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自七月十四日上船迄今两星期了，在这汪洋大海的孤舟上，对于国内时事消息，完全隔离，直等于一个瞎子或聋子。同行中有某君说过几句颇妙的话，他说出国旅行于健康上很有好处，这句话听去似很平常，但是他再解释下去的话却颇特别，他说在国内最损害健康的事情莫过于每天的看报！所看到的关于国事的种种新闻，无论是关于外交，或是关于内政，总是使你看了不免发昏章第十一，如在饭后看了，便有害于你的消化，如在睡前看了，往往使你发生失眠症，这都和你的健康有害，出国之后，好了，什么都不看见，什么都不知道，吃饭也容易消化，睡觉也容易舒畅。这位朋友从前是到过外国留学的，他说在外国看报，最怕的是看到关于中国的新闻，因为偶尔遇着，不是某军阀和某军阀又打起仗来了，便是什么地方又发生了绑票案子，使你看着白白地生了一顿气，别无结果。某君的这些话似乎都能言之成理，照他这样说，记者现在是再快乐没有的了。但事实上却不然，因为你尽管耳不闻目不见，糟糕的国事和凄惨状况仍然存在，并不因此而消灭，而且一出国门，置身异地，夹在别国人里面，想念到自己国内的乌烟瘴气，所感到的苦痛只有愈益深刻。所以在途中所感到的苦闷，和在国内每日看着呕气的报纸并没有两样。
船将要离开孟买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气人的事情。船停泊在码头，时有印人拿着一大堆西文的各种杂志到船上兜售。我正坐在甲板上一个藤椅里静悄悄地闲看着，忽然从吸烟室里走出一对英籍夫妇，后面跟着他们的一个十六七岁袒胸露臂的女儿。那个英国妇人气愤地询问着谁曾看见一个售卖书报的印度人，说他曾在船上无人处碰了她的女儿，正在这个当儿，刚巧有一个售书报的印度人走过，便被那英国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举起手就打。那印度人采用不抵抗主义，无一语的质问或抗辩，抱头鼠窜而逃，其实上船售卖书报的印度人有好几个，挨打的是否就是“碰”的那一个，就是“碰”了，是怎样“碰”的，是否出于有意，都不可知，只因为他既不抵抗，只知道逃，也就稳得了他的罪名了！
二等舱中有叶葆亨君，福建莆田人，系爪哇侨商，亲送他的一个十八岁的儿子赴德学习化学工程，和一个十九岁的女儿赴德学习医科，听说记者也在船上，特来晤谈。据说爪哇大宗商业都在华侨掌握中，对祖国原极热心，淞沪抗日之战，以三十万人侨胞所在的爪哇一处，捐款达八百余万圆，其踊跃输捐，可以想见，但现在侨胞对国事却已觉得心灰意冷了！
叶君对国内的教育，尤有沉痛的批评，他说荷兰人对于青年的科学知识，异常认真，尤其是算学理化等科，教授非常严格，在小学中对这类基本自然科学还没有充分合格，即不许入中学，中学升大学亦然。他去年回福州一趟，见号称大学的某校，其所用课本的程度仅及荷人所办的初中，如此徒鹜虚名，不求实际，他叹为徒然误人子弟。叶君所慨叹的事实，记者虽不知其详，但我国教育之徒鹜表面，关于基本知识之马虎，使学者缺乏缜密切实的科学训练，实属无可为讳的现象。不过记者老实告诉他，这也不是局部的问题。现在的国事弄得这样糟，青年们怵目惊心，时时受到悲痛的刺激，怎样能使他们安心于什么实学？其次，在现在的状况下，就是有了真才实学，用到什么地方去？有那一件真属建设的事业容纳得了若干人才？况且封建势力的遗毒弥漫于各处——尤其是和政治有多少牵连的事业，有了狐亲狗戚的靠山，阿猫阿狗都得弹冠相庆，否则什么都无从说起！实际的环境如此，要想用空言劝告青年如此这般，岂不等于石沉大海，于事实上那有丝毫的效用？
同行中有位出声如雷鸣的旅伴，记者曾在通讯里提过他，因为关于他的故事不无幽默的意味，所以还是把他当作无名氏妥当。这位“雷鸣”先生，在漫漫长途中倒供给我们以不少的有趣的谈资。他除有“大太太”外，还有一位“二太太”，他的“大太太”，听他的口气，大概是个土老儿，“二太太”却是个千娇百媚的女学生，因留在家里，使他怀念不置，动不动就想到“二太太”，大家也常常提起“二太太”和他说笑。这里却有个小小的难题，他的“大太太”无论如何不愿正式离婚，此事未办妥，“二太太”总觉得在名义上不称心，于是这位“雷鸣”先生天天感到心神不宁，三番五次的和我商量，一定要我替他想个办法。我说依现行法律，女子一嫁就有法律上的保障，除她和你同意办到协议离婚外，你倘无法律上认可的充分理由，实想不出什么办法，他气极了，悻悻地说：“好！我就算多养着一只狗就是了！”他这句话虽近乎戏语，但却使我得到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呆板的法律所能为妇女——在经济上不能自立的妇女——保障的，至多是物质生活的勉强维持，无法救济精神上的裂痕。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佛尔第号船上。
八月三日到苏彝士付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