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看一下作为现在中国抗日主体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国民党成立之初的性质，在谈论封建会社问题时已有所涉及，国民党起初是由以摆脱满人统治为目的的会党运动发展而来的。因此，“灭满兴汉”或“兴汉倒满”是其标志。被称为中国革命之父的孙中山在1892年左右建立了革命的秘密会社，1894年命名为“兴中会”，即国民党的前身。之后在1905年，亡命日本的孙中山和从事其他帮派活动的黄兴联合，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当时日本成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来日本的留学生构成了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由此同盟会成为合法的政党而浮出水面，1912年8月改称“国民党”。然而，革命的结果是虽然清朝灭亡了，国民党的革命果实却被新的封建军阀袁世凯攫取，之后还持续了几年的苦难时光。孙中山在1914年成立“中华革命党”，将本部设在东京，到1919年在上海正式改称“中国国民党”。国民党历史上最为重要、最值得注意的是1924年的改组。通过这次改组，使“联俄联共”政策具体化，在大众中寻求国民党的基础。国共合作持续到1927年。1927年蒋介石的政变和武汉政府的宣言使合作遭到破坏，到这一次国民党“联共”合作再次确立为止，约10年间国共两党持续着猛烈的斗争。
国民党从其原本性质来说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以民族资本家为中心聚集了地主、军阀、官僚、商人和知识阶级。而中国想尽量脱离列强重压的要求，一定条件下赋予国民党一种激进的性质。在推翻清朝的问题上，获得普通民众支持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清朝对外全然软弱无力，故要想排除外国势力必须推翻清朝统治。
国民党的指导精神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内容本来非常庞杂，有的是孙中山的想法，有的则是从各处借鉴的种类非常杂多的部分，因此各部分之间存在着矛盾，且其内容还随历史的推移而有所变化。体现到具体政策上，变化尤其巨大。尽管如此，三民主义是为摆脱中国现实中的根本性质即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而确立和推进的，比起其理论或主张本身来在实践上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所以，到今天它依然有其推动力。因而批评三民主义的时候，若将之作为固定概念从形式上机械地加以讨论的话，就会产生全然可笑的滑稽的议论。我们必须知道，这些思想在指导革命中国的民族运动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而于当前的抗战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力。需要把握的问题不是将三民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运动分离开来进行讨论，而是要以某种形式来理解、把握三民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根底里流动着的中国民族运动。
孙中山把国家建设的阶段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国民党据此在1935年5月1日完成宪法草案，1937年10月11日召开国民大会，计划由此进入宪政时期，但因为日中事变的爆发没能走到那一步。而这也只是形而上的说法，中国最终能否进入宪政时期，且能否成功实现过渡还是很有疑问的。在今天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况依然牢固地存在，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这么进入所谓宪政时期是尤为可疑的。要而言之，只是从形式上来看国民政府的话，就会触及宪法草案。国民党的组织根据《中国国民党总章》（1924年1月24日制定，1926年1月16日及1929年3月27日修订）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1935年12月6日制定）等大致建立起来，政府组织方面有《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1年6月1日公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934年10月17日修订）。国民党乃至国民政府的性质是中国特殊性的集中体现，其内部的实质尚未脱去那些落后的性质。这些特征可以列举出很多，第一点就是国民党本身的性质。最能体现国民党本身残留着封建社会特有之地缘、血缘组织特性的，是蒋介石一门在党内占据的地位。就拿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一家为例，最大的姐姐宋霭龄女士是孔祥熙夫人，其次是宋庆龄女士即孙中山的遗孀，然后是宋子文，接下来是宋美龄即蒋介石夫人，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宋子良、宋子安。他们不仅构成了国民党的核心势力，还在国民政府中占据重要的职位，即蒋介石、孔祥熙等家族基本上身兼数职地独占了政府的重要职位。与蒋介石的关系，还有同乡关系、结社关系等非常落后的各种关系，决定着国民党自身，也规定了国民政府的性质。
第二个特征，是国民政府具有军阀性质。现在国民政府的势力关系表现为，蒋介石凭军权占据很高的地位，且地方各省主席的位子也基本上由军人甚至军阀势力所占据。另外，还有我们在讲军阀问题时已经涉及的一点，就是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方面，军事所占比重很大。
此外，作为国民政府的特征还必须指出的是，其与在上海扩展根基故称为浙江财阀，即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代表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单是财政上的，更是维系着落后的封建性人际关系。人员方面的联系，还有财政、经济上的联系都是这样。若举一例，这些特征在内债募集的条件上很能体现出来。又例如币制改革之前在上海的市场上中国的法币汇票曾非常便宜，据说是因为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女士预测到币制改革而在出售中国的汇票。这样的事实和传言，在中国可以认为有一定的真实性。在财政问题上，此类现象屡屡可见。
最后一个不得不列举的南京政府的特征，是对列强的从属关系。南京政府的成立本身就与列强有密切关系，成立之后也一贯采取与列强协调的政策。特别是南京政府的所谓统一政策，如前所述也有强化对列强从属性的一面。
现在，当然会出现的问题是，今天的国民政府是否还是如上所示这种性质的政府。我们之前说过，如果国民政府退守内地其性质当然会发生改变，即其性质若不改变在内地就不能以国民政府的形式存在。而这种性质变化是否已经发生，乃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依我之见，可以说表面上还没有出现日本一般所认为的那种程度上的性质改变。但是，这其中包括共产党是否有对国民政府或国民党在中国民族运动中所具地位表示尊重的意图，也受到国民党或共产党对必须尽可能确保列强援助之考量的强烈影响。我们需要看到上层虽未变，而下层却在慢慢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政府在战时逐渐展现出来的性质改变，和它与共产党某种程度上的接近有着密切关系。
从这一观点来看，1938年3月末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以下几点决议，就很有意义。
（一）再次表明三民主义是国民思想的最高指导原则。这里，可以看出国民党试图压制共产党的气势。
（二）制定总裁制。更改国民党章程，设置总裁、副总裁制度。总裁蒋介石的权限实际上相当于孙中山之后不曾设置的国民党总理位置。这个改革方向，与共产党方面当初主张的民主政府组织的要求不同。
（三）保障言论。原则上认可国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四）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
（五）设立国民参政会。该组织是抗战时期的核心机构，值得关注。
（六）确定抗战建国纲领。这是涉及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和教育等方面的基本纲领。
最近的报刊捕捉到很多事件，频频传出国民政府已经为共产党所掌控，然而表面上的事实并没有到那样的程度。目前，这只是一种过虑而已，或者是从希望共产党的发展导致国共分裂的立场出发而做出的过度评论。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到，实质上尽管确有这样的基础性条件的形成，国共两党也有很强烈的不使其表面化的政治考量。
决定内地政权性质改变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于共产党。现在共产党之所以采取上述克制的政策，那是因为有1927年国共分裂的痛苦经历和对世界政治势力介入中国的慎重考虑。为了理解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战术，进而看清抗日政权的未来，有必要系统地了解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性质。
当时应为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今兴业路76号。——编者 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其发端是1918年春陈独秀、李大钊等北京大学教授们组织的研究会。其作为正式的政党则最早诞生于1921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的古拔路 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说是大会，聚集而来的代表也只是13名，委员中有张国焘、毛泽东、陈潭秋、何叔衡等日后成为共产党核心的人物，此外还有李汉俊、李达、刘仁静等，以及现在汪精卫派的核心人物陈公博、周佛海等，这让人感慨中国政治的变动之快。那之后，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召开，暗示了后来与国民党联合而结成民族阵线。而方针得以实现，正式达成国共两党的合作是在1924年。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中得以占据稳固的地位，是经由北伐实现的。北伐以直接打倒中国落后的封建军阀为旗帜而展开，共产党一开始考虑到自己的势力弱小而没有表示赞成。反对参加北伐的核心人物是陈独秀。但是，当看到一般倾向都对北伐表现出强烈的热情时，共产党也很快表示赞成，且在北伐过程中扩大了自己的势力。我们观察如农民协会及工会等直接对共产党有影响的团体的迅速扩大，情况就非常明了了。1925年会员不过20万人的农民协会在1927年发展到980万人；工会会员在1925年有45万人，1927年则增至280万人。这期间共产党也大大扩展了自己的组织，数据如下：
然而，一方面共产党出现了领导人的政策失误，另一方面因为其进军到长江沿线而与长江下游的上海的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浙江财阀及参与其中的各国发生很多摩擦，结果遭到蒋介石的镇压。如前所述，这之后共产党深入地方，在农村培养力量，由此进入到中华苏维埃运动的阶段。国共分裂以后，共产党与国民党是激烈对抗的关系，国民党举全力“讨伐”共产党，共产党则认为国民党与军阀、与列强帝国主义妥协，因而持续地与之斗争。国民党对中华苏维埃政府进行持续不断的猛烈攻击。第一次“围剿”从1930年11月开始，以国民政府失去湖南军第一师长的失败而告终。第二次始于1931年3月，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为总司令率领3个师“围剿”，但也在5月遭到共产军的逆袭而以失败告终。第三次是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任总司令到江西动员了30万军队，但因长江一带的大洪水和“满洲事变”的爆发，也告失败。第四次“围剿”，与1932年4月上海事变停战协定签订同时发动，主要针对驻扎在湖北、安徽境内的共产军，动用了相当多的军队才取得了一点成果。蒋介石“讨伐”苏维埃区域的办法一开始是依靠武力，后来鉴于一直吃失败的苦果，又了解到共产党的地方苏维埃运动能够成功在于地方有其成功的基础，如果对这些基础放任不顾而只加以军事攻击的话，地方农民终究只会成为国民党军的敌人。于是国民党改为把重点放在像曾国藩当年对待长毛那样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政策上，以保甲制度为中心采取种种方法怀柔地方上的农民，让他们跟随自己一方而用政治方法巩固占领地区。在这样的方针下，第五次“围剿”从1933年1月开始，还有冯·塞克特将军为首的德国得力军事顾问参加，因此共产军终于失守而从1934年夏开始至秋天的10月末从多年的首都江西瑞金撤退，持续漫长的行军，从江西至广东、湖南、湖北、贵州、云南，渡过长江上游的金沙江而进入四川，再从南向北经过松潘进入甘肃，到1936年夏天毛泽东率领的先遣部队和朱德的共产军大队占据了陕西北部的肤施（延安）。
当时在“围剿”共产军最前线的是张学良的军队，伴随中日关系的紧张，“民族阵线派”的影响强有力地渗透到张学良军队的下层，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想要说服发生动摇的张学良军队，却反被张学良军队监禁。以此事件为契机，中国进入到所谓民族阵线运动的新阶段。
1937年2月国民党在三中全会上，对共产党提出的结束十年来的旧政策而改为新的民族革命和民主主义革命的合作要求，尽管还是以“根绝赤祸”决议案来答复的，即采取如果共产党全部改变其方针则可，否则仍要“剿灭”之的态度。但是，已有有识之士看出与其强硬的外表不同，国民党的内心实际上已很软弱。那时，国民党无法对共产党施行猛烈的镇压政策，是因为事态已经发展到民族运动在国民层面展开的阶段，三中全会的决议也受到这炽烈的民族动向的牵制。而之后数月日中事变爆发，国共合作则以公开的形式向外界展现出来。
然而问题不在这合作的表面，而是国共合作下抗日政权内部不断发生的变化。抗日政权内部现在还存在两个相反的方面。一方面是与中国落后的性质相关而出现分裂或离心的各种条件，这不仅体现在作为反统一势力而有分裂行动的军阀的动向中，还体现在有离心倾向的外国的动向中。然而针对这分裂的反统一的一面，决定向心的统一之另一面的正是民族运动的动向，而最终决定其走向的则是今后内外各种力量作用的结果。
内地的“赤化”问题，早在事变之初就被提出来了。从总体方向上来看也确实在往那个方向发展，但至少现在共产党举全力维护统一战线，国民党方面即使对将来相当不安，但目前破坏统一战线也得不到什么利益。
这些共通的要求，直接促成了强化民主主义的方向。为在困难条件下持续抗战，有必要先创设新的民主主义体制。在这个意义上，国民参政会的组织和功能值得关注。其功能目前虽还未充分明确，但将来地方参政会可发挥的作用值得关注。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迫切需要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自行改变抗战主体的性质。导致内部分解的条件在发展，为此需要快速强化其主体的结合力。这个要求伴随着外部压力的增强而升高，需要寻求新的相互结合的方式。
对于国际政局变动的顾虑助长了对新的结合方式的考量。中国不仅需要苏联的援助，也不能失去英美法的支持。这一需要给中国自身内部组织的质变附加了条件，也成了减缓质变速度的制约力。
当然现在的情况是，共产党势力和国民党势力在政府机构中的地位没法比较。经济建设方面主要考虑的是国民党地盘所在地西南的开发，共产党所在的西北因为自然条件所限而基本上没有得到开发。
中国内部的统一战线并非均质的，是极不平衡的结合。应该视其为包含着各种矛盾和不均衡，而在一定条件下努力追求均衡与结合的一种态势。
由于内部的不均衡，其结合中的领导力问题就变得尤为重要。在中国的民族运动现状下，一部分人认为这种结合是绝对的。论者往往说中国的民族运动中有资本家、学生、劳动者和农民等的一同参加，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1925年至1927年所呼吁的劳动者、农民的领导权问题等。
然而事实并非一成不变，内部构造很明显是可变的。中国现在民族运动的情形，在于把抵抗外部的强大压力作为先决条件，而随着战争的进行这也会发生变化。毫无疑问，不会有总是强大的东西，也不会总朝着同一方向发展。因此，民族运动的指导力量本身也在变化，这亦是留给今后最为重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