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050年左右——有些条件特别优越的地区可能更早一些，如在诺曼底或佛兰德，另一些地区则略晚一些——开始一个新的时期，即大拓荒时代。这一时代到13世纪才终结。从各方面看，这一时期是自史前时期以来，我国土地耕种面积扩大得最快的时期。
这种巨大的努力，最动人的直接的奋战是同树木的斗争。
在这之前，长时期中，人们对是否进行耕作是犹豫不定的。在荆棘遍地、杂草丛生的草原荒野上，新石器时期的农夫因那时气候较现在干爽而选择在这样的地方便于建立自己的村庄， [10] 就他们使用的简陋的工具而言，砍除林木这一任务是过于艰辛了，从那时以来，人们无疑砍除了无数稠密的枝枝叶叶，这种工作从罗马时期一直到法兰克时期都在进行，例如，9世纪初，在卢瓦尔河和阿莱讷河流域之间，领主唐克雷德就是“靠砍伐稠密的森林”而取得完全新建的拉诺克勒村的土地的。 [11] 在中世纪的古代森林中，原法兰西森林中，总的情况是林中没有翻耕过的地块，森林远未被开发，到处空旷无人。 [12]
唯有的是那些“林中人”，但也往往并不就一定定居在森林里，他们只不过是常出入于森林之中，或者在那里建了一些木棚，这些人是猎人、烧炭者、铁匠以及寻觅野生蜂蜜和蜂蜡者、采集制造玻璃或肥皂用的瓷土的工匠、为鞣制皮革或制造绳素而采集树皮的人等。甚至在12世纪末，瓦卢瓦夫人在自己的维里森林中还保留着四个仆人，其中一人是清理林地的工人（当时已经是大拓荒时代），另三个人是：一个专门负责铺设捕兽器，一个为弓箭手，一个是“烧灰工人”。在林中狩猎不仅是一种体育活动，而且也为城市或领主的制革厂、修道院图书馆的装帧工场提供兽皮，甚至还可提供菜肴和武器。1269年，阿尔丰斯·德·普瓦提埃为准备十字军远征，命令在他的奥弗涅地区浩瀚森林属地中捕杀大量野猪，以此为“海外”远征携带腌肉。那时期，森林为居住在林区附近的居民（当时比今天更接近于古代采集的习惯）提供我们现在再也猜想不到的丰富的生活资源。他们到森林去觅取木材，比之我们现在的煤炭、石油和金属时代来说，木材对生活是更为不可或缺的，木材用于薪材、火把、建筑材料、房梁、要塞碉堡的栏栅、制作木鞋、犁柄、各种用具，以及用作加固道路的木桩。人们并向森林索取其他各种植物产品：用作垫草的干苔藓或干树叶，榨油的山毛榉果实，野生的啤酒花，野生的果树果子：苹果、梨、花楸子、黑刺李等，人们还把这些原生的梨树或苹果树移栽到自己的果园里。但是，森林的主要经济作用却在别的方面（我们现在已经不习惯去探索它了）。森林的新鲜树叶，鲜枝嫩芽，林下的青草，橡栗和山毛榉果，这一切首先有利于用作牧场。在许多世纪中，除了有过正式的丈量土地的时候外，杂食的猪的数量曾一直作为牧场大小的最常用的衡量尺度。住在林边的村民们在树林里放牧自己的牲畜，大领主们则在森林中畜养着大群的畜群，对马群来说，这里成了真正的种马场。这些牲畜群几乎完全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中，这种状况一直保留了很长很长时间，到16世纪还是如此。诺曼底的古贝维尔的领主有时到自己的森林中去寻找其牲口而每次都找寻不着，一次，他只是碰到了一头“系着铃铛”“两个月前人们曾见过的”公牛，另一天，他的奴仆成功地抓住了几头“发狂的牝马……这是两年来人们所一直未能抓获到的”。 [13]
对森林这种相当过度的、往往是滥采滥伐式的利用，使树群的密度逐步地下降。人们只想着剥取树皮，却使大片美丽的橡树林死亡！在11世纪和12世纪，森林由于充塞着死去的树干和满地荆棘，以致难于繁衍滋长，到处勉强长着几棵稀疏的树木。那时，叙热尔修道院院长想在伊弗林森林为大教堂挑选12根优质粗大的梁木，他的守林人员都怀疑是否会找到这样的栋材，只好期望于出现奇迹，最后总算幸运地发现了，才得以如愿以偿。 [14] 牲畜的牙齿和工匠们的双手长时期地使森林变得稀疏和羸弱，为大拓荒作了准备。但是在中世纪上半叶，大森林还是与人类生活分开的，它们大都远离教堂属地，这种教堂属地遍及甚至包括整个居住区。
在12世纪和13世纪，人们积极地热心于使那些森林回到人类生活中来，因而到处又开始耕作，并移来定居的农夫，但是必须缴纳什一税。在高原、山坡和冲积平原上，人们用斧子、砍刀或火来开辟耕地，说实在，完全消失的森林尽管有，但极为罕少。许多地沦为碎块地，并往往在失去其个性特征的同时，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名称。以前，在农村的景象中，每一块这样的黑点，就同河流和起伏的主要地层一样存在于地理词汇中，构成这些地理词汇的因素在许多情况下比之语言（历史保存着它的回忆）都存在更早。人们称呼过比耶尔、伊弗林、拉伊、克吕伊和洛热，而中世纪末期后，人们就差不多不再这样叫了。为了表示这些原来实有的碎地块，如枫丹白露森林、朗布依埃森林、圣日耳曼森林、马尔利森林和奥尔良森林，人们借用城市或猎人小屋的标志来代替旧的名称（由于成为皇家的围场或领主的围场而使那些森林更为著称）。旧名称已是被遗忘了的用语的残迹。差不多与此同时，旷野上参天乔木林的外套被撕开了，多菲内河谷的农民跨上了阿尔卑斯山森林的峰顶，在那里修建了修道士隐居的宅院。
我们再来看看那些专门清除树根的垦殖者们，在沼泽地里也可看到这些人在干活，尤其是在佛兰德滨海地区和下普瓦图的沼泽地里，以及其他许多为浓密的荆棘和杂草占据的未耕作过的地方。这些地方是荆棘和蕨类植物的世界，“所有这些占地广、面积大的植物都扎根于地层深处。”莫里尼的编年史告诉我们，用犁和锄进行顽强斗争的农民，开垦荒地往往首先从清理那些曾经采伐过的林地开始， [15] 同森林进行的战争仅仅是第二步的工作。
这些土地的征服者经常建成新的村庄，在已经清理的采伐林地建立起自发的居民点，如奥尔日河岸边的小村庄冷镇（Froide-ville），一份1224年的珍贵调查材料向我们证明了在此前50年中，一幢又一幢房屋建立起来。 [16] 总起来说，这应归功于某些敢作敢为的领主。有时即使没有其它文献资料，只要考察一下地图也能发现这时期开拓出现的居住点，住宅都依照一种规则的图形集聚在一起，而且大致都近似于方格状，如1203年，戈歇·德·夏蒂荣在布里地区的孔特新城建立的村庄，以及在朗格多克地区建立的“城堡”。另外一种，尤其是在森林中，房舍圈起围墙，沿着特意开辟开来的道路伸展很长，耕地也沿着这条中轴线像鱼脊一样向外铺展开来，如蒂耶拉什的圣但尼森林的小村庄（图一）；或者如在诺曼底、在阿利艾尔蒙大森林中，由鲁昂大主教建立的村庄也是排列在一望无头的道路两旁。 [17] 有时情况则不是这样，房舍相互拥挤在一起，也无一定格局，一小块一小块分布的田地完全区别不出毗邻那个教区。在塞纳河南岸的小山谷中，叙热尔建立的为人所不知的沃克雷松村落，却从未听说有过小块小块的田地。新垦地常常以启示者的名字命名，当然也并不总是这样，不止一个新建的居民村落在专用词汇中即直接继承未耕作地方的名称，例如称为托尔富的地方过去是一片山毛榉林地，路易六世曾在这里安置过垦荒人员。但通常情况下，人们选用更富表现力的字眼来命名，以便立刻就能清楚地联想到开垦的事来，如国王开垦地（les Essarts-le-Rois），或者是突出新移民的特征，如新城（Villeneuve Neuville） [18] ，有时还往往加上一定的限定词以表明领主的身份，如阿什韦克新城，或表明某种非常引人瞩目的特征，有时是突出田园诗般的风景特点，如莺歌新城 [19] ，有时则强调对居民的好处，如免税城（Francheville），受保护城（Sauvetat），有时新垦地的建立者即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如博马尔谢、利布尔讷，再有是像那些稍后时期在海外殖民的人们，他们为寻找保护以本国享有声望的地名命名新建立的村庄，如达米亚特〔取名于达米也特（Damiette），城市名，同时也是一次战役名〕、帕维、弗勒朗斯（来自佛罗伦萨）。同样，在美国有不下10个地名为巴黎，在密西西比河谷，今天的孟菲斯相近于科林斯，贝阿恩省的人看到在冈村附近于13世纪初建立了布鲁日村，差不多同时期，在卢瓦尔和约讷之间，皮赛的潮湿的森林中，一位可能参加过十字军远征的领主在该地区建立了耶路撒冷、杰里科、拿撒勒和贝特法热。 [20] [21]
这些新建立的地点中的某些地方，以后成为重要的村镇，甚至成为城市，但大多数则仍然相当小，尤其是在一些原森林地区，这不是由于不适宜于发展扩大，而是因为移民的方式希望它就这样。在森林中，交通极为困难，甚至可能很危险，开垦者往往认为分成数量不是太多的组更方便些。每个组在森林中砍伐出一块面积不很大的土地。香槟和洛林之间光秃秃的平原上是居民最集中的地方。阿戈讷地区至今还插立着许多当时的森林村庄的木桩。在巴黎南部的森林中，一个由几个小居民点构成的村镇，具有清理过的采伐迹地马尼和小村庄马尼二个并无多大区别仅有细微差异的名称。在罗马帝国末期，中世纪前期，法国大部分地区的人们比以前更趋向于互相挨近，在那时消失的居住点中，许多是小村庄，称为微居里（Viculi），我们知道，这些小村庄是由于安全的原因而有时被遗弃。 [22] 每次大规模的拓荒活动都导致耕作者的四处分散。
然而，我们在这里要注意，谁讲到小村庄时仍是讲的聚居，是一种居住群。独立的房舍完全是另一码事，它的存在条件是另一种社会制度和不同的习惯，脱离那种肩挨肩的集体生活的可能性和爱好。在罗马高卢就可能有过这种情况。还应该看到分散于田野之中的单独的庄院，考古学已发现了它的痕迹，无疑它集中了相当数量的劳动者，他们可能就栖息于分布在主人住所周围的棚屋中，而这些简陋的建筑残迹是极易湮没的。 [23] 总而言之，自从异族入侵以来，这些庄院已被毁没或遭遗弃。甚至在有些地区，如我们在以后将看到的，大村庄似乎不为人知，相互邻近地建筑着茅屋的小群落中却生活着中世纪前期的农民，这些小群落一直保存到大拓荒时期，甚至除了新的乡村和小村庄外，还到处又建立起许多散布各地的“农业用房”（grange 一词在古代的含义较今天广泛，当时是指各种农业经营的建筑），其中许多“农业用房”是修士团体的——不是那些乡村的建造者、原本笃会修士们修造，而是产生于标志11世纪结束的宗教神秘运动的新的宗教组织之手，这类僧侣是重要的开拓者，因为他们逃避人世。这些往往是过隐居生活的修道士，不属于任何正式的共同组织，他们避开尘世来到森林中从事某些种植活动。这些独居者照例回到公认的秩序范围中来而结束其隐居生活，而且这种秩序已渗透到隐居者的精神世界中。他们最著名的也是最典型的教规可能是西都会教规。不要任何的领主年金：“白袍僧侣”应该依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来生活。一个孤独者至少在开始时是强为隐匿的，犹如修道院一样，总是建立在远离居民所在地，而且往往是建立在树荫密闭的山谷之中，随时拦蓄山溪的溪水以供清苦生活所需。分布在修道院周围的“农业用房”也不靠近农民的宅舍，而是建立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在那里修道士们依靠杂务修士，随后不久即雇佣仆役耕种若干田地。在农地四周展延的则是一片牧场，放牧大群的牲畜，特别是羊群。饲养牲畜比种植更适合于扩大经营，因为教规禁止把土地分成小块，同时也因为适应极为有限的劳动力数量，但是，这些“农业用房”从未或几乎没有如修道院那样多地演变成“新城市”的中心，因为把僧侣和在俗教徒混杂一处是违背西都教会的教规的，因此，一种宗教思想决定了一定的居住方式。此外，其它一些单独存在的农庄可能是仿照僧侣们的建设而创办起来的，它们似乎不单纯是庄稼汉们的创造物，大多数情况下是那些富有的开拓森林的主办人所建，按照共同的习惯，在这里干活的不是奴隶而是一些贫贱的人。1234年圣马丁会的长老在韦尔努的布里森林中就如此建立了漂亮的“农业用房”，并细致地围上坚固的围墙，内有压榨机，并有岗楼用以保护，对此，巴黎圣母院的文件册为我们保存了非常生动的描述。 [24] 在我们现在的农村中，在某些乡村之间，仍不难碰到这些大农庄，由于建筑上的某些细节——一道异常厚实的护墙、角楼、窗子的形状——而显示出它们源出于中古时代。
如果认为垦荒只局限在新居住中心的周围，那未免就缩小了垦荒活动的范围。原居民集中地周围长时期创建的土地也在有规律地扩大，一些新近从荒野和树丛中开垦出来的田地和祖先们原先耕种的田地逐步连成一片。善良的拉克鲁瓦昂布利的本堂神甫在约1220年写了《列那狐故事》的第9部，他非常了解所有富有的农人在这时期都拥有自己的“新开林地”。在文献资料中，这种缓慢而有耐心和毅力的劳动留下的痕迹不如“新城市”的建立那样显著。然而，这中间隐约显露出对这些“新开垦土地”征收什一税所引起的矛盾。确实，相当一部分可能也是最最重要的一部分用于耕作的土地在原来的乡村活动范围内，为这些乡村的村民们占有时就有了那些矛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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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还缺乏详细的研究，当进行这样的研究时，我们无疑将看到这种以犁来征服土地的情况有着很大的地区差异：不同的开发程度，特别是时期不一。拓荒到处都同时伴随着移民，从贫困地区移向富裕地区，从不再有可供开发利用的土地的地区流入还有着丰富的肥沃土地的地区。在12和13世纪，利穆赞人，随后是布列塔尼人来到克勒兹河下游左岸的林区安居下来。圣东基人协助在两海地区上进行殖民。 [26] 我们现在暂时还仅能模糊地看到一些主要的不同景况，同整个法国形成最明显区别的是西南部地区，这里开垦林地的运动显著地迟于塞纳河和卢瓦尔河地区，并且延续了更长时间。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据各种可能，必须从比利牛斯山地区的人们那里去解开这一谜底。西班牙的统治者为了向伊比里亚半岛广阔空旷的地区移民，尤其是在原穆斯林埃米尔酋长国的边境上移民，长期依靠外族人，许多法兰西人受“契约”移民的好处的吸引来到山口地区——“比利牛斯山口”，无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到达直接紧邻边界的地区，特别是比斯开湾地区。这样的招引劳动力，在移民仅是部分现象的地区必然会推迟地区内部垦殖活动的充分发展。
再者，前面已进行的考察足以提醒我们，我们在这里所触及的是一种欧洲规模的现象。大批人群涌向斯拉夫平原，德意志移民和荷兰移民开发了西班牙北部荒原，整个欧洲城市在发展着，在法国如同大多数邻国一样，人们对大面积的处女地进行拓垦，与此同时，人口也在增长。法国的拓垦运动的自身特点可以同德国的拓垦运动相比拟，无疑，除了比斯开湾地区，除了十字军远征小规模移民，以及三三两两个别人迁移到诺曼底被征服的土地或欧洲东部地区特别是匈牙利城市外，再没有其它的移民出口，拓垦活动几乎完全是在内部进行的，因而也就达到了特别强烈的程度，总之，事实是清楚的，但原因何在呢？
诚然，导致社会基本力量推动移民的原因并不难予理解，一般来说，领主对此是有兴趣的，因为他们可以从新的采地或扩大采地中抽取新的租金收入，而对移民来说，入市税犹如钓饵一样诱人，还有各种各样的特权、免税，当然有时也表现为出于真正的传道的努力。在朗格多克，人们看到信使跑遍整个地区大吹大擂地宣布“城堡”的建立， [27] 在那里狂妄自大的狂热心差不多浸透了某些创建者的整个心灵，例如格朗塞尔夫的修道院长有次预称要建造1000座住宅，在别处还要建造3000座住宅。 [28]
在整个领主阶级共同的动机以外，教会的领主还有其另外的所特有的动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财富，从格列哥利教皇的改革以来，大部分来自按收成征收的什一税，这种税随着耕地的扩大而相应增加。他们的领地由捐赐形成，但所有捐赐土地的人并不总是愿意让出可以收获的土地，所以教会更经常的是得到一些未耕种过的土地，而后由修道院或教士们去清理土地。开垦荒地通常需要投资，这笔投资多半是向耕种土地的人预先征收，要是那里已建有留归领主用的庄园，一般情况下，要对土地和建筑物进行丈量。大的修道院一般都财库充盈，表明他们经营得法，如果他们自身不能或不想那样去经营（领地），他们不难从自己的成员中或同情的教士们那里获得必要的财源，让这些人有一定的好处去负责领地的经营。在法国，开发森林没有像在德国那样发展，但拓垦者也并非默默无闻的社会之辈，许多垦殖者是神职人员，在13世纪上半时，奥布里·科尔努和戈蒂埃·科尔努兄弟为想达到法国教士的最高职衔，开发布里地区的森林，砍伐出大量土地，虽然后来把一份份土地转包给那些承包人去干。文献资料还不能确切地衡量在巨大的拓垦活动中高级教士、一般修士和世俗贵族各占的分量，但前者的作用是最主要的，人们不会怀疑，教士们更具有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更为宽广的眼光。
最后，除了前面刚提到的那些考虑外，国王们、大公们、大修道院院长们还都有其他的考虑，各行其是。首先是对军事御卫的关心，在南方建立“城堡”，在有争议的地区，设置新的设防城市，就可以守住法、英边界重地，其次是关注民众的安全，谁要是提出人口集中，谁也就是使强盗的劫掠不能轻易进行。许多文献资料明确地提供出这些创业者砍伐森林直至捣毁“贼巢”的动机，是希望保证朝圣者或过往旅客在歹徒长期骚扰的地方有一条安全的通道。 [29] 12世纪，卡佩家族沿着王朝的轴心巴黎到奥尔良的道路两旁增设了许多居民点（图二）。出于同样的原因，西班牙的国王们通过声名狼藉的道路连接了马德里和塞维利亚。 [30]
可是，这些考察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它表明的是事情的发展过程，而其起点，则不得而知。因为，归根到底，移民首先需要有人，而开发森林（在缺乏技术进步的11世纪和12世纪）更需要新的劳动力。占领土地的这种奇迹般的跃进的根源，除了人口的自发的急速增加外，不可能归于别的什么原因。说实在，有时候要解决的问题离我们实在是太遥远了，就是现在的人文科学几乎也难以解答。直到现在为止，有谁真正说明了人口的波动规律？因此，我们只能满足于说明事实。在整个欧洲文化史中，尤其是法国文化史中未得出什么重大结论。当人们彼此之间变得更为接近，各种交流——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变得比我们过去任何时候无疑都未得到的那样更容易和更经常，这一切活动，才是真正的不断复兴的泉源！M.贝迪埃先生谈到过这个世纪，它在法国产生过“最早的彩绘玻璃窗、最早的尖拱建筑、第一首武功赞歌”，我们还可以补充，在整个欧洲，还产生了商业、第一批自治城市，法国还在政治制度方面恢复过王权，与此相随的是封建公国内部的巩固——此外是领主混乱状态的削弱——这种繁荣，是因为人口增加才提供了可能性，而开垦林地的镢头和砍刀则为这种繁荣作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