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德操不同一般，比我们内心滋生的善意更为高贵。懂得自律和出身良好的灵魂总是遵循同一步伐，行为跟有德操的人难分上下。但是跟禀性善良、温情平和、依照理性办事相比，德操中自有一种我说不出的高贵和奋进。
有的人天性温良宽宏，不在乎遭受凌辱，自然是一件好事值得称道；然而有的人遭受凌辱勃然大怒，在理智的劝导下，压制了复仇的怒焰，经过一番思量终于自我克制，岂不是更值得称道。前者做事好，后者做事有德操。前者的行为是善良的行为，后者的行为是有德操的行为。因为德操这个词是以困难和对比为前提的，不可能不经过思想交锋而去完成。我们可以任意称颂上帝是善良的，强大的，慷慨的，还有公正的；；但是我们从不称上帝是有德操的；上帝的作为都是天生的，不需花费一点力气。
在哲学家中间，包括斯多葛派，还有伊壁鸠鲁派——容我插一句：：这个“还有”我取自一般的看法，其实是错的——有人嘲笑阿凯西劳斯，说有许多人从他的学派改信伊壁鸠鲁学派，而从来没有人从伊壁鸠鲁学派改信他的学派，阿凯西劳斯说：“我相信是的！可是要明白公鸡可以成为阉鸡，阉鸡决不能成为公鸡。”不论他这句话说得多么机智，事实上，从看法和信条的坚定性与严格性来看，伊壁鸠鲁派决不输于斯多葛派。斯多葛派中的好斗者，为了打倒伊壁鸠鲁，自鸣得意，不惜把伊壁鸠鲁从没想过的事也算是他说的，还有意歪曲他的原话，用语法修辞篡改原意，明知他的心中与行为中没有的事强加在他的身上。有一个斯多葛派的信念比那些好斗者更真诚，宣称他放弃成为伊壁鸠鲁的信徒有众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考虑到他的道路高不可攀。“那些被人诬为热爱肉欲的人，其实是热爱荣誉和正义的人，他们尊重和实践一切德行[1]。”
我再接着说，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的哲学家中间，有许多人都认为心平气和，循规蹈矩，乐于行善是不够的；回避一切命运的抗争而作的决心和推理也是不够的，还应该寻找考验的机会。他们愿意追求痛苦、困难和轻蔑，然后再把它们打垮，使斗志保持不懈。“德操在斗争中更趋坚定[2]。”
伊帕米农德斯属于第三学派，他拒绝接受命运通过合法的途径交到他手中的财富；据他说是为了向贫困抗争，即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矢志不渝，其中也有这一条原因。我还觉得苏格拉底对自己的训练还要严厉，他用妻子的凶焊作为对自己的考验：这简直是在钻刀阵。
萨特奈纳斯，罗马的护民官，企图强制通过一项有利于平民的不合理法规，抗拒者将遭到极刑。罗马元老院中唯有米泰勒斯一人以他的道德力量，独力抵制萨特奈纳斯的压力，从而遭到镇压，他在最后关头还对押他上刑场的人说这样的话：“做坏事既容易又卑劣，不冒险而做好事则稀松平常，只有冒了险做好事，才是一位有德操者的本分。”
米泰勒斯的这些话向我们清楚地表明了我要证实的信念，就是有德操的事不是一蹴而成的；只因本性善良，循规蹈矩，轻松愉快完成的事，决不是真正的德操要完成的事。德操要求一条艰苦曲折、充满荆棘的道路。德操或者是去克服外界的艰难，像米泰勒斯，命运骤然断送了他的前程，或者是去克服内心的艰难，它使一个人生活中坐立不安、茶食不思。
我行文至此，非常顺利。但是，推论到了这个地步忽生奇想，苏格拉底的灵魂，据我所知，是公认的最完美的灵魂，然而以我的推论来看则是不值得推荐的。因为我不能想象这位人物有丝毫做坏事的念头。他施行德操，我也想象不出对他有任何为难和任何克制。我知道他的理智坚强无比，主宰一切，决不会让任何邪念有萌芽的机会。像他那么高尚的德操，我看不出有什么可以比拟的。我觉得看着这样的德操跨着胜利的步伐一往无前，大模大样，轻盈自在；如果说德操只有与邪恶的欲念作斗争时才会发光，那么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德操不可能没有罪恶的参与。德操在罪恶的托衬下益加显得辉煌。那样的话，伊壁鸠鲁派的这种堂而皇之、毫无顾忌的情欲又会成为什么样的呢？情欲自负地认为德操会在它的怀抱中娇生惯养，玩乐嬉闹，把耻辱、狂热、贫穷、死亡和痛苦作为玩物。如果我认为完美的德操通过耐心克服和忍受痛苦，通过忍受风湿痛而决不怨天尤人而完成的，如果我说德操必须有艰苦和困难作为陪衬，那么伊壁鸠鲁的德操又会怎么样呢？那种不但以蔑视痛苦，并且以痛苦本身为乐，把痢疾的病痛作为挠痒，他们中间许多人还留下行动给我们作可靠的证明。
还有其他人我认为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学说所立的规矩。比如说小加图，当我看到他死时撕裂自己的五脏六腑，我不能认为他那时的灵魂没有丝毫惶惑和恐惧，我不能认为他坚持这样做的目的仅是遵守斯多葛派的规定：沉着、冷静、没有激情。我觉得这位青年的德操中充满青春朝气，决不会就此罢休。我无疑相信他在这次高尚的行动中感到快乐和陶醉，超过他一生中任何其他行动：“他高高兴兴找到了脱离生命投人死亡的动机[3]。”我对此深信不疑，以致我怀疑他是否愿意被剥夺这个建立丰功伟绩的机会。就是有机会让他去关心群众利益而不是关心个人利益，也不会使我改变主意，我依然很容易相信，他感谢命运让凯撤这个盗贼乘隙把国家的自由传统踩在脚下，从而对他的德操进行这样高尚的考验。我仿佛在这种行动中看到，当灵魂认识到他的行为中的高尚和自豪时，自有一种我说不出的愉悦、极度的快乐和大丈夫气概：
“死的决心使她[4]更为骄傲[5]。”
——贺拉斯
他并不企求什么光荣，像某些庸俗和没有骨气的人的看法，因为这样的想法太卑下了，决不能触动一颗那么慷慨、高傲和坚硬的心，他企求的是这件事本身的壮烈。心对这样的事看得很清楚，很完美，它比我们都善于掌握其中的奥妙。
我很高兴，依照哲学可以作出如下的判断，这么一个高尚行为除了小加图以外，是不会出现在其他人的生命中的，唯有他的生命才会这样结束。因而他按照理智告诫儿子和伴随他的元老，说他们有他们完成业绩的道路，“加图生来具备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严厉禀性，加以长期来不断地锻炼自己，坚持自己的原则屹然不动，宁死也不愿见到暴君出现[6]。”
死与生其实是一致的。我们不会因死而变成不同的人。我总是以生来解释死。如果有人跟我说某人死得很坚强，而活得很脆弱；我认为这是他生命中原有的脆弱性造成的。
他依靠灵魂的力量，死得满不在乎，从容不迫。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样使他的德操黯然失色了呢？头脑里有点真正哲学思想的人中间，有谁会满足于想象苏格拉底遇到灾星，身陷囹圄，饱尝铁窗风味时仅仅是不害怕和不忧虑呢？有谁会不承认他既固执又坚定（这是他的日常态度），还有对自己最后的学说有一种新的满足和欣喜呢？当他在赐死前脱去镣铐时，他搔自己的双腿，高兴得心里发颤，他不是感到灵魂中有一种极度的愉悦，他终于摆脱了从前的艰辛，要去认识未来的事物么？小加图必须原谅我这样说，他死得很悲壮，而苏格拉底则死得更美丽。
苏格拉底死得令人惋惜，而阿里斯蒂帕斯对惋惜的人说：“但愿神让我也有这样的死！”
这两位人物以及他们的摹仿者（我十分怀疑是否有人得到其真谛），那么习惯于德操，德操成为他们感性的一部分。这已不是孜孜以求的德操，也不是理智的约束，而使灵魂保持紧张状态；这是他们心灵的本质，这是他们天性的自然流露。他们天性善良宽厚，又加上哲学信条的长期熏陶，才培养出这样的心灵。我们内心的邪念找不到走入他们心灵的道路，他们心灵的力量和坚定在邪念蠢蠢欲动时已把它们堵住，压了下去。
一种是通过高尚和神圣的决心，使诱惑不致萌生，以德操教育自己，使罪恶的种子连根拔掉；另一种是受到情欲的刺激，放任自流，然后又发奋图强去克服情欲的进展；相比之下，前者可能比后者更美；然而后者的行为又比天性随和温良，厌恶荒唐纵欲更加了不起，我相信这是不用怀疑的。因为第三种即是最后一种做法，只能造就一名无辜的人，而不是有德操的人。不做坏事并不意味会做好事。再加上这样做人的方法十分接近于有缺陷和软弱，我也不知道如何确定它们的界限而加以区别了。所谓善良和无辜在这种情况下成了贬义词。我还看到许多德行，如贞洁、简朴、节制，当我们年老力衰时，人人都是可以做到的。临危不惧（如果用词没有不当的话），蔑视死亡，困境中不急不躁，那是对意外事件缺乏判断，不懂得实事求是的人也是可以做到的。麻木与愚蠢偶尔也会产生道德的效果，就像我时常见到有人原来应该惩罚而竟得到了表扬。
一名意大利贵族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诋毁他的国家：意大利人感觉敏锐，思想活泼，对于降临他们身上的危险和意外事件很有预见。如果在战场上当大家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时，见到他们已经想到安全措施，也不必大惊小怪。而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就没有那么细致，就行动仓促，他们要眼睛看得到危险，手摸得着危险，这时才会感到害怕，临了就慌作一团。而德国人和瑞士人还要粗鲁和迟钝，就是挨到打也不知道改变主意。这可能仅仅是说笑。有一点是真的，就是战争中往往是新兵奋不顾身扑向危险，吃过亏以后才会多加思索：
渴望尚未得到的荣誉，希望首战告捷，这在第一次战斗中会带来什么，那是不会不知道的[7]。
——维吉尔
因而，当人们判断某一个具体行动时，应该考虑到许多因素，全面了解做这件事的那个人，然后才能定论。
再就我个人来说一说。我好几次见到我朋友称道我这个人谨慎小心，其实是我运气好；称道我勇敢和耐心，其实是我判断和看法正确；说到我的事总不得要领；有时对我过誉，有时对我中伤。以目前来说，我已经达到第一阶段的涵养，把德操视为习惯；然而还无法证实我达到了第二阶段。我有什么迫切的欲念要克制还不用费多大力气。我的德操是一种偶然或意外的德操，或者说得确切一点，只是一种无邪行为。如果我生来脾气浮躁不定，我怕我的行为就不堪设想。因为如果我的情欲稍为激烈，我决不会狠下心来去抑制它们。我不知道如何反复斟酌或思想斗争。因而，我对许多恶习都没有沾边，只能说是叨天之幸：
如果我只有为数不多的微疵小瑕，如果我天性善良，像一张美丽的脸庞上有零星的小瘢痕[8]。
——贺拉斯
这是靠我的运气多于靠我的理智。我是从我的以贤明著称的家族和一位非常善良的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我不知道是父亲把他的一部分脾性遗传给了我，还是我童年时家庭的榜样和教育对我的帮助；或者我生来就是这样的。
是我生在天秤宫的影响下，还是在诞生时目露凶光的天蝎宫的影响下，还是在像暴君坐镇西海的摩羯宫的影响下[9]？
——贺拉斯
不管如何，我自己对大部分恶习讨厌之至。有人问什么是学习人生的最好途径，安提西尼说：“把坏事忘掉。”好像说的就是这个思想。我说我讨厌恶习，这种看法出于自己的天性，是我们从襁褓时期就带来的本能和性格，我一直保留着，任何时刻都不曾使它改变，即使我本人的言辞也不能够；我的言辞若是摆脱惯例中某些事物的约束，也会使我轻易去做我天性憎恨的一些行为。
要我说不中听的话，我还是会说的，然而在许多问题上，我的作风也会比我的意见有更多约束和规矩，我的欲念不及我的理智强烈。
阿里斯蒂帕斯对欲念和财富的看法那么大胆，整个哲学界群起而攻之。但是至于他个人的生活作风如何，狄奥尼修斯暴君派来三名美女供他挑选，他回答说他三个都要，如果他选了其中一名而怠慢了其他两名，会给帕里斯带来厄运；但是把她们领到家里以后，手指也没动一下就把她们送了回去。他的仆人一路跟着他，带了太多的银钱背不动，他吩咐他把背不动的钱都扔了。
伊壁鸠鲁的教条是非宗教性的，讲究安逸，然而他在生活中却非常虔诚和勤奋。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他用黑面包和清水果腹，请他送一些奶酪来以便他有时做一顿丰盛的餐食。是不是可以说，为了做个好人，我们必须依靠隐藏在内心的天然潜质，没有规律，没有理由，没有先例地而做到这点？
叨天之幸，我曾经有过几次放荡行为，都不算是最糟糕的。我在内心已对这些行为根据其不同程度而有所谴责，因为我的判断力没有受到这些行为的影响。我狠狠责备自己要比责备别人严厉得多。事情就是这样；因此，目前来说，我顺其自然，轻易地落到天秤的另一头，除非为了克制自己的恶习，不受其他恶习的玷污；若不小心，恶习与恶习大多数都是互相联系，互相蔓延的。我对自己的恶习尽量予以隔离、孤立，不引发其他的恶习。
我不放纵我的恶习[10]。
——朱维纳尔
然而，斯多葛派认为贤人行动时，他的所有的德操都在行动，虽然根据行动的性质其中一种德操更为明显（若举身体为例，可能更说明问题，人在发怒时，身体内所有体液都帮助它起作用，虽然怒气是占主要地位），如果以此类推，认为坏人做坏事时，他的所有恶习都同时发作，我相信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或者是我不明白他们的原意，因为以我的经验来说事情恰巧相反。
这是一些无从捉摸的细腻之处，在哲学中往往是略而不提的。
有些恶习我也沾上的，有些恶习我是回避的，圣人也不过如此。
可是逍遥学派否认这种不可分解的错综复杂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谨慎公正的人也可能是贪酒纵欲的人。
对于有的人认为他的面孔带有恶相，苏格拉底是这样说的，他的天性确有这样的倾向，但是他通过学问得到了纠正。
熟悉哲学家斯蒂尔博的人说，斯蒂尔博生来喜爱酒色，他通过学习渐渐跟这些疏远了。
我则相反，身上若有什么优点，都来自先天。不是来自法律、学说和其他学习途径。我心灵的无辜，是一种先天的无辜；既不强求，也不虚伪。我在一切罪恶中最痛恨的是残忍，不论是直感上还是判断上，都看作是罪恶。我的心地是那么懦弱，甚至看到杀鸡也会满心不快，也忍受不了兔子在我的猎物口中的吱叫声，虽然打猎是一大乐事。
那些反对欲念的人乐意使用这个论据，指出欲念是恶的和非理智的；当欲念恶性发作时，我们会受它的控制，理智一点不起作用；他们还会提出我们与女人私通时的经验作为例子。
当肉体感到愉快的时候，当维纳斯准备在她的领域撒布种子的时候[11]；
——柳克里希厄斯
那时候他们觉得我们已经乐不可支，我们的理智也无能为力，因为理智也完全沉浸在欲念之中了。
我知道事情也可以不至于这样，有的人若有志，在这一时刻把心思转移到其他地方。但是心灵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我知道追求乐趣是可以控制的，我熟悉这个题目；我并不觉得维纳斯是个肆无忌惮的女神，许多比我讲究贞洁的人可以作证。纳瓦拉王后写的《七日谈》故事集，是一部艳情动人的书，其中有一篇故事提到，跟一位思慕已久的情妇在毫无拘束和完全自由的环境下，过上好几个晚上，遵照诺言仅限于接吻和抚摩，这简直是个奇迹，而我不这样认为，也不认为是一件太难的事。
我相信举狩猎为例是很适当的，经过长时间的搜索后，我们的猎物突然在我们最料不到的地方跳了出来（愈仓促和愈意外，就愈少乐趣，因为理智猝不及防，没有余暇去准备和兴奋起来）。奔跑追逐，喊声震天，喜爱这类狩猎的人不会轻易地想到其他。因而诗人笔下的狄安娜总是战胜丘比特的火把和金箭。
谁不是在追逐的欢乐中忘了爱情的残酷折磨[12]？
——贺拉斯
再回到我的题目，我对别人的痛苦很容易动恻隐之心。有时会不论场合在人前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再没有比眼泪更容易引出我的眼泪。不论是什么样的眼泪，真情的、虚假的或做作的都一样。
死去的人不会叫我难过，还可以说叫我羡慕；但是我很为垂死的人难过。野蛮人烤死人的肉充饥，并不使我反感，那些折磨和迫害活人的人才真正使我气愤。依法处死，不论如何有理由，我都没有法子正视这类事。有人为了说明凯撒宽大作这样解释：“他复仇
也是挺温和的。海盗把他抓了去进行勒索，凯撒逼得他们向他投降，他虽然还是按照他事前的威胁把他们送上了十字架，但是先把他们掐死以后再钉的。他的秘书菲洛蒙企图毒死他，凯撒也仅是赐他一死而已。”这位拉丁作家的名字不提也罢，把冒犯过自己的人处死已经可作为宽大的例子，可以想象这些罗马暴君平时施行的暴政，如何叫他感到恶毒和可怖。
至于我，即使在执法方面，一切超过简单一死的做法都是纯粹的残忍，尤其我们基督徒很看重灵魂平静地升天。忍受折磨和苦刑后的灵魂是不可能平静的。
不久以前，一名囚禁的士兵从他的塔楼上，看到广场上有几名木工正在竖立死刑架，人群围了起来，意识到这些都是冲着他来的，他绝望之余无计可施，拿了意外得到的一辆生锈大车上拆下来的旧钉子，在脖子上狠狠捅了两下。看到这样还不足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又在肚子上一戳，这下子他昏了过去。一名看守进来看见他倒在地上，把他唤醒，趁他还没有昏厥过去，对他宣读砍头的判决。这个判决他听了非常称心，同意喝他原来拒绝的送别酒，向法官道谢，他们对他的判决是意想不到的温和，并说，他决心自杀是害怕会受到更加残酷的刑罚，因为广场上的这些布置，更使他胆战心惊……他完全是逃避一个更难忍受的刑罚才出此下策的。
我要说的是，这些严厉手段应该用来对付罪人的尸体，欲使老百姓循规蹈矩，那就不让这些尸体埋葬，把尸体肢解和煮烧，同样可以警戒普通人。就像给活人上刑罚，虽然实际上几乎不起作用，像上帝说的：“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作甚么的[13]。”诗人们奇怪地渲染这种场面的可怖，还把它置于死亡之上。
怎么！他们竟然不顾廉耻，把国王烧成了半熟，把剔肉见骨、浑身血污的尸体在地上拽[14]！
——恩尼乌斯
有一天在罗马，我偶然遇见大家正在惩处一个著名的盗贼卡泰纳。他被掐死时，群众无动于衷，但是当大家要把他的尸体肢解时，屠夫切上一刀，群众中发出一声呻吟，一声喊叫，仿佛这堆腐肉牵动每个人的神经。
这些不人道的极端行为应该施行于躯壳，而不施行于活体。因而，阿尔塔薛西斯在多少相似的情况下，改变了古代波斯法律的严酷性。根据他的诏令，贵族犯法，不是按照惯例接受鞭刑，而是脱下衣服，让衣服代为受过，不是按惯例拔去头发，而是摘脱高帽代替。
埃及人非常虔诚，认为画几头猪的图形就算是伸张了神的正义。用图画向奉为主宰的神许愿，这是大胆的创新。
我就生活在这个时代，内乱频仍，残酷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从古代历史中找不出我们天天看到的这种穷凶极恶的事。但是这决不能使我见多了而不以为然。要不是亲眼目睹我真难以相信人间有这样的魔鬼，仅仅是为了取乐而任意杀人；用斧子砍下别人的四肢，绞尽脑汁去发明新的酷刑、新的死法，既不出于仇恨，也不出于利害，只是出于取乐的目的，要看一看一个人临死前的焦虑，他可怜巴巴的动作，他使人闻之泪下的呻吟和叫喊。这真是到了残忍的最大限度。“一个人杀另一个人，不是出于怒火，也不是出于害怕，而是仅仅瞧着他如何死去[15]。”
看着人家追杀一头无辜的野兽，而心里满不在乎，在我实在做不到；野兽毫无防御能力，又没有冒犯我们。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麋鹿感到筋疲力尽，没有生路，会跪在追逐的人面前，用眼泪向他苦苦哀求。
它浑身血迹，仿佛用一声声哀鸣在求饶[16]。
——维吉尔
这对我是一种非常不愉快的情景。
我抓到一头活动物，总是把它放回旷野。毕达哥拉斯从渔夫和捕鸟人手里买下他们的猎物，也是这样做的。
我相信刀剑初次染上的总是动物的血[17]。
——奥维德
滥杀动物的天性也说明人性残酷的一面。
自从罗马人看惯了杀害野兽的演出，进而要看人杀害人、格斗士杀害格斗士的演出。我怕的是人性中生来有一种非人性的本能。看到动物相亲相爱，没有人会喜欢；看到动物相互残杀，没有人不兴高采烈。
为了使我对动物的同情不致遭到嘲笑，神学中也提到应该厚待动物，认为同一位主让我们住在一起，为主服务，它们跟我们都属于主的家庭。神学要我们对动物表示尊重和爱护是有道理的。毕达哥拉斯还借用了埃及人的灵魂转生说，后来为许多国家采纳，尤其是我们的德鲁兹派僧侣。
灵魂是不灭的，灵魂在离开第一个住所后，就到新的地方去生活，得到托身后再一次居住下来[18]。
——奥维德
我们高卢祖先的宗教相信灵魂长生，不断地从一个身子寄托到另一个身子，还把这种游动无常说成是神的公正：因为这是依据灵魂迁谪说，比如灵魂最初寄托在亚历山大身上，上帝也会根据他的作为再把灵魂迁到另一个更苦或更好的人身上去。
上帝把灵魂寄托在动物身上，残酷的灵魂在熊身上，好偷的灵魂在狼身上，奸诈的灵魂在狐狸身上。多年内使它们经历千百次变形，然后在遗忘河中洗涤，又召回到原来的人身上[19]。
——克洛迪厄斯
如果灵魂是勇敢的，寄托在狮子的身上，贪吃的灵魂寄托在猪的身上；怯懦的灵魂寄托在鹿或兔子的身上；狡猾的灵魂寄托在狐狸的身上；如此等等，直到经过惩罚的洗涤，灵魂又重新回到某一个人的身上。
以我来说，因为我记得，在特洛伊战争时期，我是潘托俄斯的儿子欧福耳玻斯[20]。
——奥维德
至于我们与动物之间的亲缘，我不在这里赘述，我也不多谈许多国家，尤其是最古老和最辉煌的国家，不但把动物视同家人，还给它们一个高尚的地位，有时把它们看作是诸神的老朋友或亲信，比对待人还要尊敬和崇拜。有的民族不认上帝不认神，只认这些动物；野蛮人把动物看作神物，给他们赐福。
有的人崇拜鳄鱼，有的人看到白鹅吞蛇，怀着宗教的恐惧。这里神猴的金雕像闪闪发光，那里人们敬仰一条河鱼，还有满城的人崇拜的是一条狗[21]。
——朱维纳尔
普鲁塔克对这种根深蒂固的错误的解释，是在为埃及人开脱。因为他说埃及人崇拜的（比如说）不是什么猫或什么牛，他们崇拜是这些动物身上具备的天赋才能，牛表现出耐性和有益性，猫表现出灵敏性；犹如我们的邻居勃艮第人，还有全体德国人，决不甘心于四面受包围，他们以此表示自己爱好自由，他们崇拜自由胜过任何其他天赋权利。
在最克制的意见中间，我听到过这么一种说法，指出我们跟动物十分接近的相似点，它们具备我们大部分的特长，它们跟我们相比丝毫不见逊色，我要对我们这类自负的话大打折扣；对于有人夸口说我们胜过其他生物，我对这种所谓的王者气象，从心底不敢苟同。
虽则对事情不能做得面面俱到，还是应该说有一种尊敬，或者说人类的一种普遍义务，不但对于有生命有感情的动物，并且对树木花草都要有爱惜之情。我们对人要讲正义，对其他需要爱护和珍惜的生物要爱护和珍惜。生物与我们之间有交往，有相互依赖。我毫不在乎说出自己天性中的幼稚温情。每当我的那条狗就是在不适宜的时刻跟我嬉戏，我也不会拒绝。
土耳其人有动物的慈善事业和医院。罗马人普遍关心鹅的饲养工作，因为鹅的警惕性曾使他们的首都免遭一场浩劫[22]。雅典人下命令，凡是参加巴特农神庙建造工程的驴骡统统放生，任其到处食草，不得阻碍。
阿格里琴坦人习惯上隆重安葬他们喜爱的动物，例如，建立奇功的马匹，有益的、甚至只是供他们的孩子取乐的狗和禽鸟。他们在一切事物上讲究奢华，在许多为这个目的建造的纪念物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几世纪供人瞻仰。
埃及人把狼、熊、鳄鱼、狗和猫埋葬在圣地，还在尸体上涂香料，为它们办丧事戴孝。
赛门有几匹马，替他三次赢得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赛马奖，死后得到他的厚葬。老赞蒂珀斯把他的狗安葬在海岬上，海岬还因此而得名。普鲁塔克说，为了贪图小利把一头长期给他干活的黄牛卖给屠宰场，他会在良心感到不安的。
[1]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2] 原文为拉丁语。塞涅卡语。
[3]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4] 指埃及艳后克莉奥帕特勒。
[5] 原文为拉丁语。
[6]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7] 原文为拉丁语
[8] 原文为拉丁语。
[9] 原文为拉丁语。
[10] 原文为拉丁语。
[11] 原文为拉丁语。
[12] 原文为拉丁语。
[13] 原文是拉丁语。引自《圣经》。
[14] 原文为拉丁语。
[15] 原文为拉丁语。塞涅卡语。
[16] 原文为拉丁语。
[17] 原文为拉丁语。
[18] 原文为拉丁语。
[19] 原文为拉丁语。
[20] 原文为拉丁语。
[21] 原文为拉丁语。
[22] 据普鲁塔克一书的记载，日耳曼人夜里偷袭罗马，被城里的鹅发现，怪声大叫，惊醒卫兵奋勇保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