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本质上是一种印度宗教，大约600年来一直只局限在印度。其创立者释迦牟尼（于公元前565年至公元前486年之间生活在恒河的东部流域），他最终挣得了“佛”这个头衔（换句话说，就是“大觉大悟者”）。他是尼泊尔丛林里的一位年轻贵族，弃绝红尘，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在经过漫长的禁欲苦修之后，他认识到这是白费力气，在伽耶（今巴特那以南）的菩提树下，他获得了彻悟。他认识到了众生皆苦的普遍规律，这表明，俗世只不过是不断变化的湍流，最终将沦为悲痛。同时应该说，这种悲观主义，源自于印度人普遍抱持的一种信念，这就是对灵魂转生轮回的信念。西方宗教提出了来世的奖赏，而印度教义中的来世，则是以噩梦的形式出现的，因为，所有这些轮回的机会——生、老、病、苦、死——都是为了永恒的苦难而再生的，这就好像是宣判了来生的苦役。
对于这种噩梦般的轮回，佛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要想逃出轮回世界的这种永恒的转生循环，首先必须消灭“对生的渴望”（正是这种渴望导致了转世），消灭自我。这种消灭，是真正的涅或者至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佛并不鼓吹自杀（这只能把人投回到最可怕的转世中），而是提倡与激情作斗争，提倡为了一切生命而牺牲个体，把普遍的善推行到为了众生（包括人和动物）而不断自我牺牲的程度。佛的教义，一方面是形而上的消极，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克己、贞洁、慈悲和温顺的处世准则。
要理解佛教的极大扩张，你首先应该认识到，这样一种精神气氛，对于真正高贵的灵魂来说，必定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特别是，我们不难指出，那些关于佛的“前生”（在各种各样的人和动物的外表之下）的传说中充满着诗意的元素，这些传说在文学和艺术中都得到过表达。其中包括那个为了鹿群而牺牲自己的鹿王，那只为了供养道士而自投于火中的兔子，那头提出把自己的长牙献给凶手的大象，以及许许多多别的故事。
在其创立者在世期间，佛教就在恒河东部、摩揭陀（南比哈尔）、贝拿勒斯和奥德等邦宣讲，再从这些地方逐渐传播到整个印度。释迦牟尼所创立的教派，由一个僧侣阶层所组成，他们集中居住在寺庙里，团结了一大帮底层的俗家信众。在接下来的500年的时间里，佛教信条自然也得到了修改。在其创立者的那种稍显冷漠的道德信条的基础上，添加进了满足人类心灵需要的神学信仰。历史上的佛陀，达到了涅（换句话说，就是“寂灭”），对祈祷者来说，变得几乎不可接近。后来的佛教，通过创造出许多未来的佛——菩萨——从而避免了这种困难，这些菩萨正等待着在极乐世界里道成肉身的时刻，而这段等待的时间，就被用来拯救俗世苍生。其中有些菩萨最终会赢得历史上的佛陀的热爱。弥勒菩萨就是这样的情形，他道成肉身的时刻即将来临，因为这个原因，他被称为“佛教的弥赛亚”。接下来有观音菩萨，她的梵文名字表明她是“佛教的神”，相当于“佛教的圣母马利亚”，这位“女神”观音，将要在中国佛教里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与观音菩萨密切相关的是阿弥陀佛（“无量光”），他在中、日几个虔诚教派中所扮演的角色，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观音菩萨。这座万神殿的创造（显然是于公元1世纪在印度北方建立起来的），正好赶在佛教准备承担起皈化远东的任务的时候，完成了佛教的主要面貌。
新近创造出来的菩萨，将对这次皈化作出很大的贡献。这些高高在上的属灵造像，充满了怜悯和慈悲，在周围产生出一种信任和爱的气氛，这是一种虔诚的、私人化的宗教，东亚还拿不出可以与之匹敌的东西。特别是中国（儒教和道教拿不出任何相似物），将从佛教当中找到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的启示，这对中国社会的所有阶层都是有吸引力的。哲学思考在佛教中找到了取之不尽的营养源，多亏了形而上学，印度佛教才在接近公元1世纪的时候凭借它登上了顶峰。一般而言，这样精心构建起来的体系，其所宣扬的通常是建立在自我和外部世界的非现实基础之上的绝对理想主义。宇宙成了一个“纯粹的思想”王国，一个“理想之海”，这种信条与古代的中国道教有着某种相似之处。除此之外，人们的感情不可能不被关于每位菩萨的无数传说所吸引，被那些为了让他们崇拜而设立的慈爱亲切、令人惊叹的佛像所吸引，被圣徒们的生平——“佛教的黄金传说”——所吸引，被天堂和地狱的缤纷色彩所吸引，最后，尤其是被佛教艺术本身所吸引。
直到基督纪元开始之后，印度佛教才产生出了富有魅力的、深受印度永恒自然主义启示的艺术。这些最早的、纯粹印度雕塑流派的艺术家，从来不敢描绘佛陀的肖像，就像穆斯林不敢描画安拉或穆罕默德的画像一样。毫无疑问，这并不单单是个尊敬的问题，它还是个逻辑问题：因为，一个最终实现了涅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已经去人格化的人，希望通过肖像让他复活肯定是矛盾的。即使是在他的生活场景中，佛陀的像也被许多传统符号所取代。然而，当希腊精神在西北印度扎下根之后，这个观点发生了变化，最初，那里是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继任者们统治之下，后来是在继任的印度－斯基台人国王们的治下，他们本人都是希腊文明的坚定支持者。皈依佛教的希腊人觉得有必要写实地表现佛陀，并从他们的阿波罗神那里得到了灵感。因此，最早的佛像（大约塑于公元初叶的白沙瓦地区，即古代的犍陀罗），纯粹就是阿波罗，简单地添加了佛陀的一些仪式特征：双目之间的智慧标志，拖长的耳垂（在佛陀还是王子的时候由于佩戴沉重的耳环而导致的），最后是用来承载花饰头巾的假髻，这一特征在后来当这种头饰的样式被遗忘了的时候发展成了脑壳的隆起部分。
在古犍陀罗和更西边的哈达（位于白沙瓦与喀布尔之间）所进行的考古发掘中，找到了数以百计这样的希腊佛陀，它们有着古典主义的轮廓和希腊风格的衣饰。就是这种类型的希腊佛陀，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一步接一步，穿越整个中亚，传递到了中国和日本，产生出了难以数计的远东佛陀。至于在这场漫无边际、穿越时空的旅行中，最初的希腊佛陀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那就更不用说了。等到变成中国的佛陀之后，也就走到了它的终点，不过即使在这时候，依然能凭借轮廓的线条和衣饰的排列，让人依稀想起它遥远的希腊血统。
印度佛教在着手皈化中亚（塔里木盆地）和中国的前不久，就开始采用这种希腊风格的肖像法。
看来很有可能，佛教僧徒们在中国宣讲其教义的时候异乎寻常的迟缓。释迦牟尼死于公元前486年，可直到公元60—70年，才有最早的佛教团体见于记载。事实上，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佛教僧徒在中国的传教，才因为两次重大政治事件的同时发生而成为可能。首先，西北印度和阿富汗（当时这一地区也像恒河流域一样有很深的佛教根基）成了一个伟大帝国的一部分。这就是印度－斯基台人的帝国，这是一个起源于中亚的民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一直保持着跟中国人的联系，而刚刚作为最后的印度－希腊国王的继任者在印度和波斯边境安顿下来，他们就同时开始接触印度人的宗教信仰——主要是佛教——和希腊文明。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印度－斯基台人国王，就是迦腻色迦，他多半跟班超和图拉真是同时代的人。迦腻色迦留下了一些精美的硬币，带有按希腊方式处理过的佛像，用希腊文刻着Boddo（佛）这个名号。除了公元88年一次短暂的反目之外（当时印度－斯基台人试图插手塔里木盆地，被班超挫败了），他们与中国的关系一直很不错，这确保了印度与塔里木地区那些中国人的保护国之间交流的安全可靠。
汉代中国对西域的征服，其对于宗教的重要意义，再怎么高估也不会过分——这就是有利于佛教在东亚传播的第二个历史因素。汉代的“天下”帝国的形成（其范围直到帕米尔高原，也就是印度的门户），以及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中国成了印度－斯基台人帝国的邻居。佛教作为一种普世宗教，很快就因为这一空前有利的地理位置而受益。同样，大致在同一时期，罗马人的征服使得天主教在西方的传播成为可能。就这方面而言，“华夏盛世”在远东的宗教上的意义，与“罗马盛世”在地中海世界的宗教意义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因为受到地理位置的支配，佛教僧徒的传道路线从塔里木盆地南部的于阗地区开始，正像那里发现的希腊－佛教雕像所显示的那样。于阗东北部买里克阿瓦提的一座古代佛塔的院子里的那些浅浮雕，其鉴定年代来自公元1—2世纪，其衣饰具有纯粹的希腊式韵味。佛教的传教路线遵循沙漠商队的丝绸贸易通道。在古于阗（在约特干）以及更东边尼雅附近的地方，发现了罗马工艺的凹雕，表现的是古代众神——雅典娜、宙斯、厄洛斯、赫拉克勒斯——或者是驷马战车。这些凹雕，显然大部分可能都是流动的玉石工匠在现场刻下的，那些亚洲希腊人、叙利亚人或大夏人出于利益的诱惑或对旅行的热爱而不远万里来到这个丝绸之国。在罗布泊以南的米兰，在一座大约公元3世纪的古代佛教寺庙里发现了一些壁画，除了佛教的灵感之外，还可以发现罗马亚洲或庞贝的影响。你会惊讶地发现，佛陀的身边环绕着僧侣、长着翅膀的精灵、戴着弗利吉亚帽的无须男人、弹琵琶的女人，最后，是驷马战车，显然源自于叙利亚的罗马艺术。其中一幅壁画有印度文的题字，显示画家的名字叫提塔（Tita），这很可能是提图斯（Titus）的印度语翻译。还有几件东西，比这些佛教和罗马绘画更能透露内情，都是在罗布泊沙漠的核心地带找到的，这里是沙漠商队通道到达中国第一个边境站——敦煌——之前的最后一段。
但对于那些来自西北印度的佛教僧徒来说，塔里木盆地只不过是进入中国的门户而已。公元60—70年间，一位汉朝亲王的宫廷里组织了一个最早的佛教团体，他的封邑在今天的江苏省。我们有趣地发现，这位亲王是位道教徒。事实上，佛教最早在中国传教的时候，在中国人看来它似乎是一个道教教派；罗马天主教最初也是这样，在人们看来只不过是个犹太教教派而已。佛教僧徒们有意无意地利用了这种最初的误解。要创造一套全新的语汇把印度人的观念翻译成汉语——也可以说是翻译成汉人的思想，从道教中借用类似的术语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也就是照着道教的模子铸造他们新的表达方式。类似地，17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为了把基督教的神学观念翻译成汉语，不得不从儒家知识分子那里借用部分词汇。公元3世纪的基督教辩护士也是这样，从柏拉图和斐洛那里借用他们的哲学术语。中国最早的佛教团体，正像马伯乐所说的，是一些“越来越有佛教气息的道教”信徒。
最重要的佛教团体，自然是公元2世纪下半叶在皇城洛阳成长起来的一个团体。它是一个帕提亚人所创立的，此人148年到达中国，170年去世。在最早前往中国的佛教僧徒中发现一个帕提亚人似乎有些古怪，但这绝不是孤立的例子。这一时期，以及公元3世纪的上半叶，在中国的佛教僧侣阶层中可以找到另外一些帕提亚人，还有印度－斯基台人，统治阿富汗和西北印度的印度－斯基台帝国的本地人。在大汉帝国建立的佛教团体中，这些人的出现赋予了佛教在这个国家的传播以额外的意义，因为佛的信仰带给远东的不仅仅是印度人的思想和希腊人的艺术，而且还有来自古代波斯文明的某些影响。
尽管有这些局部的成功，但在汉代中国，佛教并没有受到普遍的欢迎。虽然在一开始它因为跟道教的混淆而受益，但道教徒们很快就醒悟过来，公开揭发这一根本性的错误，怀着压制不住的宗派敌意，他们对佛教僧徒穷追猛打。至于儒家知识分子，他们明确宣布了对这个“外来宗教”的最终判决：佛教徒的落发出家是反社会的，因为这种修行方式摧毁了家庭生活，危害到了祖先崇拜，而佛教僧侣则自私地专注于自己的个人拯救，对国家的命运表现得漠不关心。这只是争吵的开始，它一直持续到了现代。千百年来，儒家学者和佛教徒一直在拿着不对等的武器互相战斗，因为儒教——在这个词的最宽泛的意义上——所要维护的是官方的国家学说，而佛教，即使是在本人好佛的皇帝的统治之下，也只能代表非官方的活动，这是一种特殊的宗教，不管它在宗教盛行的年代传播得如何广泛，但对中国人的家庭和中国人的国家来说，它始终是外来的东西。
在汉朝的统治之下，佛教尽管从未受到过迫害，但它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却并不比基督教在图拉真和奥勒留时代的罗马帝国所扮演的角色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