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要求我，根据我所知道的一切，将哈尔科姆小姐患病的经过，以及格莱德夫人离开黑水园府邸的情形，写出一份简明的材料。
请我写这份材料，据说是要我证明一件事实。身为一位英国教会牧师的遗孀（由于不幸的遭遇，无奈只得出外帮人家了），我一向学会把事实与真理放在首位来考虑问题。所以我同意了这一要求，否则，由于不愿与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发生牵连，这件事我是不会轻易接受的。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没作记录，因此不能一天不差地把日期说得很准；但是我相信，如果说哈尔科姆小姐是六月的下半月或者最后十天里得了重病，那准没错。在黑水园府邸，早餐一向开得很迟——有时候要迟到十点，从来不会早于九点半。现在我要谈的那一天早晨，哈尔科姆小姐（她平时总是第一个下楼）没来用早餐。主人等候了一刻钟，就派女仆头儿去看，可是女仆头儿吓得丧魂落魄地从房间里跑出来了。我在楼梯上撞见了她，就立刻赶到哈尔科姆小姐屋子里，打听出了什么事故。可怜的小姐已不能向我说话。她神志不清，四肢火热，手里握着一枝笔，正在屋子里来回走动。
格莱德夫人（如今我已经不在珀西瓦尔爵士府上管家，因此对我以前的女主人称某某夫人，而不再管她叫“我的太太”，我想这总不算失礼吧）第一个从自己卧室里走进来。她十分惊慌烦躁，什么事都不会照料。随后福斯科伯爵和他夫人也立刻赶上了楼，他们俩不但态度亲切，也很能出力。伯爵夫人帮着我把哈尔科姆小姐送上床安睡。伯爵留在起居室里，讨去了我的药箱，为哈尔科姆小姐调配了药，还给她制了冷罨头部的清凉剂，这样就不致于在医生没到之前耽误了时间。他打发马夫骑马到最近的橡树山庄去请行医的道森先生。
道森先生一小时内就到了。附近一带人家都知道这位已经上了年纪、相当有地位的医生。一听到他说病情十分严重，我们都吓慌了。
伯爵大人很和气地跟道森先生谈话，坦率而得体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道森先生可不大客气，他问伯爵这是不是一位医生的意见，而当他听到发表意见的并不是一位专业医生，仅仅是一个研究医学的人，他就说他不习惯和业余医学家商量问题。性情十分温和文雅的伯爵，笑嘻嘻地离开了屋子。他临出门之前对我说，这一天如果有事要找他，可以到湖边的船库里去找。我不知道他上那儿去干什么。然而他确实是去了，并且整天留在那里，直到下午七点，也就是开晚饭的时候才回来。也许他是要自己做一个榜样，叫大家都尽可能让屋子里保持清静吧。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他是一位最体贴人家的贵族。
那天夜里，哈尔科姆小姐的情况很不好；她的体温一会儿升高一会儿降低，凌晨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坏了。因为无法在附近找到一个合适的看护来照应病人，伯爵夫人和我就负起了这项责任，轮流守着她。格莱德夫人很不懂事，硬要和我们一起熬夜。她情绪太紧张，身体又虚弱，为了哈尔科姆小姐的病一味地烦躁，不能镇静下来。这样她只会急坏了自己的身体，并不能给人家一点儿切实的帮助。虽然像她这样温和可亲的太太你找不出第二个，但是她会哭，又害怕，而由于这两个缺点，她就完全不适合于担任护理工作。
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早晨来探望病人。
珀西瓦尔爵士（据我猜想，那是因为看到哈尔科姆小姐生病，知道他太太伤心，所以为此感到烦恼吧）显得神情恍惚，心神不定。相反，伯爵仍旧那样镇静，而且兴致很好。他一手拿着一顶草帽，一手拿着一本书，我听见他对珀西瓦尔爵士说，这会儿又要出去，到湖边去用功看书。“咱们还是让屋子里保持安静吧，”他说。“现在哈尔科姆小姐不舒服，我的朋友，让咱们各走各的路。我用功看书的时候喜欢一个人静静的。再见啦，迈克尔森太太。”
珀西瓦尔爵士离开我的时候，可不像这样殷勤有礼，他对人不大客气——也许应当说遇事不大冷静。把我当作落了难的上等妇女看待的，整个宅门里就只有伯爵一个人。他一举一动都显出是一位地道的贵族；他对每一个人都体贴入微。就连那个侍候格莱德夫人的女仆（名叫范妮），也没被他忘了。珀西瓦尔爵士赶走了她，伯爵（当时正在给我看他那些可爱的小鸟儿）就表示十分同情，急于知道：她后来怎样了，那天离开了黑水园府邸准备上哪儿去，等等。单是在这些细小的关注上，就可以看出一个出身贵族的人的种种优点。我认为应当让大伙知道这些可以如实反映伯爵为人的细节，因为，据我知道，有些人对他的人品批评得过分地严厉了。一位贵族能尊重一个落难的上等人家妇女，能像慈父般关心一个卑微的女仆的遭遇，这就说明他的高尚的原则和感情是不容怀疑的。我这不是在发表什么意见，我只是提供一些事实。我生平的为人处世之道是：不去批评他人，以免他人批评我。我亲爱的丈夫发表过一篇十分精彩的讲道词，它讨论的就是这个题目。我经常读它——那篇讲道词载在我新寡时教友捐款刊印的一本集子里——每次把它重读一遍，我总会在精神上获得更多的教益和启发。
哈尔科姆小姐的病情并未好转；第二天晚上比头一天晚上更坏了。道森先生一直在给她诊断。护理的责任仍由伯爵夫人和我两人分担；虽然我们俩都劝格莱德夫人去休息，但她坚持要和我们一起熬夜。“我无论如何要守在玛丽安的床前，”她老是这样回答。“不管我病倒也好，不病倒也好，反正我的眼睛不能离开她。”
将近晌午，我到楼下去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一小时后，回病房时，我看见伯爵（他第三次一早就出了门）喜形于色，走进了门厅。就在这当儿，珀西瓦尔爵士从书房门里探出头来，急煎煎地对他高贵的朋友说了这么一句：“找到她了吗？”
伯爵肥大的脸上堆满了恬静的笑容，但是他并不答话。这时珀西瓦尔回过头来，注意到我正走向楼梯口，就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进来，把事情经过说给我听听，”他对伯爵说，“瞧，只要家里有女人，少不了总有她们一会儿上楼一会儿下楼。”
“我的好珀西瓦尔，”伯爵和蔼地说，“迈克尔森太太有事情要料理嘛。你应当像我一样衷心地赞扬她任务完成得出色才是！病人的情形怎么样了，迈克尔森太太？”
“没有好转，爵爷，我真着急。”
“多么糟心——真叫人糟心啊！”伯爵说，“您好像很疲劳了，迈克尔森太太。现在必须找一个人来帮助您和我太太做护理工作。也许我在这方面有办法出点儿力。福斯科夫人明后天有事去伦敦。她准备一早动身，当天夜里赶回；她可以带一位能力和品性都极为可靠的看护来，这位看护现在正闲着没事，可以来接替您。我太太知道这个人是可以信任的。在她没来之前，请您别在大夫面前提到她，因为，凡是我荐来的人，他都会歧视。等她到了这儿，她会凭自己的表现来证明一切；那时候道森先生没有理由可以推托，少不得只好雇用她了。格莱德夫人也会谅解的。请代我向格莱德夫人问候。”
我对伯爵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表示感谢。珀西瓦尔爵士打断了我的话，他唤他的贵友（我很不好意思说，他在这里用了一个很粗俗的词儿）快些到书房里去，别叫他老在那儿等候。
我向楼上走去。瞧我们都是一些容易犯错误的可怜人啊；一个妇女，不论怎样坚持原则，她总不能永远提高警惕，抵抗无聊的好奇心的引诱。说来也惭愧，无聊的好奇心这一次竟然战胜了我的原则：我很想打听清楚珀西瓦尔爵士在书房门口向他高贵的朋友所提的问题。伯爵那天早晨在黑水园是出去用功看书吗？他会找到了什么人呢？从珀西瓦尔爵士的问话中，可以听出那是一个女的。我倒不是怀疑伯爵会有什么不规矩的行为，因为我十分了解他的为人。我只是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找到那个女人了吗？
再说，那天夜里一切照常，哈尔科姆小姐并没有一点儿好转的现象。第二天她好像稍许好了一点儿。第三天，据我所知，伯爵夫人没向任何人提起她为什么出门，就搭早车到伦敦去了，她高贵的丈夫仍像往常那样殷勤周到，亲自送她到火车站去。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看护哈尔科姆小姐，而由于她妹妹坚决不肯离开病床，看来我很可能接着就要看护这位格莱德夫人了。
那天只有一件事情相当重要，那就是医生和伯爵又一次很不愉快地发生了冲突。
伯爵从车站回来后，就到哈尔科姆小姐的起居室里去探问情况。我从卧室里出来回话，当时道森先生和格莱德夫人都在病人身旁。伯爵向我提出了许多有关疗法和症状的问题。我告诉他，医生采用的是所谓“生理盐水”疗法；而症状则是：寒热间歇的时候，病人明明显得更加虚弱。我刚谈到最后这几点，道森先生就从卧室里走出来了。
“早晨好，先生，”伯爵态度十分谦恭，高贵的气派中透露出令人无法抗拒的坚决神情，走过去拦住了医生；“我很担心，大概您发现今天病情并没有什么好转吧？”
“我发现病情已有显著的好转，”道森先生回答。
“您仍旧要用您那退热的疗法吗？”伯爵接着问。
“我仍旧要用被我的医疗经验证明是正确的疗法，”道森先生说。
“既然谈到医疗经验这个大题目，请允许我向您提一个问题，”伯爵说，“我不敢妄自发表意见，我只冒昧地请问一下。您住的地方，先生，离开伦敦和巴黎那些巨大的科学活动中心很远。您可曾听说，要减轻寒热的消耗作用，可以合理和适当地让病人服用白兰地、葡萄酒、阿摩尼亚、奎宁，增强虚弱的病人的体力吗？这种疗法您听说过吗？这种最高医学权威的新学说您听说过吗——到底听说过还是没听说过？”
“如果一位专业医生问我这些话，我会很高兴地回答他，”医生说，一面开门准备走出去。“因为您不是一位专业医生，所以我谢绝回答您。”
伯爵真像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被人粗暴无礼地一巴掌打在脸上，会立刻把另一边的脸送上去，他极其和气地说了句：“再见，道森先生。”
如果先夫生前有幸，结识了这位伯爵，他们俩会多么互相敬重啊！
那天夜里伯爵夫人乘最后一班车回来，带来了在伦敦请的一位看护。她告诉我这人是吕贝尔夫人。单看吕贝尔夫人那一副外表，听她那一口不纯粹的英语，我就知道她是一个外国人。
我早已养成一种对外国人宽容的态度。他们没咱们福气，不像咱们得天独厚，他们多数是在天主教谬误的信念下培养长大的。再说，我待人接物的准则和以前我亲爱的丈夫相同（请参看已故神学硕士塞缪尔·迈克尔森牧师文集中讲道词第二十九篇），一向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根据这两点来考虑一切，我就不愿意说出吕贝尔夫人给我的印象：她矮小精瘦，神情狡猾，年纪在五十上下，有着黑白混血儿那种深棕色皮肤，以及一双警惕的浅灰色眼睛。同时，基于以上所举的原因，我也不愿意提到我对她的服装的看法：虽然它们是最素净的黑绸制的，但用的却是昂贵得很不相称的料子，而对她这样年龄和地位的人来说，那种花哨的式样也是不必要的。我不喜欢人家用这些话批评我，因此我也不应当用这些话批评吕贝尔夫人。这里我只要提一句：她的态度也许并不是冷淡得可厌，而只是异常地安静和腼腆；她留心窥探别人的时候很多，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极少，也许这不但是由于生性谦虚谨慎，而且是由于自己在黑水园府邸的地位还不大明确的原故吧。尽管我很客气地邀她到我屋子里去吃夜宵，但是她坚决不肯（这种举动也许显得古怪，但是，总还不致于使人怀疑她吧？）。
因为伯爵已经特意提出（瞧他多么宽宏大量！），所以一定要等到第二天早晨医生看过和同意后，吕贝尔夫人才可以担任护理工作。那天晚上仍由我陪夜。看来格莱德夫人很不高兴雇用这位新看护来服侍哈尔科姆小姐。像她这样有教养的太太，竟会对外国人十分小器，这使我感到很惊奇。于是我大着胆子说：“太太，咱们应当记得，不要轻易判断地位比咱们低的人，尤其是那些外国人。”格莱德夫人好像没理会我的话。她只叹了口气，吻了吻被单上哈尔科姆小姐的一只手。这种举动是很不妥当的，在病房中，你最好别去刺激病人。然而可怜的格莱德夫人不懂得怎样看护病人——我遗憾地说，她什么事都不懂。
第二天清晨，吕贝尔夫人被唤到起居室里，以便医生经过那里进卧室的时候看了她可以表示同意。
我离开了格莱德夫人和当时正睡熟的哈尔科姆小姐，怀着一片好意，走到吕贝尔夫人那儿去，叫她不用担心她的地位，不必感到紧张不安。但是，看来她并没存这种想法。她好像胸有成竹，已相信道森先生会同意用她；她很安静地坐在那里向窗外眺望，那模样明明是在享受乡间的新鲜空气。也许有人认为这种举动表示了自大和自信。我可要说一句更公平的话，我认为这说明她具有特别坚强的意志。
这次医生没来找我们，反而唤我去看他。我觉得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很奇怪，但是吕贝尔夫人对此好像并不介意。我走开的时候，她仍旧很安闲地望着窗外，在那里静悄悄地享受乡间的新鲜空气。
道森先生独自在早餐室里等候我。
“有关这个新来的看护呀，迈克尔森太太，”医生说。
“怎么样，先生？”
“我知道她是那个外国胖老头儿的老婆从伦敦带来的，那个外国胖老头儿一直和我纠缠不清。迈克尔森太太，那个外国胖老头儿是个骗子。”
这话说得太不礼貌了。我听了当然大为震惊。
“您可知道，先生，”我说，“您现在谈到的是位贵族吗？”
“呸！有爵位的骗子又不止他一个。他们都是一些伯爵——去他们的！”
“如果他不是一位很有地位的贵族（当然，我不是指英国贵族），先生，他就不会做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朋友了。”
“好吧，迈克尔森太太，您对他爱怎样称呼就怎样称呼吧；现在还是让咱们来谈谈那个看护吧。我已经表示反对雇用她。”
“连见都没见过她，先生？”
“是呀，连见都没见过她。可能她是所有看护中最好的，但她不是我推荐的。我已经向这家主人珀西瓦尔爵士表示反对。他不以为然。他说我所能推荐的也是从伦敦来的陌生人；他认为，既然他太太的姑母已经费了不少事从伦敦把这女人带来，就应当让她试一试。他这话也有几分道理，我不能一口回绝了他。但是我订下了这样的条件：如果我有理由对她表示不满，她就得立刻离开这里。作为一位医生，我多少有权提出这项意见，而珀西瓦尔爵士也接受了它。现在，迈克尔森太太，我知道您是可靠的；头两天里，我要您密切注意这个看护，除了我开的药，当心别让她给哈尔科姆小姐服其他的药。您的那一位贵族，一心要让我的病人试他那些江湖医生的疗法（其中包括催眠术）；他老婆带来的这个看护，也许很乐意帮助他。您明白了吗？那么，很好，现在咱们可以上楼去了。看护在那儿吗？她进入病房之前，我要关照她几句话。”
我们发现吕贝尔夫人仍旧那样一片闲情逸致地坐在窗口。我把她介绍给道森先生的时候，不论医生怀疑的目光，或是犀利的问话，看来一点儿也没使她发慌。她结结巴巴地说着英语，但是从容不迫地回答了他的问题；尽管他竭力想难倒她，但是她对一切与她职责有关的事并无不清楚的。毫无疑问，正像我上面所说的，这根本不是由于什么自大和自信，而是由于具有坚强的意志力。
我们一起走进卧室。
吕贝尔夫人很留心地望了望病人，向格莱德夫人行了个屈膝礼，把屋子里的一两件小东西摆摆好，然后静悄悄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听候差遣。夫人看见来了这样一个陌生看护，露出了吃惊和烦恼的神气。大家都没说什么，唯恐惊动了仍旧睡熟的哈尔科姆小姐，只有医生悄声问了一句昨天夜里的情况。我轻轻地回答：“大致和以前一样，”接着道森先生就走了出去。格莱德夫人跟了出去，我猜那是去谈有关吕贝尔夫人的事。这时我主意已定，认为这个不声不响的外国人是能胜任的。她头脑很灵活，并且肯定熟悉自己的工作。到现在为止，看来我服侍病人并不一定能比她服侍得更好。
我记住了道森先生的嘱咐，在此后三四天里不时严密地监视着吕贝尔夫人。我一再突然地悄悄走进房间，但是从未发现她有什么可疑的举动。格莱德夫人和我一样留心注视着她，也没发现什么差错。我从未发觉药瓶被掉换的迹象；我从未看到吕贝尔夫人和伯爵谈话，也不曾看到伯爵和她谈话。她总是小心谨慎地、无微不至地看护着哈尔科姆小姐。这位可怜的小姐，一阵子倦怠无力，昏昏沉沉地睡着，一阵子热度上升，几乎神志昏迷。在上述的情况下，吕贝尔夫人从来不冒冒失失地突然走近床前去惊动她。荣誉应当归于有功者（不论她是外国人还是英国人），所以我这里要公公道道地夸奖吕贝尔夫人几句。但是，她过分拘谨，她太沉默寡言，从不请教熟悉护理工作的人：除了以上的缺点，她确是一位很好的看护，格莱德夫人和道森先生都找不出一点碴儿可以对她表示不满。
府内发生的第二件大事，是伯爵暂时出门，有事到伦敦去了。他是（我记得是）吕贝尔夫人来后的第四天早晨走的；临行之前，他当着我的面十分严肃地向格莱德夫人谈到哈尔科姆小姐的事。
“您可以再让道森先生治疗几天，”他说，“但是，如果这几天里情况仍旧不见好转，您还是去请教伦敦的医生吧，到了那时候，这个倔强的医生也不能不同意另请高明了。宁愿开罪道森先生，可得保住哈尔科姆小姐。我说这番话是很严肃的，我以我的名誉担保，而且是发自我的内心。”
伯爵说时显得十分激动和恳切。但是可怜的格莱德夫人已经完全精神恍惚，好像很害怕他。她浑身哆嗦着让他自行道别，一句话也没对他说。伯爵走了以后，她才转过身来对我说：“哦，迈克尔森太太，为了我姐姐，我心都碎了，没一个朋友可以给我出主意啊！您认为道森先生的医法不对吗？今儿早晨他还对我说，用不着害怕，用不着另请大夫。”
“我虽然敬重道森先生，”我回答，“但是，如果处于您的地位，我可要记住伯爵的忠告。”
格莱德夫人突然避开了我，露出了绝望的神情，我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的忠告！”她自言自语，“我的天哪——他的忠告！”
根据我的回忆，伯爵离开黑水园府邸将近一个星期。
伯爵走后，珀西瓦尔爵士在许多场合都显得心情不好，再加上病人未愈，家宅不宁，我觉得他愁得好像变了一个人。有时候，连我都看得出，他好像坐立不安：一会儿走出一会儿走进，在园地里到处踱来踱去。他来探听哈尔科姆小姐和他太太（他分明对他太太日益衰弱的身体十分焦急）的情况时，关怀到了极点。我相信，他变得比以前心慈多了。如果这时候他身边有一位好心肠的牧师朋友——像我已故的好丈夫那样的人——那他在道德品行方面的进步也许会是令人鼓舞的。我因为在幸福的婚后岁月中有过切身的体验，所以有关这一类的事情是不会说错的。
现在楼下只有伯爵夫人可以和珀西瓦尔爵士作伴，但是我觉得伯爵夫人不大理会珀西瓦尔爵士。或者，也许是珀西瓦尔爵士不大理会她。外人甚至会怀疑，这是因为只剩下了他们俩，所以他们故意彼此回避。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然而，再看当时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尽管护理的责任已全部交给了吕贝尔夫人，但是伯爵夫人总是很早就吃了晚饭，不等天黑就到楼上去了。珀西瓦尔爵士独自进晚餐，有一次我听到威廉（男仆）说，他主人的饭量减少了一半，但酒量却增加了一倍。我对仆人说出这样无礼的话并未加以重视。当时我只训斥了他几句，但是这里我要声明，如果下次再听他这样说，那我可要责罚他了。
此后几天里，我们都觉得哈尔科姆小姐的病情的确像是好转了一些。我们又恢复了对道森先生的信心。道森先生似乎对他的疗法满有把握；格莱德夫人和他谈到这件事时，他向夫人保证，只要自己有一点不放心，他就会去请一位医生来会诊。
我们几个人当中，只有伯爵夫人好像听了这话仍旧不能宽慰。她背后对我说道森先生的话并不可靠，她仍旧为哈尔科姆小姐的病情焦虑，正在急切盼望她丈夫回来，好听听他的意见。根据伯爵来信，他三天后就要回来。他在出门的这些日子里，跟伯爵夫人每天早晨都有信札往返。不但在这方面，即便是在所有其他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出他们俩是一对模范夫妻。
第三天傍晚，我感到十分忧虑，因为注意到哈尔科姆小姐的病情发生了变化。吕贝尔夫人也注意到了。我们没向格莱德夫人提到这事，她疲劳过度，当时正在起居室里的沙发上酣睡。
道森先生那天傍晚来得比平时稍迟。我注意到，他一看见病人，脸色就变了，他试图掩饰他的心情，然而我看出他是惊慌了。他派人到家里取来了他的药箱，在屋子里做了消毒工作，亲自招呼我们在府邸内给他备下了床铺。“是不是寒热转成传染病了？”我悄声问他。“恐怕是的，”他回答，“明天早晨我们就可以知道得更确切了。”
依照道森先生的吩咐，我们没让格莱德夫人知道病情恶化的事。为了格莱德夫人的身体着想，道森先生断然禁止她那天夜里和我们一起待在病人的卧室里。她不答应——那情景怪可怜的——但是医师有权做主，结果还是依了道森先生。
第二天早晨，十一点钟，一名男仆被派往伦敦捎信给首都的一位医生，并奉命由他陪着这位新请的医生搭最早一班车回来。送信人走后刚半小时，伯爵就回到了黑水园府邸。
伯爵夫人立即自己担着干系领伯爵去探望病人。我认为她这种做法并不违礼。伯爵是一位已有家室的人，岁数已经那么大，足以充当哈尔科姆小姐的父亲；再说，他探望哈尔科姆小姐的时候，又有格莱德夫人的姑母这位女眷在跟前。虽然道森先生仍旧反对他进屋子；但是，我冷眼旁观，医生这一次由于自己慌乱无主，并未认真加以阻拦。
这位可怜的小姐病势很重，已经认不出身边的人。她好像把自己的朋友错当作敌人了。伯爵走近她床前时，她那双以前一直不停地向屋子里茫然四顾的眼睛这会儿直勾勾地紧盯着他的脸，恐怖地呆瞪着，那模样我到死也不会忘记。伯爵在她身边坐下，诊了诊她的脉，摸了摸她的太阳穴，向她仔细地端详了一阵，然后朝医生转过身去，露出一副又是恼怒又是轻蔑的神情，这一来道森先生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气忿和惊慌得脸色煞白，可不是，一时间他就那样脸色煞白，站在那里一言不发。
接着，伯爵朝我看来。
“病是什么时候转变的？”他问。
我把时刻告诉了他。
“后来，格莱德夫人还留在屋子里吗？”
我回答说她不在。医生前一天晚上就绝对禁止她进入病房，今天早晨也吩咐过。
“您和吕贝尔夫人都明白这病的严重性了吗？”他接着问。
我回答说我们都明白了，听说这病是传染性的。他不等我往下说，就打断了我的话。
“这是伤寒。”他说。
就在我们这样一问一答的一会儿工夫里，道森先生恢复了镇静，又像他习惯的那样口气很坚定地对伯爵说话。
“这不是伤寒，”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抗议你来干涉，先生。这里，除了我以外，谁也无权提问题。我已经尽了一切力量，已经尽了我的责任”
伯爵不说什么话，只向床上指了指，这样一来就打断了道森先生的抗议。道森先生仿佛觉得这是对他自我表白能力的一种无言的驳斥，于是更加忿怒了。
“对你说，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他重复了一句。“现在已经去伦敦请一位医生。我要和他诊断这种寒热的性质，但是我不和别人商量。我坚持你应当离开这间屋子。”
“我走进这间屋子，先生，是为了神圣的人道主义，”伯爵说。“而且，如果请的这位医生来迟了，为了同样的原故，我还要再走进这间屋子。我再一次警告你，寒热已经转变成伤寒，对病情这次不幸的恶化，应当归罪于你的医疗方法。如果这位小姐不幸死了，我要出庭作证，证明死亡事件是由于你的无知和固执造成的。”
道森先生还没来得及回答，伯爵还没离开我们，这时候通起居室的门开了，只见格莱德夫人站在门口。
“我要进来，我一定要进来，”她说，口气异常坚决。
伯爵并不去阻拦她，却自己到起居室去，让她走了进来。在一般情况下，他绝对不会忘记伤寒有传染的危险，绝对需要迫使格莱德夫人当心自己的身体，然而，当时在那一阵惊慌中，他显然忽略了这一点。
我感到惊奇的是，这时候道森先生反而更加镇定了。夫人刚朝床那面走去，道森先生就拦住了她。“我实在感到遗憾，我实在感到难过，”他说，“病人的寒热恐怕是传染性的。在我还没能诊断之前，请您仍旧别走进这间屋子。”
她勉强支持了一会儿，后来突然垂下手臂，向前仆倒。她晕过去了。伯爵夫人和我把她从医生身边搀起，扶到她自己的屋子里。伯爵走在我们之前，然后候在过道里，一直等到我出来告诉他，说我们已经把她救醒了。
我回到医生那里，说格莱德夫人有话要立刻对他说。于是他就去宽慰她，说新请的医生再过几小时就会到来。那几个小时过得很慢。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都在楼下等候着，不时派人来探听消息。最后，五六点钟的时候，我们总算放下心来，医生到了。
他是一位比道森先生年轻的人，神情严肃，而且显得很果断。我不知道他对以前的治疗有什么看法，但是我奇怪的是，他向我和吕贝尔夫人提了许多问题，却很少去问道森先生，而且在检查道森先生的病人时，好像也不太留心去听他的话。根据这方面的观察，我开始怀疑，伯爵对这病的诊断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道森先生等了一会儿，最后才问到请这位伦敦医生前来判断的那个重要问题，当然，他这一问更证实了我的想法。
“您认为这是什么热病？”他问。
“是伤寒，”医生回答，“毫无疑问，这是伤寒。”
那个冷静的外国人，吕贝尔夫人，这时把两只瘦削的棕色的手交叉在胸口，朝我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如果当时伯爵在屋子里，听到自己的看法被认为是正确的，他那满意的表情大概也不过如此吧。
医生嘱咐我们看护病人时应注意的事项，说他五天后再来诊视，然后离开了我们，去和道森先生单独商量。他对哈尔科姆小姐的病是否有痊愈的希望一事不肯发表意见，他只说，在这个阶段，还无法判断病是不是可以治好。
大家提心吊胆地度过了那五天。
福斯科伯爵夫人和我轮流接替吕贝尔夫人值班；哈尔科姆小姐的情况越来越坏，需要我们悉心看护。那些日子真难过。格莱德夫人一反常态地打起了精神（道森先生说得对，她只是由于对她姐姐担心焦急、经常紧张而勉强硬撑着），显出了坚强的意志与决心，这是我绝对没有料到的。她定要每天到病房里来亲眼看哈尔科姆小姐两三次；说如果医生同意她这样做，她可以保证不太靠近病床。道森先生不得已，勉强答应了这一要求：我想，这是因为他知道和她争论是无济于事的。于是，她每天都来，总是以克制的精神严守自己的诺言，我见她这样受着痛苦煎熬，就感到非常伤心（因为这情景使我想起了我丈夫一病不起时我所体验到的那种惨痛），所以，无论如何，请别叫我多去描写这方面的情况了。我更高兴叙述的是，道森先生和伯爵再没有发生争吵。伯爵总是派人来探问，他本人则始终和珀西瓦尔爵士留在楼下。
第五天医生又来了，他给了我们一线希望。他说，从病开始转变为伤寒后的第十天，也许是决定病人生死的关键日子，他约定那一天将第三次前来诊视。这段时期仍像以前一样度过了——只是伯爵有一天早晨又去伦敦，但当天夜里就回来了。
第十天，多谢上苍慈悲保佑，从此我们宅门里的人可以不必再焦急和惊慌了。医生很有把握地向我们保证，说哈尔科姆小姐已脱离险境。“现在她不再需要医生，只要有人当心看护她一个时期就行了，而据我看来，这些条件是具备的。”以上这些话是他亲口说的。那天晚上，我读了我丈夫那篇感人最深的讲道词《论病体的康复》，记得（在心灵方面）我以前读时从来不曾像这一次获得这么多的快乐和教益。
听到了这样的好消息，说来也够惨的，可怜的格莱德夫人竟然无法支持。她那过分虚弱的身体已经经受不住强烈的刺激；一两天后，她已衰弱得不能走出房间。道森先生只能劝她好好地调养静息，以后再调换一下环境。幸而她的情况并未变得更严重，就在她躺在屋子里的第二天，伯爵和医生之间又发生了冲突，这一次他们吵得很厉害，最后是道森先生不辞而别。
当时我不在场，但是后来听说，那次是为了要使高烧后身体虚弱的哈尔科姆小姐早日恢复健康，谈到应该让她进多少营养，在这个问题上引起了争执。既然现在病人已经脱离险境，道森先生就更加不愿意听一个外行人出主意，而伯爵（我猜不出这是什么原故）也不像以前那样心平气和地克制自己，反而一再嘲笑医生，说就是由于他的误诊，所以热病才会转变为伤寒。这件不幸的事闹到最后，道森先生就告到了珀西瓦尔爵士面前，提出了警告（好在现在即使他离开，也不会给哈尔科姆小姐带来危险了）：如果不立即阻止伯爵的干涉，他就不能再留在黑水园府邸里诊视病人。珀西瓦尔爵士答复的话（虽然不是故意地不客气），只能使事情闹得更僵，于是，受到福斯科伯爵无礼对待的道森先生，在极端忿怒之下，当时就离开了府邸，第二天早晨就送来了诊费帐单。
这样一来，我们现在就没医生照看病人了。虽然实际上并无必要再请医生（因为医生已经说过，哈尔科姆小姐只需要有人照料护理就行了），但是，如果当时有人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仍认为需要另请一位医生，哪怕是为了做做形式也是好的。
有关这件事，珀西瓦尔爵士好像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说，万一哈尔科姆小姐的病有复发的现象，到那时候再去请医生也不迟。暂时，如果出现了什么小问题，我们尽可以和伯爵商量；现在哈尔科姆小姐仍旧身体虚弱，神经过敏，我们不必让生人到病床前打扰她。不用说，他这方面的考虑也颇有道理，然而我总有点儿担心。同时，我还感到很不安，因为我们把医生不来的事瞒过了格莱德夫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我承认这种欺骗行为是出自善意，因为她现在不能再为了另一些事烦心。然而，这毕竟是一种欺骗行为；既然如此，对我这样一个坚持原则的人，无论怎么说，这件事总不是正大光明的吧。
就在那一天，又发生了一件令人困惑不解的事，这件事完全出乎我的意外，使我已经忐忑不安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了。
我被唤到书房里去见珀西瓦尔爵士。走进去的时候，我看见伯爵和珀西瓦尔爵士在一起，但伯爵立刻站起身来走开，只留下我们两个人。珀西瓦尔爵士很客气地叫我坐下，接着，我大为惊讶，他对我说出了这样一席话：
“我要和你谈一件事，迈克尔森太太，这件事我前些日子里就已经决定，要不是因为家里有病人和那些烦恼的事，我早就要和你谈了。说得简单些，由于许多原因，我要立刻遣散家里所有的仆人——当然，你仍旧留下来管事。一旦格莱德夫人和哈尔科姆小姐能够上路，她们都需要改变一下环境。在这之前，我的朋友福斯科伯爵和伯爵夫人就要先离开我们，搬到伦敦郊区去住。为了尽量节省开支，我当然不再接待其他客人。我并不是在责怪你，但是我家里的费用实在太大。简单地说，我要把马卖了，立即遣散所有的仆人。你知道，我做事是从来不拖泥带水的，我要在明天这时候就把宅里一伙无用的人全都打发走。”
我听了他这些话，完全吓呆了。
“您的意思是，珀西瓦尔爵士：不必让我早一个月发出通知，现在就把我管的上房里的仆人一起给辞了吗？”我问。
“当然是这个意思。我们也许再过不到一个月就都要离开这儿了；既然没主人可以服侍，我不能把一些仆人留在这儿闲待着。”
“那么，你们还没离开这儿的时候，珀西瓦尔爵士，谁来烧饭呢？”
“玛格丽特·波切尔会烧烧煮煮的，就把她留下吧。又不准备办宴会请客，我还要厨子干吗？”
“您提到的这个仆人，是宅门里最笨的，珀西瓦尔爵士——”
“就用她，我关照你；此外再从村里找一个女人来，让她做清洁工作，干完了活回去。我每星期的用费要减少，必须立刻减少。我找你来，不是要你提什么反对意见，迈克尔森太太——我找你来，是要你执行我的节约计划。明天就把上房里所有那些懒惰的仆人都打发走，单留下波切尔，她力气大得像匹马，我们就让她像马一样干活吧。”
“请原谅我提醒您一句，珀西瓦尔爵士，仆人们明天走，既然他们不是早一个月得到通知，就得多领一个月工钱。”
“就让他们多领一些工钱吧！多发一个月工钱，可以省了下房里那些人一个月的浪费和吃喝。”
最后这句话，对我的管理家务是极大的诬蔑。但是我有强烈的自尊心，所以不屑于在这种粗暴的指责下为自己辩护。我只是因为心地忠厚，考虑到了哈尔科姆小姐和格莱德夫人没人照应，我现在撒手一走会给她们带来极大不便，所以当时没有辞去。我立即站了起来。如果让谈话再延长一会儿，连我自己也要觉得那太有失身份了。
“既然您这样吩咐，珀西瓦尔爵士，那我就再没什么可说的了，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去办。”我一面说，一面敬而远之地向他一鞠躬，然后走出了屋子。
第二天，仆人们全都散了。珀西瓦尔爵士自己去辞掉了马夫和管马房的，他们只留下一匹马，把其余的都带到伦敦去了。宅门内所有当差的，屋里的和屋外的，现在只剩下了我、玛格丽特·波切尔和一个花匠；花匠住在他自己的村舍里，现在还需要他照管马房里留下的一匹马。
整个府邸里出现了这样奇怪和冷落的场面，女主人在她屋子里病着，哈尔科姆小姐仍像一个仰人照看的小孩儿，医生一怒之下走了：面对着这种情形，难怪我会精神不振，再也不能像往常那样保持镇静了。我的情绪很坏。我只希望可怜的太太小姐恢复健康；我只希望离开黑水园府邸。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性质十分离奇，要不是因为我坚持原则，最恨异教徒这方面的恶习，那我当时不但会感到惊讶，而且会变得迷信。说也奇怪，我总感到心神不定，觉得这家人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头，我刚想到要离开黑水园，接着就真的离开了那儿。虽然那只是暂时的离开，但是，在我看来，那种偶然的巧合也是很不寻常的。
我是在下述的情况下离开那里的。
仆人们都走了以后，过了一两天，我又被唤去见珀西瓦尔爵士。令人欣慰的是，虽然在管理家务方面遭到无辜的诬蔑，但我还是能尽力坚持以德报怨的原则，仍旧毫不怠慢地、恭恭敬敬地应了他的召唤。我对一般人通常具有的那种劣根性进行了思想斗争，终于克服了私人的感情。我是习惯于严格克制自己的，这一次我又作出了自我牺牲。
我又看到珀西瓦尔爵士和福斯科伯爵坐在一起。这一次谈话时，伯爵一直留在旁边，帮着珀西瓦尔爵士发表意见。
我们都希望哈尔科姆小姐和格莱德夫人改变一下环境，可以早日恢复健康，原来这一次唤我去就是为了谈这件事。珀西瓦尔爵士说，夫人和小姐也许要去坎伯兰的利默里奇庄园过秋天（弗雷德里克·费尔利先生接她们去）。
①但是，他主张她们去那里之前先在托尔奎住一晌，那儿温暖的气候对她们有好处，而福斯科伯爵也赞成这个办法（此后就由伯爵一个人谈了下去）。所以，现在最要紧的是给她们在那里租一所很舒适和方便的住宅，而最困难的是找不到一个有经验的人去为她们挑选需要的房子。在这迫切的情况下，伯爵就代表珀西瓦尔爵士问我肯不肯为她们尽力，亲自到托尔奎去一趟。
凡是处于我那种地位的人，对以上的提议当然不能断然加以拒绝。
我只能坦率地向他们提出，现在除了玛格丽特·波切尔之外，上房里再没有其他仆人，如果我离开黑水园府邸，将会对大家很不方便。但是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说，为了病人着想，他们都情愿受点儿委屈。我接着又赔着小心给他们出主意，问是不是可以去信托托尔奎当地的房纤子，但是他们提醒我，如果不先看房子就把它租下，那是不妥当的。他们还告诉我，考虑到格莱德夫人目前的情况，伯爵夫人不能离开她侄女（否则她会自己去德文郡），①托尔奎是英国德文郡的海港，在伦敦西南约二百英里，气候温和，为休养胜地。——译者注而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又需要共同处理一些事务，因此只好留在黑水园。总而言之，他们把困难给我分析得很清楚，如果我不去办这件事，就更无其他人可托。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回珀西瓦尔爵士说，我情愿为哈尔科姆小姐和格莱德夫人效劳。
于是安排好，我第二天早晨动身，准备花一两天时间去看托尔奎当地所有最合适的房屋，然后尽快赶回来复命。伯爵给我写了一份摘要，列举了我去找的房子必须具备的条件，珀西瓦尔爵士又给我写了一张条子，说明最多能出到什么价钱。
我看了这些指示，心想无论去哪个英格兰温泉地也找不到一所符合这些条件的房子。再说，即便是碰巧能够找到，不论赁期长短，人家也决不肯按照我出的价将其出租。我委婉地向两位先生指出了这些困难，但是珀西瓦尔爵士（这次是他回答我）似乎并未加以理会。我不是来讨论问题的。我不能多说什么，但是我深信，这次我要办的事困难重重，一开始就知道它是没希望成功的。
我动身之前，先去看看哈尔科姆小姐的情况可好。
一看到她脸上那副焦急不安的痛苦表情，我就担心她刚开始恢复时心情仍然很乱。但是她肯定是比我意料的更迅速地强壮起来，她已经能向格莱德夫人问好，说她正在很快地复原，请夫人不要因为急于起来又累倒了。我托吕贝尔夫人好好地照看她，吕贝尔夫人仍旧那样静悄悄的，从来不理会宅内其他的人。临行前我去叩格莱德夫人的房门，当时伯爵夫人正在屋内陪她，出来对我说，夫人仍旧很虚弱，精神也不好。我的马车在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身旁驶过，他们正在通大门口的路上散步。我向他们鞠了一躬，离开了府邸，那时下房里冷冷清清，只剩下玛格丽特·波切尔一个人。
打那时起，大概无论什么人都会像我那样感觉到：上述的情况不仅是不正常的，几乎是可疑的。然而，这里我还要声明一句：处于必须听人家支配的地位，除了那样去做，我是别无他法的。
我去托尔奎办这件事，结果完全不出我所预料。走遍了整个市区，也找不到我要租的那种房子；即使我发现了那种房子，但允许我出的租价又太低了。因此我回到黑水园，向当时正在门口接我的珀西瓦尔爵士回话，说我白跑了一趟。他好像心事重重，正在考虑什么别的事情，并不注意我这次出差的失败，而我一听到他开头的几句话，已经心中有数：就在我出门的短短一段时间里，府内又发生了一件很不寻常的变化。
福斯科伯爵和夫人已经离开黑水园府邸，住到他们圣约翰林的新房子里去了。
珀西瓦尔爵士没让我知道他们为什么突然离开，他只告诉我，伯爵曾经特意嘱咐代他向我道别。我问珀西瓦尔爵士，伯爵夫人走后可有人照顾格莱德夫人，他说有玛格丽特侍候，他还说，已经去村里雇来了一个女人，在楼下打杂。
让一个打杂的仆人充当格莱德夫人的贴身女仆，竟然做出了这样公然违反礼数的事情，他的话真使我吃惊。我立即跑上楼，在卧室门口碰上了玛格丽特。她没什么事可做（这还用说吗）；她的女主人今天早晨精神很好，已经可以起床。我接着就向她打听哈尔科姆小姐的情况，但是她爱理不理地、粗声恶气地回答我，最后我仍旧没听明白她的意思。我也不愿意再往下问，因为那样只会被她顶撞上几句。处于我那种地位，当时我最好还是立刻到格莱德夫人的屋子里去。
我看到夫人最近几天的确是在逐渐复原。她虽然仍旧显得很虚弱和紧张，但是已经可以不用人扶着自己起来在屋子里缓缓行走，除了轻微的疲劳，并没有其他不适的感觉。那天早晨她有点儿不放心哈尔科姆小姐，因为没人谈起她的情况。我认为这好像应当怪吕贝尔夫人过于疏忽，但是我没说什么，只顾留下来帮着夫人穿好衣服。等她装扮好了，我们就一起走出屋子，去探望哈尔科姆小姐。
我们看见珀西瓦尔爵士在过道里，于是立即停下了。他好像是故意的在那里等候我们。
“你们到哪儿去？”他问格莱德夫人。
“到玛丽安屋子里去，”她回答。
“你们不必白跑这一趟了，”珀西瓦尔爵士说，“我这就告诉你们，她不在那儿了。”
“她不在那儿了？”
“不在那儿了。昨天早晨就由福斯科和他太太一起陪同她走了。”
格莱德夫人身体还不大健壮，经不住这句意想不到的话给她带来的震惊。她脸色变得惨白可怕，背靠着墙，哑口无言地瞪着她丈夫。
我也十分吃惊，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我问珀西瓦尔爵士：他说哈尔科姆小姐已经离开黑水园，这话可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他回答。
“她那样的身体，珀西瓦尔爵士！也没向格莱德夫人提到这件事！”
他还没来得及回答，夫人已稍微清醒了一点，开始说话。
“这不可能！”她从墙边向前迈出一两步，恐怖地大喊起来。“医生哪里去了？玛丽安走的时候道森先生哪里去了？”
“已经不需要道森先生了，他已经不在这儿了，”珀西瓦尔爵士说。“道森先生是自己走的，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证明，她身体已经很结实，可以上路了。你这样瞪着我干吗？如果你不相信她已经走了，那么就自己去看吧。你可以打开她的房门，打开所有其他的房门。”
她照着他的话做，我跟在她后面。哈尔科姆小姐屋子里没有别人，只有玛格丽特·波切尔在那儿忙着拾掇屋子。后来我们向那几间客房和化妆室里看看，那儿也都没人。珀西瓦尔爵士仍在过道里等候我们。我们离开最后一间察看过的屋子，格莱德夫人悄声说：“你别走开呀，迈克尔森太太！看在上帝份上，你别把我丢下呀！”我还没来得及答话，她已经走到过道里对她丈夫说：“这是怎么回事，珀西瓦尔爵士？我一定要……我请求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他回答，“昨天早晨，哈尔科姆小姐已经有力气起床，她自己装扮好了，一定要趁福斯科去伦敦之便跟他一同去。”
“去伦敦？”
“是呀——再打那儿去利默里奇。”
格莱德夫人向我转过身来。
“你上次看见过哈尔科姆小姐，”她说，“现在老实告诉我，迈克尔森太太，你认为她那样儿可以上路吗？”
“我认为还不可以，夫人。”
珀西瓦尔爵士原来是侧身站着，这时也立刻向我转过了身。
“你临走之前，”他说，“是不是对看护说过：哈尔科姆小姐看样子比以前强健多了？”
“我是这样说过，珀西瓦尔爵士。”
我刚回了这句话，他又转过身去对夫人说：
“你把迈克尔森太太两次说的话好好地比较一下，”他说，“对一件十分明白的事，你应当清醒一些。如果她还没全好，不能出门，你以为我们有谁会担这风险让她上路？有三个得力的人照看着她——福斯科，你姑母，还有吕贝尔夫人也特为这事一同前去。昨天他们包了一节车厢；因为怕她吃力，还给她设了个铺位。今天福斯科就和吕贝尔夫人亲自陪她去坎伯兰——”
“为什么让玛丽安到利默里奇去，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夫人打断了珀西瓦尔爵士的话。
“因为你叔父要先见了你姐姐，然后再接你去，”他回答。“你忘了你姐姐刚病的时候，你叔父写给她的那封信吗？我给你看过，你自己看过了，总应当记得。”
“这我记得。”
“你既然记得，那么现在她离开了这儿，你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想回利默里奇，她就按照你叔父所说的先去为你征求同意。”
可怜的格莱德夫人含着一包眼泪。
“玛丽安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这样，”她说，“不向我道别就走了。”
“这一次她倒是有意要向你道别的，”珀西瓦尔爵士回说，“但是她为她自己和你设想。她知道你不会放她走，她知道你会哭哭啼啼，惹得她伤心。你还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有，还是到楼下餐厅里去和我谈吧。这些讨厌的事闹得人都烦死了。我要喝酒去了。”
他突然离开了我们。
在这一次离奇的谈话中，他的神情举止一反常态。他有时候几乎和他太太显得一样紧张不安。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身体是这样外强中干，他的情绪会这样容易激动。
我竭力劝格莱德夫人回到她屋子里去，但是她不听。她仍旧站在过道里，那神情很像一个惊魂未定的人。
“我姐姐出了什么事啦！”她说。
“您要知道，夫人，哈尔科姆小姐有着多么惊人的毅力，”我提醒她。“在她的情况下，其他妇女无法做到的事她能做到。我希望，并且相信不会出什么事——真的，我相信。”
“我一定要跟着玛丽安去！”夫人说，仍旧是那一副丧魂落魄的神情。“我一定要到她去的地方；我一定要亲眼看看她是不是平安无事。喂，你跟我一起到楼下去找珀西瓦尔爵士。”
我犹豫不决，唯恐这一去会被认为是在干涉人家的私事。我试着向夫人解释我的顾虑，但是她不理我。她紧攥着我的手臂，硬叫我和她一起下楼；直到我推开餐厅的门时，她仍旧用仅剩下的那一点儿力气紧揪着我。
珀西瓦尔爵士面对着一瓶酒坐在餐桌跟前。我们走进去，他正把一杯酒举到唇边，一口气给干了。我看见他放下酒杯气忿忿地瞪着我，就向他道歉，说不该很冒昧地走进餐厅。
“你们以为这里藏着什么秘密吗？”他突然大喊，“没有秘密——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没有瞒着你们或任何人的事。”他恶狠狠地大声说完了这些奇怪的话，又给自己斟满一杯酒，然后问格莱德夫人有什么事。
“既然我姐姐都可以上路，那我也可以上路，”夫人用前所未有的坚定口气说。“我来这儿请你原谅，我不放心玛丽安，让我这就去找她，搭今天下午的车去。”
“你必须等到明天，”珀西瓦尔爵士回答，“如果明天没接到拒绝的信，你才可以去。但是我想你不大可能接到拒绝的信——所以，让我写封信给福斯科，今天晚上寄出去。”
他说最后这句话时，并不去看格莱德夫人，只把他的杯子举向日光，瞧着杯里的酒。可不是，在谈话中他始终没朝她看一眼。真奇怪，凭他这样高贵的身份，竟然会这样不讲礼貌，这确实使人十分痛心。
“你为什么要写信给福斯科伯爵？”她十分惊讶地问。
“告诉他你乘中午班火车，”珀西瓦尔爵士说。“你到了伦敦，他可以在车站接你，然后送你到圣约翰林你姑母那儿过夜。”
格莱德夫人挽着我胳膊的那只手哆嗦得厉害——什么原故，我想象不出。
“不用福斯科伯爵接我，”她说。“我不要在伦敦过夜。”
“你必须在那儿过夜。你不能一天走完全程到坎伯兰。你必须在伦敦休息一夜——我不让你一个人去住旅馆。福斯科向你叔父建议，让你路过那儿去他家里住，你叔父也同意了。喏！这是他给你的信。我今儿早晨要送上来给你看的，可是忘了。你读一读这封信，看费尔利先生是怎样对你说的。”
格莱德夫人看了一下那封信，接着就把它递给了我。
“你给读一读，”她有气无力地说。“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看不下去。”
那是总共只写了四行字的一张便条——写得那么简短，那么潦草，我看了觉得很奇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信里写的是这么几句：最亲爱的劳娜：请随便什么时候来吧。路过伦敦，可以在你姑母家过夜。听到亲爱的玛丽安生病，我十分忧虑。
你亲爱的叔父
弗雷德里克·费尔利
“我还是别去那儿的好——我还是别在伦敦过夜的好，”那封信虽然很短，但我还没来得及把它读完，夫人已经急不暇待地喊了起来。“别写信给福斯科伯爵！千万别写信给他！”
珀西瓦尔爵士又从瓶里斟满一杯酒，但是笨手笨脚地一下子碰翻了它，酒都泼在桌上。“我的眼睛好像越来越不行了，”他自言自语，用奇怪的沙哑声嘟哝着。接着，慢慢地摆好了杯子，他又斟满了酒，又一口气喝干了。看了他那副模样，担心他酒性发作，我害怕起来。
“请别写信给福斯科伯爵！”格莱德夫人更急切地反对。
“我倒要知道，为什么不要写信？”珀西瓦尔爵士突然暴跳如雷地大喊，我们两人都大吃一惊。“除了你叔父亲自给你选定的你姑母家里，伦敦哪里还有更合适的地方？你倒问问迈克尔森太太。”
这样的安排，肯定是正当合理的，对此我不可能提出反对意见。尽管我在其他方面都同情格莱德夫人，但是在她无缘无故地厌恶福斯科伯爵这一点上却不能同情她。我从未见过这样一个有身份的太太如此心胸狭窄地歧视外国人。不管是她叔父写来信也好，或者是珀西瓦尔爵士表示很不耐烦也好，好像都对她丝毫不起作用。她仍旧反对在伦敦过夜；她仍旧央求她丈夫不要写信给伯爵。
“别再罗嗦了！”珀西瓦尔爵士说时粗鲁地背过身去。“既然你不知道怎样最好地为自己考虑，那就必须由别人为你考虑。现在已经安排停当；这件事就谈到这里为止。你只需要像哈尔科姆小姐那样——”
“玛丽安？”夫人困惑不解地重复。“玛丽安在福斯科伯爵家里过夜？”
“是的，在福斯科伯爵家里过夜。她旅途中需要休息，昨儿晚上就睡在那里。你应当像她那样，照着你叔父的嘱咐去做。你旅途中需要休息，明儿晚上也应当像你姐姐那样睡在福斯科家里。别给我增添太多麻烦！别惹起了我的性子，干脆就不让你去！”
他一下子站起身来，突然走到玻璃门外的阳台上。
“夫人请听我说，”我悄声提醒她，“咱们是不是最好别等珀西瓦尔爵士又进来？恐怕他已经醉了。”
她茫然露出疲乏的神情，同意离开那间屋子。
我们一经安全地上了楼，我就竭力劝慰夫人。我提醒她，费尔利先生写给她和哈尔科姆小姐的信，确实赞同现在这一做法，这件事迟早势在必行。她同意了我的看法，甚至也承认写那两封信完全符合她叔父特殊的性格，然而，无论我怎样解释，她仍旧为哈尔科姆小姐担心，对路过伦敦在伯爵家过夜一事怀着莫名其妙的恐惧。我认为应当消除格莱德夫人对伯爵的歧视心理，于是抱着应有的宽容态度，不亢不卑地向她进行解释。
“请夫人原谅我大胆多嘴，”我最后说，“经书说：‘凭着他们的果子，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自从哈尔科姆小姐病了，伯爵就经常热情地照看她。我认为，单凭这一点，咱们就该信任他、敬重他。虽然伯爵也曾和道森先生发生严重的误会，但那完全是由于他十分关心哈尔科姆小姐的原故。”
“什么误会？”夫人问，突然露出了注意的神情。
于是我谈到道森先生怎样在那种不愉快的情况下拒绝继续诊疗——我之所以急于说出这些，是因为不喜欢珀西瓦尔爵士当着我的面把以前发生的那些事瞒过了格莱德夫人。
夫人一下子惊慌起来，那模样显然比刚才没听到这话时更加激动。
“坏啦！比我想象的还要坏！”她说，一面六神无主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伯爵因为知道道森先生绝对不会同意玛丽安上路，他就故意得罪医生，好让他离开这里。”
“唉，夫人呀！夫人呀！”我不愿意再听下去了。
“迈克尔森太太！”她激动地接着说，“无论你们怎样解释，我也不能相信我姐姐会自愿去那个人家里，落到他的手里。我太害怕他了，不管珀西瓦尔爵士怎样说，不管我叔父信上怎样写，单是为自己设想，我是怎么也不会上他家去吃饭睡觉的。但是，由于为玛丽安担心害怕，我反而有勇气要跟着她到任何地方去——甚至跟着她到福斯科伯爵家里去。”
这时候我认为应当提醒她：据珀西瓦尔爵士说，哈尔科姆小姐已经到坎伯兰去了。
①引自《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六节。——译者注
“我怕的是另一件事！”夫人回答。“我怕的是她仍旧在那个人的家里。如果我这是出于过虑——如果她真的已经到了利默里奇——那么我决定明儿晚上不在福斯科伯爵家里住。除了我姐姐外，我只有一个最亲爱的朋友住在伦敦附近。你听我谈到过，你听哈尔科姆小姐谈到过魏茜太太吗？我打算写封信去，安排在她家过一夜。我不知道到她那儿去应该怎样走法——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躲开伯爵——但是，如果我姐姐已经去坎伯兰，那我怎么也要想办法逃到那儿去。现在我要麻烦你做一件事：珀西瓦尔爵士就要写信给福斯科伯爵了，你今儿晚上一定要把我给魏茜太太的信寄到伦敦。我有理由不相信楼下那个邮袋。你肯为我保守秘密，在这件事情上帮我一次忙吗？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要求你照顾我。”
我开始犹豫——我觉得这件事十分离奇——我甚至担心夫人近来忧愁痛苦，头脑有点儿糊涂了。但是，最后我仍旧担着干系答应下来。如果这封信不是写给像魏茜太太这样一个我所熟知的人，而是写给一个陌生人，那我是会拒绝她的要求的。感谢上帝——后来我回想到了当时的事——感谢上帝，我幸亏没拒绝格莱德夫人最后那一天在黑水园府邸内希望我为她办的那件事。
信写好了，交给了我。那天傍晚我亲自把它投在村中的邮袋里。
那一天，我们后来再没有看到珀西瓦尔爵士。
我依照格莱德夫人的意思睡在她隔壁房间里，让通两间屋子的门开着。我也喜欢身边有个伴，因为冷落空洞的府邸里有一种离奇可怖的气氛。夫人睡得很迟，她一直在阅读和烧毁一些信件，把抽屉和柜子里她喜爱的那些小玩艺都搬了出来，那情景好像是不准备再回到黑水园府邸来了。最后她安歇了，但睡得很坏；她几次在睡梦中哭——有一次哭得声音很大，把自己惊醒了。至于做了一些什么梦，那她可不肯告诉我。也许，处于我的地位，我也没资格指望她告诉我。现在这些事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我为她感到难过——无论如何，我真的从心底里为她感到难过。
第二天，天气晴朗。珀西瓦尔爵士早餐后上楼来对我们说，十一点三刻马车将等候在门口，二十分钟后开往伦敦的火车将停靠我们镇上的车站。他对格莱德夫人说，有事要出去一趟，但是接着又说，希望能在她动身前赶回来。万一他被什么意外的事耽搁了，就由我陪夫人去车站，叫我无论如何要让她准时赶上车。珀西瓦尔爵士吩咐这些话时，在屋子里来回地走，显得十分忙乱。不论他走到哪里，夫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但是他始终没朝夫人看一眼。
直到他吩咐完了，夫人才开始说话；这时他走向门口，夫人拦住他，伸出了手。
“我再也见不着你了，”她神情很不寻常地说，“现在是我们分别的时候了——也许，我们永别了。你能宽恕我吗，珀西瓦尔，像我真心地宽恕你一样？”
他的整个面孔都变得惨白可怕，光秃的脑门子上冒出大颗的汗珠。“我还要回来哪。”他说，接着就向门口走去，神色那样匆忙，就好像被他妻子道别的话给吓跑了。
我从来就不喜欢珀西瓦尔爵士的为人，但是没像现在这样：看到他离开格莱德夫人时那副情景，我甚至想到自己做他家的事和吃他家的饭是可耻的。我想说几句富有基督教义的话，来宽慰这位可怜的夫人，但是，看到她丈夫随手关上门，她在后面望着时脸上的那副表情，我又改变了主意，不再说什么了。
指定的时间到了，马车在大门口停下了。夫人说得对：珀西瓦尔爵士没回来。我一直等到最后一分钟，但结果是白等了。
我虽然并未承担任何无可推卸的责任，然而总感到心里不安。“夫人，您这次去伦敦，”马车驶出大门时我说，“是自己的意思吗？”
“与其像现在这样提心吊胆，”她回答，“我宁愿去任何地方。”
我听了这话，几乎也像她一样开始为哈尔科姆小姐焦急不安起来。我说，如果到伦敦后一切顺利，请她写一封简短的信给我。她回答说：“我一定写，迈克尔森太太。”她答应写信后，我见她沉默无语，心事重重，就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啊，夫人。”她没回答，好像只顾想心事，并不理会我的话。“夫人，您昨儿晚上恐怕睡得不好吧，”我停了一会儿说。“是呀，”她说，“我做噩梦了。”“是吗，夫人？”我以为她要告诉我她做的梦了，但是她没说什么，接下去她只问了我一句话。“你亲自把那封给魏茜太太的信寄出去了吗？”“寄出去了，夫人。”
“是昨儿珀西瓦尔爵士说，福斯科伯爵要在伦敦终点站接我吗？”“是这样说的，夫人。”
她听我这样回答，也不说什么，只沉重地叹了口气。
我们到达车站时，离火车进站只差两分钟。给我们驾车去的花匠照管着行李，我去买了车票。火车的汽笛声响了，我赶到站台上夫人跟前。这时她显得很奇怪，一手捂住胸口。那模样仿佛是突然经受不住一阵痛楚或恐怖。
“我真希望有你倍着我一同去啊！”她说这话时我把车票递给她，她急切地紧拉着我的胳膊。
如果时间来得及，如果前一天我的心情也像当时那样，那我是会作好安排，陪她一同去的，即使那样一来珀西瓦尔爵士会立即把我辞退，我也不在乎。但是，她直到最后一刻才表示了这一愿望，为时太晚了，我已经来不及照着她的意思办了。我没向她解释，但她好像也理解这一点，所以并未再次要我陪她同去。火车靠站台停下了。她把一件礼物赠给花匠的孩子，恳挚而亲切地握了握我的手，然后登上了车。
“你非常照顾我和我姐姐，”她说，“我们俩在举目无亲的时候受到你的照顾。我终身不忘，永远感激你。再见，上帝保佑你！”
她说这番话时，那口气和神情好像是在生离死别，我的眼睛被泪水迷住了。
“再见啦，夫人，”我说时把她扶进车厢，一面竭力安慰她：“过两天再见；别了，祝您快乐！”
她摇了摇头，在车厢中坐下时哆嗦了一下。管车的关上了车门。“你相信梦吗？”她在窗里小声儿对我说。“昨儿夜里我做的那些梦，可是以前从来没做过的。这会儿想起了它们我还害怕。”我没来得及回答，汽笛声响，火车开动了。我最后看到她那张苍白无神的脸隔着窗玻璃显得那么黯然神伤。她挥了挥手，此后我再没有见到过她了。
就在那天下午，将近五点钟，我忙完了那些家务事，稍许得了一点儿空闲，就独个儿坐在自己屋子里，读一卷我丈夫的讲道词，这样可以使心情安定一下。我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只觉得神思恍惚，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发扬圣教、鼓舞人心的文句上。真没想到，这次和格莱德夫人的告别会这样严重地扰乱了我的情绪，最后我推开了书，到外面花园里去散散步。因为知道珀西瓦尔爵士还没回来，所以我不妨到园地里走走。
绕过屋子的拐角，眼前展开了花园的景物，这时候我大吃一惊，看见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在花园里漫步。那是一个女人——她正背对着我很悠闲地沿小径走着，她在采花。
我向她走过去，她听见我的脚步声，扭转了身。
我不觉毛骨悚然。花园里这个刚才没被我认出的女人竟然是吕贝尔夫人！
我挪不动脚了，说不出话来了。她手里拿着花儿，像平时一样泰然自若地向我走过来。
“什么事，大娘？”她若无其事地问。
“是你在这儿呀！”我气喘吁吁地说。“没到伦敦去！没到坎伯兰去！”
吕贝尔夫人露出轻蔑的冷笑，闻了闻她的花朵。
“当然没去，”她说，“我压根儿就没离开过黑水园。”
我喘息定了，又大着胆问：
“哈尔科姆小姐呢？”
这一次吕贝尔夫人对我毫无虚伪地笑了笑，接着就这样回答我：“哈尔科姆小姐也没离开黑水园，大娘。”
我听到这样奇怪的答话吃了一惊，立刻想起我和格莱德夫人分别时的情景。我并不是说自己感到内疚，但是当时我想：如果能在四小时前知道现在所知道的事，哪怕舍弃了多年辛劳换来的积蓄我也心甘情愿。
吕贝尔夫人候在一边，不慌不忙地整理着她那束花，仿佛在等待我说什么。
我无话可说。我想到格莱德夫人那样身体虚弱、精神萎靡，我非常担心她一旦知道了我发现的事将会受到多么沉重的打击。在那片刻间，我为了两位可怜的太太小姐吓得说不出话来。最后还是吕贝尔夫人从花束上抬起头来朝旁边看了一眼，说：“瞧，珀西瓦尔爵士骑完马回来了，大娘。”
就在她看见珀西瓦尔爵士的同时，我也看见了他。他向我们这面走来，一路上用他的马鞭恶狠狠地抽那些花儿。后来，当他已经走近，可以看清我的脸时，他止住了步，用马鞭在他的皮靴上抽了一下，一阵粗声粗气地狂笑，吓得那些鸟儿都从他身旁的树上飞了。
“喂，迈克尔森太太，”他说，“终于被你发现了，对吗？”
我没答话。他向吕贝尔夫人转过身去。
“你是什么时候在花园里露面的？”
“大约半小时前，爵爷。是您说的，只要格莱德夫人一去伦敦，我就可以随意走动了。”
“完全对。我并不是怪你，我只不过问一声。”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又对我说：“你是信不过这件事，对吗？”他讥诮地说。“那么好！跟我来，你自己去看看吧。”
他引着路绕到了屋子正前面。我跟在他后边，吕贝尔夫人又跟在我后边。走进铁门，他停下了，用马鞭指了指边房中央那无人居住的部分。
“喏，那儿！”他说，“上二楼看去。你知道那些伊丽莎白时代的老卧室吗？哈尔科姆小姐这会儿正安安稳稳地睡在一间最精致的屋子里，领她进去吧，吕贝尔夫人（你钥匙带了吗？），领迈克尔森太太进去，让她亲眼瞧瞧，可以知道这一次不是骗她。”
经过了我们离开花园后的那一两分钟，再听他对我说这些话的口气，我稍许恢复了镇静。如果我生来就是服侍人家的，那真不知道我在这一关键时刻会作出什么样的举动。但是，无论在感情方面，或是在信念和教养方面，我都是一位上等妇女，所以我对自己应当做的事是毫不含糊的。无论考虑到对自己应尽的责任，或是对格莱德夫人应尽的责任，我都不能再留下来侍候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一再玩弄卑鄙手段、无耻地欺骗了我们的人。
“请允许我单独和您谈一谈，珀西瓦尔爵士，”我说。“等谈完了话，我再跟这个人到哈尔科姆小姐的屋子里去。”
我微微扭转头看了吕贝尔夫人一眼，她傲慢地闻了闻她那束花，然后十分装模作样地向门口走去。
“哼，”珀西瓦尔爵士厉声说，“你要谈什么？”
“我想回您，爵爷，我要辞去我现在黑水园府里的职务。”以上是我当时说的原话。我决定开门见山地向他讲明我要辞去这个工作。
他十分阴沉地瞪了我一眼，恶狠狠地把两只手向骑装口袋里一插。
“为什么？”他问。“为什么？我倒要知道。”
“我没有资格对府里发生的事谈自己的看法，珀西瓦尔爵士。我不敢那样冒昧。我只想说：如果再在您府上当差，那无论对格莱德夫人还是对我自己都是不负责的。”
“你站在这里风言风语地向我说这些话，难道这又是对我负责不成？”他的火性子爆发了。“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我哄格莱德夫人，毫无恶意，那只是为了她好，可是你却根据你那阴险卑鄙的想法来看待这一件事。格莱德夫人必须立刻换一个环境，这对她的健康是必要的——同时，你和我都明明知道，如果告诉她哈尔科姆小姐还留在这里，那她是决不肯走的。哄她只是为了她好——不管谁知道了这件事，我都不在乎。你尽管走好了——像你这样的管家有的是，要多少有多少。你要走就走吧——可是，离开了我这儿，你休想造谣诬蔑我和我做的事。你要说实话，只许说实话，否则你就要吃苦头！你亲自去瞧瞧哈尔科姆小姐，看她搬到了另一间屋子里，是不是同样被照顾得很好。记得医生亲自嘱咐过，格莱德夫人应当尽早调换环境。要把这一切记牢——瞧你敢说我的坏话，诬蔑我做的事！”
他来回走动，把马鞭在空中乱挥，凶神恶煞地一口气说出了以上这番话。
不管他对我怎样好说歹说，怎样装腔作势，我始终不改变自己的看法，只觉得他的言行可耻：前一天当着我的面扯谎，又恶毒地欺骗了格莱德夫人，拆散了她和她姐姐，也不顾她为哈尔科姆小姐急得差点儿发了疯，就那样平白无故地把她送到伦敦去。当然，我只把这些话藏在心里，不再向他多说什么，以免激怒了他；然而我的主意是坚定不移的。说话委婉一些，可以避免一场暴怒，于是，轮到我答话时，我勉强克制着感情。
“在您府上当差的时候，珀西瓦尔爵士，”我说，“我要严守自己的本分，不应当打听您做某些事情的动机。不再在您府上当差的时候，我要明白自己的身份，不应当去谈那些与我无关的事情——”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他很不礼貌地打断了我的话，“别以为我非留下你不可；别以为我会把你离开这儿的事放在心上。要知道，我处理这件事，自始至终，完全合情合理，光明正大。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我希望趁您一有方便的时候就走，珀西瓦尔爵士。”
“我的方便和这件事无关。明儿早晨我就要长期离开这里；今天晚上我可以结清你的工钱。如果要顾到别人的方便，那么你还是考虑一下哈尔科姆小姐的方便吧。今天吕贝尔夫人的护理工作期满，她有事晚上要去伦敦。如果你现在就走，这里就没一个人照护哈尔科姆小姐了。”
我想这情况无需我多加解释：哈尔科姆小姐，像格莱德夫人一样，正处于危难之中，我不能把她一个人扔下了不管。我首先问清楚了珀西瓦尔爵士，知道我一接下吕贝尔夫人的工作，她肯定要立即离开这里；此外，我获得了他的同意，可以请道森先生前来继续调护他的病人。这样，我就同意留在黑水园府邸，一直等到哈尔科姆小姐不再需要我服侍时再走。最后我们谈妥：我应当在临走前一个星期里先通知珀西瓦尔爵士的律师，由他作出必要的安排，雇用接替我的人。这件事只用了简短几句话就商量定了。谈话刚结束，珀西瓦尔爵士突然转身就走，让我自己去找吕贝尔夫人。这个古怪的外国人一直心安理得地坐在门口台阶上，等着我跟她一起到哈尔科姆小姐的屋子里去。
我还没向边房走过去一半路，这时已经朝另一方向走开了的珀西瓦尔爵士突然止步，唤我回去。
“为什么你要辞去工作？”他问。
刚才我们谈了那样一席话，这会儿他又提出这样一个不寻常的问题，我一时简直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
“你听着！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走，”他接着说。“我想，等再找到一户人家的时候，你总需要说明因为什么离开我这儿。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主人家都走了，对吗？是这个原因吗？”
“对这样的解释，珀西瓦尔爵士，我不可能有其他不同的意见——”
“很好！我就是要知道这个。将来如果有人来向我了解你，这就是你亲口所说的原因。你是因为主人家走了，所以离开了这里。”
我还没来得及再说什么，他又转过身子，赶快走到外面去了。他的举动和言词同样奇怪。说真的，他使我感到惊讶。
我走到门口吕贝尔夫人跟前，这时连她都等候得不耐烦了。
“总算谈完啦！”她说时耸了耸她那外国人的瘦削的肩膀。然后，她引着路走进屋子里住人的一边，登上楼梯，在过道尽头用她的钥匙开了通向那些伊丽莎白时代的古老房间的一扇门。我在黑水园府邸里时，那扇门是从来不开的，但由于曾经多次从屋子的另一面进去，所以我对那些房间倒很熟悉。吕贝尔夫人在古老的回廊上第三个门前停下，把房门钥匙，以及通过道门的钥匙，一起交给了我，说我进了那间屋子就可以看到哈尔科姆小姐了。走进去之前，我想到应当通知她，她的护理工作已经结束。于是我向她说明，此后服侍这位生病的小姐的事将完全由我来接替。
“这可好，大娘，”吕贝尔夫人说，“我正急着要走。”
“今儿就走吗？”我要问个明白。
“现在既然有你来接替，大娘，那我半小时后就离开这儿。多蒙珀西瓦尔爵士照顾，我随时可以差遣花匠，还可以使用那辆马车。我再过半小时就叫他送我去火车站。我的行李早已事先打点好了。再见啦，大娘。”
她很灵活地行了个屈膝礼，然后沿着回廊走过去，一路上高兴地挥动手里的那束花，合着拍子哼一支小曲儿。谢天谢地，我此后总算再没见到吕贝尔夫人。
我走进屋子时，哈尔科姆小姐正在酣睡。我很焦虑地看了看她，只见她躺在一张阴惨惨的老式高床上。从各方面观察，她的情况确实不比我上次所见到的更坏。应当承认，我看不出有什么对她护理不周到的迹象。屋子里阴暗、凄凉、灰尘扑扑，但是窗子敞开着（它下面是那冷冷清清的后院），让新鲜空气流通，凡是可以把那地方收拾得更为舒适的办法都采用了。珀西瓦尔爵士的欺骗行为单害苦了可怜的格莱德夫人。至于对不起哈尔科姆小姐的地方，根据我的看法，就是他或者吕贝尔夫人不应该把她隐藏起来。
我仍让病着的小姐沉沉酣睡，自己悄悄地退出来，吩咐花匠去请医生。我叫他把吕贝尔夫人送到火车站后，顺便到道森先生那里去一趟，替我捎个口信，请他来找我。我相信，他听到了我的邀请会来的；而且相信，只要知道福斯科伯爵已经离开，他就会留在这儿的。
过了一会儿，花匠回来，说他把吕贝尔夫人送到车站后，就顺路到道森先生家去了。医生传话给我，说他身体不爽，但是尽可能第二天早晨来。
花匠捎来口信后就打算走，但是我拦住了他，要他天黑之前再来，晚上在一间空卧室里守夜，万一我需要，可以听到我的呼唤。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知道我不愿独个儿通宵待在荒凉的府邸里最冷落的地方，于是我们约好，他八九点钟来。
他准时来到，应当说幸亏我采取了这一预防措施。午夜前，珀西瓦尔爵士奇怪的火性子突然爆发，真把人给吓坏了，要不是花匠立刻在那里应他，我真不敢想象会出什么事故。
几乎整个下午和傍晚，他一直心神不定、神情紧张地在室内和户外走来走去，我猜想他很可能是午餐时独自喝了过量的酒吧。不管那是由于什么原故，反正我那天晚上临睡前沿着回廊来回走的时候，只听见他在新边房内忿怒地吆喝。花匠赶到他那里去，我关上了通过道的门，尽可能不让闹声惊动了哈尔科姆小姐。整整过了半个小时，花匠才回来。他说主人已经完全神志不清——并不像我所猜想的是由于酒性发作，而是由于被一种无法理解的惊慌和狂怒控制住。花匠看见他一个人在门厅里来回地走，一面暴跳如雷地咒骂，说他不要独自在这囚牢似的家里再多待一分钟，说他要半夜里立刻启程。花匠刚要走近他身边，就被他咒骂和恫吓着撵出来，只好赶紧备好马车。过了一刻，珀西瓦尔爵士已经到了院子里，他跳上马车，用鞭子抽得那匹马飞奔了出去，就那样自己赶着车走了，月光下只见他面如死灰。花匠听见他唤看门人起来开门，又是吆喝又是咒骂——大门开了，听见车轮又在寂静的黑夜里一路剧烈地震响着——此后的事就不知道了。
也许是第二天，也许是又过了一两天，我记不大清了，离府邸最近的诺尔斯伯里镇上那家老客栈里的马夫从那里把车赶了回来。马夫说，珀西瓦尔爵士曾经在那里留宿，然后乘火车走了——至于去往哪里，他就说不上来了。此后我再没从珀西瓦尔爵士那里，或者从其他人那里获得有关他行踪的消息；直到现在，我甚至不知道他仍在英国还是已经出国。自从那一次他像个逃犯似的从自己家里赶车上路以后，我就再没和他见过面；我虔诚地祈祷，但愿我再也别见到他了。
这家人的悲惨故事与我有关的部分，写到这里也就快完了。
根据要求，我这篇证明材料无需涉及那些细节，无需描写哈尔科姆小姐此后如何清醒过来，她发现我坐在她床边时又如何和我谈话等。这里我只需要说明：她不知道自己怎样被人从原来待的地方搬到了府邸内无人住的场所。当时她正昏昏沉沉地酣睡，也不知道这是自然入睡，还是被麻醉了过去。那天我已经去托尔奎，府邸内的其他仆人都已走光，只剩下玛格丽特·波切尔（她没活干的时候，除了吃喝就是睡大觉），要偷偷地把哈尔科姆小姐从宅内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这当然是轻而易举的事。那几天里，吕贝尔夫人也和病人一起被隔离了，但是她备有食物，以及所有其他的必需品，这样就不必生火，照样可以把汤水等烧好（这是后来我去看那间屋子时发现的）。哈尔科姆小姐当然要向她打听，可是她不回答，但是，在其他方面，她并没冷落或疏忽了哈尔科姆小姐。我之所以毫不亏心地指责吕贝尔夫人行为可耻，只是因为她可耻地参与了一个卑鄙的骗局。
这里用不着我详细叙述（这样可以使我感到轻松一些）：当哈尔科姆小姐获悉格莱德夫人离开的消息，此后不久又在黑水园府邸内听到比这凄惨得多的噩耗时，她是如何反应的，在让她知道这两件事之前，我都尽可能体贴而小心地让她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尤其是第二件事情发生时，道森先生恰巧不大舒服，我去请他，他过了几天才来，但他给了我不少指导。那是一些悲惨的日子，这会儿我想起或写到它们时仍旧伤心不已。我用一些宣扬神恩的宝贵教义宽慰哈尔科姆小姐，虽然她一时不能领会，但是我希望，并且相信她结果还是接受了我的好意。此后一直等到她体力已经恢复，我才离开了她。我和她出了那悲惨的府邸，乘上同一班火车。我们在伦敦依依不舍地道了别。我留在艾斯林顿一个亲戚家里；她继续前讲，到坎伯兰费尔利先生的庄园去了。
在结束这篇惨痛的证明材料之前，我还需要补充几行。而我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出于一种责任感。
首先我要补充的是：我本人深信，上述事件，完全不能责怪福斯科伯爵。据我所知，有人怀疑伯爵的为人，甚至在这方面作出惊人的解释。然而，我却始终深信伯爵的清白无辜。如果说他曾经协同珀西瓦尔爵士派我去托尔奎，那只是因为他这个外国人对一切都很陌生，受了蒙蔽，这件事可不能怪他。如果说是他把吕贝尔夫人引荐到黑水园府邸，而这个外国人十分卑鄙，帮着这家主人实现了他设计的骗局，那么这件事只能说是伯爵的不幸，而不能说是他的错误。从道义观点出发，我要向那些对伯爵的行事妄加指责的人提出抗议。
其次，我应当为自己记不清楚格莱德夫人离开黑水园府邸去伦敦的日期一事表示遗憾。我听说，确定那次可悲的旅程的日期至关重要，而我也曾竭力回忆。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现在我只记得那是在七月的下半月里。我们都知道，除非是早先就记下来，否则经过一个时期，再要确定某一个过去的日子，那是很困难的。在我的情况下，由于格莱德夫人临走的那段时期里有着种种纷乱扰人的事，所以我就更难回忆了。我真希望当时留下了记录，我真希望能够很清楚地记得那个日期，清楚得就像我记得可怜的夫人最后在车窗里露出的那张忧郁的脸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