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童》资料：论张士杰民间故事的价值和意义.doc

《渔童》资料 论张士杰民间故事的价值和意义   不是历史，更是历史  义和团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继太平天国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农民革命运动。其主要特点是：矛头对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和侵略。它发生在1895—1901年间，活动在山东、河北一带。1900年义和团阻击八国联军的廊坊大捷，震惊了中外。所以，廊坊地区流传着大量义和团的反帝爱国的历史故事。张士杰的民间文学作品，就是搜集、整理和加工了这些故事而成的。 历史传说故事不是历史，但是在其真实上，则更是历史。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文学“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高”，因而也更真实。这不仅因为历史是“个别的事”，而文学是“普遍性的事”，还因为文学传达的是人民的历史性情绪，历史只有与此相结合，才更显示其真实性。而民间文学由于是人民大众的集体创作，并在人们口头流传，因而更能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愿望。所以，民间文学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高尔基说过：“如果不知道人民的口头创作，那就不可能知道劳动人民的真正历史。”（《论文学》）张士杰的义和团历史传说故事的写作，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具有了不容低估的史学价值。他的这些作品有力地表现了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胸怀和不畏牺牲的战斗精神。例如，《红缨大刀》中的刘老爹就是中国农民的一个浩气冲天、反帝为民的典型人物。当他听逃难的人说，洋毛子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杀，有洋枪洋炮，连皇上都吓跑时，他仰天长叹，悲愤已极，为了保卫龙河，他手提红缨大刀，站在桥头，面对大水般涌过来的洋毛子，高声喝道：“慢动——中国人在此！”于是，他手起刀落，“嘁哧喀嚓”杀了起来，洋毛子的脑袋象连珠似的往下滚！他一边“甩去刀上的血珠”，一边指着洋毛子叫道：“你们听着：你们有洋枪洋炮，中国人有红缨大刀！皇上怕你们，中国人不怕！有我在此，你们休想霸占龙河！”同时放声大笑，这笑声似天崩地裂，一下子震塌了皇龙桥。从此，一首歌颂刘老爹的歌谣就流传开来，一直到如今： 龙河上有座皇龙桥， 刘庄上有把红缨刀； 洋毛子脑袋随刀落， 老爹一笑震塌了桥。 ………… 像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故事还很多。有个人的，也有集体的。又如，《义和团战落垡》写的是洋毛子占了天津卫，从天津卫沿铁道线打上来，他们一边打，一边杀人、放火、抢东西。义和团在安次落垡镇抗击敌人。洋毛子在火车上，仗着洋枪洋炮，使义和团靠近不了火车。他们扑上去，死一片；又扑上去，又死一片。战斗十分惨烈。最后，义和团依靠老百姓扒铁道，并找来大抬杆火枪，才把洋毛子的火车打得起火，用大刀把洋毛子杀得七零八落。这里已不单纯是个人的英雄行为，而是群众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不仅战斗场面宏大，而且激昂着一种宁死不屈的民族魂魄。 张士杰的义和团历史传说故事，总体来看，他把个别英雄人物的壮举与群众的斗争行动结合起来，英雄人物从群众中涌现，人民成了斗争中的决定力量。正是这种现实性很强的故事，展现了中国近代上义和团这场农民革命运动以鲜血和生命所描绘的显示中华民族气节的伟大斗争的历史画卷。  在搜集、整理与再创作之间的新民间文学的展拓 张士杰的文学活动在中国民间文学界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在上世纪60年代，民间文学界曾开展过一场关于“搜集整理”的大讨论，其中就涉及到他的义和团民间故事。当时有人对张士杰的作品是“整理”还是“创作”发生了质疑。对这一问题，张士杰并没有正面回答，他绕过了“整理”与“创作”的概念，而提出了“忠实”与“加工”的原则。为此，他公布了一批又一批民间流传着的义和团的有关原始资料，常附于作品之后，以证明他的民间故事在人民群众中是有基础的。从上世纪50年代算起，距义和团运动的发生时间，也不过50年左右。有关的传说还保存在那些义和团的亲历者或目睹者身上，并仍在民间流传。张士杰出生在廊坊董常甫村，他家乡一带是义和团传说较集中的地方。他安次简易师范毕业后从事小学教员期间，出于对民间文学的热爱，开始致力于义和团传说故事的搜集工作。他走访那些还健在老人，如董耀、杨遇春、姚福才、白奶奶和马六等，听他们转述或主述有关传说材料，同时搜集了一些螺号、大刀等实物。这说明他所写的民间故事不是凭空虚构的，都是有其原始来源的。 张士杰所得到的关于义和团传说的材料，大致分三类：一类是比较成型的故事，如《渔童》、《宗老路》、《秀阁》等；另一类是已具故事雏形，但尚欠完整，如《红缨大刀》、《洪大海》、《黑铁塔》等所使用的材料；再一类是只含有故事胚胎的零散材料，如《义和团战落垡》、《马六刀劈二毛子》等所依据的。面对不同的材料，他所做的加工也不同。前两者多是文学上的，如细节、场景、人物性格和情节安排，等等，第三类除文学上的加工之外，还有史科的挖掘，故事的设计，甚至是一些合理的想象。例如，《马六刀劈二毛子》，就是他多次访问马六本人，从他口里“挖”出来的。并把这些零碎的材料编撰成一个故事整体。 口头流传的民间文学到了民间文学家的手下，不可能完全是放任自流的状态，做些必要的加工是很自然的。最初张士杰是无意识的。他在《学习写作的点滴体会》一文中曾说，他从小就知道许多“义和团拿大刀杀洋毛子的故事”，不但听别人讲，而且还在和“同年小伙伴一起拾柴打草的时候”，“不断地讲给他们听”，“在这现趸现卖的过程中，有时还把自己的愿望掺合到故事里讲述”。这种“掺合”是故事流传中的一种自然变异。到了他决心写下这些故事的时候，在写作中这种“掺合”就上升为对这些故事从内容到形式的有意识的全面提高。他打破了记录整理与再创作的界限，而坚持了既忠实于故事的原始材料，又使故事写作尽量达到较为完美的高度。他的这种认识和作法，不同于已往的民间文学的单纯记录，而为文字化的新的民间文学开拓了一条别开生面的道路。 试以他那篇著名的《渔童》为例，他在公布原始材料的同时，曾说他的加工有三处：一是渔翁得宝一段做了详细描写；二是把渔童的边钓边唱，具体化为八句歌谣；三是结尾处增加了渔翁问得县官和洋牧师哑口无言的情节和对话。这无疑“超出了整理范围”，但是人们仍认为它是一篇很好的民间故事。曾祺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称赞这个故事：“我们几乎不大能相信这是一个仅仅产生在六十年前的故事。它的形式那样洗炼，它的语言可以跟许多流传最为久远的故事……相媲美。特别是渔童唱的那四节短歌……”，还说结尾那一问，是“机智的一问。而这机智正是出于中国人民强烈的主权意识。创造故事的人所安排的这一细节里，凝结着十分深刻的民族感情。”专家们的这种认可和赞同，使我们不禁要向：这种在原始材料基础上的加工——创作，对民间文学的发展不是一种有力的推进吗？ 创构出一种民族化的现代文学话语   张士杰的民间故事写得精采，并且保存了民间故事的几乎所有的特征，然而他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和独特的创造，他的作品的文学性更强了。它的人物描写从类型化进到了性格化，它的细节运用和场景设置更加充分，它的表现方式和手法也十分丰富多彩。之所以如此，他除了具有一般故事家的素养和才能之外，还受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的深刻影响。他懂得故事、评书和戏曲，也看过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