来演出的，是让观众来看的，而不是用来读的。阅读功能只是它的业余客串，而且这方面它无论如何也胜不过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是的，《原野》的作者想用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来表现深广的主题：对人和人性的富有哲理性的思索。但是，话剧其实和中国古典戏曲一样都是大众文化，失去了观众也就失去了它的生存之本。这并不是说大众文化就不能承载深厚的内容，只是这种承载应是自然的。“文以载道”，关键是怎样“载”？怎样能做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启示功能。这个剧本作为读本，我们也许还能从中感受到作者的“良苦用心”，但作为演出的剧本，却很难达到作者所要的效果。无论演员的演技有多高，导演的功力有多深厚，剧本中的这种丰富的象征意味和内涵很难呈现出来。因此，话剧看来看去，不像一个沉重的带有宿命意味的悲剧，却更像是一场家庭闹剧。懦弱的丈夫——焦大星，风骚的妻子——金子，心理变态的瞎婆婆——焦氏，阳刚又富有情趣的旧情人——仇虎。最后在情感与理智的抉择中，金子选择了前者（仇虎）。焦家搞的家破人亡。仇虎也实现了他的最大的报复。 中国的话剧本来就起步较晚、先天不足，再加上近现代中国的连年战乱而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好不容易等到有个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又遇强敌——电影、电视的冲击，再加上20世纪末兴起的网络。话剧，这种艺术形式，现今真的是举步维艰了。在当今的时代，能在新兴贵族（影视、网络）的重重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谈何容易啊！唉，时也！命也！感慨是没用的，话剧相比影视也不是一无是处，没有任何优势。“变则通，通则久”只有改变自己适应现实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究竟是“出路”还是“绝路”，也未可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电影《阿甘正传》开头剧本 天空中，一根羽毛随风飘舞，飘过树梢，飞向青天……最后，它落在福雷斯特·甘的脚下，阿甘坐在亚拉巴马州的一个长椅上，滔滔不绝地诉说着自己一生的故事……（电影字幕也在羽毛飘的过程中出完） （注：这种叙事方式让我想起美国的一部小说《飘》英文《Gone with the Wind》，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这部小说洋洋洒洒两大部，讲述的是一个女人的故事以及与这个女人有关的美国的那段历史。） 文明戏 早期话剧在民国前后称新剧，也称文明戏，包括春柳派、天知派和新民社等一系列社团的戏剧活动。 新剧一词，本是从日本的新派剧和时事新剧二者衍化过来。由于通鉴学校全力提倡新戏剧，新剧的名称从此开始流行。中国话剧从启动之时,娘胎里就带着三重压力:一是为革命做宣传的工具,二是如欧阳予倩所理想的,做“为艺术、为社会教育”的“真戏剧”,三是迎合观众以求生存。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文明戏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颇多的评论者和研究者,都相对忽略了很重要的问题:文明戏时代的观众及戏剧文化背景。欧阳予倩的悖论也由此产生:是这样还是那样?“我怎么办?”这是中国话剧从一开始就注定的命运:在“为艺术”、“做工具”和“迎合观众”三重悖论中步履蹒跚地前行。 文明戏自身的发展可分三个阶段：1907年——1910年为创始期；1911年——1917年为兴盛期；1918年——1924年为衰败期。 与成熟期的中国话剧的正统样式比较，文明戏有着明显的不同： 1）编剧方法承袭传统戏剧的幕表制。为了使演出满足观众求新求变的趣味，同时迅速反映时事，文明戏的演出要每天换戏。天天换戏有利于培养演员随机应变的能力，发挥演员的创造性，使其注意舞台的交流、剧场的交流，客观上推动了以演员为中心的即兴表演艺术。 2）戏剧结构注意连贯性与完整性，原原本本从头道来，注重讲故事。多用明场，少用暗场；常用过场戏，幕外穿插；开放式结构受章回小说影响，分场极多。 3）演出风格上注意台上台下的交流，有大量的插科打诨，打背躬。王钟声等人演出的《官场现形记》中，留学生捐官回乡，头戴花翎，身穿圆领宽袖大袍，脚蹬皮鞋。问他捐的何官，他答：“我的身子是明家的，做的是清朝的官，吃的是外国的饭。我这叫头戴大清、身穿大明、脚蹬大英。”观众每看至此，必然哄堂大笑。 4）表演方法上保留了传统戏剧角色分派的做法。如朱双云等人就曾将演员分为“能”、“老生”、“小生”、“旦”和“滑稽”五部。朱双云《新剧史》中所概括的“生类”之“激烈派、庄严派、寒酸派、潇洒派……”，“旦类”之“哀艳派、娇憨派、闺阁派、风骚派……而任天知还学习日本新派剧的做法，另创出“言论派”。像他的《黄金赤雪》中，调梅是“言论老生”，而他的妻子和儿女则分别是“言论老旦”、“言论小生”和“言论小旦”。 文明戏除了语言运用的多样性以外,在塑造人物上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们当时更少精英意识的羁绊,更加大众化和贴近生活:演员……创造出许多鲜明的人物形象:中上家庭的老爷、太太、姨太太、少爷、少奶奶、丫头、男女佣人;妓女、流氓、巡捕;买办、小商人、摊贩、城市贫民———卖花的、倒马桶的、扫街的;三教九流人物———和尚、道士、医生、卜卦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