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看电影常常会流泪，所以我总喜欢坐在我旁边的人默默地抽咽着他或她的鼻子，或脸上带着一道亮光光的泪痕离座而去。我总认为这样的人是一个比较好的人。现在我老实觉得看电影流泪是一点没有什么可耻的了。这对于人是有许多好处的。且听我说来。
“你流过泪吗？”当我们看过了嚣俄[即雨果]的《孤星泪》的电影，从南京大戏院里出来的时候，我的妻子问我道。
“我当然流泪的咯。”我说道，“凡是看了那个打动我们全部情感的伟大小说而不流泪的便算不得是一个有充分人性的人，是吗？”
事实上，我是大大地受了感动的。那天晚上我感到头痛，一点事情也不能做。我玩了一会扑克，但也毫无兴趣，我输掉了四元二角半钱。
看一本好的小说，不论是电影或原书，而不应该流泪，这种无谓的话有什么意思呢？为了尊重起见，我且不妨引点亚里士多德与司马迁的话。亚里士多德说真正的悲剧精神是一种“泻剂”，是通利我们的情感的药剂。而我们的那位大史学家及文章家司马迁则说悲剧可以“平和血气”。如果一个大作家写了一部大作品，搬上了舞台，观众看了并不流泪，那么演员或观众一定是有点毛病了。大家都说流泪是可耻的，是没有丈夫气的。在某种程度上，在日常生活中这句话是不错的，如果一个人太容易哭或笑了，我们便要说他是一个弱者，一个在感性上与脾性上有所不平衡的家伙，或是一个稚气的白痴了——这些话也都是对的。但一个人难道没有应当深深地受了感动而流几滴眼泪的吗？在电影中，生活以一种更凝集的姿态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以一种日常生活所没有的力量感动着我们。如果它不能使我们感动得流泪——如果不能感动我们这些驯良的，有纪律的，传统化了的，且又以我们的传统性自傲的人们，那么还说什么悲剧的通利作用呢？
伊萨多拉·邓肯曾把一个女人比做一件乐器，并把一个只有一个爱人的女人比做一件只被一个音乐家玩弄过的乐器。每一个大情人对于同一个女人可以拿她当做一个各各不同的情人。正如每个音乐家可以从同一乐器中弹出不同的曲调。每一种艺术工作无非全是在艺术家与创作的资料或工具间的一种反应，有时又是艺术家与读者或观众间的反应。因此，同是一幅画面，可以使一个人激起热情，同时又使另一个人漠然无动。不论是电影上或绘画上的画面，都是如此。观赏者愈是敏感，他对于这艺术作品的反应也愈大，比起别一些较少感受性的人们来，他在这画面中所感受的也愈多。同样是一幅黄昏的风景，可以使一个人感动得流泪，而对于另一个人，也许只不过是一幅普通的落日图而已。老练商人每每因不受普通的落日图所动情而自得——难道他也没有流泪的时候吗？——为了他的股票每日涨价一倍而高兴得流泪，或为了银行界与他断绝往来而失望得流泪吗？既是如此，那么所谓流泪就算是没有丈夫气或不该流泪等等，这些无谓的话又算得什么呢？
在事实上，有的人比别人敏感一点，正如提琴之分优劣一样。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是需要一个敏感的人去吸取其所能享受的感受的。一匹名马需要一个好的骑手，一支好的乐曲也需要一个能了解的音乐家或乐队指挥，他要能够从休倍脱（Schubert）的作品中领略到休之所以为休的全部柔和性，以及从勃拉姆斯与查考夫斯基的作品中领略到勃之所以为勃及查之所以为查的全部感伤性。在书与作家中，那情形亦然如此。每一个人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领略，是绝对受着他的智力与感情的天赋所限制的。这一个人领略他这一点，那一个人又领略他的那一点，读者与作者之间有完全相同的反应这种情形我们极少看见，正如我们难得看见一支乐曲与一个天才乐队指挥的拟测之间有完全同情的反应一样。
不错，在这个人世间是委实有泪的，问题只是我们在什么事上流泪而已。世上有欢喜的泪，哀愁的泪，爱的泪，宽恕的泪，母子间离合的泪。有的人听了一个令人作呕的感伤故事会流泪，有的人则对于真正的美与仁慈流泪。但无论什么人，他感到要流泪的时候就尽管流他的泪吧，因为我们在未有理智之前本是动物，而流一点眼泪，不论是宽恕的泪，可怜的泪，或因真正的美而感到欢喜的泪，对于他总是有一点好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