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片:刘仁静
1921年,19岁的刘仁静和张国焘一起被选为北京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是13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1922年,刘仁静又和陈独秀一起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聆听了列宁的报告,并代表中共发言。1926年,陈独秀派他去苏联学习。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大革命失败。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指责斯大林,引发了联共(布)党内的一场激烈争论。中国留学生中不少人倾向托洛茨基的观点,刘仁静经过仔细比较和分析后,也赞同托洛茨基,从此成了托的信徒。
刘仁静于1929年春在列宁学院结业绕道欧洲回国时,出于对托的狂热崇拜,背着党去土耳其拜见了已被斯大林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回国以后,他自以为得了托洛茨基的“真传”,就与国内的一些托派分子联系,着手组织反对派,与党直接对抗。结果被视为分裂党的罪魁祸首而将其除名。
抗日战争期间,刘仁静有心参加抗日事业,但内心仍坚持托派思想,不愿找共产党认错,就做出了去国民党机构工作的选择。
1949年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刘在上海,他经过将近一年的反复思想斗争,几经犹豫,最后决定赴京向党认错。1950年8月,刘仁静到北京找了中央组织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中组部要他写出书面材料。但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早在1937年斯大林已对托派定性为:“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和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并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要各国党都按此定性对待本国的托派,中国共产党就一直以此为标准,把中国托派分子视作“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
所以刘到北京后,想找一些熟人联系都碰了壁。董必武明说不见;李立三辞以不在家;吴玉章稀里糊涂接见了他,谈话不久,秘书就进来提醒吴,说此人不可接触;写信给廖承志,廖不答复。刘当然不敢去打扰毛主席和周总理,最后刘少奇出面和他谈了一次话,态度、口气之严峻,也是他没有料到的。他只记得中心意思是:你刘仁静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否则就只能饿饭。这次谈话后,他用了刘亦宇的名字,被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师。
1950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仁静的认错检讨,但加了一个措词严厉的“编者按”。该“编者按”首先全文引用了斯大林对托派的定性,同时指出:“他的检讨竭力不提自己的实际反革命罪恶行为,而只把它轻描淡写说成是简单的‘思想上的错误’,无论他说得怎样,是否确实有悔悟,仍然有待于他的行动证明。”
北师大的学生首先做出强烈反应,他们群起抗议,组织部只好重做安排,先让他去淮北参加土改,回京后通过人事部安排到人民出版社工作。
1952年中,三反运动开始,这本来涉及不到他。但后来社方接到上级通知,说要触动他。于是在部分群众骨干中公布了刘的身份,印发了有关材料,主要是那个长达一千多字的“编者按”,让大家心中有底。开始以小组会的形式对他进行“帮助”,结果一共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