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鲁迅人物塑造的典型化.doc

浅论鲁迅人物塑造的典型化 小说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作品，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表达作者自己对社会的理解。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篇小说在艺术上的成熟度。 鲁迅,世所公认的中国现代文学巨匠，在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上极富创新，而这一创新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塑造人物形象的典型化，人物性格的个性化，可以毫无夸张的说，鲁迅文艺作品中，塑造的每一个形象，其鲜活程度都是让人过目不忘。阿Q是这样，孔乙己是这样，祥林嫂也是这样……，而这一个一个的典型化的人物形象，正是鲁迅小说所具有深透的社会影响力所在。他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对典型化问题发表了许多卓越的见解，这些见解对后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鲁迅作品人物形象的典型化——“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 什么是典型化呢？在文学作品中，典型化是指以鲜明的个性，充分地概括了某种范围的共性、反映了社会生活某些本质方面并且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 怎样使艺术形象典型化？其方法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作家“专用一个人”，在特定的生活原形的基础上，适当地概括其他人物的某些特征而造成艺术典型。有的作家“杂取种种人”，经过广泛的艺术集中和概括，“合成一个”。 鲁迅所运用的方法是在广泛地集中、概括众多人物的基础上塑造出典型人物。这就是鲁迅说的“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方法。巴尔扎克在谈人物塑造时指出：“为了塑造一个美丽的形象，就取这个模特儿的手，取另一个模特儿的脚，取这个的胸，取那个的骨。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所塑造的人体里去把描给变成现实。如果他只是想去临摹一个现实的女人，那么他的作品就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读者干脆就会把这未加修饰的真实扔到一边去。”鲁迅笔下的人物大多是这样的。他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一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 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也就是说，鲁迅在创造人物方面“从来不用某一个整个”，而是“杂取”了生活原形的“一肢一节”。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典型化方法呢？因为这样做能使“一部分相象的人也就更为多样，更能招致广大的惶怒”，即能更充分地发挥文艺的教育作用和战斗作用。 所谓“杂取”，不是不加选择地照抄生活中现成的人物和故事；所谓“拼凑”，也不是把生活中许多人物的某些本质的东西生拼硬凑在一起。作家运用这种方法，既要有广泛的深厚的生活基础，又要有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鲁迅所说的“杂取”、“拼凑”，都包含转选择、分析、集中、概括的丰富内容，包含着从生活到艺术的全过程。“杂取”和“拼凑”，就是要在对现实生活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对许多生活原形进长期而认真的观察、体验、分析和研究，把分散在许多人物原形身上的，充分表现事物本质具体生活现象和细节集中起来，通过合理而有创造性的想象，把他们熔铸成一个有高度概括性的典型人物。如果写英雄人物，只是把不同生活原形的英雄事迹一一罗列，写反面人物只是把许多丑恶行为堆积在一个人身上，那决不是鲁迅所说的典型化方法，那样制造出来得人物肯定缺少筋骨和血肉，是没有艺术生命力的。 鲁迅强调“杂取种种人”的写法，但从不否定“专用一个人”为模特儿。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谈到“杂取种种人”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倘若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就变了样。”又说：“如果专用一个人做骨干，就可以没有弊病的，但自己没有实验过。”鲁迅的意见是全面的、辩证的，从不厚此薄彼，作家运用哪种典型化方法，那要根据他们所掌握的生活材料和自己创作经验加以选择。中外文学史上，在“专用一人”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艺术概括而创造出成功的艺术典型，是不乏其例的。《红楼梦》就是最好的例证，鲁迅曾多次的赞扬和肯定这部古典名著。 然而，鲁迅笔下的许多艺术典型都是“杂取种种人”的方法创造出来的。在这方面他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创造经验。比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并没有专用一个人的事迹，而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鲁迅把两次出嫁、丈夫又早死、孩子被狼吃掉，害怕死后受苦而捐门槛这些发生在不同妇女身上的事件通过艺术加工和创造，有机地集中在祥林嫂一个人身上，从而创造出了这个有高度典型性的艺术行动。祥林嫂的命运和遭遇是处于旧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劳动妇女痛苦生活的真实写照。又如《故乡》中的闰土，虽然原来也有模特儿，即鲁迅少年时代的小伙伴章运水，但鲁迅并没有专用这个生活原形，而是经过反复的思索和联想，把许多生活材料集中和概括在闰土上身。小说精心地挑选了两个生活场面：一是少年时代闰土活泼而健康的生活；一是“苦的他象一个木偶人”的闰土的壮年时代艰难而麻木的生活。经过强烈的艺术对照，使闰土成为了当时千千万万受尽帝国和封建势力压迫和剥削的农民的典型代表。鲁迅小说中的人物，都是经过高度典型化了，所以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二、鲁迅作品人物的典型化，还表现在鲜明的个性特征 鲁迅作品中的人物的个性特征是通过真实的细节描写体现出来的。 例如《药》里的革命者的形象——夏瑜。但似乎鲁迅对夏瑜这样的革命者有些犹豫，因为他能够感受到这些革命者的热血，但是看不到他们的努力的回报。革命者往往是得不到理解和同情的，他们也可能在遗忘中被遗忘。看到现实中存在的这点是极大的哀伤，所以鲁迅说：“……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鲁迅的这句话里暗含着一个事实：那个时候，人们看到的却是消极的结果，不过，因为鲁迅的愿望是“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里，即使暂时还看不到希望，鲁迅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们看到，鲁迅在本性上，不算乐观人士。鲁迅说：“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同时，他还引用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来加深这种印象：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正因为如此，鲁迅在《药》里给夏瑜的坟加上一个希望的花环，也算是一种自我鼓励了。 在《狂人日记》和《长明灯》里，“狂人”和“他（吹长明灯的人）”，鲁迅同样赋予他们很大的勇气。“狂人”直截了当地抨击整整一个吃人的“封建”历史，有气吞山河的勇武；《长明灯》里的“他”一定要吹到“吉光屯”的长明灯，冒着被方头、阔亭他们除掉的危险，也显出一种相当大的毅力和果决。而在那些守旧的人的心里，他们正是标准的“狂人”。所谓的“狂人”就是精神病患者。我们知道，“精神病”在一个很长的文明史上，曾大量地被当作一种相当有力的政治手段来运用。比如，把政治的敌手指责为“精神病人”送到“精神病院”，从肉体和精神上一起消灭敌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就像现在处理“非典”一样，实行隔离，对肌体中的腐败部分加以外科手术式的切除。对于一般的普通民众来说，虽然不能祭出政治的手段，但是也可以用孤立的办法对“狂人”加以定点消除。当然，所有这些手段，无论是政治首领还是普通民众，都具有浓重的暴力行为。“狂人”和“要吹长明灯的人”最终都被关进房子里，失去了行动的自由。除非他们改进，跑去疯狂的念头，重新回到秩序的社会中，才可能被放出来。而对于夏瑜的方式，当然就是肉体消灭了。《药》里的经典对话：“‘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非常准确地表达了这一层认识。革命者的行为是要解救这些人的，但是反过来被他们看成是疯子。这就是鲁迅对那个时期的社会状况的深刻剖析和认识。尽管是简洁的几笔，却使读者鲜明的看到一位胸怀推倒封建王朝的理想，在监狱里坚持斗争，在刑场上慷慨就义的形象，以及他严重脱离群众的致命弱点。 孔乙己是旧知识分子形象的典型，在他身上，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在咸亨酒店的环境里显得很特殊。“站着喝酒”，说明他已没有资格挤进长衫客的行列，而是和短衣帮一样处于被压迫的底层。可是他又穿着长衫，说明他还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看不起下层人民。他的这种穷人地位和富人思想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他那迂腐可笑的性格特征，并表现在各个方面。作品概括描述了他面带伤痕、穿着又脏又破的长衫的可笑形状；“之乎者也”，酸气十足的可笑语言；半通不通，含有讽意的可笑绰号；然后便把他放在人们取笑当中，通过他自己的言行来表现他的思想性格。孔乙己迫于生计，偷窃挨打，这本来是很可悲的。周围的人们不仅不同情他，反而以此来取笑他，是一种鉴赏他人痛苦的麻木表现。然而孔乙己极力掩饰自己偷书行为并为之辩护的理由也是很可笑的。酒客们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因为这还没有点明他偷窃挨打，可以含糊过去，所以他不予回答，而是排出九文大钱，要两碗酒，一碟茴香豆，以此来表明自己比短衣帮阔绰，与他们不同。当人们明确点出他偷了人家的东西时，他睁大了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他要极力掩盖自己的偷窃行为、不幸遭遇，维护自己的面子。当人们指名道姓，举出证据，说亲眼看见他“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时，他便涨红了脸争辩，说什么“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而且还要引经据典，搬出孔夫子的话进行辩解，这是多么可笑!读书人竟然这样高贵，连偷东西都要高人一等；而且偷了东西，挨了打，还要争什么“君子固穷”的人格。可见“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封建思想已浸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