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劳动的一般概念。现代社会的劳动和历史萌芽时期的劳动。劳动工具的发展。发明。机器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的分类。消费。生产三要素理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
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创造为满足我们需要所必需的物质环境。在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是不断克服外部自然界的阻力，使自然适应我们的目的，不妨说，这个过程就是生产。在第二阶段，在人类改造自然以适应自己需要之后，各个生产产品占有者之间便发生了交换。
在生产过程中，人是唯一的积极活动者。当然，人不能赤手空拳，也不能什么都没有就进行生产的。经济活动本身是以两极即人和外部自然界为前提的。其中，生产就是在人和自然界之间发生的直接过程。人们活动所指向的那些东西，称为劳动对象 ；劳动对象如果经过初步加工，则称为原材料 。置于人和劳动对象之间，用以影响劳动对象的物件，叫做劳动工具 。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包括辅助材料 即那些不能直接构成劳动工具，但却是劳动过程所必需的物件，如燃料、润滑油、照明材料，等等，统称生产资料 。为达到经济目的的人类活动，才是经济劳动。
究竟什么是经济劳动呢?人们往往认为，经济劳动，就其实质而言，是一件不愉快的事。然而，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看法。诚然，经济有自己的特点，就其本质而言，它是手段，不是目的。但是，手段并不意味着一定就是不愉快的和令人厌恶的事，因为经济劳动，也同其他任何劳动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其目的只能是外在的，而不是为劳动而劳动。否则，这种活动就不再是劳动，而是一种游戏了。
诚然，有些经济劳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说是愉快的。例如，地下采掘、屠宰、清除垃圾等等，这些劳动都不可能使一般人产生乐趣；然而，这类经济劳动毕竟还是为数不多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劳动是不是愉快的，这要取决于劳动的条件如何，而且首先要取决于劳动时间的长短。
应该承认，任何工作，对劳动者说来，通常开头都多少有点不愉快，因为他还来不及适应这种活动，他的器官不能很好地听从其意志使唤，工作起来无精打采，所以不会产生乐趣。后来，劳动者习惯于工作，工作开始使他产生了某种乐趣，他的工作器官也得到了正常的锻炼。过了一段时间，工作又逐渐变得不愉快了，而且这种不愉快会迅速增长，直到最后，甚至连最愉快的劳动也变成了苦活。
经济原则——力争最大限度的乐趣和最低限度的苦恼——决定正常的工作时间。只要这种劳动还是愉快的，工人便没有理由中止劳动。当劳动变得不愉快时，对工人来说，只要劳动产品给他的满足，还超过工作过程本身所造成的不愉快感，劳动就可以继续下去。但是，劳动越继续下去，这种不愉快感就越大；而劳动产品越多，产品的边际效用则越小，最后一个产品单位能满足欲望的程度也就越低。显然，劳动过程的不愉快感超过劳动创造的产品单位的满足感的时刻就要到来。这时，劳动就应当中止，否则，继续劳动的时间越长，就越要得（从劳动产品中得到的愉快感）不偿失（劳动过程造成的不愉快感）了。
假如劳动产品归工人所有，而工作结束的时间又根据工人的意志来确定，那么，劳动日的长度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当然根本不是支配自己时间的主人，所以，劳动日可能会加深痛苦，而且实际上正在加深，远远超出了工人所应承受的程度。
从另一方面说，经济劳动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能不会加深不愉快感。比方说，如果我们假定劳动生产率很高，从而对劳动产品的需求很容易达到饱和，那么，人们就有理由在劳动本身还能使其感到愉快的时刻就可中止经济劳动。尽管继续劳动下去仍能使人们感到愉快，但是，如把时间用于其他方面会得到更大的愉快，那就要暂时中止尚感愉快的经济活动而转向别的更加愉快的经济活动。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有很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或者最低水平的需求。但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与现代的经济条件不相适应，所以，我们当前正常的劳动时间，只能按上述观点确定。
但是，也有这样的时期，经济劳动并不是必然会加深人们的不愉快感。原始人，就其本性来说，没有能力从事任何长时间的不愉快的活动。因此，在历史萌芽时期，我们看到经济活动与带有游戏性质的活动并没有严格的区别。因此，还可以看到毕歇尔所说的那种情况：在原始人生活中，没有任何生产意义的活动，如舞蹈、自我装饰等，起着极其特殊的作用。
但是，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在许多情况下也不得不从事不感兴趣的活动。在使用原始的劳动工具的条件下，野蛮人的生产过程进行得非常缓慢，以致一些旅行者把它比做自然界的自然过程，如同植物的生长等等一样。要制造一件简单的工具，野蛮人就得花费几个星期和几个月的劳动。在原始的技术条件下，野蛮人加工食物、做衣服和制作食具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野蛮人克服繁重劳动的方法，就是使劳动富于节奏，逐渐变成机械的或多或少无意识的行为。于是，劳动的节奏便逐渐发展为歌曲和音乐。正如毕歇尔所指出的那样，野蛮人通常是一边劳动，一边唱歌，身体还常常做出各种和谐的动作，因此，有的时候，野蛮人的劳动（如耕地），看起来好像是在舞蹈。所有这些都是使劳动带有真正愉快的性质，变成近似一种游戏的手段。
其后，人类历史的特点，是经济领域同游戏分离得越来越远了。一方面，整个艺术领域从经济中全然分离出来了，可是，据毕歇尔研究，它起初是与经济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例如，音乐和诗歌就是从用以缓和劳动气氛的劳动歌曲中产生出来的。 [1] 另一方面，经济劳动也独自成了失去任何美感要素的活动。在现代的工厂里，有成百台机器在嘈杂、轰鸣，当然就谈不上劳动歌曲和一般美学了。
但是，这并不是说，将来也是这样的。只要生产企业仍归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资本家支配的时候，使经济劳动带有美感的成分，这当然得说是毫无目的的。一旦生产过程归工人支配，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劳动环境和劳动条件就是工人的生活条件，工人不能不尽力把这种环境变成更愉快、更有兴趣的环境。因此，在未来社会中，重新提到首要地位的，仍然是人类所面临的和在人类幼年时期就有的任务，也就是如何使经济劳动增添美感要素，从而变成真正愉快的劳动。为此，方法应该是：1. 缩短劳动时间——如果劳动时间过长，它就不可能是愉快的；2. 劳动多样化——即便是最愉快的劳动，最终也会使人厌烦，而劳动多样化，是使劳动成为总是愉快的最好手段；3. 劳动要适合于每一个劳动成员的爱好和才能，因为按个人的趣味和内心欲望而选择的劳动，通常都能使人产生真正的愉快感；4. 创造一个相应的有美感的劳动环境，其直接目的在于缓和经济劳动的气氛并使之高尚起来。现在，人类天才的发明能力完全没有用在这方面，其原因很简单，就是这种发明找不到销路，资本家不需要它们，而恰恰是资本家控制着现今的经济世界；但是，一旦工人把自己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会比野蛮人更好地解决这个任务，使经济劳动不再像现在这样是一种沉重负担，而是一种自由的、欢乐的体力和脑力活动 [2] 。
改进劳动工具，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最有力的手段之一。
劳动工具的发展史，不论从经济学还是从一般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即便不同意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所谓唯物史观），也仍然不能否认改用新的劳动工具是极其重要的历史要素。 [3] 但是，我们迄今还没有一部得到科学论述的劳动工具发展史。
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新劳动工具的发明或多或少带有偶然性。野蛮人过于只顾眼前，无力去想未来所需要的发明。在他们看来，经济是跟游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的兴趣，由于其他因素而变得复杂起来，它的作用很差而且不稳定。因此，毫不奇怪，生产技术的完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历史初期都是在各种各样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下达到的。真正的纯经济任务，对智能幼稚的野蛮人来说，是不存在的，他们只不过是在无意中采用新的生产方法罢了。因此，一般说来，采用新的生产方法，是野蛮人非经济活动的偶然结果。
衣服产生于装饰，它往往也是用来区别首领和一般统治阶级成员的标志。 [4] 火的使用在人类经济生活中具有很大的意义，可是这也并非来自经济动因的影响，而显然是出于宗教祭祀的需要。 [5] 畜牧业，被划为经济史上的一个时期，如上所述，是由于驯养动物用于娱乐（也是由于宗教祭祀观念）而发展起来的。
技术发明，在历史发展的初期阶段或多或少带有偶然的性质，并不依赖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但是，情况逐渐地起了变化，这些发明越来越成为纯经济动因的结果。就这个意义来说，十八世纪末期——伟大的工业革命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个时期的标志，主要是在纺织工业中涌现出一系列的技术发明。这些发明则很少是偶然的产物。
例如，纺纱机的出现，就是一系列发明的结果，每一项发明都是由于经济生活的迫切需要而引起的。整整几代的发明者都在研究改进这种机器，才使它成为现在这样的纺纱机。早在纺纱机用于生产以前，就有一些天才人物致力于解决不用手纺纱的课题才把它发明出来。在阿克赖特创办第一个棉纺厂成功以前，有不少发明家也都在设法解决这个技术课题，才使阿克赖特得以成名。继阿克赖特之后，普通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和克隆普顿（姑且不提许多二流的发明家），在使用棉纺机方面又作出了新的重大发明。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这是一种合乎规律的过程，而加速这一过程的动力，就是当时英国感到迫切需要提高纺纱的速度，因为对棉布需求的增长刺激了国内对棉纱需求的急剧增长，可是手工纺纱速度赶不上织机，这样迫使成千上万的人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用几辆纺车同时纺纱的办法。 [6] 织布机的发明也出于同样的原因。蒸汽机是用作矿井排水的工具而发明出来的。矿井越深，排水越困难，则对排水工具的需求也就越大。在采矿工业发展的推动下，蒸汽机在几百年来已有雏形的基础上诞生了。正因为如此，托马斯·塞维利发明的第一台得到实际应用的蒸汽机被他命名为“采矿工业主之友”。后来这种机器又经过纽康门、瓦特的先后改进。瓦特终于彻底解决了把蒸汽应用于工业生产的难题。 [7]
所有这些发明的历史表明，发明完全有赖于工业发展的条件。工业需要新的工具，它就被关心它的人们发明出来了。
但是，现代与十八世纪根本不同，经济上的发明逐渐成为理论知识发展的附带产物。
对理论的兴趣推动了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又促使研究家完全意想不到地解决了某一项重大的实际课题。这一类发明，是我们时代的特点，如同前一类发明是十八世纪的特点。
例如，电工学的产生，一半归功于伏特的理论研究，一半归功于法拉第的理论著作。关于苯的化学结构研究方面的许多论著，促使吉宁发现了苯胺（阿尼林）新的有机结构原理，从而使霍夫曼发明了人工合成苯胺染料。以前这种染料是由茜草提制而成的。现代的重大发明无线电报，是与赫兹致力于解决有关电光源性质的纯理论问题的试验密切相关。克鲁克斯的理论著作导致伦琴发现X射线，这项发现在实践中立即得到了广泛应用。亥姆霍兹说：“一切实际成就，都完全突然地得之于研究。这些研究对局外人来说，仿佛是毫无用处的琐事，可是对研究者来说，虽然看到那里尚有潜在的因果关系，但只能从纯理论的兴趣出发去探明它。” [8]
诚然，现在有许多发明都是实际的经济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这类发明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无法比拟。但是，除了这些发明之外，现代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过去几乎从未有过的另一类发明，即在理论知识进步的基础上涌现出来的发明，极其迅速地增多了。
由此可见，技术发明史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人们自觉性很差，不能有意识地和经常不断地去提高劳动生产率，发明是偶然出现的。第二个时期，新的劳动工具的发明，是人们有意识地和有计划地致力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结果；发明是经济动机促成的。第三个时期，人们的智能高度发展，理论知识成为目的本身，技术发明则是附带的产物，是受纯理论需要支配的理论研究的结果。
在人们为提高其劳动生产率而创造的各种劳动工具中，有着特殊意义的是机器。从纯技术观点看，勒洛给机器下的定义是“把能够产生阻力的物体组合起来，借以迫使自然力推动物体做事先规定的运动”。 [9]
从经济观点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机器的特征是：它不同于简单劳动，不是简单地增强和补充人类劳动力，而是代替人类劳动力。
每台机器由三部分组成：发动机构、传动机构和工具机或工作机。发动机构使机器转动，其动力可能是机器本身，如蒸汽机；或者来自外部，如用水力推动的水磨。传动机构，系统复杂，可以调节运动，必要时改变运动形式，如变垂直运动为旋转运动等。至于说工作机，它直接完成生产作业，这也是机器运转的目的所在。
工作机，即机器运转，借以直接完成生产作业的部分，是机器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工作机能完成在手工生产方式条件下工人完成的作业。如上所述，这是因为机器使运动只能在一个确定的方向上进行。在这种条件下，整个机器机构的工作不决定于人的控制力，而决定于机构本身的装置。机构自动运转，而人只不过看管其运转，并纠正其难以避免的缺点。机器越完善，工作就越不需要人，因此，最理想的机器，可以说是工作完全不需要人的机器。当然，这种完全代替人的机器，是不存在的，但是，技术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力求把人从机械的工作中日益解脱出来，从而使死的机器承担起机械的工作。
尽管只是到了现代，机器才在工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机器的历史却早在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也许，最早的机器就是用来取火的木钻。弓、箭、纺锤、车床前身的制陶机、犁、粉碎粮食用的各种机械用具，都是古老机械的例证。但是，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机器还在生产中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纺纱机和织布机的发明，紧接着为新工作机提供强大蒸汽动力的蒸汽机的发明，是现代机器生产的开端。没有蒸汽，就不能广泛地使用工作机，因为以往开动机器的所有其他动力（如马力、人力、水力和风力），在技术应用方面都远远不如蒸汽方便。
由于机器的应用，在工业史上出现了一个最伟大的时代。有了机器，人类劳动力再也不是从事纯机械生产劳动所必需的了。人作为机械力已失去其原有的意义。而人作为精神动力的体现者，作用则与日俱增。人借助自己的思维，开始支配物质，从而不再是从前那种自然机械力了。生产成果大小，主要取决于实际使用的机械的完善程度，而研制这些机械，则是系统科学的任务。这样一来，技术便与科学发生了直接联系，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则取决于理论科学思想的发展。
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对抗性质，机器在技术上比手工劳动工具完善，势必要降低直接从事产品生产的工人的作用。机器越完善，它在生产过程中代替工人的可能性就越大。正因为在现代条件下领导生产过程的，不是工人，而是占有机器的资本家，所以，资本家把机器变为反对工人的技术力量。机器不是劳动者的奴仆，而是他的得势的敌手，劳动者的劳动产品——机器，成为资本家手中反对工人的最好工具。以往和现在，每每都是在工人大罢工之后，采用新的机器，这是因为资本家深信活劳动工具不能俯首听命，而不得不求助于死劳动工具。因此，工人习以为常地把机器视为自己最危险的敌人。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国的织布工人攻击纺织厂，捣毁织布机，以为是织布机使他们失去生路，束缚了他们的手脚，把他们交给资本家摆布。
然而，工人阶级之所以感到机器的推广使用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其原因当然不在于机器。机器，就其本身来说，它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是现代的社会财富空前增长的源泉。如果说社会财富的这种增长，对工人阶级的地位改善不大，那么，这只能归咎于社会的生产条件，归咎于具有对抗性质的资本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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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程共分五篇：国民经济概论、生产、交换和分配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从法国政治经济学分类学家萨伊以来，政治经济学一般教程通常分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篇。但是，消费一篇在政治经济学中命运不佳。诚然，其他各篇的内容绝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消费部分已经存在多年，却始终不能在总的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几乎每一个经济学家都用别的内容来填补它。通常在这一篇中阐述有关经济危机、保险、消费合作社以至工人家庭收支情况等方面的理论。可是，所有这些方面的论述都分别能够在其他各篇中找到。至于说消费理论，就其本义而言，一般地说，是极其不完备和不充实的。
因此，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建立系统论述的消费理论，是政治经济学当前首要的任务，我对此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并与杜林一致认为 [10] ，消费部分之所以在经济学中探讨得很少，是因为它包括在这门科学里是不正确的。如上所述，问题在于消费绝不是经济活动，也就是说，消费在经济科学中不应占有一席地位。须知，全部人类生活不是别的，而是消费。如果说消费也是政治经济学的特殊研究对象，那么，政治经济学就应当包括全部关于人类的科学。钢琴演奏是钢琴的一种消费，也就是说，从这种观点上看，钢琴演奏理论也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了。正是由于不能把消费塞进经济领域，所以政治经济学教程中消费这一篇的内容才是空洞无物的。 [11] 通常写进消费一篇的东西，仅仅是因为需要填补篇幅而加进去的。
例如，经济危机与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极其明显的联系，但它们绝不属于消费现象。没有一种危机理论认为消费领域是危机的最终原因，甚至所谓“消费不足”的理论也认为危机的最终原因不在消费领域，而在分配方面。至于谈到保险，从理论角度看，它是交换行为，我将在本书有关章节中加以论证。消费合作社，只是由于名称的巧合才归入消费这一篇中，然而，它们是采购即交换的机构，而且是在与商业企业斗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消费合作社理应在交换一篇中占有一席地位。最后，工人家庭收支情况因与工资有关而不能不加以研究，也就是说，它应当归入分配这一篇。
在大多数政治经济学教程中，生产这一篇却是从土地、劳动和资本所谓生产三要素理论开始的。我认为根据下述理由不可能遵循这个惯例。首先，生产要素的理论本身我认为就是不正确的。当然，从技术观点看，对于按生产中作用力量进行的这种分类，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种适合于工程技术人员的分类，对经济学家来说却很不适宜。正如本书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一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学家所作的分类，应当从人类个体的最后目的的观念出发。其实，如果把工人跟他的劳动工具和土地等同起来，那么，我们显然是把工人看做是简单的生产工具，而不是目的。这种分类是危险的，因为它把政治经济学中应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观点弄得模糊不清。在实践上，这种分类使政治经济学大受其害，并把它们许多论点完全打乱了。只要指出这种分类法的作者萨伊的分配理论，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把工人跟资本和土地等同起来，是萨伊替非劳动收入辩护的手段。总之，生产三要素论是掩饰资本家阶级利益的，对于资本家阶级来说，工人实际上不过是一种生产工具，因此，这个理论在承认工人也和其他人一样是目的本身的政治经济学中不应当有它的地位。
但是，除了上述基本论点之外，生产三要素论绝不适用于起整个生产理论的试金石的作用。它把系列完全不同的三个要素，进行对比，因而不可能正确地阐明其中任何一个要素。正因为如此，这个理论，即使在丘普罗夫的深思熟虑的教程中经过修改，但还是不妥当的。丘普罗夫主张产品只能是由劳动创造的。他完全正确地指出：“从经济观点来看，自然力和资本的相互促进，是唯一创造经济财富的劳动生产率高低的条件。” [12] 然而，他认为可以把劳动生产率的条件归结为下述“三个主要范畴：第一，与劳动本身有关的条件；第二，与物质和外界自然力属性有关的条件；第三，与资本有关的条件。” [13] 同时，他还逐一地探讨了这些条件范畴。其结果，造成论述的极度混乱。例如，当探讨与劳动有关的条件时，却不得不谈到一部分超出政治经济学范围的外部性质的条件，如居民按年龄、按性别的分配等属于人口统计学方面的问题；不得不谈到一部分纯社会方面的条件，如居民按职业的分配，以至于工厂立法等等；这些似乎根本不应当在生产篇的开头占有地位。随后才是关于资本的理论，资本被看做既是逻辑的、又是历史的经济范畴。社会资本再生产，如所周知，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交换进行的，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深奥学说正在展开。所有这一切，造成某种极其混乱、支离破碎的情况，比方说，要了解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条件，就得事先认识资本主义经济中产品实现的规律。总之，关于社会资本循环的学说，是政治经济学最困难的部分之一，可以放在教程的末尾，在说明了最基本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以后加以论述，无论如何不能放在教程的开头来论述。
本书试图完全摆脱生产三要素的传统理论。本章主要是以抽象的形式把生产过程作为逻辑的经济范畴加以考察。在以下几章中将考察生产过程赖以进行的历史演变的社会形式。
到目前为止，在现代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可以看到关于所谓的生产劳动 和非生产劳动 的论点。这种分类在政治经济学中，当时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它主要来自重农学派，他们认为只有农民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其根据是，只有农民的劳动才能创造新的财富。亚当·斯密继承了重农学派的分类观点，认为创造物质财富的任何劳动都是生产劳动。此后，经济学家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特征问题，长期争论不休，法国经济学家倾向于扩大生产劳动的概念，使之包括一切有用劳动，而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学派）却始终信守斯密的观点。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我觉得，这是孔德指责的经济学家专爱作那种经院式争辩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14] 。实际上，把劳动划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对经济科学有什么必要呢?这种划分，对于重农学派来说，倒有十分确定的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他们看来，生产劳动对于国民经济是最有效用的劳动。但是，斯密早就与这种观点完全割断了联系，并极力主张上述分类跟承认各种社会劳动都有或大或小效用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如果真是这样，这种划分将失去任何科学的意义。实际上，在它的背后隐藏着对政治经济学来说真正重要的划分，即把劳动分为经济劳动和非经济劳动。后一划分，对经济科学正确规定其研究范围是很必要的，它的重要性是无须证明的。本教程也采用这种划分。既然如此，就肯定不能同时再保留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传统划分了。 [15]
参考书目
一般文献：
马克思：《资本论》。
杰文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88年，第3版。
K. 毕歇尔：《劳动与节奏》。
桑巴特：《劳动和劳动者组织》，1901年。
勒洛：《理论运动学》，1875年。
努瓦雷：《劳动工具》，1880年。
恩斯特·卡普：《技术哲学的基本路线》，1877年。
盖格尔：《人类发展史》，1878年。
原始民族的技术：
摩尔根：《古代社会》。
利珀特：《文化史》。
E. 哈恩：《家畜与人类经济的关系》，1896年。
毕歇尔：《原始部落民的经济》，1898年。
现代的技术和技术发明史：
伯恩斯：《大英帝国棉制品发展史》，1837年。
詹姆斯：《毛纺制品发展史》，1857年。
费尔亨：《机器操作的针织品和花边织物制品发展史》，1867年。
库克·泰罗：《工厂史体制导论》，1886年。
霍布森：《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变》，译自英文，1898年。
卡马奇：《工艺学说史》，1872年。
勒洛：《蒸汽机简史》，1891年；《关于工程力学史话》，1885年。
马乔斯：《蒸汽机发展史》，1901年。
库利舍尔：《资本家利润的演变》，1908年，第2卷。
* * *
[1] 毕歇尔：《劳动与节奏》，第3版，第342页及以下各页。
[2] 如何使经济劳动带有愉快性质的问题，是傅立叶思想体系的中心问题之一。毫无疑义，傅立叶在这方面谈了许多极为正确的观点，虽然他的基本论题（在“和谐”的社会制度下任何劳动都是愉快的，任何外来劳动动机的必要性都将消失）在这方面走得太远了。对这一论题的分析批判，请参看拙著《现代社会主义》，1906年，第187—190页。
[3] 马克思说：“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创造工具的动物。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04页。）
[4] “人制作装饰品要比制作服装早，服装，就其中的某些部分，不是别的，正是一些装饰品改制而来的。”（利珀特：《文化史》，1885年，第1卷，第175页。）
“澳大利亚野蛮人穿戴的东西，与其说是服装，不如说是装饰品。”（拉采尔：《民间艺术》，第2卷。）
“奖章和服装的起源是同一根源。穿连衣裙，像挂奖章一样，首先是希望引起人们惊奇。”（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898年，第412节，第210页。）
[5] 桑巴特：《劳动组织》，第36页。
[6] 纺纱机的发明史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多次论述过。这次发明的推动力，显而易见，是一批较老的研究家。不妨参看E. 伯恩斯：《大英帝国棉制品发展史》，1835年，第117页等。
[7] 参看马乔斯：《蒸汽机的发展史》，1901年。
[8] 参看Д. 戈尔德加密尔：《物理学一百周年》（载《俄国思想》，1902年，第2期）。
[9] 勒洛：《理论运动学》，第38页。
[10] 杜林说：“所谓消费理论，不得不归结为对奢侈和非生产性消费的枯燥无味的见解，但是，它必然要处处起着十足多余的附属作用，或者同样地起着有价值的补充作用。”（杜林：《国民经济和社会经济教程》，1892年，第2版，第9页。）
[11] 巴扎罗夫先生正确地指出：“消费包括在政治经济学中，也许只是出于误解。”（《生产劳动和创造财富的劳动》，1899年，第6页。）
[12] 丘普罗夫：《政治经济学》，第74页。
[13] 同上书，第80页。
[14] 我敢确信这一点，尽管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几乎用了两百多页的篇幅来专门论述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但是，正是马克思这些论点才使我坚信整个有关上述问题的争论完全是无益的。即便是马克思也不可能从枯萎的无花果树上摘下任何果实。马克思经过广泛的研究，不能不得出下述结论：“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生产劳动 是给使用劳动的人生产剩余价值 的劳动，或者说，是把客观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把客观劳动条件的所有者转化为资本家的劳动，所以，这是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生产出来的劳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Ⅰ，第426页。）这样的定义要多少都行，可它们又有什么用呢?根据这个定义，凡在自己土地上干活的农民的劳动，都是非生产劳动（因为它不创造剩余价值），只有在农业资本家土地上干活的农民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但是，为自己干活的农民的劳动尽管是非生产劳动，但却创造了产品，并按马克思的看法，是具有生产力和生产率的。这样一来，竟然有生产产品并具有生产率的非生产劳动。
[15] A. A. 伊萨耶夫令人信服地批评了把劳动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各种观点之后，得出如下结论：生产劳动应当认为是任何有用劳动，而非生产劳动则是无用劳动。他说：“我们认为一切无效用的劳动是非生产劳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57页。）如果是这样的话，则不如说有用劳动和无用劳动，要简单得多，不必徒劳无益地去创造新术语，何况还可能对有用劳动和无用劳动这种深刻的科学重要性抱有疑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