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7世纪结束，迎来了18世纪时，被称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多国之战终告结束。这场战争主要是为了阻止法国将西班牙王室和法国王室合二为一，从而主导欧洲。1713年签订《乌得勒支条约》后，路易十四的“Il n’y a plus de Pyrénées”（比利牛斯山已经不复存在）成为一句空话，战争逐渐接近尾声。
1780年时，尽管荷兰从世俗观念来看仍兴旺发达，实际上却已江河日下。这要归因于其不能发挥作用的政治制度、相互冲突的国内利益集团、充满分歧的政策，以及明显衰落的军事实力。荷兰在初创时期非常强健，在16世纪时勇敢果断，在17世纪时雄心勃勃、战无不胜，甚至可以说是光芒四射。然而18世纪的荷兰却由于其组成部分的分裂，无法形成有效的政策。本就很难指望分裂的政治制度会带来什么更好的结局。亚当斯在写给远在祖国的大陆会议主席的信中说，其宪法“是如此复杂，如此反复无常”，政府结构如此繁杂，各个党派之间相互对立的原因如此多样，以致他成了“欧洲处境最艰难的大使”。
荷兰每个省都有自己的执政，而这个职位通常通过选举授予奥伦治亲王，由他在其主要职位外兼任。沉默者威廉在担任执政的同时还兼任荷兰省、泽兰省以及乌得勒支省执政。此外每个省还有自己的议长（Pensionary），这是与美国州长相当的行政职位。总的说来，由其同僚选出的大议长（Grand Pensionary）实际上相当于首相。荷兰省的大议长是彼得·范布莱斯维基克（Pieter Van Bleiswijk），虽被亚当斯描述为“了不起的学者、语言学家、自然哲学家、数学家甚至是物理学家……并在公共事务方面经验丰富”，但他并无卓越的人格力量来充实这些才能，而且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没有明确的政治地位。
无论是钱还是帝国的吸引力都不足以平息荷兰国内的分裂主义，引导荷兰走向统一。当然，商业利益成功地使商人冒险家们联合起来，组建大型的贸易公司，但是承担检查、维护战舰职责的海军事务管理工作，却分散给了多达五个地区性的海军部门：荷兰南部默兹河上的鹿特丹、阿姆斯特丹、泽兰、弗里斯兰和“北部”地区（North Quarter）。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他们的利益互相冲突，无法制定出维持一支能够胜任的、强健的舰队所必需的全国性海军政策。这五个海军部门忙于保护沿海地区，使其不受私掠船和其他掠夺者的侵扰；忙于监督分配战利品的军事法庭，监督充斥各个港口城市的无赖水手们——据报道其数量多达8万人。船上生活充满鞭笞、污秽、营养不良或失衡，再加上风暴、敌人炮火的轰击和炮弹飞溅的碎片，能够忍受这一切可怕状况的人只能是性格粗野之辈，而如果他们因为战利品的分配或别的什么原因感到不满，或者仅仅为了释放压抑在狭小的船舱中的情绪，一旦上岸，就随时准备着掀起暴动或骚乱。尽管荷兰人一向规规矩矩，正派、诚实的名声远近闻名，但是和其他民族一样，他们中间也不免有些难缠的家伙。
相比之下，被称为“摄政”（Regents）的统治阶层，无一例外均是贵族出身。摄政为荷兰总督府的骨干力量。他们担当城镇议员以及省和全国议会代表。他们的任职名义上是通过选举，可是除非出身名门世族，家境殷实，拥有基于财富和社会关系的社会地位，否则他根本不可能被考虑做这些职位的候选人。这些摄政们互相通婚，彼此提携，相互任命对方担任市镇政府要职，如市长、司法长、军队统帅、市议员、金融公司董事——其中包括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中最有实权的那17人，再通过这些市镇职务而充任省或全国议会代表的职务。他们把圈外人拒之门外。这种制度与中世纪地方政府的任职制度并无二致，实际上也正是从后者演变而来的。此种制度已经根深蒂固，1581年吁求誓绝后，荷兰共和国就由一个上流社会组成的寡头所统治，他们代表着大约1万人——当时在职水手人数的1/8。然而不论是水手还是摄政，每个人都自称哈莱姆人、莱登人或阿姆斯特丹人——以城市而非国家作为标识——这对国家而言自然是一种损失。
这些摄政自满且保守，与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所有特权阶层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一样，视他们为“小人物”——意大利人所说的popolo minuto，并且在表达这种态度时毫不难为情。一位多德雷赫特（Dordrecht）市的摄政——他的家族世代都是该市的摄政——曾说：“虽然自由民地位低微，但是他们本来就应该低微。”这是对既有社会秩序的平和陈述，人们坚信这种秩序是由上帝建立的。
这些摄政坚信自己有统治的资格，而“劣等下贱之辈”，即扬·德·威特（Jan de Witt）所谓的“完美的荷兰人”，则不应该参与政府管理，因为“这必须仅仅保留给能胜任统治的人”。这与参与政府实际事务的英国统治阶层的想法一致，但是与法国的精英阶层（gratin）不同——他们对国事不闻不问，却按谁的封号更古老而在礼节和排位这样的事上纠缠不休。作为荷兰省的大议长或总督，还是荷兰有史以来最出色的政治家，扬·德·威特认为自己胜任统治自然不无道理，但是他似乎缺少了些政治圆滑。威特对平民的蔑视太过外露，这让他触犯了众怒，结果在1672年，他和他的兄弟科内利斯（Cornelis）一道被一群暴民用私刑撕成碎片。这些饱受入侵法军暴虐的平民认为，威特对未能阻止法国入侵负有责任。荷兰民众的生活表面上秩序井然，但此次极端的谋杀事件无疑显示了矛盾性的另一面。
荷兰摄政一向关心穷人——这可不是养尊处优的统治阶层惯有的品性，他们建立了让外国访客印象深刻的公共慈善体系。在阿姆斯特丹，每座房子外面都用链条挂着一个盒子，上面写着：“想想穷人。”商人们把每次交易后的零钱放在这里。盒子上了锁，教会执事定期来把钱取走。每周两次，他们挨家挨户地按门铃询问居民是否有东西捐赠到盒子里。阿姆斯特丹为老人和穷人所建造的救济所是一幢带有漂亮花园的气派建筑，至今仍然被导游手册列为旅游景点。这个救济体系还包括孤儿院、伤残士兵医院、年老海员的庇护所，以及精神病院。当时的英国游客威廉·卡尔（William Carr）认为，该体系的慈善之举“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城市”。
只有统治阶层才能够在政治上发出声音。没有财产资格的平民没有选举权，因而也就不存在普选。政策通过联省议会的投票决定，而投票结果取决于各省议会对投票的授权。省议会由市议会的市政官（Burgomasters）主持，其中包括两名议员、两名市政官、两名法官（schepens）以及省议长。尽管议长身份很重要，但他要先得到市政官的委任。
这种政治制度极具名义上的民主制度特征。联省议会的政治决策必须经由省议会进行投票同意或者否决，再经市镇议会投票，最后再回到联省议会，因此最终形成的决议可能要经过代表50个城市的2000人的讨论。正像有人在谈到波兰议会时所说的，“他们制造混乱，并称之为宪法”。对独裁的恐惧，造成了拖延和权力的分散，牺牲了效率——在遭遇危机的时候，会酿成尤为严重的后果。一个很小的事例体现了这一点。有一次，大议长因为一件急事会见法国大使，大使要求尽快答复，以便向国王汇报。大议长非常绝望，几乎流下泪来说：“你知道，我不可能在三周内得到答复。”
尽管荷兰政府是个紧密而狭隘的集团，仅代表人口中某个经济和社会层面的一小部分，却受到决策过程的极大限制，就像被小人国的人们用绳索捆绑在地上的格列佛一样，完全无法作为。正像后来不得不与该制度打交道并对其失去幻想的亚当斯所说的，这是部“复杂而令人困惑的宪法”。首先，主权何在？无论是对外国人还是对本国人，这一点都同样难以确认。名义上说主权归于执政，但决定权属于他，还是属于那些代表七省联盟的联省议会的大人们？联省议会主席由代表们轮流担当，每周轮换一次，这显然不是有效的政府管理方式。但荷兰人太害怕某个统治者取得独裁控制权了，以至于他们为防范这种高效率的风险，采取了近乎荒谬的预防措施。美国人也一样，在设计宪法时对任何有君主制意味的东西都感到畏惧，不过他们只是简单地把君主制彻底排除，而不是把审议机构的首脑置于几乎无法动弹的废弃境地。总的说来，在与荷兰一样面临有关建国问题的决定时，美国人的解决方式更为合理，这无疑是因为他们幸运地受益于那些明智又富于经验的政治思想家，美国宪法归功于这些人。
国家元首是执政，原先是斐迪南和伊莎贝尔的孙子——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皇帝的代表或者总督。斐迪南从勃艮第公爵、法王之子“大胆的腓力”（Philip the Bold）那里，通过继承拥有了低地国家亦即荷兰[1]，这又是通过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不同王朝的联姻，从神圣罗马帝国的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那里继承而来的，不过这些我们现在都按下不表。当1555年查理五世逊位的时候，这些领地传给了其子腓力二世。
1579年，乌得勒支联盟成立之年，由沉默的威廉担任的执政一职改为世袭职位，尽管并非属于皇室。荷兰独立时，这个职位由他的孙子威廉二世担任。这个年轻人继承了奥伦治家族特有的好斗性格，在签订《明斯特和约》时反对有关独立的条款，因为他相信，与西班牙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有拼死一战。更重要的是，他娶了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大女儿，开始了奥伦治家族与英国国王的公主们的一系列联姻。这巩固了与英国王室的关系，尽管两国过去战争不断，将来也会争执不休。在所有这些联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儿子——奥伦治威廉三世和英格兰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的婚姻。当玛丽的父亲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中被罢黜的时候，国王的荷兰女婿受邀继承王位。他接受了邀请，按英国的王位序号成为威廉三世，与其配偶联合执政，此即威廉和玛丽。身为英国国王和荷兰执政，两国成为同盟，威廉成为欧洲联盟的主导力量，阻止了路易十四试图控制欧洲的企图。路易十四把他视为欧洲的首要敌人，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以期重新得到靠近边界的法国低地地区。路易十四对扩张法国领土的贪欲无休无止，在其成年后的统治时期（约1660年到1715年），他是欧洲一系列战争的始作俑者。他成为霸主的渴望，以及其他国家对他的坚决遏制，是所有边境地区都冲突不断的起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704年著名的布伦海姆战役（the Battle of Blenheim）及其主要指挥官马尔伯勒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在英国诗人骚塞（Southey）的一首诗中，爷爷回答孩子的问题说：“可是他们到底为什么打仗，这个我可真不明白。”今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了，也许可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所争斗的是虽然看不见却非同小可的东西，那便是力量平衡——本质上说，法国不应该通过吞并哈布斯堡王朝或西班牙帝国的领土而取得支配欧洲的地位。
路易十四自5岁就登上王位，习惯于专制统治，而这更刺激了他的胃口，需要不断扩大领土来满足。人类对权力的嗜欲古已有之，难以抑制，而且后果往往是毁灭性的。如果这种权力被用来抢夺领土或者压制自由，那么就不能说这种权力增进了它所统治的人民的福祉、幸福或者生活质量，也不可能使统治者得到满足。那么，它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这种物种对该活动乐此不疲，但它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从成吉思汗到希特勒的这段时期，路易十四算是代表时代精神、推崇这种做法的主要人物了。关于权力这个话题有很多话要说的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宣称，路易十四的年代“赤裸裸地崇拜权力，无论人或神的法则都要屈从于权威的陶醉和意志的驾驭”。当战火突破欧洲向全世界蔓延的时候，麦考利（Macaulay）找到了另外的谴责对象：弗雷德里克大帝，以及他为了获得西里西亚（Silesia）而与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a）的无休止的争斗。很少人知道西里西亚在哪里，但是它就像一块魔石，无论谁摩擦它都会引发战争。富有语言天赋而教授历史的麦考利曾写道，弗雷德里克的贪婪和欺诈，连“那些从未听说过普鲁士之名的土地上都可以感受到”，在这些地方，“为了他（弗雷德里克）能够抢劫邻居……黑人们在（印度）科罗曼德（Coromandel）海岸厮杀，而那些红皮肤的人则在北美的大湖旁互割头皮”。
1702年，威廉三世骑马时被一个小土丘绊倒死去，没有留下子嗣——死于这样一种小障碍好像应该别有什么哲理，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谁阐发出什么深意。在英国，威廉的妻妹继位成为安妮女王；在荷兰则由拿骚家族的一个旁系表弟继位，此即威廉四世。威廉四世生性不爱冒险，规规矩矩地沿着与英国联姻的既定道路，娶了乔治二世的女儿安妮。作为真正的汉诺威（Hanover）王室成员——这可不是一个随和的家庭——安妮或者安娜后来成了寡妇，带着一个3岁的儿子，这就是威廉五世，在本书所涉及的岁月中，他担任荷兰执政一职。安妮在威廉五世未成年时担任荷兰摄政，被英语世界的历史学家称为“安娜女总督”（Governess Anna）。“Governess”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词，这里仅仅是“女总督”的意思。
安娜总督说一不二，以严厉的统治著称，作为遗产，还为自己的儿子指派了一位个性强硬的人充任顾问一职，此人在我们所叙述的历史阶段支配着亲王，成为事实上的总督。这就是不伦瑞克公爵，为了与家族很多其他的不伦瑞克相区别，全名为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路易·恩斯特·威廉（Louis Ernest Wilhelm of Brunswick-Wolfenbüttel）。他是更有名的卡尔·威廉的兄弟。卡尔·威廉是毗邻普鲁士的日耳曼公国的大公（reigning Duke），一位令人尊敬的勇士，“开明专制君主”的楷模。不过在他被载入史册的那个历史时期，他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因为那时他颁布了臭名昭著的《不伦瑞克宣言》（Brunswick Manifesto），仅此宣言便生动揭示了旧政权统治阶层的本质——及其崩溃。后来在1792年，卡尔·威廉公爵率领普鲁士奥地利联军去镇压法国革命。向巴黎进军时，他在自己的军队快要到达法国边界的时候宣布，他的联军准备帮助路易十六复位，而任何胆敢对抗其军队的法国人都将根据最严厉的军法“受到惩处”，“他们的房屋也将被焚毁。如果国王与王后受到了任何伤害，联军将屠城并彻底摧毁巴黎，让复仇永志难忘”。这咄咄逼人的宣言自然让法国公众们相信，这个宣言所试图惠及的国王是法国的叛徒，是与普鲁士和奥地利结盟的。《不伦瑞克宣言》非但未能拯救路易十六，反而为把他送上断头台铺平了道路。如果卡尔·威廉深谋远虑，他本应该预计到这种后果，然而棋手们能够深谋远虑，独裁君主却不会。
我们不应当因为他兄弟的缘故，就武断认为不伦瑞克的路易斯·恩斯特也是个妄自尊大的人，因为他似乎通情达理。他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的侄子，很受宠爱，被腓特烈称作“肥胖的路易”。这尽管不太礼貌，却言之有理，因为公爵的确是个胖子。那些国王们都很有礼貌吗？至少在普鲁士的朝廷里并非如此。
不伦瑞克的路易原为奥地利陆军元帅，被奥伦治的威廉四世带到荷兰。威廉四世在一场欧洲的战争中认识了他，并对这位肥胖的公爵印象深刻。威廉四世从血统上说并不属于奥伦治家族，也没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但是有限的军事才能已经足以让他意识到，荷兰陆军的情况糟糕。他邀请公爵前来荷兰帮助管理并改造陆军，许诺给他6万盾的薪水，同时他还可以保留陆军元帅的头衔和他原先的领地。公爵推辞了三次后接受了邀请，被任命为总司令。安娜摄政对他也评价很高，请他辅佐6岁的王储——未来的威廉五世。威廉成功说服他签订了《秘密辅佐令》（Secret Act of Advisership），将管理职责授予一个私人内阁，这包括路易公爵、大议长、资深书记官（greffier）法赫尔（Fagel）以及年老的内阁秘书拉雷（De Larrey）。
曾经拜访过公爵的英国日记作者威廉·拉克索尔爵士写道：“我很少见到比他的体格还要大的人……看到他这一身赘肉，难免设想他会因此变得虚弱、脑力不济，但是他好像并没有变得无精打采或者缺乏活力。”自然，既然不伦瑞克亲近自己的恩主亲英党，他得到一位英国访客的好评也就不足为奇了。拉克索尔爵士接着写道：“他个性鲜明、才华出众，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奥伦治亲王的不足，也让他所在的这个巨大的国家机器迸发出活力……”他还写道：“在检阅军队或指挥军队时，不伦瑞克显得既有活力又专业……只要他在场，便让人睡意全消；即使在餐桌上，他也从无损害声誉的失态之举。”这委婉地影射了亲王——执政（Prince-Stadholder），因为他在吃饭和内阁会议时都会打盹。据拉克索尔爵士分析，这是由于他的“体质性嗜睡……以及过于经常地有丰盛的食物——尤其是葡萄酒——相伴”。
有身为汉诺威王室成员的母亲的调教，再加上普鲁士导师的辅佐，本可能旁系遗传到威廉血脉里的奥伦治家族的些许活力并未在他身上显现，特别是在他结婚之后，另一位有着强烈个性的人物进入了他的家庭。这就是他的妻子弗雷德里卡·索菲娅·威廉明娜（Frederika Sophia Wilhelmina），腓特烈大帝的侄女。据说她“受过良好教育，聪明、富有活力而且充满热情”，自然有充分条件与王子的母亲和导师一道替他出谋划策，她的丈夫也太明白她的影响了。
马姆斯伯里写道：“他非常妒忌她——不是妒忌她的优良品性，而是她的理智和力量，以至于他都不愿意借助她的影响而进入天堂。而她对他的能力评价如此之低，和一切处于强势的女性一样对不如己的男性常抱有轻蔑，所以我不看好他们还可能融洽相处。”
从体型上看，眼睛凸出、嘴唇厚实、身体肥硕的威廉五世与汉诺威一支的表亲、英王乔治三世颇为相像，但他缺少乔治决断的个性。据拉克索尔描写说：“他的理解力是经过教化的，谈吐……风趣甚至富于教益，往往引经据典，显示出深厚的古典文学根基。”
与当时很多凭借爵位而非自己的能力或经验获得职位的英国人一样，威廉也坚信自己不适合承担这种责任，为自己的不能胜任而感到不安。这种不安使得他无法有力、自信地行使职权。他想通过勤于职守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他每天6点起床，经常工作到子夜，整日埋首案牍，或者忙于检阅部队，其间还要祈祷、吃饭。但是这样的忙忙碌碌并未打消他的忧虑，或者改变他的想法——他认为他的军事素养最多让他适合做一名士兵。有一次，他处境艰难，不禁感叹道，要是他父亲不是执政就好了，还亲口说：“我要是死了就好了。”荷兰元首就是这么个闷闷不乐的人。
在此情况下，上层的管理便表现得软弱而缺乏决断。亲王的顾问们也未能提供可靠的、有力的、统一的管理方式。不伦瑞克的路易公爵是个厉害的人物，但是不受欢迎，因为他八面玲珑、四处讨好，结果人家都不信任他，此外他与亲王的关系也遭人忌恨。威廉明娜公主本来可以和他联合起来，为软弱的元首提供支持，但是公主对于他给自己丈夫所施加的影响感到不满。她受到叔叔腓特烈二世亲法态度的影响，在亲英和亲法派这种大对立中，采取了与不伦瑞克对立的立场。因此，威廉这两位最亲近的助手只能给他提供相互对立的建议，而非坚实的指导。阿姆斯特丹作为主要的商业中心和最大的纳税者，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该市议长恩格尔贝特·弗朗索瓦·范贝克尔（Engelbert François Van Berckel）必然也倾向于商业利益而反对英国利益，他给出的建议只能是片面的，制定的政策也只是对自己的城市有利。荷兰不同地区和各大城市之间因为互相妒忌而摩擦不断，这已经成了荷兰之痛。在过去与西班牙国王及阿尔瓦公爵斗争的过程中，各个县、公爵领地及主教管区都为各自的利益争执不休，这埋下了纷争的种子，以后这个分歧越来越深，积重难返，严重地分裂了这个国家。
最难以调和、对国家危害最大的分歧，是应该对陆军还是海军加强军备的议题。陆军和海军的情况都很糟，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谁应该优先得到国家拨款的问题使整个国家陷入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斗争的一方是亲英派，主张加强陆军以对付法国；另一方则是以阿姆斯特丹为首的商业利益集团，主张增强海军以防英国阻挠贸易。执政本人有一半英国血统，自然持亲英立场，但又犹豫不决，在哪一个军队部门应该优先得到拨款一事上无法起到主导作用，或做出明确的决定。各省和联省议会互相掣肘，无法达成决议，结果海军和陆军都没有得到拨款，任何一方都没有得到增强。
此时的陆军尚不足3万人，而且多为日耳曼雇佣军，情况堪忧。正如约瑟夫·约克爵士所指出的——他自然会不遗余力地指出军队的不足——部队无法征到新兵是因为军饷太低，而且如果不给一半的部队放假，根本就无法维持下去。一个好战的社会在给士兵发饷这件事上如此漫不经心，这真是令人费解。没有军饷会招致士兵暴乱，在1527年这样的暴乱中，罗马曾遭洗劫，之后我们又看到西班牙军队的哗变洗劫了安特卫普。类似地，美国国会在革命之初也没有想方设法筹集资金，为那些离开家乡、为建立自己的国家而参军的农民和公民们发饷。如果为了达成目标不惜一战，为什么如此不重视军队的实力？既然士兵是每个州贯彻政策的工具，那么为什么如此吝啬地对待他们，以至于他们沮丧到了要哗变的地步？与其故弄玄虚地做什么推论，倒不如简单地说这是由于无法给有组织的军队提供固定经费。在封建时代，服军役是对国家的义务，国家不必为此提供任何补偿。随着历史的缓慢推移，在1900年之前，统治者们在管理国家时慢慢地了解了现实，当然还有些像波旁家族那样的统治者始终没有长进。统治者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必须要为士兵发饷，要对士兵所属阶层的需求多加关心。自那之后，我们就生活在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所说的变化时代加速度法则之下，使得我们很难理解，对我们的祖先来说，变化的事实和对发生之事的社会、政治的认知之间是有时间差的。
曾经在特龙普和勒伊特的时代那样勇敢、强悍的海军舰船，现在被遗忘在港口，风帆破碎，木料腐朽。诸多港口和船坞都已淤塞；就连泰瑟尔（Texel）——位于须德海的深水公共锚地、通向阿姆斯特丹的门户，也由于吃水不够，无法停靠远洋船只。海军水手的薪水很低，若采用自愿征募，根本无法与从事违禁品贸易的商船竞争，因此尽管很多人适合航海，海军船只却无法征到足够的船员。港口的防御设施年久失修，任何小海盗或英国私掠船都可以长驱直入。更让执政面子上不好看的是，那些港口或海运城市的公众们要求采取措施，保护运输业不受英国人的无礼干扰。当有人提出计划派遣一支由20艘船组成的船队，去加勒比海保护西印度群岛的荷兰殖民地，为其提供补给时，海军甚至凑不齐20艘船，也招不到足够的船员，更无法提供有竞争力的工资。实际上，在1767年，威廉五世曾敦促联省议会，贯彻之前通过的组建并装备一支25艘舰船的舰队的决议，但是各省拒绝承担费用。10年后，荷兰省宣告，除非有所作为，否则海军已濒临覆灭，并提议花费400万荷兰盾建造24艘主力舰，这是最大的舰船。经过了7年无休止的争论，终于在1778年采纳了这项提议；荷兰省威胁说要解散陆军，好让海军支付舰船的开销。然而，这为时已晚。
到访荷兰的外国人都发现，与联省令人惊异地成长为强国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荷兰已经衰相毕露。我们不指望约瑟夫·约克爵士会很客观，但是持相同看法的人并非只有他一人。他说荷兰曾经富于活力，但现在这种活力仅限于“人民赚钱的热情。现在，他们几乎都是商人或者捞钱的人”。与英国其他绅士一样，约瑟夫爵士把商业和贪婪等同起来，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英国的政治亦不过如此，对官职及其谋利潜力的贪婪，与在荷兰的商业领域一样可观。那些从欧洲大陆甚至美国来的人，也和英国人一样蔑视荷兰商业上的成功，视其为堕落的标志——势利的人们往往和那些瞧不起他们的人在价值观上保持一致。一个叫约翰·赫德（Johann Herder）的德国来客在1769年认为，荷兰“被自己的重量压垮了……共和国在欧洲的制衡中已经无足轻重……终有一天，荷兰会变成一个废弃的仓库，货物都搬完了，再也无法装入新货”。约翰·亚当斯未能说服荷兰冒险投资，为他的国家提供贷款，为此他耿耿于怀，对这个国家的最初热情已经幻灭，他写道：“这个国家的处境的确十分可悲；它沉迷于安乐，热衷于追求利润，受到复杂而令人困惑的宪法的束缚，在利益和情感上严重的分歧分裂了他们，他们好像对所有的东西都感到害怕。”正像亚当斯所看到的，他们的经济在衰退，国家又缺乏统一，此外贫富差距悬殊，但他们仍“洋洋得意”，对自己“强烈的独立意识和共和国情怀”有着残存的自豪感——那曾经是他们国民性格的重要元素。
以一个世纪以后的视角，19世纪的荷兰历史学家赫尔曼·克伦布兰德（Herman Colenbrander）承认赚钱的冲动已经裹挟了全民，但他认为，在威廉五世的时代，“荷兰人已经不像早期那样，不得不跑遍全世界去赚钱了。他们无须去国外淘金，在家里就可以继承遗产而致富，而且他们只想通过利滚利的方式增加财富”。
除了荷兰人的自满，其他国家在外贸上的日益竞争和进取也导致了荷兰的衰落。英国特许建立了一家有竞争力的公司参与北海的鲱鱼捕捞，吸引了荷兰渔民入职。无数捕捞鲱鱼的荷兰船只曾经雇用数以千计的渔民，现在这样的船已经为数很少了。英国人也在争夺东印度群岛的贸易，有时甚至是东印度群岛的领土。1782年，英国在当地王公的帮助下开通和锡兰（Ceylon）的贸易时，霍勒斯·沃波尔对来自该岛的物产表示感慨，他说锡兰“被称为人间天堂。我们将会有不计其数的红宝石、大象、樟树和胡椒。这里出产……长胡椒、优质棉花、象牙、丝绸、烟草、乌木、麝香、水晶、硝石、硫黄、铅、铁、钢、铜，还有肉桂，金、银和除了钻石之外所有种类的贵重宝石……主要商品为肉桂，其品质在整个亚洲是最好的”，接着又用了个最高级，“锡兰的大象要优于其他种类，特别是有斑的大象。”
不管是普鲁士、瑞典还是其他国家，只要能有一帆半船，无不想在东印度的贸易中分得一杯羹。瑞典先把持了与中国的茶叶贸易；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贸易逐渐被法国、英国、瑞典和汉萨同盟（Hanseatic）的商人夺去。各国的“企业家”开始瓜分原来被荷兰人垄断的市场和制造业。那些无法再像从前一样获得布匹及其他原材料的行业失去了市场，只能倒闭。失业率持续上升，从一个城镇向另一个城镇，从一个行业向另一个行业蔓延。街上到处是乞丐和无家可归者。从前干干净净的街道现在布满垃圾，原先一尘不染、明亮洁净的窗户现在布满尘土，再也无法映照出运河旁大树的绿色。
那些信奉自由主义、心怀不满的人无法忍受保守的现状（status quo），积极地支持美国革命。他们的代言人是约翰·德尔克·范·德·卡佩伦·托特·登·波尔男爵（Baron Johan Derck van der Capellen tot den Pol），他是上艾瑟尔（Overyssel）省首府兹沃勒（Zwolle）的联省议会代表。范·德·卡佩伦出身贵族，全心认同18世纪的自由理想，曾经撰写过一本历史小册子，内容涵盖了从古时底比斯到荷兰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自由斗争的历程。诋毁他的人说他是“拉法耶特式的人物（a Lafayette），只是更加没有头脑”。
1775年12月，范·德·卡佩伦在议会的发言引起了很大轰动。他谴责把苏格兰军（Scots Brigade）借给英国——这是亲英党派的主要提议，提出为美洲殖民地提供贷款以缓解其困乏，因为殖民地资金之匮乏并不亚于弹药之短缺。苏格兰军在荷兰独立后来到这里，帮助对抗西班牙的天主教势力，此后留在荷兰作为对付法国人的屏障。根据1678年荷兰与英国签订的盟约（the Dutch Treaty of Alliance with England），两国任何一方受到第三方进攻时均可以提出请求借用该军队，以示互助。该军本来应该有6000人，但由于费用短缺，已经减至1800人。为区区这样一支军队大动干戈，实在有些小题大做。
如果荷兰同意出借苏格兰军，英国打算出借一支汉诺威军团（Hanoverian regiment）作为交换，或者出资装备一支荷兰军队填补苏格兰军借出后的空缺。这个提议又引起了分歧。总司令不伦瑞克公爵在此事上反对亲王的意见，认为让这支队伍离开会进一步削弱陆军力量，军力损失很可能无法弥补。那些主张出借该军队的政治对手则推测，时任英国首相的诺斯勋爵预计到做出这个提议后会遭到拒绝，然后他就可以以被拒绝作为借口，要求国会投票通过为美洲战争而征用更多日耳曼雇佣军的决议。因为在美洲使用雇佣军在殖民地遭到仇视，因此当时反对派辉格党对此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英国人料定有关苏格兰军的讨论在联省议会中会引起长时间的纷争，为了为难荷兰，他们要求在一个月内给予答复。
范·德·卡佩伦粗暴地违背了心平气和议事的当地传统，痛斥出借苏格兰军违反中立的立场，对为正义事业而战的美国人来说是不公正之举。当时对此事的分歧愈演愈烈，中立的立场已经难以维持，因为“自由船只，自由货物”的原则可以提供很大的赚钱机会。然而谁都不愿意公开对美国独立事业的态度。范·德·卡佩伦是第一个公开表示支持的人，而且他毫不畏缩。他说，无论美国战争的结局如何，他都会为曾经支持了这项事业——它理应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而感到荣耀。他蔑视中立立场，认为这不过是为了维护荷兰商业和工业利益所采取的立场。美国人民为了捍卫上帝——而非英国人——所赋予的权利而战斗，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尊重。曾经同样身为反叛者的荷兰人，若是对这样一个英勇的民族横加干涉，将是一种耻辱。他呼吁说，派遣一支荷兰军队去和他们作战会让荷兰蒙羞。
当范·德·卡佩伦印刷、散发自己的演讲稿时，纷争更为剧烈，这让执政大为光火，尽管他优柔寡断，但脾气还是有的。
或者因为亲王的影响，或者因为议会代表本来就不愿意支持美国事业，最终范·德·卡佩伦在联省议会的席位被剥夺了。和英国的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事件一样，这在国会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荷兰，国内的政治自由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并未深入骨髓。
范·德·卡佩伦如此决然地支持美洲革命，连他自己所在的省也感到震惊，剥夺了他的代表身份，甚至废除了他摄政的职务。他们借此表达了自己不愿鼓励美国人的态度，因为尽管垂涎于难得的商业机会，但是摄政们对从美国革命中所感受到的社会“平等”（social“leveling”）的反感更加强烈。此外，他们还担心美国独立可能为荷兰自己殖民地的独立起到示范作用。
是否同意出借苏格兰军，这对于本来就积不相能的英荷关系来说无疑是火上浇油。这个问题在联省议会中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其中以影响力巨大的荷兰省为首的亲美派坚决反对借兵。荷兰省反对的理由主要是，要替代出借兵力的耗资巨大。讽刺的是，这并非为了回应范·德·卡佩伦热忱的呼吁，而是因为阿姆斯特丹坚决地拒绝支付这笔开销。经历了漫长的辩论之后，联省议会最终在1776年4月投票拒绝出借苏格兰军，不管这会招致英国怎样的愤怒。此举自然并不友好，加之英国曾经答应为此支付费用，因此这个投票结果是不明智的，特别是对可以预见的敌对后果缺乏相应准备。
英国并没有立即重申自己的要求，但是它越来越感觉到，就“友善法则”（law of sociability）而言，荷兰的所作所为实在不像一个盟国。这个富于魅力的法则，颇具代表性地反映了18世纪对人们在各种交往中都能顾及礼节的期望，这自然并非正式颁布的法律，却是处理国际关系时的理想状态。根据该法则，每个国家在对待盟友或友邦时都应持互助或者友善之心，比如，不应拒绝对方国民过境，为遭遇风暴的船只提供庇护，救援战争中的伤员，更进一步说，对敌对双方应一视同仁。这是个每个国家都想置对手于死地的时代，正如英国国歌中所唱的，“破阴谋，灭奸党，把乱萌一扫光”（confound their politics，frustrate their knavish tricks），而国际关系上的“友善法则”提醒我们，这是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所生活的时代。
自从赫拉夫对叛军的旗帜行礼之后，英国的敌对情绪就在不断升温。英国人对这件事的义愤填膺，赋予了它非同寻常的意义。“西福德”舰的指挥官科尔包伊斯在给上司扬上将的信中写道：“我发现，他们（美国人）军舰的礼炮不但在斯塔蒂亚得到回应，在圣克罗伊（St. Croix）岛亦是如此。”这一新添的侮辱是科尔包伊斯想象出来的，因为圣克罗伊岛并没有鸣放礼炮。然而约瑟夫·约克爵士无须借助想象力，就能知道荷兰并未终止违禁品的运输。他在欧洲建有最为发达的情报体系，源源不断地提供关于所有违反荷兰禁运令的运输活动、数量及航线的各种证据。运输商经由葡萄牙运送货物，在葡萄牙将货物出售并转让给美国代理商。一艘名为“斯迈克”号（Smack）的方帆双桅船不敢贸然出港，因为担心会被在阿姆斯特丹港口外守候的英国船截获，于是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美国代理商将它出售，使它以新的船主身份、新名称、新漆的外观和中立国的资质顺利出港。另一艘归波士顿人所有的“贝齐”号（Betsy）也从事走私，报告称它装运了200桶火药，每桶112磅重，还有1000支滑膛枪和1000支手枪，外加其他货物。
英国为自己无法镇压叛乱而感到屈辱，但它把这归咎于荷兰不断向自己的殖民地输送武器，引得约克就此发表了一番最具英国本色的评论。他在1778年5月写给诺斯勋爵政府的一位部长萨福克勋爵（Lord Suffolk）的信中说，必须取得一些军事上的成功，“以恢复英国人理所当然应当维持的体面”，确保邻国会再次使用“尊敬和友好的语言”。尽管这对帝国来说是必要的，但约克表达了更为深沉的内容，英国不仅仅渴望尊敬，还渴望自己作为主宰大国的地位得到承认。对于人们为什么要参与战争，哲学家们自然各有各的宏论；的确存在很多原因，但约瑟夫·约克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答案。他关于渴望尊敬的说法非常准确地描述了1914年德国皇帝的心态。德国人确信自己是当代民族中最勤奋、最文明的，受上苍眷顾，理应在历史上占据显要地位，所以德国人迫切地渴望得到其他劣等民族的承认。让德国皇帝郁闷的是，人们在寻求终极文明时总是去巴黎，而非自己的首都。正如约瑟夫·约克的话语所暗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固然可以由于某种严重的事态造成，亦可以因自尊心受损而致。
荷兰政治纷争中有关先装备陆军还是先装备海军的争议，决定了对待美国革命所采取的态度。执政及相关党派自然反对美国叛乱者，这不但因为他从血缘上自应属于英国阵营，还因为他那些同情美国革命的国内政敌表达了革命性的共和观点，而这危及了他继承的君主地位。这些人用法语称自己为爱国者（patriotes），随着公众对亲王的尊重的下降，他们的势力相应地越来越强大。不伦瑞克公爵是亲英的，而且公众认为是因为他的误导才造成了亲王对时局的误判，因此他成了爱国者们最厌恶的人物。
对美国独立一事影响最大的是商业利益，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的领导者相信，一旦美国这个未知的大陆从英国重商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它就会成为源源不断的贸易来源：哈莱姆的布匹和斯希丹（Schiedam）的杜松子酒的出口，大米、蓝靛、食糖、棉花、咖啡和朗姆酒的进口。此外还可以通过对美国商人的大量贷款，动摇英国在大西洋的霸权地位。正如海牙一名法国使节所描述的，这些机会将会“极大地增加”，因此在改善与这样一个“机会极大”的国家的关系上，荷兰可不想落在别的国家的后面。
然而，亚当斯发现，即使在阿姆斯特丹，也几乎没有哪个有影响力的人严肃地对待殖民地的斗争，都认为那不过是“少数缺少法纪、原则或约束的人，徒具热情，逞一时之怒”罢了。几乎没有人对美洲及其日益增长的人口和贸易有直观的了解。即使像荷兰这样对美洲抱有发财梦的国度，又对美洲了解多少？美洲领土广大，不免令人生畏，一些伪科学家和自认为无所不知的学者更是助长了人们对美洲的古怪看法，比如无所不知的雷纳尔神父（Abbé Raynal）的著作《欧洲人在东西印度群岛殖民和贸易的哲学及政治历史》（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Settlements and Trade of the Europeans in the Two Indies）。作为一个新近造出的地方，美洲被认为还不完善，不适合人类居住，更不要说适应文明发展了。在谈及其自然地理条件时，著名的博物学家布丰（Buffon）曾经像其他欧洲人一样异想天开，认为那里“天时不顺，土地贫瘠”，使得动植物不能健康生长，甚至人类都发育不健康，生育力低下。自然，布丰自己从未跨越大西洋到美洲亲眼看过。根据同样不称职的其他科学家的描述，在其他气候条件下发育的成年人，一旦在那里定居便“失去了能力”。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布丰还得到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发现——印第安原住民“生殖器短小”，且“性能力低下”。根据1775年被译成荷兰语的一篇畅销的法语论文的说法，新世界的气候让人无精打采和懒散，他们也许会感到快乐，但是绝不会强健。这个学者确信，美洲“是为了快乐，而非帝国建造的”。如果这些话原是出于安抚目的的话，那么这还透露出欧洲人内心对新世界心存恐惧，担心那里的某种巨大的原始力量会崛起并战胜他们。
对美洲的遐想导致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最终达成一致的看法便是对美洲抱有的发财梦要谨慎一点。有一种理论认为，美洲太大、太分散，不可能成为一个统一国家，交通范围太广也无法统一为一个国家。即使它获得独立，也将在内战中分崩离析，况且其海岸线漫长，除非拥有制海权，否则无从抵御外敌入侵。另一种理论则认为，美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注定会成为一个大国，不可避免地会与荷兰发生冲突，危及荷兰的贸易，尤其是在殖民地。悲观的人们警告说，指望从贸易中获取厚利的人必须要顾及这种种限制。这两种论调或认为美国太弱，或认为美国太强，却都被英国的宣传利用，用来打消阿姆斯特丹那些主张与美洲殖民地建立更紧密联系的人的热情。
1779年，中立权这个棘手问题所导致的海上冲突，使得局势更加紧张。中立问题之所以棘手，是因为在当时战争不断的情况下，各交战方都需要不断补给，而这只能依靠中立国的运输方能完成。据称建立在“自由船只，自由货物”基础上的中立法，是荷兰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于1625年确立的。其主要规范包括，除了军火之外，任何中立国船只都有为交战方运输其他货物的“自由”。与此同时，任何交战国船只一经认定（ipso facto）即可成为战利品。至于由此引发的其他问题，比如哪些货物属于“自由”的，哪些属于违禁品，何为交战方搜查和罚没的权利，何为船主利用护航阻止搜查和罚没的权利，这些复杂的细节都通过各种条约和议定书详加规范，其烦琐无以复加，如迷宫一般，便是忒修斯（Theseus）亦只能徒呼奈何，找不到出口。格劳秀斯的原则本来非常纯粹，但是后来的各种修订导致了很多混乱，比如海军“仓储物”——指用于造船的材料，主要是木材——不在违禁物之列。英国人非常讨厌这限制了他们行动自由的海军仓储物豁免条款和“自由船只，自由货物”的原则，但是为了结束与荷兰耗资巨大、无休无止的战争，英国在1674年和荷兰签订的《威斯敏斯特条约》中承认了这个原则。
这项有关海军仓储物的条款让法国人跃跃欲试。虽然很多法国人受到美洲殖民地反抗斗争的自由理想的感染，但是法国的官方政策与自由无关，法国之所以给叛军提供援助，是因为它为了失去的加拿大和“七年战争”中遭遇的其他失败，要向英国报仇。为此法国需要重整衰败的海军，建设所需的波罗的海木材，要借助中立国荷兰的船只来运输。因此，建立合格的荷兰护航舰队是符合法国当前利益的，尽管目前荷兰船只匮乏。英国人却希望减少并严格限制护航舰队。
荷兰各省为建造更多船只的必要性和代价争执不休，相互间的对立情绪比以往更为严重。荷兰省和弗里斯兰省对外贸和造船业的依赖最深，因此与想要加强陆军的乌得勒支、上艾瑟尔和赫尔德兰省（Gelderland）相互对立。争执的焦点便是引起激烈辩论的“无限护航”问题——这是指为从荷兰驶出的所有商船提供护航，只要所装载货物全部或者部分明确为非违禁品。这就产生了海军仓储物的问题，可能对向法国运送木材的船只提供护航，所以英国决不同意，而法国坚持这样做。对英国人来说，这还不仅仅是给法国运送造船材料的问题。护航意味着拒绝搜查，这便违抗了英国对英国海岸到欧洲大陆之间海域拥有主权的主张。这一主张是由知识渊博的英国法史专家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在《海洋闭锁论》（Mare Clausem）中确立的。该著作是为回应格劳秀斯的观点而作，自然非常合英国人的胃口。塞尔登断言英国对周围岛屿海域具有排他权，这也确认了约克声称的英国“应享有的权利”。无限护航成了另一个自尊心的测试，即可能的宣战借口（casus belli）。由于相信英国人不会放弃搜查权，而是会为此发起攻击，因而有很多荷兰人不同意进行这样的测试。
这场争论不只限于不同省份之间，还将不同党派和集团卷入了纷争之中。执政指望借助英国的支持来对抗爱国者党人的革命思潮，自然对护航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中产阶级的手工业者和无产者认为，无限制护航可以增加贸易，复兴手工业，他们对护航的支持同样坚决。如果荷兰是统一的，那么他们可能会坚决采取其中的某一种立场，然而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有足够的力量或者权威强制做出决定。
法国大使沃居庸公爵（Duc de la Vauguyon）是个深谙法国宫廷之优雅风度的外交家，态度温和，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他父亲曾是路易十六的教师。他建议荷兰尽可能采取和缓政策，不要耗费巨资进行武装，因为就法国这边来说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但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尊严，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气急败坏的约克则因为无法阻止荷兰从事违禁物贸易，而变得愈加蛮横无理，严厉警告说，英国可能会中止《威斯敏斯特条约》，从而使所有荷兰贸易都面临被罚禁的风险。
联省议会并没有把这看成是英国准备积极报复的信号，或许部分是因为怒吼的（the Thunderer）约瑟夫爵士太喜欢发出威胁，更因为他们认为，英国现在既同美国作战，又与法国和西班牙对抗，如果再开辟一个战场，也未免太冒险了。事实却正相反。1779年6月，西班牙刚刚加入殖民地一方同英国作战。作为最顽固的君主制国家，如果美国叛乱成功，西班牙自然得不到什么好处，因此西班牙只同法国结盟，续签了业已存在的《波旁家族盟约》（Bourbon Family Compact）。该盟约的续签让同盟国可以翘首期盼入侵英国的这一天——这是众多帝国的梦想。西班牙参战，是计划在1779年实现这个梦想，这是“菲利普”号的无敌舰队全军覆没后191年。另一个稍小的目标，是收回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于1704年被英国夺去的直布罗陀和米诺卡（Minorca）。英国同时受到两个欧洲大陆劲敌的夹击，西班牙自然相信它的机会已经到来了。
为法国运送物资的荷兰船只每个星期都会在海上遭到英国的阻拦，这让荷兰海军军官担心，一旦真的开战，他们将处于劣势。那些倡议加强海军的人要求增加护航船只数量，以保护海上贸易，然而内陆省份不愿支付开销，投了反对票，这之后的漫长纷争并没能增加护航舰队的数量。与此同时，护航舰队的一个指挥官比兰特上将（Admiral Bylandt）报告说，西印度群岛缺少足够的防御，其中还特别提到了圣尤斯特歇斯岛，提醒必须为该岛增加武器和设施，以抵御进攻，维护繁荣的贸易。他的要求并未得到恰当的回应。当海军扩建计划终于有了结果的时候，交给比兰特上将指挥的护航舰船是8艘，而不是24艘。
在这个新时代，荷兰人想得到安逸与和平是不大可能了。为了对荷兰增加护航施加压力，法国曾威胁取消授予个别城市和省份的进口特权，这会影响荷兰的收入。但后来转念一想，客客气气的礼遇往往比威胁更加有效，因而法国宣布免去阿姆斯特丹和哈莱姆的进口税，此举很快就得到了回报：1779年3月，荷兰省通过投票，同意实行无限制护航。然而纷争并未因此结束，联省议会担心英国会有所反应，否决了荷兰省的投票结果。
一直在等待批准为运送波罗的海海军物资的商船护航的舰队，选择无视不异于禁止贸易的否决结果，扬帆起航了。舰队共有4艘军舰，指挥官是比兰特上将。1779年12月31日，这一年以及多灾多难的70年代的最后一天，比兰特率领的舰队在怀特岛（Isle of Wight）附近遭遇了一支由6条船组成的英国舰队，指挥官是菲尔丁准将（Commodore Fielding）。他受命对所有船只进行检查，无论是否有护航舰队。当他示意要进行检查的时候，比兰特不同意检查，并发誓说他护航下的荷兰商船没有一艘装载了违禁品或者木材。菲尔丁准将坚持说铁和大麻亦可被视为违禁品，并派遣了一艘单桅小帆船来进行搜查。比兰特开了两枪以示警告，结果立即受到菲尔丁舰队舷炮的猛烈齐射。不知是因为担心寡不敌众，还是怕挑起战争，比兰特指示自己的军官投降，因为不愿意留下下级而自己离开，和他们一起被敌人带到了英国的一个港口。消息传到荷兰，人们先是觉得难以置信，接着是对英国人满腔怒火，认为英国是海上的暴君和灾星，并说必须维护中立权，哪怕使用武力也在所不惜。荷兰仍然想维持中立带来的利益，不想开战，但英国已经妨害了荷兰的贸易和航海权，出于对英国毁掉自己作为贸易国的生计的担忧，荷兰开始变得不顾一切。这种不顾一切和菲尔丁事件引起的义愤填膺结合起来，使得联省议会在1780年4月冒着大不韪，投票同意进行无限制护航。
在英国看来，这次投票是个敌对行动，对英国人的伤害程度不亚于菲尔丁开火对荷兰人的伤害。双方现在都有了开战的理由。英国后来遭受的打击更是严重损害了它的名誉和自尊，进一步助长了它日益增长的战争热忱。这一打击并非来自联省，而是来自反叛的殖民地，由美国军队中一个最大无畏的战士一手造成。
约翰·保罗·琼斯（John Paul Jones），从13岁就开始做水手学徒，曾在开往西印度群岛的商船上担任见习船员和大副。在一次航行中，船长和大副都在船上死去，他便接手担任指挥。他被征入大陆海军担任上尉一职。当时大陆海军很难征到人，大陆会议的一个议员曾形容说，入征的人无非是“修锅匠、鞋匠和赛马骑师”的乌合之众。他最初的任命是担任“阿尔弗雷德”号指挥，在对巴哈马岛的新普罗维登斯发动袭击之后，在回程中参与了与“格拉斯哥”号的战斗。尽管人们认为他好争论，有着当指挥官的野心，而且“从眼神中就可以看出”他性格怪僻，尽管还有人指控他在船只距离多巴哥不远的地方杀死过一名哗变者，他还是在1776年晋升为海军上校。海军委员会感到此人雄心勃勃，便把他看成了海上的宠儿，未免对他将要完成的任务有了一番憧憬：截获开往魁北克的军需船，摧毁英国在纽芬兰的渔场，在法国圣劳伦斯岛上竖起美国的旗帜，解救被迫在布赖顿角煤矿劳役的美国人，拦截为纽约豪将军部队提供补给的运煤船队。在几次受到诸多限制的战役中，他已经显示出自己的勇气，截获了8艘船，并击毁了几艘大型英国纵帆船和方帆双桅船。
1777年，琼斯很高兴能亲自传达伯戈因在萨拉托加投降的消息，率领着有18门炮的“漫游者”号（Ranger）驶往法国。他原本指望会在那里担任威力强大的“印度”号（L’Indien）军舰的指挥官，当时该船正在阿姆斯特丹建造。英国指责说这样做违背了中立，并通过在荷兰的亲英分子施压，阻止该船交付。结果，琼斯得到了一艘老旧的法国商船。他把这艘船改造成战船，并将它重新命名为“好人理查德”号（Bonhomme Richard），以向本杰明·富兰克林致敬。还没有等到该船的改造工程和外交手续完成，他便受命自行游弋，去“骚扰美国的敌人”这一非常对他胃口的使命。他指挥“漫游者”号驶离法国后便直接来到敌人海域，围绕英格兰航行，袭击沿岸城镇，炮击港口的船只，俘获商船，最后以缴获装有20门大炮的护卫舰“德里克”号（Drake）圆满结束了此次冒险。当他带着战利品等返回法国的时候，被当作英雄受到欢迎，在欧洲开始广为人知。
指挥“好人理查德”号的琼斯渴望得到更多的荣耀。他得知一支英国护航舰队护送着大批商船回来，便在海上侦察，想看看这些船只。1779年9月23日，太阳落山的时候，他在英国约克郡沿岸弗兰伯勒角（Flamborough Head）发现了船队。他看到了一支由41艘船组成的庞大船队，担任护航任务的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双甲板船“塞拉皮斯”号（Serapis）。此船装备有50门炮，其中包括20门发射18磅炮弹的炮，这要比琼斯40门炮（其中有6门18磅炮弹炮）的船优越。两艘舰船互相接近时，同时开火。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太阳下山到月亮出来，随着天色黑沉下来，旁观者见证了海军历史上难忘的一场战役。当两船接近到可以用手枪射击的时候，“塞拉皮斯”号射出的一发子弹引燃了“好人理查德”号火炮甲板上的火药，炸死了很多炮手，使得琼斯船上最大的火炮失去作用。但琼斯还有有利的风向、不屈不挠的精神和精湛的船技。他卷起了主帆以减缓“好人理查德”号的航速，让它对着“塞拉皮斯”号船尾，以便发挥舷炮和扫射的威力。他精确地计算，抓住了唯一的机会靠近敌船以便登船，并最终经过巧妙的运作让自己的船与敌船靠在了一起。他叫嚷着准备抓钩，将“好人理查德”号和“塞拉皮斯”号绑在了一起；与此同时，他的神枪手们见了英国人就开枪，帆桁上的人纷纷倒下，甲板上躺满了尸体。投向“塞拉皮斯”号甲板的手榴弹引爆了一大堆火药仓，结果一半的炮都成了哑炮。借着浓浓夜色，两艘船都近距离开火。看到这一幕的人凭借火焰就可以看到两条船的轮廓，它们死死纠缠在一起，仿佛拼死搏斗的两只麋鹿。“好人理查德”号的甲板起火了，船体开始进水。面对船只下沉的危险，“好人理查德”号的主炮手对“塞拉皮斯”号大喊：“投降！投降！看在上帝的份上！”琼斯立即用手枪给了他一枪，把他放倒。然而“塞拉皮斯”号的指挥官皮尔逊（Pearson）已经听到了叫喊声，叫道：“你说要投降吗？”接着伴随着战斗的喧嚣声、炮击的声音以及噼啪的火焰声，他隐隐听到了那个著名的答复：“我还没有开始打呢！”琼斯可不是在吹嘘。他跳到一个9磅炮弹的火炮旁，这里的炮手不是战死就是受伤了，他自己装上炮弹，对准“塞拉皮斯”号的主桅开火，反复装弹、发射。主桅倒了下来，皮尔逊的周围都是尸体，缆绳起了火，于是他只能扔下自己的军舰旗，示意投降。他被带到“好人理查德”号的后甲板，向琼斯交出了自己的佩剑，也正在此时，“塞拉皮斯”号的主桅轰然倒下，压在船舷上，船帆再也无法扬起，掉入大海，被巨浪吞没。“好人理查德”号——遭受重创的胜利者，也于次日沉入海底。琼斯乘着作为战利品的“塞拉皮斯”号向东朝荷兰的方向行驶，并在船帆残缺的情况下经过10天的航行，最终在10月3日摇摇晃晃地抵达泰瑟尔港。他在这个中立港口为自己俘获的敌船寻求庇护，寻找补给，照料伤员，看护俘虏，这些无疑会引起荷兰和英国之间的矛盾。果然，这加剧了英国已有的不满情绪。
琼斯没有去他本可以去的法国，反而去荷兰，据说这是有意为之，是根据大陆会议秘密通讯委员会（Committee of Secret Correspondence）的指令行事。这个委员会负责外交事务，指令由该委员会好管闲事的半正式委员查尔斯·杜马（Charles Dumas）转达给琼斯。杜马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合作者，当时富兰克林正在巴黎试图建立美法关系，据说起着中间人的作用。有人说利用琼斯是法国的主意，旨在把荷兰拖入对英作战，而英国也通过约瑟夫·约克爵士的情报网了解了这个情况。他截获了杜马跟法国外长韦尔热纳（Vergennes）的通信，由专人负责为他誊抄副本，此人经过一段时间后破译了密码。在18世纪，要渗透进大使馆还无法借助电子设备或者利用易被引诱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偷看并誊抄外交大臣的信函是惯用的手段。琼斯很乐意采纳法国人的主意。爱德华·班克罗夫特（Edward Bancroft）是美国委员会会员（a correspondent of the American Commissioners），实际上是为英国谍报机关服务的秘密间谍，被称为“他那个世纪最了不起的间谍”。琼斯在写给他的信中说，他最大的满足“在于利用自己在这里的职务让荷兰和英国的关系变得紧张，直到无法修复。现在唯一使荷兰保持中立的便是那些船主的影响，他们以极高的运输费用几乎垄断了欧洲贸易”。琼斯报告说，荷兰人民是支持我们的，亚当斯在一封信中将此转达给了大陆会议。“每天都有无数善良的女子来到船上，有母亲、女儿，甚至小女孩，为我们的伤员带来无数来自荷兰家庭的问候。这些敬意是发自人们内心的，因此远远盖过了那些反对我们的政治和外交伎俩。”
人们还谱写了赞美琼斯的歌曲，以庆祝他来到阿姆斯特丹为主题的歌谣则在街上出售。琼斯的出现，尤其是那艘被夺去的“塞拉皮斯”号的出现——甲板上空无一物，每日孤零零地停在港口，俯首帖耳，仿佛一条丧家之犬——让英国大使每天都很不自在，立刻就像往常一样提出惩罚的要求，并坚持要把琼斯驱逐出境。他通知联省议会说，作为一名英国臣民，琼斯只能被视为叛徒和“海盗”，应当连同船只和船员一道递交英王陛下政府。他告诉亲王，琼斯入境到泰瑟尔的“用意是想让荷兰卷入与英国的纠纷”，他自己乐于见到这个结果，因为与其有一个伪装的中立国，还不如有一个干干脆脆的敌人，虽然民众对琼斯所表现的热情让他很不舒服。
约克在1779年10月8日写给海军部的信中说，“我昨天忽然冒出一个想法”，在他离船准备进城的时候，“我们可以逮捕他……”至于一名大使逮捕一个中立国的来客是否妥当，约瑟夫爵士可不是会为这种问题烦心的人。他一本正经地继续写道：“我专门派了一个朋友来尝试此事。”不料警长阻止了他们，因为“没有任何抢劫或索要钱财的证据或证人”，他无权逮捕，而此事可能立即成为一个政治事件。结果大使说：“我不得不遗憾地放弃跟踪。”这真是个为英国外交界增光不少的宝贝，有时他的手法直来直去，让人难以索解。
既然无法直接逮捕，他便退而求其次，寻求通过法院下达判决将琼斯驱逐，然而由于阿姆斯特丹及其他商人对此反应强烈，这个要求亦被拒绝。琼斯想为伤员——包括英国的俘虏——寻求救助的请求变得异常复杂，因为在中立国荷兰国土上由美国士兵看守英国俘虏，这个问题难以解决。最终琼斯得到许可，可以将一些伤员俘虏送到泰瑟尔岛上，“在岛上的要塞由我们美国士兵看管，可以自行考虑决定是否拉起吊桥”。没有食物和水，船还未进行修理，船只就无法起航，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又花了些时间，最终在让·德·纽夫维尔（Jean de Neufville）的帮助下解决了。此人为阿姆斯特丹一个商会的主要负责人，当时正参与另一件与美国有关的重大事件。
正当琼斯等着风向变化，好让他能够离开海峡，摆脱在外边等着追捕他的英国舰船的时候，纽夫维尔参与了一项谈判，这将对打破阻碍荷兰事务的困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前此一年，法国曾与美国签订友好贸易条约，一旦美洲殖民地独立，条约立即生效。当时美国驻巴黎专员本杰明·富兰克林、赛拉斯·迪安（Silas Dean）和阿瑟·李（Arthur Lee）曾将条约的备份递交荷兰大议长范布莱斯维基克，暗示荷兰亦照此行事。此事亦提交给更加积极的阿姆斯特丹市议长恩格尔贝特·弗朗索瓦·范贝克尔，这是个生性好斗的律师。作为阿姆斯特丹市的领导者，作为该市与美国结为贸易伙伴之梦想的带头人，他热切地想赶在美洲殖民地屈从于英国的和平主张、回到英国管辖下之前与美国缔结贸易协定。
此时英国卡莱尔和平委员会（Carlisle Peace Commission）正在美洲殖民地向大陆会议调解，就连那些并不期盼美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人，也开始担心美国可能会屈服，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独立的贸易伙伴了。因为曾有过节，范贝克尔憎恶英国人，从个人角度很希望看到纽夫维尔的条约能够压一压他们的傲气。尽管纽夫维尔准备与英国的敌人结盟一事本应保密，联省议会大议长范布莱斯维基克还是按规矩征求了执政威廉五世的意见。威廉五世勃然大怒，宣称这个条约无异于承认美国为独立国家。他告诉不伦瑞克公爵，他宁愿放弃执政的职务，携全家离开这个国家，也不愿接受这种条约。不过公爵还是设法让他平静下来，并说服他同意就这个提议进行秘密讨论。与此同时，范贝克尔建议阿姆斯特丹议会不要就此条约正式告知联省议会，但作为预备措施，可以通知其他城镇议会。结果不久就有几百人知道了这个秘密，还没有到年底，整个共和国已经充斥着各种传言，英国报纸也开始刊载各种秘闻了。范贝克尔还授权纽夫维尔与美国人商议条约草案，准备秘而不宣，直至英国承认美国独立。对于约克来说，在经历了从格拉夫鸣放礼炮到奉承约翰·保罗·琼斯这一系列冒犯之后，这些谣言已经无以复加了，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是那让人不得安宁的——英国无法镇压美洲叛乱。现在竟又有传闻，说一个大国正在与叛徒们平起平坐地议定条约。
他认为，对此除了战争别无选择。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在那个时代并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相反却被认为是可行的，甚至可能是有利可图的。如果以充足的兵力和武器作战，那么策划战争的英国人有可能收复丢掉的殖民地，或得到新的领地，而且对于目前在美洲的败局引起的公众舆论也可以有个交代。然而好计划常常会有种种禁忌，诸多不利因素亦给人心理上投下阴影：英国在美洲的兵力本已捉襟见肘，海军亦不能满足作战需要，而美国甚至还新增了20艘主力舰。并不担心这些问题的约克在与奥伦治亲王会面时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责备威廉在讨论这个拟定条约前，没有先与英国这个盟友通气。奥伦治亲王——他在荷兰共和国并不拥有王室地位，这个缺陷让他那些英国王室的亲属们颇觉恼火——出于尊严回答，这是属于自己国家的内政，所以没有义务与任何人商议。对此，约克毫不迟疑地予以驳斥，指出那“三个可怜虫”——指美国驻巴黎专员——背叛了他们的国王，他们所炮制的任何计划均不属国家机密。因为没有掌握更多消息，亦无法采取什么行动，约克也就没有像往常一样，蛮横地要求对肇事者做出“相应惩处”，此事也就告一段落了。
这个秘密条约就像一根被点燃的导火索，看似平静，却在持续发酵。但是此时政局被另外一团火焰所裹挟。这便是旨在共同对抗英国海上进攻的国际武装中立联盟（League of Armed Neutrality），由新近登场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酝酿并倡导。这个当权的冒险家便是伏尔泰所说的“北方的塞米拉米斯女王”（The Semiramis of the North），后世所熟知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她对领土的野心和路易十四一样大，想把自己的领土扩张到奥地利和波兰。此时她已经从波兰夺取了一块土地，在此后对波兰的另外两次瓜分中又分割了其两片领土。她的另一个目标便是颠覆奥斯曼帝国，恢复拜占庭帝国，并将其置于俄国的羽翼之下。她还非常想在地中海拥有一个暖水港基地。马姆斯伯里在到海牙来之前曾任驻圣彼得堡大使，他曾经成功说服其政府，如果俄国能够签订进攻、防御联盟条约，并通过斡旋让英国、法国和西班牙达成体面的和平的话，那么就把英国珍贵的米诺卡送给叶卡捷琳娜二世。叶卡捷琳娜早就对米诺卡垂涎不已，但是她还是拒绝了这个诱惑，因为她担心这里有鬼，自己要付的代价或许太高。正像她说的——此话后来在外交上经常被引用——“La mariée est trop belle. On veut me tromper.”（新娘子太漂亮了。他们想算计我。）
并非只有荷兰才怨恨英国阻碍其贸易。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写给秘密通讯委员会的信中说：“欧洲所有的国家都想看到英国受到羞辱，因为它们都曾吃过傲慢无礼的英国的苦头。”叶卡捷琳娜二世想通过一个联盟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这并不只是由于联合比单枪匹马更加有力，而且因为她不想独自出头露面，显得就她跟英国过不去。现在这场殖民地战争已经扩大为一场全面战争，而她想在其中扮演调停者的角色：叶卡捷琳娜二世认为，这个调停者的角色会提升她的声望——像所有沙皇一样，她对此不那么有把握。此外她也像别人一样，想在美洲贸易上先走一步，她认为，一旦美国脱离英国独立，其贸易量将急剧增加。她还想利用交战方对俄国物资需求增加的机会增加出口，这些物资主要是海军仓储物，由荷兰运往法国和西班牙。两个导火索——武装中立以及秘密的贸易协定——正在慢慢燃烧并将交织在一起，一旦它们交汇，就将点燃熊熊战火。
两艘俄国船在靠近直布罗陀海峡附近遭到西班牙扣押，因为它侵入了一个已经宣布却名不副实的西班牙封锁区。此事发生后，俄国女皇决心要结束海洋上的无政府状态。她在1780年2月29日通过颁布五项中立原则表达了自己的意图，凡是签署国际武装中立联盟的国家都必须捍卫这些原则。其中三项原则规定：海军仓储物将一如既往地不被视为违禁品；某国若要对特定港口宣布封锁，则必须派驻相当武力，实际地实现封锁，封锁方被承认；中立方船只可以在交战方海岸港口之间自由游弋。剩下两条原则涉及交战方与违禁品相关的财物问题。瑞典和丹麦也追随俄国加入该联盟，同时宣称，它们将依据公布的原则，利用海军保护自己的船只。荷兰收到了加入的邀请，但此事立即引起了纷争，阿姆斯特丹和奥伦治的追随者以及其他党派之间开始互相争吵，无法在8个月内达成任何协议。众所周知，假如荷兰准备利用武力保卫其中立的话，那么准备不足的荷兰海军将无法抵抗英国的报复，这不能不使荷兰感到疑虑。阿姆斯特丹决心要保护自己的贸易，最终使得荷兰省议会投票同意加入盟约，但是当联省议会亦表示接受时，遭到了泽兰、赫尔德兰省和乌得勒支省的抗议。由于它们施加的压力，加之约瑟夫·约克爵士谴责该投票违反了1678年缔结的盟约，并一如既往地要求“对此侮辱给予解释”，联省议会最终宣布投票无效，重回到争论不休的状态。约瑟夫爵士和他的政府对此并不满意。显然，无论在情感上还是所作所为上，荷兰的敌意都加重了。英国认为，阿姆斯特丹拒绝要求约翰·保罗·琼斯返还其战利品，荷兰拒绝依据旧盟约提供援助和资助，以及1780年4月这次刚刚通过的含有敌意的支持无限制护航的投票——所有这些都使得荷兰没有资格依据旧条约享有各种优待了。已经做出决定的英国准备放手一搏。这个决定是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做出的。在那次会议上议论此事时，诺斯勋爵睡着了，而希尔斯伯勒（Hillsborough）和桑德威奇（Sandwich）勋爵也打起了瞌睡——据说这都是在饭后决定大政方针的后果。马姆斯伯里在写给同僚的一封信中说，这意味着英国要独自对抗四个国家——法国、西班牙、荷兰和美洲反叛者，“其中有三国是仅次于自己的海上大国”。同时对付四个敌人似乎不是慎重之举，但是英国似乎颇喜对荷兰用武，认为可以一展国威，尽管——或者说正因为——英国在美洲表现很糟。此外，他们对荷兰很恼火，这种情绪向来不利于清晰思考。阻止荷兰为法国舰队提供补给，在当时被认为比阻止荷兰为美国人提供补给更为重要。对荷兰的这种情绪从马姆斯伯里的评论中可见一斑，此公在接替约瑟夫·约克爵士的职位之前，似乎也从他那里继承了满腔刻薄。还在圣彼得堡时，他在给一个同为大使的同僚的信中刻薄地写道：荷兰人是些“忘恩负义、寡情少义的肮脏的猪猡”，而且“既然他们必定会被毁灭，他们就应顺从命运”。
除了怒气，英国人头脑中还有更为实际的动机。即使像英国那样鄙视贸易的国家，也开始像其他众多贪婪的贸易国一样，开始盘算“与美洲获利丰厚的新贸易”的前景了。马姆斯伯里在信中直言不讳地说，这是决定与荷兰开战的“影响因素”之一，荷兰将成为美洲贸易最重要的竞争者。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当时无法预料荷兰独特的政治体制会在中立联盟一事上做出何种决定。不过即使他们加入该盟约，也不能利用该事作为开战理由，因为那样的话，荷兰有其他盟约成员作为盟友，就处于有利的地位。英国人明白，如果他们要宣战，那么应该是在荷兰加入盟约之前，而非之后——假如荷兰的确想加入盟约的话。
为了找到一个更加切实的借口，他们抱怨荷兰未能依据1678年的盟约，为英国提供援助和资助（其中包括出借苏格兰军一事）。但是他们又不敢公然采取行动，以免刺激荷兰贸然加入中立盟约。此时发生的一件蹊跷事帮他们摆脱了困境。由纽夫维尔起草的这份与美国建立良好贸易关系的文件被发现了，同时被发现的还有一些关于其由来的信件，尽管这些文件都已被海水浸湿，但效用不减。与纽夫维尔谈判并起草该文件的美国人为威廉·李（William Lee），是弗吉尼亚这个李姓大家族中一个好管闲事的成员。大陆会议派遣他出任驻普鲁士和奥地利特使，但是维也纳及柏林均未接受其委任，因为它们均不愿由于承认一个美国使节而引起与英国的麻烦。李继续转道荷兰，想阻止对赛拉斯·迪安（准备取代亚当斯）的任命，并设法为自己取得了这个职位。由于李受到极力想推动阿姆斯特丹贸易的阿姆斯特丹议长范贝克尔的庇护，他不久就与纽夫维尔接触，与他一起起草友好贸易条约的条款。这些条款所根据的，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和威廉的兄弟阿瑟·李在1776年为可能的盟国缔约起草的蓝本。威廉完成条约的起草后得意扬扬，立即将文本寄给在大陆会议的朋友们，把这作为获得外交任命的资本。他本来是无权以自己国家的名义擅自签订条约的，正如范贝克尔或者纽夫维尔也无权代表自己国家一样，但是当时谁都没有为此担心。在费城，这个文件转到了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手中，此人是南卡罗来纳的富裕农场主，后来担任大陆会议主席一职。实际上，他是接替亚当斯在海牙职位的人。在1780年8月乘船起程就任新职的时候，他拿出条约草案并细细查看了各个条款。他当时乘坐的是一艘定期班轮（客轮或者邮轮），没有护航舰船，结果他乘的“墨丘利”号（Mercury）在纽芬兰岛附近被英国巡洋舰“皇家维斯塔尔”号（H. M. S Vestal）追逐。劳伦斯立即把自己行李箱中的外交文件清出，塞进一个袋子里，加入铅块加重，然后扔进海里。很不幸，他没有把袋中的气放出来，结果袋子浮到海面上，被“皇家维斯塔尔”号上一个机敏的海员发现，用钩子捞上船来。强行登上敌船的英国人发现，劳伦斯的身份是“应自称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民的要求赴荷兰办理贷款事宜的绅士”，于是在9月3日将其逮捕，带回英国关押在伦敦塔监狱。他在狱中一直被关到战争结束。
在劳伦斯的文件中发现的条约及其他相关信件，让英国很兴奋，作为荷兰人敌对举动的证明，这一发现可谓恰逢其时。负责殖民地事务的大臣斯托蒙特伯爵（Lord Stormont）在写给约克的信中说，这是阿姆斯特丹与美国人直接接触的证据。他还添油加醋地说这“实际上与直接侵略并无二致”。考虑到此条约为非正式条约，且起草者均无权代表荷兰或者美国，英国就此事的反应之强烈无疑是过分的——他们显然是有意为之。他们想制造声势，使荷兰不敢加入中立盟约，因此就此事大事张扬，就好像劳伦斯企图谋杀英国国王一样。斯托蒙特在写给约克的信中说，如果发现联省议会参与了此事，那么这可以作为宣战的理由。如果荷兰受到亲法派影响而加入中立盟约的话，劳伦斯的文件足以“向全世界证明（英国）有权采取任何措施”，并“对于战争给予最恰如其分的引导，使其成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和荷兰之间的纷争，与任何其他中立国无涉”。约克马上完成了把英国受到的威胁转告亲王这一很合他胃口的使命。他报告说，公布此事不可能“不在该国引起震惊……并对其参与北方盟约的热情大泼冷水”。但约克处理此事时显然有些太咄咄逼人了。他要求执政必须宣布废除条约，并以“扰乱公共和平和违反国家法律”的罪名对范贝克尔及其同党做出惩罚，以儆效尤，否则国王陛下只能采取措施来维护自己的尊严。此时尚未离任的亚当斯重申道：“傲慢的英国人对待阿姆斯特丹的态度与对波士顿的态度毫无二致。”由于他们生性不会吸取教训，因此导致了同样的结果——反抗压迫者的团结一致，这曾在美洲使得本来纷争不已的殖民地联合起来，结成联邦。亚当斯报告说当地普遍地期望着战争。他在圣诞节写道：荷兰共和国正被“猛烈的斗争”所裹挟。大街上到处可以听到反英歌曲，这些歌曲是专门为了投海员所好而谱写的。“前天……一位唱了这歌的妇女在一个地方一个小时便卖掉了600份。这都是战争的迹象。”就在对中立盟约的争论还在继续的时候，英国发出了最后通牒，声称荷兰违反了1678年盟约的规定。荷兰对此的回应是，由于英国提出援助是为了对付殖民地叛乱，而非由于第三方攻击，因此该条约并不适用。他们拒绝接受最后通牒，并在1780年11月20日同意加入中立盟约。12月10日，各交战方得到了有关这个决定的通告。
秘密条约让英国人更加没有脸面，因为这表明自己的盟国正在与叛逆做生意；此外，让英国没有颜面的还有，自己无法阻止肆无忌惮的违禁品交易，除非采取断然措施：夺取圣尤斯特歇斯岛并从源头上斩断之。据说这个办法是约瑟夫·约克爵士向其政府建议的。罗德尼上将受命完成这个使命。
既然最后通牒遭到拒绝，那么发布最后通牒的一方只能有所行动了。于是正如预料的，英国在12月20日对联省宣战。他们设法将指令下达给海上的指挥官们，尤其是乔治·罗德尼上将——他受命在荷兰尚未能通知圣尤斯特歇斯岛备战前驶向该岛。在向国会宣战的讲话中，诺斯大臣历数了荷兰对英国所做的种种悖逆之事。他们“公然违背条约”，拒绝向英国提供其应得的援助；他们为法国提供战争物资；他们借助阿姆斯特丹之手通过“与叛乱殖民地缔约”而支持“对英国施加的侮辱”；他们允许约翰·保罗·琼斯这个“苏格兰人和海盗（这两者显然均为罪过）将英国船只开进他们的港口并在那里进行修理”；他们允许在圣尤斯特歇斯岛对一艘“叛逆私掠船”鸣放礼炮，而该船刚在“其要塞火炮射程内”抢掠两艘英国船只。尽管诺斯勋爵在历数“安德鲁·多利亚”号的罪过时颇有夸张，因为我们知道它并没有劫掠任何——更不要说两艘——英国船只，不过他把向大陆旗鸣放礼炮列为开战理由之一，这足以表明赫拉夫的所作所为让英国人感到多么不满，不仅仅因为这是对“反叛者”的承认，而且因为他平等地对待了被英国人在某种程度上视为贱类的美国人。
有趣的是，诺斯勋爵最为恼火的乃是荷兰未能做好充分准备，结果导致他在采取攻击时似乎感到有些愧疚。他在英国国会发言时说，尽管他们极尽挑衅之事，“却极不慎重，未对可能遭受的进攻做好战争准备；而且尽管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悍然违背各类现行国际法，商人们不断为英国的敌人运送战争物资和给养，还把圣尤斯特歇斯岛作为仓库，却从不认为有必要对侦查有所防备，或针对英国海军或者海上指挥官发起的突然袭击有所防范，他们不可能对英国海军的机警和主动性一无所知”。显然，如果英国是对一个做好战争准备的敌人宣战，他无疑会感觉好受一些。
这之后的战争便是荷兰人所说的第四次英国战争，这场几乎被人忽视的边缘战争，就世界范围而言影响很小，微不足道。就局部影响而言，在赫拉夫鸣放礼炮所展开的这幅历史画卷中，圣尤斯特歇斯岛屈服了，而一个新的大人物登场了，这便是乔治·布里奇斯·罗德尼爵士上将，英国海上霸权的核心人物，他的一次失职对美国战争的结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对荷兰来说，战争导致了英国对其殖民地、贸易和船只的掠夺，并最终毁掉了亲王的声誉——他因为忽视了海军，太晚加入中立盟约，以及几乎其他所有灾难性的事件而受到谴责。结果亲法的爱国者党支配了政治，执政政权被推翻，随着法国势力的扩张，联省于1795年被拿破仑并入法国，这意味着荷兰共和国在艰难地获得独立之后不到150年，就宣告灭亡了。
[1] 荷兰的英语名Netherlands意为“低地”。——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