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艘名为“巴尔的摩英雄”号（Baltimore Hero）的私掠船本不属于美国海军，但因为受到马里兰安全委员会（the Council of Safety of Maryland）的委派，不等正式授权便迫不及待地想投入战斗。1776年11月21日，与其说是靠其武装（该船有6门到14门炮），毋宁说是靠其胆识，它在距离圣尤斯特歇斯岛海岸3英里的地方，俘获了一艘英国的货船——“五月”号（the May）。当时“五月”号正驶出圣基茨岛，无论在圣基茨岛还是在圣尤斯特歇斯岛上，该船均在视野范围之内。押解船员登上甲板，受命将“五月”号运至美国的特拉华。船主是位于背风群岛最南端多米尼加岛的一个英国居民。他通过多米尼加总督向该地区的英帝国高官、圣基茨岛总督克莱斯特·格雷特黑德（Craister Greathead）[1]表示强烈抗议；这个名字倒是有着十分恰当的自信。
大量外交信函抵达海牙，转达了格雷特黑德的谴责，他谴责圣尤斯特歇斯岛居民“经常公开地”向美方提供物资，“协助其反叛行为，成为其海盗活动的保护者”；“巴尔的摩英雄”号事件就发生在圣尤斯特歇斯岛大炮的射程内。格莱特黑德声称，该船还获准回到圣尤斯特歇斯岛，“显然受到了各种保护”，这都要归咎于未能严守中立的圣尤斯特歇斯岛总督赫拉夫的默许——如果不是纵容的话。他要求召见赫拉夫，要他就此事给予解释，对“五月”号船主给予赔偿，坚持要找出并缉拿“教唆犯”，让他们受到“应得的惩罚”，“以儆效尤”。格雷特黑德又旧事重提，说到了“安德鲁·多利亚”号事件的严重性，尽管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他认为赫拉夫对反叛者的旗帜行礼时已明确知道对方身份。提及礼炮事件，他更是义愤填膺，要求“就奥伦治要塞向英国叛逆臣民的旗帜行礼而对英王陛下旗帜所造成的侮辱，做出富于教益意义的补偿”。
他撰写了一篇冗长的檄文，长篇累牍地表示非常遗憾，“我们两国朝廷”之间的诸多合约遭到“粗暴的践踏”，“对英国背叛者的援助和承认”违反了国际法，“……这些被蒙蔽的民众本不会被视为合法……况且国际法从来不承认臣民对其宗主国所发动的战争为合法战争行为，因此任何僭权施加的抢夺行为，都只能被视同海盗之流的堕落行径……令所有公众信仰和国家尊严蒙羞的是，一个荷兰属地成为背叛和海盗行为的公然教唆者，而其阁下（在外交上，此词指荷兰议会）第一个公开承认了从未被列入列国国旗的旗帜”。文章洋洋洒洒，铿锵有力，华丽的辞藻连绵不绝。（让人惊讶不已的是，在18世纪，那些写信的人——尤其是那些官员们——有那样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对词句推敲雕琢，使语法臻于完美、遣词造句恰到好处，而20世纪的后来者只能嫉妒过去，他们的读者只能在学究气的丛林和官腔十足的泥沼中艰难行进。）
他还进一步指控说，该海盗船的船主之一实际上是马里兰的代理商范比伯，其承诺将抢掠的部分财物分给岛上的一位亲属。不过，对这种说法，范比伯先生及所谓的分赃者——一位叫奥尔（Mr Aull）的先生——都坚决予以否认。
在最后的激愤控诉中，克莱斯特·格雷特黑德提到，当赫拉夫得到机会，可以亲自向圣基茨总督做出解释的时候，他竟然拒绝与总督谈话。为加强效果，格雷特黑德先生特别安排英王阁下的议员之一、阁下任命的副检察长“屈尊前往送达”此函，然而赫拉夫仍然不为所动。在措辞傲慢的回信中，他拒绝回应传唤，也拒绝与格雷特黑德总督或自圣基茨的所有其他人商议此事。
作为对乔治三世国王陛下日益具有威胁性的抗议的回应，荷兰议会声称，其中立地位意味着平等地对待殖民地和英国，因此荷兰港口对美方船只开放。这意味着荷兰把战争中的美方视为平等的交战方，而非叛军。然而荷兰共和国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忠于贸易和利润的、阿姆斯特丹的亲美派；一派是忠于奥伦治亲王的亲英派，他们并不想面临战争的危险，故而召回赫拉夫接受质询，并在圣尤斯特歇斯岛周围派出自己的巡逻艇，搜查可能装有军火或其他违禁品的过往荷兰船只。
赫拉夫想方设法避免回去，他提到的诸多借口包括：健康问题，家庭责任，繁重的公务，还有——这对一个荷兰国民未免显得奇怪——“对大海的恐惧和厌恶”，因为他“极度晕船”，以至于全程他都无法抬头吃喝任何东西。他的借口并没有被接受。正如当时某人说的，晕船“是种不被同情的疾病，虽然这种病亟须同情”。尽管他把归期推迟了一年多，最后还是不得不回去。在经历了晕船之后，他在1778年回到阿姆斯特丹，接受西印度公司一个委员会就三项主要指控的调查：走私违禁品，准许掠夺一艘英国船只，以及给叛方旗帜以鸣放礼炮的礼遇。关于第三项指控，他坚持认为，对“安德鲁·多利亚”号鸣放礼炮，纯属对过往船只的通行礼节，与国籍无关，也并不意味着承认美国。
其中的关键问题，即赫拉夫是否明白他给予礼遇的旗帜的性质，并未得到澄清。格雷特黑德声称该旗帜“已被认为是美国叛军的旗帜”，但是他并未就此详细解释。他也许是从“安德鲁·多利亚”号一位接受质询的水手的证词中得出这个结论的。在接受圣基茨议会调查时，这个叫约翰·特洛特曼（John Trottman）的水手做证说：“安德鲁·多利亚”号在到达圣尤斯特歇斯岛时，向奥伦治要塞鸣放了13响礼炮，在经过一段时间间隔后，该要塞回应以9响或者11响礼炮，具体次数记不清了，而此时该船一直“悬挂着大陆旗”。该证词表明，如果17岁的特洛特曼能认出大陆旗的话，那么其他人也一定认识。事实上，特洛特曼是在费城被强制征上“安德鲁·多利亚”号服役的，费城恰恰是大陆旗的诞生地，他可能在那里见过升旗的仪式；这样一来，他对旗帜的了解并不能说明赫拉夫对此亦有了解。很可能赫拉夫在鸣放礼炮时的确认出了该旗帜，否则他为什么坚持让要塞指挥官对一面不认识的旗帜表示礼遇呢？赫拉夫对自己是否认识这面旗帜未置可否；他只是简单地反问指责他的人，如何证明他当时认出了这面旗帜。考虑到在过去10个月中，该旗帜一直在陆地及海上的战斗中飘扬着，像圣尤斯特歇斯岛这样繁忙的港口不可能不注意到它，因此他的回答是没有诚意的。
总的来说，赫拉夫的那份正文有202页、附录达700页的自辩书并非对指控的有力反击，而是对自己的严密辩护，几乎像一个律师一样。在谈及英国对荷兰运输船只屡次横加阻挠的时候，赫拉夫提醒西印度公司注意，尽管他有权强行阻止英国人的搜查和没收，他感到自己不得不“谨慎行事，因为缺乏相关手段”。他的现实主义态度指出了荷兰人的致命弱点，正如他所说的，在同美国船只的贸易这方面，由于圣尤斯特歇斯岛必须依靠外界提供所有供给，因此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不干扰贸易。向外输出的货物都经过严格检验，但是总有些想方设法违规的人。他否认为美国船只提供装备，说自己只不过提供美国船6周所需的供给和水，并声称把所有的荷兰人称作美国人的“坚实合作者”是“最不厚道、最无耻的侮辱”。如果有人嫌他这样的抗议未免过甚其词的话，那么他接着就要求提供能证明其错误的相关证据，并声称，如果在没有原告和证据的情况下就随随便便对某人提起诉讼，冒犯了他作为总督委任的尊严。在谈及相关的侮辱问题时，他认为自己被人称“Mynheer”（先生）时感觉受到了侮辱，他称该词在英语里是用来嘲弄和贬损荷兰人的。他还骄傲地说：“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的上司，没有人可以传唤我就管理行为做出解释。”
关于“巴尔的摩英雄”号，他表示事件发生在圣尤斯特歇斯岛的火炮射程之外，因此他无法阻止，正如他无法阻止在非洲海岸上发生的事情一样。他没有提及，为什么几个月前，当“西福德”号指挥官科尔包伊斯试图在圣尤斯特歇斯岛附近俘获一艘美国船只时，奥伦治要塞指挥官亚伯拉罕·拉维尼成功制止了这起类似事件。
赫拉夫以攻为守，指责说荷兰人更应当指责英国人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反过来，并且，他提醒委员会发还两艘因为运送违禁品而被扣押的荷兰船只，连同货物以及对相关费用和损失的赔偿。
这一套显然十分管用，调查委员会报告说对赫拉夫的辩解非常满意，并向荷兰国会建议，让他回到圣尤斯特歇斯岛继续担任总督。此时荷兰国会表现出了更大的勇气，而非惯常的官僚做派。国会拒绝屈从于英国人的要求，接受了西印度公司的判决，将赫拉夫派回去继续就任总督一职。荷兰主权的尊严无疑是一个动机，而知道赫拉夫会继续开展令商人阶层满意的与殖民地的获利丰厚的贸易，无疑是另外一个动机。
赫拉夫于1779年在斯塔蒂亚继续担任总督一职。在他回去重任总督之后，其岛屿与美国人的贸易额明显增加了。“安德鲁·多利亚”号及“巴尔的摩英雄”号事件似乎让圣尤斯特歇斯岛人更加大胆。根据指挥对荷兰商船进行护航任务的一位海军上将的详细记录，在1778年到1779年的13个月里，共有3182艘船驶离该岛，平均每天有七八艘船，数量令人吃惊。英国人曾阻止并搜查了一艘船，结果发现该船装载着1750桶火药和750套武器装备，此外还有诸如刺刀和弹匣等情节严重的违禁品。这类供给为几乎空空如也的美国弹药库提供了补充。在这一年，作为对海军物资的交换，美国人往圣尤斯特歇斯岛运去了1.2万大桶烟草及150万盎司靛蓝。
港口外英国的监督船只不断增加，毫不客气地搜查和罚没，这无疑减少了胆敢冒险装载供给的美国船只的数量。至于英国人在加大抗议和威胁的力度之后，圣尤斯特歇斯岛和美国之间的贸易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历史学家的意见并不一致。但约翰·亚当斯似乎对此毫不怀疑。“经过圣尤斯特歇斯岛的数个成功贸易案例表明，两国（联省与合众国）之间的贸易很可能会加强。”他在1779年8月给大陆会议主席的信中写道。
掌控这些活动的总督是个值得纪念的人物，这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英雄壮举或者豪言壮语，而是因为他目标坚定，并能有效地达成目标。当时的美国人为了表彰他在促进和鼓励为美国革命提供供给上的重要作用，作为对此的承认，将两条私掠船中的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另一条以他妻子的名字命名为“赫拉夫夫人”号（Lady Graaff），尽管这位夫人对桌布的品位低下。此外还有一位自称“心存感激的美国公民”F·W·克拉金（F. W. Cragin），“为了纪念第一声礼炮”还特地定做了赫拉夫的肖像画。克拉金来自新罕布什尔，是苏里南的居民；这幅画现在悬挂在捐赠者的家乡新罕布什尔州州政府。
英国人对国旗一事依然不依不饶，通过约瑟夫·约克爵士专横地通知荷兰国会，必须停止向叛军鸣放礼炮，惩治肇事者，召回并罢免圣尤斯特歇斯岛总督。此外，他还警告说，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国王陛下为维护国王之利益和尊严，将会毫不迟疑地采取他认为适当的措施”。英国和荷兰有长期的关系，时而亲密，时而磕磕碰碰，但是这次已是剑拔弩张，公开对立了。
约克爵士这位傲慢的使节，他的表达方式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他的父亲在1754年4月被封为伯爵，这一荣耀对英国人来说如饮甘醇，刻骨铭心。作为他的儿子，约克爵士自然有资格趾高气扬，哪里还将一个大使应有的凡俗礼节放在眼里，即使这些礼节很有可取之处。亚当斯说，约克向荷兰国会致辞的口吻与过去英国人对波士顿人的口吻是一样的。
约克爵士的言语中暗含威胁，荷兰亲王的首席顾问和非正式首相不伦瑞克公爵（Duke of Brunswick）对此非常恼怒，说“这是我所见到的主权国家间的函件往来中最傲慢无礼、最不成体统的”。信函被公布后，群情激昂，不过亲王的另外一个顾问指出，尽管眼下“很难咽下这口恶气，不过，没有力量的怒气是无效的，因此我们只能先把火气压一压”。这个顾问指出，荷兰并不具备所需要的力量。
对于英国人来说，赫拉夫重回圣尤斯特歇斯岛官复原职，是一种侮辱之举，远非满足伦敦提出的条件，因此他们开始考虑主动的报复手段。有传言暗示性地警告说，有百年历史的、1674年缔结的英荷条约将会中止——英国人一直不喜欢这个条约，因为它把“自由船只，自由货物”原则确立为中立权的基础。荷兰当时在政治上非常混乱，根本没有注意到这种暗示。
这时，有些怒气冲冲的荷兰公民建议停止向英国大使馆提供补给。约瑟夫爵士对自己可能陷入不便一无所知，仍然颇为自得地向伦敦的大臣汇报说，他递交的备忘录“在此国酿成激烈的情绪”，使民众感到震惊和恐惧。而不伦瑞克公爵则对威廉五世答复说，英国大使所表达的威胁对联省来说既是一种不公，也是一种侮辱。他认为更糟的是，约克在口头上表示，如果三周内不能得到圆满的答复，他就会被召回。公爵曾经提醒过约克，因此约克自己应该很清楚，在荷兰政体中，决议要获得议事各方同意才行，因此不可能在三周内做出任何决定。不伦瑞克说，为了荣誉和尊严，除非听取被告方的陈述，否则不可能满足英方要求。荷兰议会有义务保护本国的贸易和港口。公爵显然生气了。约克过分的言辞适得其反，把英国的强大盟友变成了敌人。不伦瑞克得出结论说，约克的威胁无非是想证明搜查和罚没荷兰船只之正当性的恐吓战术。
在这个事件中，约克所取得的结果与大使的使命正好相悖——大使的职能原是为了维护相互之间的和睦关系，掩饰一切暗藏的不愉快。在此种氛围下，荷兰政治和舆论中最深层、最严肃的争议展开了，并转向与英国的对抗。当时的议题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要求国会投票赞成无限制护航，这事实上意味着抵制搜查和罚没，完全落实“自由船只，自由货物”的原则。一开始，英国人自认为是主导的海上强国，有权制定公海法则，因而强烈抵制mare liberum——亦即后来美国人所说的“海洋自由”。荷兰亲王及执政急切想维持与英国的和睦关系——他把英国视为阻止法国入侵，更重要的是避免亲法的爱国党革命和活动的保护者，因而对无限制护航持强烈反对态度，其支持者奥伦治党也是如此。倡导无限制护航的主要代表是阿姆斯特丹的运输大亨们；正是这个省支付了各种费用，在荷兰拥有最大的影响力。这些倡导者决心不但保护自己的，而且要捍卫整个国家的海上贸易——他们的生命线和繁荣之本。他们预感到，英国无休止的干涉将会毁掉这种贸易。这一争论分裂了整个国家，尽管并不是阶级分裂，因为农民、手工业者和店主中的中产阶级也和无产阶级，特别是海员一样，支持商人的诉求，因为他们也依赖航海贸易以及原材料进口，这些原材料是给他们提供工作机会的制造商们所需要的。因此，他们和富人一样呼吁无限制护航。
荷兰政府并不想卷入战争，因为这会完全中止贸易。经过一年的激烈辩论，当阿姆斯特丹投票通过了无限制护航的提议时，荷兰议会却拒绝认可省议会投票。就在西印度群岛的荷兰人竭力想平息事态的时候，亚当斯写到，所有有身份的人“都因害怕而战战兢兢”；而在约克挑起事端的这个甚嚣尘上的当口，“我肯定不可能得到贷款”，他发现“政府里所有人都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他。
[1] 格雷特黑德意译为“大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