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的悖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由年的元上升到年的万元如果把城市居民收入中一些非货币因素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种社会福利考虑在内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福利水平差距则更大但是许多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却强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物质生活水平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真的存在这种此长彼消或者说真的存在城乡幸福悖论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农民为什么还要挤进城市难道城市是幸福的围城发展的根本目标在于促进公民幸福在中国倡导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同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从发展的终极目标去反思和分析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回答问题我们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三年数据很可惜数据尚未公开运用模型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收入相对收入及人口统计特征等变量后年数据显示存在显著的城乡幸福悖论而从年数据中虽然可以观察到城乡幸福悖论的迹象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为了不至于由此简单得出是否存在城乡幸福悖论取决于时间与调查样本这样的模糊结论本文专注于年数据的分析希望仔细考察城乡幸福悖论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因素侵蚀了更好的城市物质生活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效应本文第二部分考察相关研究文献从中吸取思想营养并为我们的实证分析寻找新的突破方向第三部分是模型数据及相关变量的说明第四部分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第五部分则是全文的总结和政策建议文献述评幸福问题是人类社会古老而常新的研究论题之一引起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众多学科的共同关注在经济学领域学者们更关注收入失业通货膨胀等客观条件对幸福感的影响的实证研究表明一方面在一国内部富人确实比穷人更加幸福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快速增长的人均或并没有相应地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另一方面跨国比较研究并没有显示富国比穷国更幸福自此人们将幸福不随收入增长而增加的现象称为幸福收入悖论或悖论和的研究也表明收入与幸福的确存在负相关关系从而进一步支持了悖论寻找对幸福收入悖论的合理解释成为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一些研究表明在收入尚未满足基本需求的水平时收入与幸福感正相关当收入超过基本需求水平之后收入和幸福的正相关性将不复存在另一些学者认为收入通过非收入因素间接影响幸福感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弱相关性可能是因为忽视了这种间接效应一些文献也注意到人口特征社会环境包括民主和社会条件对幸福感的影响关注收入失业通货膨胀等客观物质条件对幸福感的影响一直是经济学研究幸福问题的重要路径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研究幸福问题的客观路径当人们发现外在的客观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不甚显著时许多学者逐渐转向以主观心理因素解释幸福的差异即研究幸福问题的主观路径从现有的文献看研究幸福问题的主观路径有两个切入点其一强调比较心理或攀比心理其二强调适应性心理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而城乡居民幸福感并未相应增强这一事实为国内许多学者所关注也有学者关注我国城乡幸福感差异问题其研究思路无外乎两种或者在回归中通过户籍项或者直接进行样本分组关注的重点是城乡收入或其他客观物质方面的差异对城乡幸福居民幸福感产生的不同影响比如罗楚亮通过城乡样本分组的方法对我国城乡幸福差异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较低的收入预期是农村居民幸福感较高的主要原因从现有研究文献中我们可以形成两个基本判断从而也启示我们关于城乡幸福悖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第一总体而言经济学关于幸福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悖论展开关注的焦点是纵向上的幸福收入悖论问题仔细反思的研究结论不难发现悖论的含义是双重的首先在一个经济体之内的就纵向的历时态而言幸福并不是随收入的增长而增加其次在不同经济体之间就横向的截面而言国民的幸福感并不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从这个角度看关于悖论的解释绝大部分是针对第一层面即纵向上的幸福收入悖论问题而对第二层即横截面上的幸福悖论问题关注较少由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居民不仅在收入上低于城市居民在赋权和发展机会方面与城市居民相差甚远再加上户籍限制使得城乡分割为富与穷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系统中国城乡幸福悖论更多的是横截面上悖论这既是我们对研究对象的一种基本判断也构成本文在研究视角上的一种创新第二从关注影响幸福的客观因素到强调人们的主观心理研究幸福问题的两个路径彼此交融幸福感是人们评价自身的生活质量而产生的主观感受它依赖于一定的客观外在事实更与主观心理密切相关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不仅表现在经济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重要的是在物质生活基础上形成的彼此迥异的城乡生活方式精神文化以及居民的生活心态与价值观念基于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客观现实我们将影响幸福的客观因素人生态度因素纳入模型中并使其与户籍项发生交互作用以分解客观因素以及人生态度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不同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在城乡之间的差异这是本文区别于现有文献的又一个创新模型变量与数据主观幸福感是人们对自身目前生活质量进行积极的评价幸福感的测量一般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根据受访者自我报告的幸福程度进行基数赋值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是从到的序数变量相邻选项之间存在不可比性因此直接使用最小二乘法有欠妥当本文采用有序概率模型分析我国城乡居民的幸福感根据有序概率模型的基本处理方法我们假定被解释变量真实主观幸福感是潜在的连续变量只是由于观测的不完全性才以离散的形式报告出来并且报告的幸福感由潜在的幸福感决定二者之间满足如下关系其中代表家户绝对收入对数值是家户的相对收入是家户的期望收入和是人生态度变量分别表示被观察者对命运家境和进取心影响人生的主观评价是个体特征变量假定符合标准正态分布采用极大似然法估计模型参数人生态度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关于人生问题的一种稳定的心理倾向和基本意愿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城乡生活水平差距的客观存在加上农村相对封闭的环境农村逐渐形成一种区别于城市的亚文化当几代人的努力都无法冲破农之藩篱无法改变自身生活处境的时候许多农村居民在主观上或积极或被动地接受了这种亚文化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心态亦即被一些人称之为农民心理的东西这种心理通过文化的传承而获得的它潜藏于心灵深处构成人生态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用命运家境及进取心在事业成功的重要性反映不同的人生态度并以此视角分析城乡幸福悖论变量具体描述性统计见表表实证结果与分析我们分别运用年调查数据将城乡居民幸福感对收入等变量进行回归见表我们发现在控制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及人口统计特征等变量后在年的数据回归中城市户籍项显著为负说明年存在显著的城乡幸福悖论而年虽然存在城乡幸福悖论的迹象回归系数为负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表为了不至于由此简单得出城乡幸福感差异因时间和调查样本差异而不同这样的模糊结论本文专注于分析年数据希望仔细考察城乡幸福悖论背后的原因为了观察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及预期收入在城乡社会经济二元结构中对幸福感所产生的不同效应本文增加了城市户籍与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及预期收入交互项为了观察居民的生活态度在城乡二元社会中对幸福感所产生的不同效应我们在模型中还增加了城市户籍与生活态度变量的交互项在模型中人口特征变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有着与我们预期相一致的方向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而且主要的人口特征变量的回归系数甚至表现出惊人的稳定性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的模型设置的可靠性与回归分析的稳健性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控制了预期收入变量后虽然预期收入对被解释变量即城乡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是此时虚拟变量城市的回归系数仍然为负当然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因此我们仍然不能排除城乡幸福悖论的存在这一结果与罗楚亮以预期收入解释城乡居民幸福感差异的结论不同或者说在我们的数据回归中不能用预期收入来解释城乡幸福悖论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在模型和中城市户籍项显著为正这正是本文关注的焦点这就是说在控制了收入变量人口特征变量之后如果城乡居民有着相同的主观心态度城市人口的幸福感会高于农村居民幸福感模型的进一步分析表明人生态度对生活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居民幸福感所产生的效应是不同的其一农民越是认命其幸福感越是增强认命每上升一级农村居民幸福感上升的概率增加城市居民认命每上升一级反而会导致幸福感以的概率下降在农村祖祖辈辈依靠依恋大自然社会关系自成一体相对封闭听天由命的淡然心态油然而生这种心态是淡然的同时也是积极的由衷的乐观的它恰好能够给农村居民幸福感带来积极的效应正所谓憨人自有憨福在城市社会经济急剧变化生活节奏急促逼仄很难容得下居民听天由命那种淡然而积极乐观的心态其二相比城市居民而言农民更看重家境农村居民对家境重要性的认知每上升一级其幸福感上升的概率提升而城市居民如果看重家境他的幸福感以的概率下降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这一结果一方面城市和农村家庭在结构规模关系等方面的不同另一方面在二元社会结构下城市与农村不同的社会环境使得个人发展与家庭境况的关联程度不同因此当问及在您看来家境在事业成功中重要性是怎样的时在更为传统的农村社会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农民的幸福感越高然而在城市在原本个人努力对于个人发展更为紧要而家庭因素不是那么凸现的现代社会如果城市居民非常看重家境在个人事业成功中的作用所流露的更多信息是被访者在现代城市社会中因为各种原因而滋生的非积极心态其幸福感的缺损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三努力进取的积极心态能够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却降低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被访者对进取心在事业成功中重要性的认知每上升一级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以的概率下降而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则以的概率上升我们可以从城乡二元结构下不同的发展机会找到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在城市城市居民努力进取的积极心态之所以能够增强其幸福感是因为他们有着相对优越的客观社会环境个人积极进取广阔的发展机会个人成就与幸福三者之间是内在一致的在农村由于在客观条件发展机会制度安排等方面的不足努力进取未必就能取得好的结果此外模型回归结果表明绝对收入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正效应大于城市绝对收入对数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村居民幸福感以的概率显著上升城市居民幸福感上升的概率仅为但是相对收入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正效应却大于农村相对收入每提升一单位农村居民幸福感以的概率上升而城市居民幸福感上升的概率则更大约为上述结论与大多已有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低收入群体农村居民更加重视绝对收入的增加而高收入群体城市居民更关注相对收入的改善我们在模型中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虽然户籍项系数显著为正但是户籍项与绝对收入对数命运及家境的交互项系数却显著为负这意味着绝对收入人们对命运和家境的认知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导致城乡幸福悖论首先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当绝对收入对数取值约为即绝对收入达到元时是城乡幸福悖论的拐点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那些绝对收入超过元的居民中农村居民幸福感要强于城市居民当绝对收入低于元时城乡幸福悖论消失城市居民仍然比农村居民幸福这一实证结果与我们平时对城乡生活的观察比较吻合绝对收入元低于样本均值元只相当于的均值水平超过这一拐点值的家户样本有个占整个样本的比例大概是其中超过绝对收入值的农村样本量仅有个占农村家庭样本量的比例为而城市样本中超过这个值的有个占城市家庭样本量的比例为这说明如果除绝对收入之外的其他条件相同那么就可能有的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超过的城市居民幸福感其次控制其他变量不变命运认知的取值为是命运认知导致城乡幸福悖论的拐点家境认知导致城乡幸福悖论的拐点是然而在现实中命运和家境认知的最大值是远远低于上述两个逻辑上的拐点值因此即使命运取最大值或者家境取最大值均不存在城乡幸福悖论这一结论进一步验证了我们此前关于人生态度变量影响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基本结论基本结论与启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以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物质生活条件差距不断扩大但是一些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却强于城镇居民既然如此如果农民为什么还要挤进城市难道城市是幸福的围城城里城外哪方面的差异造就了这种城乡幸福悖论反思悖论及其后续研究文献我们获得两点研究灵感从而形成了本文不同于现有相关文献的分析思路其一把城乡幸福悖论事实放置于中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现实之中从横截面不同社会系统比较的视角而不是同一系统中纵向的幸福收入关系视角去审视这一悖论事实其二将幸福问题的客观研究路径与主观研究路径融合起来特别关注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物质生活基础上形成的生活方式精神文化以及居民生活心态与价值观念的差异我们运用模型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存在城乡悖论事实的年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城乡幸福悖论源于城乡居民不同的主观心态尽管城市居民在收入医疗教育等方面均优于农村然而控制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及个体特征等相关变量之后城市居民并不比农村居民更幸福但是一旦加入城乡居民对命运家境和进取心等主观心态城市居民幸福感会高于农村居民幸福感就此而论如果城市是幸福的围城那么它就在居民的心里生活心态的变化决定了围墙的高度然而主观心态总是外在的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我们应该进一步追问城乡居民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生活心态本文的分析还揭示这样一种深层的事实如果除绝对收入之外的其他条件都相同那么在那些绝对收入达到或超过的均值水平的城乡居民中农村居民占农民样本量的的幸福感超过城市居民占城市居民样本量的的幸福感最好的社会应该是公民最幸福的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在于促进公民幸福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都只是发展的路径而非发展的目的本文分析结果启示我们第一城市化进程有可能是建造幸福围城的过程从而违背了城市化发展的基本初衷因此在推进城市化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进程中应该关注居民心灵感受及其变化引导物质生产物质生活变化所需要的新的精神生活方式第二就发展的终极目的而言城市化并不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唯一路径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民提供均等化的公共基础服务在农村同样能增强人们的福祉参考文献罗楚亮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经济学季刊张学志才国伟收入价值观与居民幸福感管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