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家传媒均已操控在境外势力手中,就是亡国的信号
作者:边芹
有组织的接力是控制话语的流向,以确保信息源掌握在自己手里,牢控对事物的解释权则是控制思想,只有控制了信息源和思想,才能掌握话语权。当一国传媒的信息源和思想均已操控在境外势力手中,这个国家实际就是一个睁大了眼睛的瞎子,其上层建筑的脑袋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拧掉,在当今世界也是亡国的信号。
我在这个国家(法国)客居越久,一开始光鲜的东西,渐渐就露出了它们的底色。需时漫长也是因为人家统治阶层内部并不存在不共戴天的阵营,不想让百姓知道的事,是抱团守着的,没有留信史的传统,外来者只能凭自己一双眼睛。比如民选,五年看热闹,五年看门道,第三个五年看透彻。这种几年上演一次的大戏由金权作节目制作人,由传媒执导,再由制作人和导演联手挑选合适的政客担任演员,还得有外无强敌、内无分裂的布景舞台,可谓奢侈浪费、劳民伤财。再如对西媒,结交过程与前无异,也是先甜后苦,像中了糖衣炮弹,最后是庆幸这架谎言制造机还没有整个挪到中国。看来西人那些玩艺都有糖丸毒药的性质,没被毒死缓过劲来的人,大难不死多少磨出点火眼金睛。
这三十载我们最大的弯路就是把西方的富有当成他们具有美德的凭据,而把两个最简单的常识忘掉了:一,被打劫一空的受害者与几百年来从明抢到暗劫累积了万千家财的强盗比谁过得好,进而得出人家过得滋润是因为普世美德,是不是做了连一加一都算错的傻事?二,富国是不是一定必具“普世美德”?德国人比英、法人老实能干,但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被这两个“打手”整得穷困潦倒,跪地求饶后才被允许发财;石油国家富得流油,听话的就继续富,不听话的就被打穷,富与穷哪一个挨得上“普世美德”?由此看来,人要是中了邪,就连常识都丢了。
找回了常识,很多看似漂亮的事就变得难以忍受了,可回看这里的老百姓,却发现他们比我们中国人能忍。读过笔者前文《“独立”知识分子与教士》的人,想必已能解读为什么他们上百年被浸在不真实中默不作声,被骗却根本不知被骗是仰仗哪路神仙。说实话,要摸清能把无用之物当高档货卖掉的高人还真不容易,那近乎完美的设计,不知迷惑了多少信徒,以致识破欲揭都后怕啊!
话语自古附着于权力,话语背后必有权力。这并不是说个人话语不可能保持独立,那是以道德和良心调节的。那么文明中恰恰缺少道德和良心的西方,到底是凭什么建立了“独立话语”?我们渐渐发现这个“独立话语”貌似独立于政权,其实对权力的依附延续了欧洲古代王权与教权的关系模式,比所谓“集权”社会权力与话语的结合要紧密得多,只不过它把形式的“独立”最大化而把实际的“独立”最小化,事先设了很多雾障掩人耳目。中国人之所以看不透,是因为中华文明是一个形式与实际不想分开的文明,力图二者尽可能统一,而西方人把这两个东西有意分开,他们从不讲究内在与外在的统一,全部功夫都做在外在行为的天衣无缝。中国人致力于形式和实际的统一,追求内在与外在的和谐,等于比人家多做一份活,也就玩不来形式的最大化而实际的最小化。两个文明思想规律的这一关键背反,是中国人近代以后精神铠甲被卸除、一步步走向文明破产的重要原因。
既然新权力缔造的现代传媒,包括为之奠定思想基础的研究、出版、教育、文艺甚至科研等领域,并不是独立的,为什么要伪造一个面目?按理,只有图谋不轨的人才有欺骗的必要,从这一点看,依附传统权力(看得见的权力)的话语,相对要诚实,只有当传统权力或出于统治者个人私欲或出于国家利益想隐瞒什么时,话语才失去公正、客观和真实,而并没有从起始就刻意编织一个谎言,也没有能力将真相彻底埋葬,它是亮明身份的,公开了权力与话语的关系,是让受众具有自己判断的能力。这说明图谋不轨并不是他的目的,那么用“独立神话”迷惑人甚至攻打他文明的权力呢?这个权力为什么从一上来就要设一个局,把自己隐藏起来?它只想占据道德制高点、夺取公信力,还是确有见不得人的目的?
有人会问既然“独立”是虚,这里的“虚”还不光是行政、财政控制权问题,还有更高层次的是否“自觉靠拢强权的解释权”问题,为什么老百姓长年看不出真相?我在《“独立”知识分子与教士》一文中解剖了这个文明的历史传统,以及由此打下的“自觉靠拢强权的解释权”的深厚社会基础,在这个普遍“免疫”的基础上,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行内攻守同盟,与权力的关系及运作方式秘而不宣,颇似黑社会。偶然出个异类,铁板一块对付单枪匹马,封得你无声无息。政权的“专制”是明的,只有在特殊历史时期才能形成为时很短的思想钳制,多数情况下只能维持一种表层的一统,做不到铁板一块;而舆论权自身的“专制”则是暗的,堪称真正的思想暴政,在这里住久了才能感到,是一种阴森持久的内在恐怖,这时才悟到为什么这块土地产生过长达千年的宗教裁判所。最近法国某大电台记者在推特上写了一句话,大意如下:敬告所有的女同仁:做爱有道,就能当上第一夫人。此文一上网,作者当天即被任职媒体解雇。充满浪漫想像的中国读者一定狐疑不解,为什么这句看似并不太尖锐的话而且一没有发表在主流媒体上、二没有指名道姓却让其作者在24小时内丢了饭碗?一般的分析是此话对新任总统指桑骂槐,尤其侮辱了总统的同居女友(女记者)。但真正的解雇原因并不在得罪总统,而是触犯了行规,不光揭了同行的短,而且动了不可触碰的底线:与权力的秘事。这是万万做不得的,反叛意味着宣判自己的死刑,整个行业会联手封杀,下场很惨。
二是骗人技巧,有一整套研究透人的习性弱点设计的烟幕弹,声东击西,漫天火彩。而这些技巧在长期的接力中潜移默化地变成正确观念成为行业技术标准,培训着一代一代的从业人员。我花了十多年才破解“独立”媒体的实质,也是因为烟幕弹放得实在太漂亮了,让人难以摆脱“信徒”的角色,脱不出这个角色,什么都看不到。其实我们从一上来就被诱导着丢掉了常识,看一个话语是否有相对的独立,如果我们以独立性来判断公正性的话,单从话语的公有和私有角度判断,是误入歧途,判断标准应该只有一个: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这是常识,只有常识操纵者没法随意偷换概念。
当眼睛逐渐穿透迷雾,听不到的声音才一点点浮上来,让人看到一些惊人的数字:法国达索家族不光掌管着一国军工业,还拥有70余家传媒,其权力和疆域不仅在法国境内,还延伸到比利时和捷克。大军火商曾拥有捷克最大的报纸(想像一下《人民日报》的东主是外国财阀,这一天恐怕不远了),后来把它转卖给了德国商人,一国的舆论心脏、一群“独立”知识分子,就在几个国际财阀的手上买来卖去;法国最大的左翼报纸《解放报》(最反华的报纸)的业主可不是什么左翼斗士,而是金融世家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国的分支;《世界报》则掌控在拥有圆明园两个被劫兽首的奢侈品大老板贝尔热手里,此君还通过赞助方式控制了一些博物馆;拉加德尔家族控制了法国出版(包括教科书)和私人电视,其业务触角伸至40个国家;而掌握LVMH奢侈品集团(从箱包、化妆品到名酒及至中国白酒)的阿尔诺家族,则是法国两家最重要经济报纸的业主(各电视和电台经济评论员的摇篮),还不算那些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的时尚刊物(这些时尚刊物早已通过合资方式进入中国,为集团推销产品洗脑)。即便官办电视和广播,他们也通过广告、节目制作私有化和“卒子”渗透,掌控在手。以法国一国看,不超过五个家族攥住了上层建筑的舆论心脏,且他们之间同族抱团、利益互绑,行动一致。
最近由“窃听门”事件而略有暴露的默多克传媒帝国之权力和疆域,虽只是冰山一角,但毕竟揭开了魔术匣子。两百年来主导世界的几大国最值得炫耀的招牌——“丰富多彩、各有其主、独立自由”的传媒业,居然同属一个“帝国”和它的世袭皇帝!这就比一国政权控制更“专”且“制”了:它是跨国的,权力更大;幕后还不是按规章办事的官僚机构,而是绝不透明的家族!如此大的公共权力因资本是私人的,不但是终身制而且是世袭制!
但到了这一步你只是从被悉心掩藏的真相里看到一些数据,曾经的信徒还留有顽固的尾巴。真正捉住作弊的手要到我看明白了他们的套路,再声东击西,时间久了也能让有心人摸到规律。媒体幕后的真实主人为“独立”外壳可谓精思巧构,作弊有三大套路:一是蓄意说谎。媒体偶尔出几个说假话的,或者失误错报,甚至禁言(不越红线),不在此一作弊套路内。蓄意说谎是针对某类议题和对象以接力的方式长年累月、线路不变、万家齐声的造谣惑众、无中生有、涂抹真实、制造假像。做这种事轻车熟路且无良心自责,是源于传统,攻打“异教”没有公理只有强权,话语在他们从来不以真实为底线,而是以意识形态和利益为底线, 因而目的并不是对事实的陈述,而是攻击的武器,永远都是武器!这不得不引起你的疑异,因为这远远超出了受制于传统权力的话语的宣传角色,而成了地地道道的打手。这些“独立”媒体究竟为了谁作打手?步调一致地弄虚做假,有时还明显有背本国利益,图什么?再探下去,发觉他们的行事逻辑有不变的规律,就是与一个看不见的国际势力唱合。这种唱合从十九世纪在欧美以报纸、书刊的形式遍地开花,与跨国利益集团征服世界的脚步密切配合,构成征服之鼎——战争、资本之外的另一足,并随着冷战结束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形成巨大回音壁。
形成回音壁是现代传媒的天性,如果不人为控制,发出第一声,叫得最响的永远是赢家,这就是为什么深知传媒本性的西方要严密操控话语的流向,只传递源头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信息!信息传递=制造舆论,大至国际关系小至气候天灾,在西方不存在客观传递,没有一则新闻炒作的背后不藏着策划和目的。比如近些年气候天灾成了国际新闻的优选话题,给人天灾日益频繁的印象,表面看有灾才报,怎么可能操纵呢?其实现实在接力炒作和对事件的解释面前是无足轻重的,后者在西方百分百来自策划,而不是一种追逐声源的模仿和惯性。以往除了大灾,旱涝风灾都是区域新闻,出不了国界,但若在源头上放出将其纳入“国际媒体”的接力渠道,在这个回音壁上转一圈,就可以制造天灾大大增多的印象,为人们接受“气候变暖”理论铺设思想轨道。而这个理论是为“碳政治”刻意打造的,“碳政治”的目的是为工业后进国追赶的步伐套上道德绳索以谋利。说到底还是为永握解释权设的套!
有组织的接力是控制话语的流向以确保信息源掌握在自己手里,牢控对事物的解释权则是控制思想,只有控制了信息源和思想,才能掌握话语权。这需要一支意识形态自愿军团有组织有纪律地秘密配合(公开配合则会失去公信力),看似各自“独立”的传媒在平时(对非传递性信息)可鸡鸣狗盗各行其事,为得是在战时(对必传递性信息)实行众口一调地接力。只有非传递性信息的出现存在偶然性,如区域性社会新闻,或突然曝出的重大政治丑闻(如新近发生的“棱镜”窃听案,斯诺登的叛离是突发事件,避免不了尤其最后矛头是指向美国政府,西媒会报道以示“独立”,但操控西媒的核心国美英法会非常技巧的低调报道,不会主动做煽动性炒作);必传递性信息则无一例外皆有幕后策划,如国际新闻。
事实上目前世界的所谓“国际新闻”,就是西媒的“必传递性信息”。中国不管财力多大,作不出“国际新闻”,一是控制不了信息源(反而无意识地被纳入对方信息源的接力渠道),二是对方的有意封堵,三是自身没有自觉意识的作战“军团”。不在“必传递性信息”谋划范围内的不接力甚至联手封堵,才能保证控制“国际新闻”的信息源,让“必传递性信息”占据垄断渠道,手法颇似黑社会秘密垄断渠道以“杀人越货”。比如对中国,负面新闻是“必传递性信息”,正面的则联手封堵;对印度则正好反过来。一正一反经长年接力,可以完全涂抹现实,篡改历史。正是这一暗手(操作隐秘、微妙、持久)导演着世界各国、各民族在这个人工舞台上的角色和面目,而且真的达到了潜意识操纵的高超水平。测试一国国民的潜意识被操纵到什么程度,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那些背弃祖国的人是否被赋予了道德优越感。自古弃国者都是夹着尾巴作人的,这个道德天平如果被翻倒,亡国的最后冲刺已经开始。
关键是控制信息源和解释权,而看似自发实为有组织的接力(或其反向一致封堵)是制造所谓“国际舆论”的核心技术,是褫夺话语权秘不示人的手段。这不光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商品广告机器,用制造并接力新闻的方法为“集团”掌握的各种商业利益作隐形广告(从梦露、杰克逊、茱莉到美国蓝球、世界足球、网球明星,从瑞士表到苹果机,从美国赌城到法国奢侈品,从谷歌到脸书),或帮其摧毁竞争对手,而且建立了一个史所未有的“国际道德法庭”,一刻不停地进行不宣而战的战争。无论是贸易战还是文化战,有心人都可在“必传递性信息”中找到战线在哪里。
比如某段时间(有时跨度很长),你会在几乎每部好莱坞电影里发现与剧情无关的同类细节,诸如拉斯维加斯赌博、巴黎风光,与此同时一些总能绕到这两个主题的“新闻”也隔三忿五、看似偶然地被抛出来,这类接力是为“集团”赚钱的,接力的有效性来自对非“我”话语自觉有意的围堵。还有各种不同的接力,如英国王室与美国总统皆属“必传递性信息”,也有的在电影和新闻中以看似不经意的细节持续不变地出现,诸如同性恋、英语歌星、好印度人坏俄罗斯人、好记者坏政府,以及恒久不变的“独裁者”等,这类接力是为“集团”暗地操纵人的心理,进而控制人的潜意识服务的,利用人模仿的天性和思维惯性的弱点,在对手不知不觉中将其舆论引入设定好的渠道。而茫然无知的模仿者追着赶着去传声,就连“不战而降”都算不上,而是“投敌送命”!当一国传媒的信息源和思想均已操控在境外势力手中(实际掌握的权力只剩下发工资),这个国家就是一个睁大了眼睛的瞎子,其上层建筑的脑袋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拧掉,在当今世界也是亡国的信号。
让我彻底看破“独立”骗局的,是后两个作弊套路,这也是曾几何时最诱惑信徒的焰火。为了让“独立”外表变成某种似乎难以辩驳的现实,设计者从一开始就释放了两颗烟幕弹,一颗是独立于政权。此雾障妙不可言,巧妙地将政权与体制分开,分开是为了一个隐身在后,一个放出作靶子,民选政府和掌控体制的各司其职。为了这第一颗烟幕弹,有一系列运作技巧,其中政客戏子化是操作核心,常识告诉我们:越假越要表演。具体有迫其客串正反角、掀私生活裙角和揭劣行等。媒体监督权力本是好事,但长期观察会发现,组织好的“透明”与自发的“透明”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有高度组织纪律,业内核心人物心里都有一本细账,而普通从业人员则紧紧跟随,从不问个为什么。
比如可以对总统讽刺挖苦历数祖宗八代,但对其秘密社团成员身份却万马齐喑。这些关键的沉默藏在丰富多采的花絮里,绝大多数人都不注意。还有敲打的只是政客,而传媒及背后的金权却从不做自我暴露,打着“独立”的旗号,便凌驾于一切权力之。《福布斯》杂志就是专门用来释放烟幕弹的,它的全球富人排行榜只是资本食肉链暴露在外的次级链环,为得是掩护世界真正的统治者。何况敲打政客揭谁不揭谁也不是以正义为标准,而时常有弃卒保车或挟持的目的;二揭的总是一些只触及政府不触动体制的事,或在纸包不住火的时候抛掉卒子,好象这些政客是一个事先安排好的临时舞台的客串角色。以法国为例,真能撼动体制的劣行,永远都调查不下去,左右两党在这种时候攻守同盟,终了多半是暗杀封嘴不了了之。
具体技巧如在对欧盟债务危机和紧缩政策的报道中,媒体合力挑选有用的“偶然事件”并刻意统一词语将民众对紧缩政策的怒火往各国政府身上引,再默契协调地将全欧的怒火集中往德国甚至默克尔个人身上引。有人可能会问,这么暗地一致怎么协调?读过《教士》一文的人知道,由于历史积垫,他们有“自觉靠拢强权的解释权”之传统,所以看起来上百家媒体,定调的却只有一两家,对“必传递性信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