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弄到这般田地，完全是知识阶级的责任”，这是丁在君先生感慨的话。我不信任何一部分少数的人能把一个国家弄到怎样的田地，尤其是中国的知识阶级。实在我就有些不大清楚谁是中国的知识阶级。无论什么论政，论学的书籍杂志出版，它们的读者几乎全都是教员和学生；无论什么报章杂志里的投稿者，也几乎全都是教员和学生；无论什么地方遇见了人，同他们谈谈，他们的见解和知识几乎全都赶不上一般的学生。现在丁先生把学生们一笔钩到知识阶级的外面去，那么谁是知识阶级呢？
仅仅几个教书匠？“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把国家强弱存亡的责任都放到他们的身上去，不太冤枉？
国家的责任，不是几个人可以负得起来的，“知识阶级如果有爱国的诚心，有爱国的能力，”芸芸众生如果还是醉生梦死，外国人还是可以欺负你，还是要欺负你。如果这一次没有学生的奔走呼号，没有上海的罢工罢市，那么任你知识阶级尽力的爱国，这个血案早就消灭于无形了。（也许外交家正要如此。）国事是国民大家的事，只有国民大多数能把它弄好弄坏。中国的国民实在是“程度不够。”拉洋车的与坐洋车的都一样的难感化，小铺子里的掌柜与大财主也一样的悭吝。这一次沪案的宣传也可以算得普遍了，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回事了。然而全国总罢市半天的那一天，北京是怎样的景象？没有一个铺子关上门，没有一个店子下了半旗没有一个洋车不在街上拉。然而只要警察下一个命令，家家今天就可以挂上五色旗，明天就可以挂上龙旗，今天就可以五点钟开市，明天就可以五点钟闭门。
仅仅骂他们冷血是没的用的，也是冤枉的，因为他们实在是程度不够。许许多多的思想感情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打进脑里面去的。只看端节游行那一天，教育界之外，只有工厂的工人多，许多工厂的工人里面尤其是印刷业的工人多。这不是他们的血比商界农界的人热。工厂的工人多少人在一块儿，对他们容易做宣传的工夫，他们自己有了讨论研究的机会，印刷业的工人知识更加高一点，与宣传的接触又多一点，他们了解的力量大，自然血也热些。
北京如此，内地的各大城想来也不免如此，小城小镇更加不用说了。国民的程度这样幼稚，有人还要主张同外国人火拼，让他们杀到我们末了一个人才止，真是太不观察事实的幻想，我恐怕手执顺民旗，跑在道旁的民众是不会没有的。
中国的没出息，还是一般国民的责任。不要让中国没出息到底，那是知识阶级——连学生在内——的责任。宣战我是不赞成的。可是外国人把刀子放在我们的脖子上，我们不动一动，或是哀声求饶，我也是不赞成的。我们现在应当在宣战一途之外想在种种方面来抵抗英国人。如能不让步而避免战事，终要设法的避免战事。可是如果英国人与我们宣战，或是逼我们到不得不作战的一步。那么我们也只好作战。我们明明知道作战是牺牲，作战是不会赢的，但是我们替这几千年的老大古国究竟争了一点面子。如果我们只看了物质方面，把一切气节，人格，名誉都丢掉了，什么人都同北京的市民一样见识，这样的民族还要他干么？
战争是苦事，他也不是什么有趣味的事。战争的恐怖，战争是地狱。我们就去作战，也要存了一个不得不入地狱的心。一般“文学家”们已在那里赞美战争，歌颂流血，我们读了不觉心痛。
我不希望我们多有这样的英雄，我希望我们多有些憎恶战争而临事不得不挺身去干憎恶的事的平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