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条悠长的路上，我的影子愈显得孤单了。
这里，我挺直了伏案办公的腰节，苏醒了被产煤吨数窒息住的心灵，呼出一口生活的郁气来。虽然稍一回身，矿务局红砖大楼的庞硕屋顶就威胁地遥遥在望，但只要背着它走，而且知道是离它远了，我毕竟感到逃遁者的松释。记起那屋顶下盖着怎样令人头晕的一叠叠的账本，我的脚在这飘满黛绿的原野上更极自然地向前迈进了。
由矿务局门口坐上十分钟的公共汽车，便可以到赖飞路的北端。每天吃过晚饭我就锁上房门，兀自走出局里专为单身汉雇员设备的宿舍，站在一个钉有红牌的墙角下等候汽车了。
都市像一个疲倦的舞客，在午夜酒意阑珊时，由窗口伸出一只胳臂，想探试一下微凉的太空。这路便是都市的一只胳臂。它由繁华的街市直通过绿色的田野。虽然往来车辆还免不了带些俗尘，它却仍能保持整洁和肃穆，作为它的灵魂。在宽敞平舒的沥青路中心，栽有一列短矮针松，和路一样，那么齐整，那么漫长。耸矗在短松丛中的是一列水门汀的路灯杆，每根细长的杆顶各垂着四只白色圆灯，看去也那么齐整，那么漫长。每晚它们都眨着眼，俯视着我孤单的影子，倾听我踟蹰的脚步。
衔接着城里最华贵的住宅区，这路成为全市居民的瞭望线。道旁散栽着颀长多言的白杨，地上蔓长着各种无名野草。远远地，东面剪平的一块草坪是洋商自建的跑马场，白白的栏杆划着距离码数的标识。邻近看台的一带花墙是万寿公墓，里面依次睡着生存疲倦了的陈人：有患肺痨的小学教师，得心脏病的银行行员，或惨遭没顶的轮船二副。嵌在绿原西边的是一家毛织厂，摩托澎波鼓动如大地的心脏，高大的烟囱日夜有黑雾突出。它染暗了晨曦，染暗了晚霞，也染暗了许多人的脸。学校的罗马式建筑如一个胖子的肚囊，仰天满足地舒卧着。介在这中间的是全市规模最大的一家洗染公司和教堂哥特式尖拱的钟楼。它的职务是黄昏时供给铿铿的晚祷钟声。但毗邻教堂的却是一座兵营。于是，好像要镇吓住和平祈祷者的玄梦，黄昏里又常传来雄赳赳的军号声。
赖飞路却永如一条巨蛇，一道小河，蜿蜒、漫长、平静地躺在中央。
我曾看见过许多种晚霞，渤海的，鼓岭的，但朱红霞晖上面渲染着一层灰色煤烟，又反映出原野黛绿的，却只有这里才见到。我没法形容那颜色的奇妙，因为那是自然美丽与工业文明混合的结果。我也说不清那些衣裳的名目：也许是什么教授的衬衫，或是某舞女的睡衣，恐怕还短不了商人的长褂或小孩的尿布。但想想看，每一排晾衣架要飘起十几种颜色不同的衣衫，像千军列阵的旌旗，数十排衣架一起分布在绿野上，受着晚风的抚弄，雪白的，粉红的，豆青的，浅紫的，迎风飘动，啪啪作响，谁能捺住那欣喜呢！
于是，每天下午约莫五点以后，这条路用稀有的景色吸来许多游人。时常当我习惯地低着头用手撩触着松针，感受着那刺痛的愉快，或痴望着远方一匹棕色骏马的奔腾姿势时，就有一阵冷风飕地由我肩头擦过。等到我迅速地掉过头来时，一辆姜黄色的摩托车留给我的早已剩个尾影了。车里少不了无线电放送的爵士音乐，间或背后方块玻璃上还露着一只粗大多毛的臂，围拢在细白肌肤上，金黄的丝发，如春郊麦穗，迎风飘拂着。这里也常有衣饰富古典风味的西人夫妇，挈着长耳狼犬，用极潇洒的派头漫步着。高贵人说话照例是很低微的，才显得安闲。黄昏为大地普遍加了层灰罩，贵妇人的脸上却另外带一具珠丝面罩。那高贵种族的畜牲，在男主人的管驭下，也越显得骄傲了。
因为阔人来得多，道旁就难免有乞丐出现。他们多半是赤着污黑胸脯的中年妇人，怀里喂着个泥鳅似的婴儿，地下又跑着一个十岁左右面色焦黄的孩子。看到洋人走近，就一起匍匐道旁，频频叩头，伸出一只肮脏的手来嚷着：“孟内！孟内！”
在这条路上，我还有个熟人，便是黄昏时分，那推一车红马蹄灯的老人。每天散步都有机会遇到他。多么可羡慕的差使呵！天将黑时，他便把三十几盏红灯燃着，轻轻放在一架小手车上，沿着赖飞道缓缓推来。好似创造者散布星颗，他把满车红灯按照上峰交通计划，一一分配到路旁各个需要驶车人注意的地方。我时常跟在他后面，守着他把一盏盏红灯安置妥当。车空了后，回身一望，顺着暗绿的矮松，路旁遍布着星星点点的红光，映着老人畅意的微笑。我像是也分享了那欣悦。
路的北端，贴近住宅区，还有些建筑，排列得极其稀疏，像是担心遮去了邻舍的阳光，和观赏绿原的眼路。它们多是洋东、买办，在野政客的公馆或别墅，都是很讲究的房子。我很骄傲，因为我每天必擦着它们跟前走过。面着那些堡垒式的建筑，我追忆起阿泽王及许多中古骑士的轰烈事迹了。我也不讨厌那些坚实修整的立体建筑，只要它们不用薄层门面欺骗我。但我极厌烦有些立体方屋里无线电放送的古怪声音。那真活像一只尖尖的漆皮高跟鞋在我神经系上反复搓揉。我虽然从没见过发那怪声音的女人，但那尖到使人昏晕的声音每次都给我一种极为难堪的反感。何必要枪毙人呢，我想，用这样不愉快的声音堵满一个人的耳朵不是文明对我们更残酷的刑具吗？何况夹杂在那中间还常有哗哗的骨牌相碰声。
因此，由于趣味的不同，有些住宅我是用极不迟疑的步子快快走开的。我不稀罕那尖尖的高跟鞋和那些寄托私心的骨牌！我赶快逃到另一住宅的屋角。在那里，除了门环，虽没有可让人理会的存在，我却感到“家”的亲切味了。
我爱那晚餐时柔和的灯光，纵使隔着窗帘，我也会感觉到那刀叉的铿铿和闪亮。我垫着脚跟，翘着颈项，想法不遗落室里任何一个犄角。熏鸡咽到他们肚里，那没有关系，我却闻到那脂油的厚味了。宝蓝色的胖胖沙发他们坐着，也不碍事，那松软舒适我感觉着了。我引颈端详悬在壁炉上的油画，我断定那白须老人一定是他们的祖父。他的坟墓也许就在道旁，他的灵魂却在这里守护着围在桌边的儿孙了。
我守着他们念完祷词（壁炉中央摆设有一座金属熠亮的十字架），守着他们打开折叠的洁白食巾，守着他们欣喜地活动起嘴部来。我感到满意了，因为我知道这样明天他们又可以生气活泼。我守着，守着，直到女家主催促孩子们上楼预备睡觉。在最末一个孩子闪出饭厅之后，向我这面的灯光突然关灭了。顿时，黑暗使我感到冰冷。适才的幻景随即迅速地向后退，退到不见了。我还听到孩子们在甬道跳跃的节拍，吹着细锐的哨子。那曲调必是他们新由学堂里学来的。
黑暗使我重新感到孤单。我方明白那温暖柔和原没我的份儿。我就垂丧着头，摸索着向前走去。
远方有叮当沉重的金属声穿过墨色天空。它像敲着了我的灵魂。这引起我的好奇。我抬头，一只类乎枭鸟的飞禽在怪啸着。白杨响亮地抖擞着它的闪光战衣。瞥见短松，我担心果真有仙魔隐在这宽平绿野。蝙蝠用极轻薄的姿势倏忽环在我身畔飘舞着。不自禁地我的脚向着叮当的声音走去了，像是着了魔，踏着愚呆的脚步，寻找一个灾祸。
秋天的星空是和地上的森林一般神秘不测呵。流星如顽童在青石板上任性抹画似的在深蓝色的天空乱划着银亮的线条，一瞬间，便坠向不可知的方向去了。远处跑马厂似有马在嘶嘶长鸣。我镇定耳朵去搜索，又像是消沉了。似是而非的荒唐的夜呵！毛织厂这时正赶着工，轧轧的机声像是夹杂着“活下去呵”的呼喊。那细高的烟囱正向深蓝色天空纡吐着乌黑的气。是生存的郁闷之气呵！一阵钟声响后，我仿佛听见了低微的诵经声。黑袍僧侣用中古的国际语为人类祈求着幸福。这时，夜掩起学堂罗马式建筑的秃亮脑瓢，方方小窗户里正辉煌着黄澄澄的灯光。那必是自修室，多少勤读的脑袋借着灯光，装载起各世纪秃顶学究遗留下来的聪明了。
我终于摸索到那叮当声音的跟前。那是靠路中腰的左边。道旁的草地已被挖成沟渠，旁边横竖躺着许多木料。在一盏明亮炫目的水月电灯下，几十只筋条高耸的手在忙碌着。
我蹑着脚步走近圆滚的木料。忽然，一声示威的咳嗽，一个黑影半支起身子向我看过来了。我细一端详，他穿着一套不齐整的西装，嘴里叼着一只烟斗。身子掉过闪亮的方向，灯光把他的脸照得很红润。可是看年纪他总有四十了。
“喂，来干吗？”他突然拉长了脸防御地问。
“我是个走路的人。”我索性走近他身边，环视一刻，便猜问着：“忙着盖房吧？”我搭讪地坐到他身旁了。
我看着他的动静。毛茸茸的耳叶上夹了一管铅笔，两只细小如鼠的眼睛总凝视着前方出神。两个赤背汉子各挥着一柄大锤，在轮流敲打一根钢筋。火星迸发得那样灿烂，我竟凑近他身边坐下了。
他拔出烟斗，搔搔耳腮，又瞅了瞅我，就仍掉过头去了。
我为他这点冷静所窘。我守着由烟斗里袅袅飘起的白烟，在灯光下变成连环小圈，团团盘绕着。我淘气地遥望着远处的大烟囱。但是没用，我的一切行动似乎都不为这专注的监工所理会。他好像只关心一只钉子可曾锤到尽头，或一块木料有没有锯错了尺寸。他并不曾觉得身畔我这人的存在。为了这个，我不舒服。我推着他的袖子说：“唉，告诉我，干吗这么忙哇？”
“呐，你这人！”似乎怕我会扯碎他的袖头，赶忙抽回胳臂说，“新来的洋鬼子么——快到了，一对——哼，年轻的。”话语间，他似乎有点鄙夷这房子未来的主人，又似乎是厌烦我再问下去，索性一气说个干净。随后，干巴巴地吐了口唾沫，就又用烟斗堵上嘴巴了。
从那以后，我把散步的距离拖长了。每天黄昏我都走近那房子跟前，好像那就是我的房子。我守着他们砸地基，守着他们立梁柱，还守到他们把赭色的方砖一块块地堆积起来。那监工的可老那么缄默。他抽着烟斗，搔着耳腮，肚里时刻老那么盘算着：卧房的门应朝哪方，厨房怎样和客厅连接将来待客时递菜好方便。谁也不知道明天该干么，可是到明天，经他一指点，一块土竟凸起了一层洁白石阶，或一道长墙添了一个犄角。
这中间，有一个时期局里派我到六十里外的矿山去调查工人生活状况。这是我任事后第一次的外差。在那里，我过着极为异样的生活。天天矗立在我面前的不再是摩天大楼了，却是比那个更巍峨的矿山。我住在一座山坳里，门前便是纵横细窄的铁轨，上面日夜狂奔着运煤车。虽然是躺在一张极其难得的铁床上，我却不曾安宁地睡过一夜。我像走进一个古怪偏僻的国度，比非洲莽丛都还奇异。他们的脸似是炭块制成的，上面滴着液体的黑珠。他们终日瞪着狰狞的眼，总像是天将坠下来那么紧张。从来很少听到他们安稳地说一句话。不缄口沉默，他们就大声嚷叫着。为我们所习惯的文明就没吹到这里过，他们似乎把灵魂与礼貌一并遗失在漆黑的矿井里了。初到的那一晚，我始终没合上眼。我总担心门口会钻进一张尴尬的黑脸。出入矿务局的人是系着那么洁白的硬领，说着那样恭逊的商业用语，谁想矿局的生产者是这样迥乎不同的动物呢！
我们矿局一共有五个井口，可是实际开采的只有四个，另一个被封了口，休息着。第一次我偕工头下井的经验只有乍入地狱的恐怖可以形容我那时的心情。在黑洞阴森的地狱里，人的头顶上各伸着一盏如鹤颈的油灯。一辆辆的煤车在铁轨上滚着，隆隆震响。那些被巴比塞称为“马”的拉煤车者是用吓人的声音嚷着，曳着一辆辆堆满煤块的铁车。工钱既是按着车数计算，他们只拼命地喊着向前拖，直到工头手里的电筒一晃，并随口骂了一句，为首的才缓慢下来，嘴里嚷着难懂的话。
我们是按着一张蓝底白线的地图走着。工头每过一拐角必报告说：“离井口八十尺了！”走到一百七十几尺的一个垛口时，几个矿工正用巨斧敲着一面黑壁。每敲一下，必有一大片坚硬物体轰然坠下，落在矿工赤裸的肩背上，然后滚到地上。我们走近，工头似乎也有点怕，就脱口：“嗨，孙子，等等开！”那举斧将落的工人听到这声音即刻松缓了腕力，吁喘着，可还规规矩矩地站到一旁。
工头解释给我说：这里采不得了，再有半里就是水道，而且，因为采得太苦，上面随时可能陷落的。他叮嘱我回去据情报告上司，请他们快筹个妥善办法。
两个星期后，我又乘着那辆局里特派的汽车回到都市来了。乍离开山地，来到平坦坦的城里，我还有些不惯呢。我耳边时刻还有噜噜地震响，梦中高峨的矿山常巍立在我的床前。朋友们说我脸色晒得黝黑，但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人能把自己染得比一个矿工更黑的了。我似乎还留恋那些缺乏人性的粗黑的脸，因为那是十足诚实的语言。
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我又挥着钢笔登录起产煤的吨数来了。不同的是那些圈儿都变成狰狞的眼珠。时常我好像觉得那面黑壁轰然陷塌，卷埋了那些举重斧的矿工，掩埋了工头和我自己。即刻，我的肩膀耸起，浑身战栗，直着眼睛，掌心冒着湿渌滚热的虚汗。
坐在对面的同事看到我呆呆的神气便玩笑地说：“怎样，思凡了吧？”（“思凡”是局里为“想女人”公拟的一个术语）我即刻恍然微笑了，像是推开了压在脊背上的一摊厚土，朦胧地回到现实来。
我喘出一口闷窒的气，顿时感觉清醒了许多。扶着桌沿，我想往外走。我一点儿没察觉同事皆在注目看着我。他们觉得我这呆相有点异常。
“哎，干吗去？”一位同事好意地扶着我盘问。
“不行，我得去见经理。第三矿井险得很。”我挣扎着往外走。
“得了，规规矩矩记你的账吧！”另外一个叫常克明的同事用巧妙的姿势捏着烟蒂，耸了耸肩膀，徐徐吐出口烟雾，轻率地拦着我。我不知道他是同情还是解恨，只听他说：“矿井早请好人了，不用你操心。刚由伦敦到的，一对洋囝囝。哼，蜜月，甜不了几天就得乖乖下苦井！”
黄昏时分，好像温习一种将忘却的课程，或寻找遗失了的什么似的，我搭了汽车，怀着无限鲜奇的心情，重访赖飞路，这都市的那只胳臂。
方块房子里仍有着那尖尖的漆皮高跟鞋在搓揉着。我赶忙避开了。毛织厂的高大烟囱也还安分地冒着那永冒不尽的气。大学的楼窗已燃起灯光了，可是我最关切的是“我”那所房子。我踉跄地向前扑奔着。
呵，伟大、玄妙的劳动！仅仅才两个礼拜么，立在我眼前的已不是一些横竖的木架和半堵短墙了，却是一座西洋风景画里常见到的平屋，高耸尖锐的屋顶上面铺着齐整的青色薄石片，那些赭色的方砖已透出微微的灯光了。如果再有些蔓生植物攀在上面，我们简直可以疑为某田园诗人的故居。我遥遥地感到莫名的骄傲，因我曾守着这古雅房屋的长成。
我用极羞怯迟疑的步子趋近，生怕这熟悉的影子会惊动了平房幽静的灵魂。我撩触着道旁的针松，嗅着周遭的草香。我亲眼看着叠起的那四层洁白石阶上面，这时已有一个铁纱门了，门里透出被绢罩滤成淡绿色的灯光。我倚着离门五六码的一株白杨，静观着灯下的动作。
咦，没有，什么也没有，除了一张小圆桌，桌上齐整地摆着金属和磁制的家具，中间放着一只细长的绿花瓶。但主人呢？没有影儿了！前些日子我眼看砌成的墙，这时已涂上了淡咖啡色的漆。主人似乎对这颜色有特殊的爱好，连那些新制木器也无一不是这颜色的。镶在壁上的是两幅油画，朦胧地我在辨识着上面依稀的景物。
忽然有咯咯的脚步声由身后传来，夹杂着还有口哨和笑声。一对青年男女向我这边走过来了，我忙闪过身去。黄昏盖住了一切的细物，但那窈窕的身腰，那挽臂的亲昵我是可以辨认得出的。我想，他们必是一对走路的人。
但是，突然他们驻足了，男的打了一阵尖锐但颇悦耳的呼哨，就向房里喊了一声“仆爱！”
—— 呵，幸福的人们！
男的轻轻地推开了门，扶着让女的先走进去。然后，一个白衣侍者由里面迎了出来。女的随手把一束小野花插到桌上的花瓶里，返过身来；我猜得出，那是一个适意的微笑。
暖暖的热气由侍者手托的盘子里腾上时，纤细的手指忙用黄油果酱涂抹起面包。好像那片黄油便是爱情的醴泉似的，两个争举着自己抹好的递给对方。两颗金黄黄的戒指闪亮着。面包结果是互相交换了，两人都似成就了一件惬心事。我看到了女人的脸，白皙椭圆的，好像生来就是为笑的。她有一头金黄的美发。她时常把银亮的叉子横在唇边，眼睛便凝看着对面的丈夫妩媚地笑。
饭后，在侍者收拾食具时，忽然有了留声机的声音。那调子我极熟悉，那是最富青春幻境的《丁香花下》。随后，留在窗口的只剩一对头颅了。靠墙准是一张只容得两人的沙发，我猜得出。随了留声机，有了男女低微的合唱声。唱到“我俩携手遁迹人间，躲避到谁也寻不见的地方”时，另一个头颅由窗口沉没下去了。我知道那金黄头发该贴近一具坚硬的胸脯领受一番温情抚眷了。然后，男的用极柔和的中音低唱：“你我偕老终生，爱情美梦永不沉沦。”
室内过分的温暖却变成一股冷气向我扑来。我没有勇气再听了。我转过身，垂着头，撩触着松针，兀自踱了回来。
可是次日黄昏，我又立在那棵杨树旁边了。我有一种病，我喜欢让别人享受那实体，我贪爱那感觉。于是，无形中我又把这平屋当作我精神中的家了。仆仆地由闹市里走过一条悠长的路，来看“我”这新家。我知道，走过每根灯柱，上面都有四颗白白眼睛讥笑我的痴愚。它们散乱地摇曳着我孤单的影子，要我省悟。远处传来闹市一阵阵喧嚣，起伏如涛波，也像是在指指掇掇地讽刺我，但我仍梗着脖颈，不自禁地我又走近了那平屋。
平屋阶下有一个人在修剪适才为暮霭抚遍过的草。他伛偻着腰，像是吃多了两盅，嘴里低哼着不三不四的调子。也许为我的脚步声所惊动，他忽然抬起了头。在暮色苍茫中，我模糊地认出那不是一张生疏的脸。
“哦，先生！”他伸直起腰来。那黄瘦高颧的脸即刻使我联想起热腾腾的茶碗和手巾，随后我才忆起这是矿务局里的一个听差。
“怎么，老冯，你来这儿干吗？”
“是——总务司派我过来的。您不知道这是新来的工程师，海先生的家？”
海先生？难道就是前天同事谈过的技师？不会那么巧，但老冯偏一口咬定这海先生夫妇是新打外洋来的。我没想到这使人嫉妒的家便是他的。幸福的人呵！我叮嘱老冯不许声张。我不愿扰动别人的安静，我要默默地守着他们领取幸福。
回到局里，我又后悔起还不曾报告上司矿山不稳的事。我的工作虽说是调查工人生活状况，但工人性命所系的事我怎能漠视呢！唉，我这人真不中用！补报呢，又自露马脚，找经理责备，记恨。我咬着下唇在房里用紊乱的步子量着地板。我不晓得该怎么办！隆隆的铁车又在我耳畔响起来了，那些黧黑的鬼脸似乎呲了一排排白牙向我狠狠地指骂“你这人——你这该杀的人哪”！
——如果去呈报……
我这样试着想，即刻上司一张难看的脸色摆在我幻象中了。也许是撤职，也许——横竖结果是不会好的。
已经快一个星期了，你睡觉了么？（多难听的话！）
那天黄昏，倚着道傍的白杨我看见绿灯光下有女人在嘤嘤地哭着呐。她倚在男人的怀里。
“你不能去说说么？刚到一个星期就下矿！而且是在蜜月里！”女人紧紧地抓住丈夫的领带，呜咽着，絮絮地求着。她那副玲珑的脸蛋这时已沾满了泪渍，浑身还不时抽搐着。
“贞妮，这是没办法的事。”男人把手掌沿着那柔蓬的头发滑着。他仰了头，心里像在打仗。他凝视着灯光，手却仍在轻拍怀中战栗着的肩膀，呓语似的自己嗫嚅着：“世界是一整个，我们没法子脱离它，另盖一座乐园。它嫉妒，它不准。它将动手拆毁——”
那一夕是凄凉到令人不忍卒睹的话别。我直守到两人进房里收拾什物去，才怀了一颗沉重的心，踱了回来。
走过那方方的建筑时，我听到一阵阵疾速的音乐，夹着悉索的衣裙相触和脚步杂沓的声音。窗口露着许多只胳臂，上面闪烁着许多亮光，如流星。几个孩子堵在三楼的窗口，托着小腮帮在数着往来的汽车。他们是被妈妈驱到卧房里去的吧！和一切孩子一样，跳舞会对我也是无趣的。我快快走开了。
自那天以后，我没有勇气把散步的路程延长到那平屋了，因为遥遥地，我已由楼下的漆黑，想象出楼上靠东南角那盏残灯下是有着怎样狼狈的泪面了。推红灯的老人感到奇怪。我常常在他未把红灯散尽时就兀自折回去。
“先生，你张望些什么？你的路比我的应该还长呢！”他扶着车把关切地问我。半车红光把他苍老的脸照得不知年轻了多少。
“你去吧，我不能再走。”我倚着细长灯杆，无心地拈着松针。
“我不懂得你们年轻小伙。”红灯老人似乎不甘费力猜测，就重新撑起车把，缓缓向前推去。一盏盏红灯随着他的足迹，散在道旁。
谁也未料到灾难如一机杼压根儿在不停息地制作着呐。星期五的下午，局里连连接到矿井管理处几次紧急长途电话，报告井势不稳的消息。呵，没有人再比我那时痛苦了！我深悔不曾报告上司。几次我抓住头发想用凶犯自首的勇气跑去报告一声，但另一个狡谲的声音总在我里面问：
——那样有什么用呢？
星期六一大早，我还没起床时，宿舍甬道就有嘈杂的谈论了。在我们这通行睡早觉的宿舍里，这不是常有的。平日，这时分茶役提着热水壶由门口走过都蹑着脚尖，今早，骚动代替了原有的平静。我侧着身，听到许多扇门开了，一定有许多只脑袋由门缝伸了出来，因为随即听到许多人问：
“喂，老马，怎么回事呀？”声音里都带着充分的惊怖。
我忍不住了。我踢开被盖，裸着脚奔了出来。
“什么事情呀？”我一把扯住茶役的袖口，睁了大眼问。
“矿井出乱子了，活埋了三十四十！”
呵，三十四十地活埋，我头昏了。这些人全是我埋的！
我草草穿上衣服，也顾不得洗脸就走出房门了。同事看我那般慌张，以为有我什么人死在里面了。
“嘿，你干吗着慌呵，死的都是工人。除了一个鬼子工程师。”
鬼子工程师？这是梦呵！一切我担虑的就全为噩运成全了吗？我直瞪着凶凶的眼睛，闯进那个拦我去报告上司的同事房中。他还在安闲地刷牙，看到我，就由嘴里拔出涂满膏沫的牙刷。
“老常！”我嚷着，“糟了！全是我，全是我，这个凶犯！”
他愕然了。他仔细端详一下我颤抖着的脸，就若有机密地赶忙关上房门。
“老常，都是你，拦我，拦我。瞧，这下我们拿什么脸活下去！你说说——”我似乎在表白自己，又像推诿着杀人的罪名，向他懑怨着。
听完我的一片良心发现后，他一脸的紧张严肃倒松开了。他重新拾起牙刷。他甚而微微有点嘻笑了。他告诉我矿山不稳是人所共知的。这么快会陷落虽然没有料到，可是早晚也是得陷的。一年六回，谁去调查，那边工头也那么嘱咐。这回聘请新工程师就正为勘察新井，好补偿必然的损失。
这话能作为大赦令吗？不，不，可是我觉得肩膀轻松多了。我开始了悟自己只是个小职员，把偌大惨剧的责任都拉到自己背上有些可笑。
但心上总还有点什么在绞缠着，使我洗不掉脸上犯罪者的形貌。我什么都敢想，就怕想起赖飞道上的一切景物。
上午，公事房里的电话铃不息地响着。工人戚友殷切的探问，新闻记者好奇的探问……但经理有话，关于这事不准泄露，只准用“真相尚未明了”来搪塞。
但这事终于被证实了，因为廿七具尸体已经挖了出来。许多哭成泪人的家属用笨重的车辆来领取一张五十块钱的支票和一具装殓了尸首的薄木棺材。
年轻工程师的黑漆棺材，用扎了白绸的汽车一直载到赖飞路道旁的万寿公墓去了。
同事们商量送花圈，我也茫然地随了一份。但追悼会和葬礼我都不曾去。我不敢去。他们一回来便学说灵柩入土前，教堂牧师祝祷声的沉痛宏朗，并连声夸奖那女人多么年轻、美丽。他们比较英美女人身材的特点，又研究起一个美丽女人呜咽时的妙态。他们每个人似乎都很关心这小孀妇，讨论了许久。
我不曾说什么。
过好些日子，一个黄昏，我为试试自己的勇气，才又登上了停在红牌下面的公共汽车。赖飞路虽仍奔驰着载了爵士音乐的摩托车，但细长杆柱上的灯光可昏暗多了，像哭肿了的眼睛。沿着赖飞道，我拖了沉重的脚步，撩触着松针，麻木的手指再也感不到针尖的刺痛了。烟囱那傻家伙依然纡吐着无名的浓黑怨气，烟雾弥漫四周空际。学堂圆形建筑仍如一尊弥陀那么仰天晾肚。晚祷钟声响彻原野，永像叮嘱着路人一件事。
平屋已不再有那柔和的灯光，连楼角的残光也永灭了。我好像听到远方有沉重的金属声穿过这墨色天空，即刻有无数星花在我眼前迸发。狂诞的夜，现实的装帧者，我再不敢向前迈一步了。
尖尖的漆皮高跟鞋又开始搓揉起听众的神经，许多只手又响朗地划乱起骨牌来。我木然地呆立一下，就匆匆地逃了回来。
廿四年九月十三日天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