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伯爵的证明材料的最后一页，我必须留在林苑路的那半小时也结束了。吕贝尔先生看了看他的表，向我鞠了一躬。我立刻站起身来，留下这位代理人去看守那空房子。此后我再没见到他；再没听到他或他妻子的消息。他们爬出罪恶与欺诈的阴暗小径，横过我们所走的道路，然后又悄悄爬回到原来的小径上，就那样失去了踪影。
离开林苑路，一刻钟后我回到了家里。
我只用简单几句话，向劳娜和玛丽安说明我怎样完成了那件孤注一掷的冒险行动，并让她们知道此后我们的生活中可能出现的事。我把所有的细节都留到那天晚些时候详谈，首先立刻赶回圣约翰林区，去看福斯科伯爵到火车站接劳娜时向他租马车的那个人。
我根据手头的地址，找到了离林苑路大约四分之一里路的那家“马车行”。老板是一位很有礼貌的老实人。我向他解释，说我为了一件重要的家务事，需要确定一个日期，想请他查一查他的出车登记簿，也许他的营业记录能为我提供那项材料，他一口答应了我的要求。登记簿被取出来；就在“一八五○年七月二十六日”那个日期下面，记有这样一条：“林苑路五号福斯科伯爵预定四轮轿车一辆。下午二时出车。（约翰·欧文）。”
经过查询，我才知道，登记中“约翰·欧文”这姓名指的是当时被派去赶那辆车的人。这时他正在马房里干活，在我的要求下，他被唤来见我。
“你可记得，去年七月里给一位绅士赶车，从林苑路五号到滑铁卢桥火车站吗？”我问他。
“嗯，先生，”那个人说，“这个我可记不大清了。”
“也许你能记得那位绅士的长相吧？你可回想得起，去年夏天给一个外国人赶车——一位身材高大的绅士，长得特别胖？”
那个人立刻脸上闪出光辉。“我记起来了，先生！我从来没见过像他那样胖的绅士——我从来没给他那样沉重的客人赶过车。对了，对了——我想起他来了，先生。我们是去火车站的，是从林苑路去的。有一只鹦鹉或者什么鸟儿，在窗子里尖声怪叫。绅士给那位夫人找行李的时候很着急，他赏了我很多钱，因为我做事麻利，给他搬那些箱子。”
搬那些箱子！我立刻想起劳娜怎样叙述她抵达伦敦时的情景。说一个由福斯科伯爵带到车站去的人给她提取行李。原来就是这个人。
“你看见那位夫人了吗？”我问。“她是什么样儿？是年轻还是年老？”
“这个，先生，当时那么着急，又有那么多人你推我挤的，我这会儿可说不上来那位夫人是什么样儿了。有关她的事我什么也不记得了——除了她的姓。”
“你还记得她的姓？”
“记得，先生。她是格莱德夫人。”
“连她什么样儿都忘了，你怎么又会记得她的姓呢？”
车夫笑了，他移动着一双脚，有点儿不好意思。
“这个吗，不瞒您说，先生，”他说，“那时候我结婚不久；我老婆改姓我的姓之前，她和那位夫人同姓——我的意思是说，她也姓格莱德，先生。是那位夫人自己报出了她的姓。‘您箱子上有您的姓吗，夫人？’我问，‘有的，’她说，‘我行李上有我的姓：上面标着格莱德夫人。’‘有这种事呀！’我心里说，‘我这脑子一向记不住贵人的姓——可是，无论如何，我把这个姓像个老朋友一样给记牢了。’要问时间，那我可完全说不上来了，先生，也许，是一年前吧，也许，不是的吧。可是，讲到那个胖子绅士，还有那位夫人的姓，我能担保没错。”
现在再无需他记得时间了，那时间已经完全由他老板的出车登记簿证实了。我立刻想到，现在已经掌握了确凿的事实，作为无法抗拒的武器，能一下子粉碎全部阴谋。我毫不犹豫，把马车行老板拉到了一边对他说，他的登记簿和他车夫的证明有多么重要。我们很容易地谈妥，应当如何补偿老板由于暂时缺了这个车夫而蒙受的损失，我还抄录了登记簿里的这条记录，由老板亲笔签字作证。约翰·欧文此后将由我使唤三天，或者，如果需要的话，借用更多时间，一经这样约定后，我就离开了马车行。
现在我已取得一切需要的文件；区户籍登记办事处原先发出的死亡证，以及珀西瓦尔爵士给福斯科伯爵那封注有日期的信，都给藏在我的皮夹子里。
随身带着文字证明，记清楚了马车夫的答话，我掉转方向，朝基尔先生的事务所走去，自从调查工作开始以来，现在是第一次去那个地方。我这次再去访问他，一个目的是要告诉他我所做的事情。另一个目的是要事先通知他：我已决定第二天早晨陪我妻子去利默里奇庄园，要让她叔父公开承认她，接纳她回家。当时吉尔摩先生不在，在这情况下，为了这家人的利益，基尔先生作为这家人的法律顾问，他是否必须亲自到场，这件事我要让他自己作出决定。
当基尔先生听我原原本本叙述自己所做的事时，他是如何感到惊讶，又是如何发表他的看法：这一切我都不必再谈了。这里需要说的是，他立即决定和我们一同去坎伯兰。
第二天清晨，我们乘早车出发——劳娜、玛丽安、基尔先生和我坐在一个包房里，约翰·欧文和基尔先生事务所的一个雇员坐在另一个包房里。我们在利默里奇村车站下了车，先去托德家角农庄。我坚决主张，劳娜的叔父必须先公开承认劳娜是他侄女，然后再让劳娜去会见他。托德太太听了我们到坎伯兰的来意大为震惊，我等这位善良的女人一恢复了镇定，就让玛丽安和她解决我们的住宿问题，同时我和她丈夫作了安排，立刻让约翰·欧文受到农庄上雇工们的款待。等这些准备工作全部就绪，我就和基尔先生一同去利默里奇庄园。
我不能详细描绘我和费尔利先生的那一次会晤，因为，一想到那情景，我就感到厌恶、不耐烦，哪怕是回忆，那印象也会使我十分恶心。还是这样简单地总括一句吧：我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费尔利先生试图使出他那套老办法来对付我们。但是我们从会见的一开始就不去理会他那彬彬有礼的傲慢态度。接着他就一迭声诉苦，试图使我们相信他已经受不住阴谋败露的消息带给他的震动，但是我们对此也不表示同情。最后，像一个坏脾气的小孩，他索性吸着鼻子，抽抽答答地哭起来。“人家都说他侄女死了，叫他怎能知道她仍旧是活着呢？只要我们让他有时间恢复镇定，他当然高兴欢迎亲爱的劳娜。难道我们会认为他是急着要进坟墓不成？当然不是。那么我们又何必这样催促他呢？”他一抓到机会就再三抗议，但是我最后直截了当地打断了他的话，坚决要他在两条路当中选择一条：或是接受我的条件，认他的侄女；或是等将来法庭判定她仍活着，再承担此事的后果。他向基尔先生讨主意，基尔先生很爽快地说，这问题必须由他自己当场决定。不用说，他当然选择了能最快摆脱烦恼的办法，于是他突然打起精神向我们宣布：他身体不好，再也经受不了折磨，还是随我们去办吧。
我和基尔先生立刻下楼去，共同斟酌了一封信，准备以费尔利先生的名义发给所有曾经参加上次假殡葬的佃户，要他们第二天就到利默里奇庄园会齐。我们还开了一张条子，送给卡莱尔一家石匠铺，叫那铺子在同一天派人来利默里奇村墓地，准备铲去那碑文，基尔先生已安排好在庄园里下榻，他自告奋勇，要去把这些信件读给费尔利先生听，并且要他亲自在信上签名。
我用那天余下的时间，在农庄上写了一份揭露阴谋的简明材料，并加上了按语，以各方面提供的事实推翻了劳娜的死亡证明。我准备第二天在把这材料读给到会的佃户们听之前，先让基尔先生审阅一遍。我们作了必要的安排，议定读完材料后该用什么方式提出证明。这一切商议停当了，基尔先生就要谈劳娜的财产问题。我对这些事不熟悉，而且无意去了解它们，尽管我想到，作为一位办事认真负责的律师，基尔先生会不赞成我忽视那份留给福斯科夫人的遗产、不关心我妻子生前理应享受的利益，但我仍请基尔先生原谅，说我不愿谈这问题。我老实告诉他，说这问题牵涉到过去一些痛苦的事，我们自己从来不去提它，当然更不愿和别人谈它了。
天快晚时，我的最后一件事是去取得一份“墓碑上的记录”，趁伪造的碑文没铲除之前，先给它拓下一份底子来。
那一天来到了——那一天劳娜重新走进利默里奇庄园里我们熟悉的早餐室。玛丽安和我领着她一同走进去，所有集合在那里的人都从座位上站起。她刚一露面，我就看到大伙现出震惊的神色，听到他们表示诧异的窃窃私语。费尔利先生也到场了（根据我特别提出的条件），基尔先生站在他身旁。他的听差站在他背后，一只手拿着准备好的嗅盐瓶，另一只手拿着那块洒满香水的白手绢。
仪式一开始，我首先当众要求费尔利先生回答：我出席这个会，是不是已经由他授权，获得他的特许。他把手臂向他的听差和基尔先生两面伸出去，由他们俩扶着站起，然后声明：“请允许我介绍这位哈特赖特先生。我身体仍旧非常虚弱，我感谢他代表我发言。要谈的是一件十分骇人听闻的事情。请听他说吧——但是，你们可别闹腾呀！”说完了这几句，他就慢悠悠地在椅子里坐下，又去向那块洒满香水的小手绢求救。
我首先极其简单扼要地作了说明，接下去揭露阴谋的报告就开始了。我出席这个会（我告诉听众们），第一是要声明：我妻子，当时坐在我身旁的，是已故的菲利普·费尔利先生的女儿；第二要用确凿的事实证明：大伙上次在利默里奇村墓地里参加葬礼，实际上葬的是另一个女人；第三是要向他们简单说明所有这一切的经过。接着，也不用什么开场白，我立即宣读那篇揭露阴谋的报告，简明扼要地交代了它的内容，只谈了阴谋中图财的动机，并没提到珀西瓦尔爵士的秘密，以免使我的报告变得复杂。报告完毕，我提请听众们注意墓碑上的日期（二十五日），并取出死亡证给大伙看，证明那日期是正确的。然后我向他们宣读了珀西瓦尔爵士二十五日写的信，信中说他妻子准备二十六日从汉普郡动身去伦敦。我接着说明她那次确实曾经上路，这可以由马车夫亲自作证，我更提出马车行出车登记簿上的记录，证明她确是在那指定的日期到达的。接着，玛丽安亲自陈述了她是如何和劳娜在疯人院里会面的，她妹妹又是如何逃出来的。她的话说完后，我趁仪式结束时向到会的人宣布了珀西瓦尔爵士的死讯，以及我结婚的消息。
我重新就座后，基尔先生起立宣布，作为家庭法律顾问，他认为我已用他生平所见到的最确凿的证据证明了这一件事。他说这些话时，我搂着劳娜，把她扶起，让屋子里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看到她。“你们都同意吗？”我问，同时指着我妻子，向前朝他们走近几步。
一听到这句问话，大伙就像触了电一样。屋子那面尽头，庄地上一个最老的佃户站了起来，其他所有的人也立即跟着站起。这时我看清了那个佃户，他那褐色的脸显得那么诚恳，头发是铁灰色的，这时他站在窗口的座位上，高挥着一条沉甸甸的马鞭，首先发出欢呼。“那就是她，好好的活着——上帝保佑她！你们喊好儿呀，哥儿们！喊好儿呀！”响应他的呼声此起彼伏，那是我听到的最悦耳的音乐。村里的工人和学校里的学生，一起聚集在草地上，也发出欢呼，声音回荡到我们这边。农妇们围住劳娜，抢着跟她握手，自己脸上涕泪纵横，一面却在安慰她，叫她鼓起勇气，不要哭泣。她激动得完全无法支持了，我不得不把她搀出人丛，扶到房门口。我在那里把她交给了玛丽安——我知道玛丽安以前从来不曾使我失望，而她现在充满勇气和自信，当然更不会辜负我们的信托。剩下了我一个人在门口，我首先代表自己和劳娜向所有到会的人致谢，然后邀请他们随我到墓地去亲眼看石匠铲去那碑文。
他们一起离开了屋子，加入了集合在坟墓周围的村民当中，这时石匠已在那里等候着我们。在一片紧张的寂静中，钢錾开始在云石上发出尖厉的声音。大伙静悄悄的，一动不动，直到最后“劳娜·格莱德夫人”几个字消失了。接着，人群感到一阵轻松，掀起了很大的骚动，仿佛觉得阴谋的枷锁终于从劳娜身上解除，然后，集合在一起的人慢慢地散开了。碑文尚未全部铲净，天已经晚了。后来，只在原来的地方刻上了这样一行：“安妮·凯瑟里克卒于一八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黄昏中，我赶早回到利默里奇庄园，向基尔先生道别。他和他的雇员，还有那个车夫，一起搭当晚的火车回伦敦去了。他们刚走，我就收到费尔利先生一封措词傲慢无礼的信（刚才，佃户们欢呼着响应我时，他已在完全瘫痪的状态中被抬出了屋子）。信中表达了“费尔利先生最热烈的祝贺”，并希望知道“我们是否有意留在他家”。我的答复是：我们这次到他府上来的唯一目的已经达到；现在只想回自己的家，任何其他人的寓所里我们都不愿意久留；费尔利先生一点也不必为将来会再看见我们的影子或听见我们的声音而担心。我们回到农庄上我们的朋友家里，在那里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由全村里的人和附近所有的农民，满怀热情与善意，一直护送到火车站，最后我们回到伦敦。
当坎伯兰的小丘在远处逐渐模糊时，我回想起：现在已经结束的这场漫长的斗争，是在多么令人沮丧失望的情况下开始的啊。现在回顾已往，我觉得很奇怪：当时贫穷使我们毫无希望获得外来的援助，迫使我完全靠自己采取行动，然而，正是这一情况间接地帮助我们获得成功。假如我们当时有足够的钱，可以得到法律的帮助，那结果又会怎样呢？从基尔先生本人的话里可以听出，打赢这场官司是毫无把握的；而从实际经受的考验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打输这场官司却是十分肯定的。如果依靠法律，我永远也不会去和凯瑟里克太太会见。如果依靠法律，帕斯卡永远也不会迫使伯爵作出交代。
要将这篇故事全部交代清楚，我还得补叙两件事情。
经过长时期的抑郁，我们初次感到心情轻松了；就在这时候，最初给我介绍木刻工作的那位朋友找我去，又一次表示关怀我的生活。他的几位老板都很想知道法国人在木刻实际应用方面的一项新发明究竟具有什么优点，派他去巴黎代为进行了解。他本人因为工作忙，没时间出差，于是，承他好意，提议转托我去办这件事。我很感激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委托，因为，如果我能按照理想完成这项任务，以后就可以经常为那份画报工作，而不必像现在这样只偶尔为它作画了。
我听了他的嘱咐，收拾好了行装，准备第二天出发。我再一次把劳娜托付给她姐姐（现在的情况和以前大不相同了！），这时我又想起了我和我妻子都一再为之感到不安的一件重要的事，也就是玛丽安的终身大事。难道我们可以这样只顾自己，只管接受这位慷慨无私的姑娘的爱，让她为我们献出她的一生吗？为了最好地表达自己的感激心情，难道我们不应当忘了自己，单纯去考虑到她吗？这一次临走之前，趁只有我和玛丽安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试图和她谈这件事。她拉住我的手，不等我往下说就打断了我的话。
“咱们三个人在一起经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她说，“除非是到了最后永别的时候，否则咱们是再也不分离的了。我的感情，我的幸福，沃尔特，都跟劳娜和你联系在一起了。再过一些日子，等到可以在你们的炉火旁听到孩子的声音，我要教孩子用他们的语言代我说话，那时候他们向父母背诵的第一课是：咱们离不开阿姨！”
那一次我不是单独去巴黎。在临行的最后一刻，帕斯卡决定和我同去。自从那天晚上去歌剧院以后，他始终没能恢复往常的愉快心情，现在决意要试一试，看一周的休假能不能使精神振作起来。
在我们抵达巴黎的第四天，我完成了委托的任务，写好了需要的报告。第五天，我作了安排，准备陪帕斯卡到各处游览取乐。
我们住的那家旅馆，由于客人太多，没能把我们俩安排在同一层楼上。我的房间在二楼，帕斯卡的房间在上面三楼。第五天早晨，我上楼去看教授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出去，刚要走上楼梯口，我看见他的房门从里边开了——扶着半掩着的门边，是一只纤长的神经质的手（那肯定不是我朋友的手）。就在这时候，我听见帕斯卡用他的本国语压低了声音急着说：“我记得那名字，可是我不认识那个人。你在歌剧院里看到，他样子完全变了，所以我没法认出他来。我要把报告送上去，此外我不能再做什么了。”“用不着再做什么了，”另一个人的声音回答。房门敞开，浅色头发、脸上有疤痕的那个人，正是我一星期前看见他尾随福斯科伯爵的马车的那个人，走出来了。我闪到一边，他向我鞠了一躬（瞧他那张脸苍白得可怕），走下楼梯时紧紧地扶着栏杆。
我推开门，走进帕斯卡的房间。他样子十分奇怪地蜷缩在一张沙发的角落里。我走近他时，他好像要躲开我。
“我打扰你了吧？”我问他，“我不知道你有朋友在这儿，后来才看见他走出去。”
“不是什么朋友，”帕斯卡急着说，“今天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见他。”
“恐怕，他给你带来了什么坏消息吧？”
“可怕的消息，沃尔特！咱们回伦敦吧——我再不要在这儿多待了——这次我根本就不该来的。我年轻时候做的那些不幸的事，变成了我最沉重的包袱，”他说时把脸转过去对着墙，“到后来变成了我最沉重的包袱。我真想忘了它们，可是它们不肯忘了我！”
“恐怕咱们要到下午才能回去，”我回答。“这会儿你高兴和我一起出去走走吗？”
“不，我的朋友，我还是在这儿等着吧。可是，咱们今儿就回去——千万让咱们回去吧。”
我临走时向他保证，说他当天下午就可以离开巴黎。前一天晚上我们曾①约好，要用维克托·雨果那部著名小说作为导游指南，到巴黎圣母院楼上去一趟。这是我最渴望在法国首都瞻仰的名胜，于是我独个儿到那教堂去了。
沿着河滨走近圣母院，我路过陈尸所——巴黎的那所恐怖的死屋。陈尸所门口围着一大群闹哄哄的人。分明是那里面有什么东西引起了普遍的好奇，投合了一般人对恐怖的兴趣。
我本来会径直向教堂走去的。但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谈话从人丛边上传到我耳朵里。他们刚在陈尸所里看完了出来，正和身边的人谈到一具死尸，说那是一个男子的尸体——死者身体异常肥大，左臂上有一个奇怪的标志。
一听到这句话，我就站住了，接着又跟着一群人往里走。刚才从门缝中听到帕斯卡的声音，在旅馆的楼梯上又看见从我身旁走过的那个陌生人的脸，我只是模糊地预感到这件事的隐情。现在，无意中听到了这几句话，我完全明白了这件事的真相。不是我，而是另一个复仇者，从歌剧院跟踪那个命数已尽的人到他家门口，再从他家门口跟踪到巴黎他避难的地方。不是我，而是另一个复仇者，清算了他的罪行，结果了他的性命。在戏院里，就在我向帕斯卡指出他的时候，那个也在追寻他的陌生人在我们旁边听见了我们的话，就在那片刻中决定了他的命运。我还想起，我和他面对面的时候，怎样进行了那场思想斗争（在放走他之前所作的那场思想斗争），而一想到这里，我就颤抖起来。
慢慢地，一寸一寸地，我随着人群往里挤，越走越近，走向陈尸所内那一片将生与死分开了的大玻璃隔板跟前；越走越近，直到最后，我已站在第一排观众紧后边，可以看清楚里面了。
他躺在那里，无人认领，无人认识，公开让一群法国人轻慢地、好奇地围观！那就是他一生长期以来逞能为害、肆意作恶的可怕下场！在死后安息的肃穆宁静中，他那张宽大端正的脸威武地对着我们，我四周爱饶舌的法国妇女都举起手来赞美，尖着嗓子齐声大喊：“啊，瞧呀，这个男人多么漂亮！”可能是一把刀，也可能是一只匕首，恰巧刺在他的心头，造成了他的致命伤。从尸体的其他部分看不出行凶后留下的痕迹，只左臂上，也就是我在帕斯卡的臂上看见标志的地方，深深地划了两刀，形成一个T字形伤口，使人再辨①指法国作家维克托·雨果（1802—1885）的小说《巴黎圣母院》。——译者注不出那个社团的标志。从他的装束上可以看出，他也知道自己面临的危险，所以用那身衣服把自己化装成为一个法国工人。我勉强透过玻璃板去看，但只看了一会儿，并未在那里多待。我不能更详细地描绘，因为我再不能多看下去了。
在把这件事交代过去之前，我不妨在此提一提此后被证实的几件与他的死有关的事（部分是从帕斯卡那里获悉的，部分是从其他地方听来的）。
他的尸体，是从塞纳河里打捞起的，像我以上描写的那样化了装，从他身上找不出任何线索，可以说明他的姓名、身份或住址。此后无法追捕那刺杀他的凶手，也无法查明他被害的情形。我自己对这件暗杀的秘密作了结论，也让其他的人自己去作出结论吧。我曾经说过，那个脸上有疤痕的外国人是那社团的成员（他在意大利加入那社团时，帕斯卡已经离开本国）；我还说①过，死者左臂上划的T字形伤口代表意大利字“Traditore”，说明那社团惩罚了一个叛徒。这样，我已经就自己所知道的一切，说明了福斯科伯爵死亡的秘密。
我看见尸体的第二天，当局根据一封写给死者妻子的匿名信认出了他。福斯科夫人将他安葬在谢神甫公墓里。直到现在，伯爵夫人仍经常亲手把鲜花花圈挂在坟墓周围美丽的青铜栏杆上。夫人在凡尔赛过着完全与世隔离的生活。不久前她发表了一部她先夫的传记。从这本书里，读者绝对无法查出他的真名实姓，更无法发现他生前的秘密：书中几乎通篇表扬他做丈夫的美德，竭力夸奖他罕有的才能，并列举了他荣获的勋章和头衔等。有关他死的情形，只是被一笔带过，在最后一页上概括为这么两句：——“他一生中长期维护贵族的权利与骑士团的神圣原则，是为自己的事业而牺牲的。”
我从巴黎回来后，夏秋两季又随着过去，但这段时期里并未发生什么值得记述的变化。我们的生活十分简单安静，所以我的稳定的收入已足够维持我们的开销了。
第二年二月里，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是一个男孩。我母亲和妹妹，以及魏茜太太，都参加了我们为他举行命名礼而设的小小宴会，克莱门茨太太也来为我妻子帮忙。玛丽安做了我们孩子的教母，帕斯卡和吉尔摩先生做了他的教父（后者是委托别人代表的）。这里我不妨再叙一笔：一年后吉尔摩先生回国，在我的要求下帮助完成了这部作品；他用他的名字发表在故事中的那篇陈述，虽然按顺序被列在前面，但在时间上却是我最后收到的一部分材料。
这里还需要交代我们生活中的一件事，它发生在我的小沃尔特出世六个月的时候。
那时候我正被派往爱尔兰，为雇用我的那份报纸画几幅即将发表的插图。我去了将近两星期，每日经常同我妻子和玛丽安通信，除了最后那三天，因为我的行止太不固定，没法收到她们的回信。最后我乘夜车结束了那次旅程，但当我清晨回到家里时，竟然没人接我，这使我大为惊讶。劳娜和玛丽安已在我回来的前一天带着孩子出门了。
仆人交给我妻子留下的一张条子，通知我她们已经去利默里奇庄园，而①意大利语：“叛徒”。——译者注
这就使我更加诧异了。玛丽安不许她在信上说明原因，只是要我一回到家就跟着到她们那儿去，要等我抵达坎伯兰才向我说明全部原因，并嘱咐在这以前一点也不必为此事担心。条子上就写了这么一些。
那时还来得及赶早班火车。于是，就在当天下午，我到了利默里奇庄园。
我妻子和玛丽安都在楼上。更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她们都到了我当年为费尔利先生裱画时用作工作室的那间小屋子里。这时玛丽安就坐在我从前工作时坐的那张椅子里，孩子很起劲地在她膝上吮珊瑚玩具，而劳娜则站在我常用的那张熟悉的画桌跟前，手边摊开着我从前给她画的那本小画册。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我问，“费尔利先生知道吗？”
玛丽安打断了我的问话，说费尔利先生已经去世。他一度中风，从此一病不起。基尔先生把他的死讯通知了她们，并建议她们立刻来利默里奇庄园。
我思想中只模糊地预感到一次重大的变化。劳娜不等我全部意识到这件事的性质，就先开口。她悄悄走近我身边，对当时仍留在我脸上的惊奇神情感到很有趣。
“亲爱的沃尔特，”她说，“难道我们真的必须说明为什么自作主张来到这儿吗？亲爱的，恐怕这一次只好打破常规，先斩后奏了。”
“根本不需要向他这样解释，”玛丽安说。“还是让我们谈一谈将来的事情，那会同样清楚，更加有趣。”她站起来，双手举起那个蹬着脚欢呼的孩子。“你认识这是谁吗，沃尔特？”她问我，快乐的泪花在她眼睛里荧荧闪亮。
“不论我多么糊涂，总也有一个限度，”我回答，“我肯定能够答复你，说我认得这是我的孩子。”
“孩子！”她激动地说，又显得像从前那样爽朗愉快了。“你谈到一位英国地主的时候，可以这样随便吗？我向你介绍这位小公子的时候，你知道你是站在谁的面前吗？明明是不知道嘛！让我介绍两位高贵的人士互相认识一下吧：这位是沃尔特·哈特赖特先生，这位是利默里奇庄园未来的主人。”
这就是她的声明。写到最后这几句话，我的全部故事也就结束了。笔开始在我手中颤抖；许多月来漫长而愉快的工作完成了；玛丽安是我们生活中的慈善天使，那么，就用玛丽安的这几句话结束我们的故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