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赫拉夫鸣放礼炮致意的时候，他的同胞已经几乎在各个领域都达到了或正处于巅峰状态——例如为了宜居而兴建水利工程，为了赢得政治独立而花费极长时间成功对抗了当时最大的帝国，繁荣的贸易、商业和银行业，覆盖各大洋的海运，伦勃朗在黄金时代登峰造极的艺术作品——几乎在所有方面均有建树，唯有其政府是个例外。他们满足于一种软弱无力的政治制度，即便是太平洋上的某个原始小岛也无法忍受这样的制度。因为这些或正面或负面的特点，荷兰人是当时欧洲最有意思的民族，尽管当时的人很少会这样说。也许只有一个美国人是例外，那就是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一位驻荷兰公使。1780年，在到达荷兰后不久，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现在所在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为奇妙的……我才来到这里三四个星期，但我……已经对荷兰非常喜爱了。这是个独特的国度。它无与伦比。到处都是工业的影响和艺术的杰作……这个民族不为人所知，连邻居也不了解它。荷兰语是唯有他们自己才使用的语言。因此，他们不与任何人交谈，别人也不与他们交谈。英国是个了不起的民族，但他们瞧不起荷兰人，因为荷兰是个小民族。法国是个更大的民族，因此他们也瞧不起荷兰人，因为荷兰与他们相比更小。但是我很怀疑，如果按人口比例来看的话，欧洲是否还有别的民族像荷兰这样值得尊敬。”由于荷兰在贸易上异军突起，欧洲人心怀嫉妒，未能欣赏荷兰人的优点。
荷兰成了欧洲造船业的中心，荷兰人在长期与水抗衡的过程中又增添了一个本领。在史前时期，欧洲被来自东方的日耳曼人所占据，其中一个叫巴达维亚（Batavi）的部落——后来被荷兰人视为自己的祖先，为了寻求一块可以安居的地方，一直向前推进，直至来到海边无法再走为止。这里是欧洲的边缘，受到海浪的冲刷和浸泡，然而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生活在这里。这里湿润潮湿，生计艰难，没有别的民族会跟他们争夺这个地方。他们把土丘作为建造房屋的基础，这样可以让房子高出水面，他们建造坡道供家畜进出之用，建造海堤阻拦海水，通过实践和试验学会了使用风车，不断把积水从溪流、泉眼和沼泽中汲取出来，使自己的脚下有了干燥的土地。不久，他们学会了从湖底和沼泽地上排水造地，这些被称为圩田（polders）的地方可供农业和居住之用。通过把抽出的水导入沟渠，他们又开凿出了可供运输的运河。维护这个排水体系需要持续维护和更新；这项工作从来没有停止，也永远不会完结。通过人力和工程上的惊人壮举，这个民族成功地为自己创造了可以居住的土地，用人类的手完成了这之前只有上帝才能完成的事。他们成就了可以与《创世记》相媲美的伟业，也就对人和自然之力毫无畏惧了，浑身充盈着事在必成的信念。这个民族人数不多，居住在一块不踏实的土地上，但他们竟然敢于反抗当时最大的帝国西班牙的统治，在从1568年到1648年长达80年的抵抗中不屈不挠。与美洲殖民地的对手英国远在3000英里之外且远隔重洋不同，荷兰的敌人就在同一大陆，从巴塞罗那到安特卫普的陆上距离不过约900英里。最终赢得独立之后，仅仅经过了一代人的自治，荷兰已经成为欧洲的商业中心和金融中心，依托从印度洋延伸到哈德孙河的庞大海洋帝国，把自己改造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
荷兰的惊人发展和扩张的奇迹让历史学家感到困惑，就连荷兰学者也感到惊讶。也许正如同荷兰的排水工程和推翻西班牙，这些事件显得神秘只是因为人类精神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永远无法明确地说明。不过对于荷兰奇迹，有些原因还是可以辨明的。他们的崛起部分是由于需要，一个处于不毛之地边缘的民族要设法生存；部分原因是他们有小拿破仑那样顽强的意志和力量去超越自己的大哥哥们；最后还有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从自己已经成就的伟业中得到了激励。
不过当这种扩张正在发生的时候，荷兰人自己并不觉得这有什么神秘可言。在1548年荷兰各省递交给君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Carles V）的请愿书中，他们解释了为什么要这样做。请愿者表示，为了让土地不受海水侵蚀，需要建造堤坝、水闸、水沟、风车和圩田，不断排水造地，需要巨额的年度支出。他们写道：“除此之外，该荷兰省还有很多沙丘、泥塘、湖泊及其他荒地，无论是种植还是放牧均不适宜。因此该省居民为了养活自己和妻儿，只能从事手工业和贸易，他们需要从海外输入原材料并将成品再出口，包括将各种各样的织物、布饰出口到西班牙、葡萄牙、日耳曼、苏格兰，特别是丹麦、波罗的海、挪威及其他地区，并带回这些地区出产的物品，主要是小麦和其他粮食。因此该省的主要营生必须通过航运及相关贸易，有赖于此，商人、船长、船员、领航员、修船木匠等很多人得以养家糊口。这些人通过航海和进出口让货物在各个地方流通，而他们带来的商品则在荷兰、布拉班特（Brabant）、佛兰德斯（Flanders）以及周围地区进行售卖。”
海外扩张的一大实际要素便是船只。由于荷兰与波罗的海国家从事谷物贸易，荷兰人比对手更易得到波罗的海的木料，有了造船材料的稳定供应。他们采用了一种更为高效的船舶设计方式，与战船不同，专门用于货船。这种设计只需较少的船务人员；没有船炮可以装载更多的货物；采用标准化零件，比其他国家的造船法造价低、建造快，而且可以大量建造。当彼得大帝决定让俄国成为航海大国时，他在1697年来到荷兰，到在须德海（Zuyder Zee）和北海之间的赞丹（Zaandam）的干船坞，学习造船术。在赞丹，一艘250吨浅吃水货船“槽形船”（flute）的造价只有英国船厂的一半。简化帆缆后，一艘200吨的船只需10人即可驾驶，而在英国，同样大小的船则需要20到30名船员才能开动。
在17世纪，各国生机勃发，贸易空前繁荣，商业迅速扩张，荷兰人的聪明才智和造船法使荷兰脱颖而出，跻身于大国之列。这些船只运载的货物包括东印度群岛的香料、印度的棉花、中国的茶以及西印度群岛的糖，流通所产生的利润使得荷兰人可以借钱给周围的国家。由于荷兰的航运和金融资源，与荷兰的联盟变得重要起来。
荷兰崛起的奇迹除了有独特的荷兰因素外，亦受到16世纪后期开始的时代精神的影响。中世纪的大门正通向所有领域里新的境界：思想自由，印刷术带来的信息传播，以及地理大发现。大船的建造使商船不再局限于地中海熟悉海岸的贸易，可以转向遥远大陆的产品、物资和未知的民族——棉花，糖，辣椒和香料，茶和咖啡，丝绸和陶瓷，所有这些物品都涌向欧洲，丰富了生活，扩大了贸易，刺激了工业发展。欧洲人冲破了大陆的限制，横渡大西洋，进入太平洋，绕过非洲好望角，发现了东印度群岛。荷兰人很快捷足先登。由于他们工于造船，加之土地匮乏，无法用赚得的钱购买土地，于是他们把钱投入航海。他们通常合伙经营，这样可以分摊风险，也有更多的资本用于装备船只，招募船员，支持长途的航行。
在1595年进行了第一次探险后，荷兰于1598年开始了去东印度群岛的航行，这个航程漫长而危险。商船队共有22艘船，遭遇了暴风雨、船员疾病、私掠船以及其他海上航行的危险，最终只有14艘船回来了。然而他们带回的胡椒、香料以及印度的产品远远弥补了他们的损失，吸引了其他投资者加入这场冒险竞争。1601年，共有65艘船——这是上一次探险的船数的3倍——向同一个目的地进发，有那么多竞争者卷入其中，以至于荷兰议会建议他们联合起来。就这样，荷属东印度公司于1602年成立，首开后来推动荷兰崛起的大规模商业集团之先河。由于有足够的资本来支持大商船队的长途航行，又有国家特许的贸易垄断，东印度公司成立20年后，又创立了荷属西印度公司，主要关注巴西的糖，秘鲁和墨西哥的银，此外还寄望于美洲的皮毛生意。该公司在1621年获准垄断美洲贸易，这是在亨利·哈德孙发现哈德孙河之后。当时他受荷属东印度公司雇用，去探索一条从东北方向通向东方的通道，却在西半球发现了一条像莱茵河那样的大河，并完成了从科德角（Cape of Cod）到弗吉尼亚之间美国海岸线的勘测。同一时期，在河与海洋之间建立了面海向河的新阿姆斯特丹殖民地。这两个贸易公司带回的财富扩大了荷兰的课税基础，给政府提供了更多的钱组建更多的船队，更大范围地进行扩张。别的国家看到这一切很是眼红，为了平息自己心中的妒火，他们败坏荷兰人的声誉，说他们为了钱不择手段。自然，其国民最主要的兴趣是赚钱，加之荷兰人在长期的反抗中培养了很强的自由和独立意识，这一切都促成了荷兰异乎寻常的迅猛发展。
凭借出色的航海技术和优良的船只，荷兰人登上了世界贸易之巅，超越了当时被认为是最强的航海大国西班牙，也超越了一直想与荷兰争夺贸易的英国。英国的船长受其社会风气的影响，认为拥有土地乃是社会生活之最高理想，而这种土地所有权不能受到体力劳动或者商业活动的玷污。英国的船长往往是贵族的志愿者，实践经验有限甚至阙如。与此相反，荷兰的船长和海军将领往往是老水手的孩子，从小就是拉扯缆绳长大的。荷兰的海军上将勒伊特是17世纪的海军英雄，一位法国军官曾震惊地看到他拿着一把扫帚打扫自己的船舱，又走出去喂自己养的鸡。
那时以经商起家的“企业家”们，为长途贸易和新兴产业提供了资本和组织，而新兴产业发端于新的产品——如印刷机用纸，为行驶远洋航线的商船队制造大型船只的造船厂，武器、制服、营房及所有战争装备的制造厂等等。这些产业除了让人们致富，还为重商主义的观点提供了证据——通过穷人们的辛勤劳作制造出口物品，取得贸易顺差和硬通货，这样又可以制造更多的船，装备更多的军队。正如荷兰人不久即意识到的，这些企业家们发现，利润最简单的用途便是向其他企业家提供有利息的贷款。
1609年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在这一年发现了哈德孙河，成立了阿姆斯特丹银行——该银行仿佛推动荷兰商业血液流通的心脏。它采用新方法管理外汇兑换，铸造固定重量和价值的硬币，开放提供信用和贷款的支票服务，为存款提供担保，不久各个国家的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个银行，而荷兰弗罗林成了最受欢迎的货币。该银行还定期印刷、发布股票市场的股价，这一发明或许让全世界都对阿姆斯特丹充满感激——或许并不感激。
1648年，荷兰从西班牙那里赢得独立，最终成为富裕强国——尽管长期的抵抗斗争严重耗费国力，被战争蹂躏的乡村城镇满目疮痍，由于军火及军队的开销、大量有产者移居国外而导致严重的贫乏。由于其异乎寻常的开拓精神，由于迫切的需要，也由于经历严酷考验所得到的自信，他们不断扩张贸易和航运，直到掌控了超过一半的欧洲贸易，并可以停靠从东印度群岛到非洲，从巴西到加勒比海，再到北美的新阿姆斯特丹的几乎所有外国港口。在奥斯曼帝国，他们得到特许可以在土耳其全部领土上从事贸易。这是对西班牙人的惩罚，因为在勒班陀大海战（Battle of Lepanto）中，西班牙击败了土耳其人。荷兰人的船舱承载着全世界超过3/4的货运量，这包括来自波罗的海的木材和粮食、法国的食盐、荷兰的织物、东印度的香料，以及西印度的糖。根据历史学家的估算，荷兰在1648年取得独立时，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强国。据说荷兰人在海上有1万艘船，年度国际贸易量估计达10亿法郎——这个数字无疑有些夸大，也许是那些外国船员为了让自己的政府感到羞愧而奋起竞争吧。
大约在1634年，荷兰人从印第安人手中购得曼哈顿岛8年之后，进入加勒比海，夺取了圣尤斯特歇斯岛、圣马丁岛、库拉索岛以及拉丁美洲大陆上的苏里南（Surinam）。糖比香料价值更高，吸引了各国的掠夺者。舌头甜滋滋的感受令人愉悦，糖成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并能甜化其他食品，这提升了西印度群岛不动产的价值。各个国家蜂拥而至，只要见到长着高高的甘蔗的小岛便视为珍宝，纳入囊中。种植园主都发了大财。多年以后，有一次英国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乘车经过韦茅斯（Weymouth）时，看到一个种植园主乘坐的马车的马和配置比他自己的还气派。“糖，对吧？这些东西都是从糖来的！”当皮特听说马车主人是个西印度种植园主时，不禁感慨地说道。
沉甸甸的甘蔗必须收割，拉到作坊去，经过碾子两三次挤压——当然这都是手工完成的——榨取汁液，然后把这些汁液倒进锅里，煮熬成晶体，再经过几次煮熬提纯，脱色呈白色，然后压成糖块包装，或者未经提纯的红糖亦可，最终运至需要糖的市场。当地加勒比人在种植园的劳作中极易生病死去，因而从非洲贩来了体格更为强健的黑人劳力，促成了获利丰厚的奴隶贸易。
在非同寻常的航海和商业大发展时期，荷兰还陷入反抗西班牙统治者的动荡之中。通常人们以为作为动荡的后果，经济扩张和革命激情，这二者会相互削弱，结果二者却齐头并进了。
荷兰的反抗并非由于民族情绪高涨，因为荷兰根本就没有什么民族情绪，也没有什么政治思潮。尽管最初受到16世纪新教反对天主教斗争（系由新教脱离天主教而发）之影响，但在荷兰，主要的驱动力却是荷兰人对西班牙暴政的憎恶情绪。这历时80年的抗争混乱不堪，其中交织着各宗派、党派的内讧，与外国势力的结盟、示好，而西班牙统治者不断升级的高压手段把民众的恨意推向了狂怒，结果把本是支离破碎的国民联合到一起，共同为独立而奋争。
由于受到宗教改革——尤其是最激进的加尔文派（Calvinism）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荷兰北方各省接受了新教改革，其热忱不亚于约翰·诺克斯（John Knox）领导下的苏格兰人。与法国和哈布斯堡神圣罗马帝国接壤的南部各省依旧信奉天主教。这加剧了国家的分化。新教徒们毫不妥协，坚决不肯回归天主教会，而其君主、西班牙的腓力二世（Philip II of Spain）则同样坚决地要将他们重新收回罗马的教会。
当腓力同父异母的姐姐、代行荷兰总督之权的摄政、帕尔马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Parma）敕令禁止教堂举行新教仪式，并禁止自封的新教牧师公开布道时，这些禁令引爆了愤怒的抗议和激烈的抵抗。他们向国王请愿，希望他废除这些敕令，然而这反而加强了腓力将异教彻底拔除、代以绝对皇权之权威的决心。然而，要让权威有效，两方缺一不可：一方发号施令，一方欣然接受。腓力的荷兰臣民并没有欣然接受的打算。1566年，给国王的请愿书没有得到答复，他们开始大肆洗劫教堂，损毁圣像和圣物——他们所鄙视的偶像崇拜的象征。在贵族联盟（League of Nobles）的带领下，新教运动在城镇和工业化民众中激起骚动，使荷兰面临全面暴乱。这些新教徒异常顽强团结，尽管他们来自荷兰不同省份，见解五花八门，又分属不同的工人阶级。当贵族联盟400人的队伍来到布鲁塞尔的政务院示威，要求撤销针对异教分子的宗教裁判所时，对他们毫不同情的大臣伯莱蒙特（Barlaimont）轻蔑地称他们是“一群乞丐”，而他们立刻就接受了这个光荣的称号。在联盟的宴会上，他们穿着乞丐的灰色衣服，脖子上挂着乞丐用的木杯。这个名称后来成了他们与西班牙战斗赢得自由的荣誉称号，海员们也得以在揭西班牙和英国对手的伤疤时自称“海上乞丐”取乐，他们可不是什么乞丐。
组织反抗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在1568年，拿骚的路易（Louis of Nassau）对北方城市格罗宁根（Groningen）的北方当局贸然发动了一场孤注一掷的进攻，一位关键人物就此登上舞台，这就是路易的兄弟奥伦治亲王拿骚的威廉（William of Nassau），后来他以“沉默者威廉”（William the Silent）之名作为英雄载入史册。奥伦治是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领地，归拿骚伯爵家族所有。威廉由故去的上一位皇帝任命，是荷兰、泽兰（Zeeland）和乌得勒支（Utrecht）三省的执政和总司令。当路易的叛乱被轻易镇压、路易本人也因此丧命之后，威廉继承了反叛者的衣钵。他为反叛注入雄心和活力，使得斗争得以持续，直到荷兰赢得独立——这已经是拿骚的路易揭竿而起80年之后。在胜利来到之前，西班牙的独裁和荷兰的反抗都在不断升级。
在反叛最初的年头，菲利普国王的解决方式是派残暴的阿尔瓦公爵（Duke of Alva）率领1万名军队，通过恐怖镇压迫使民众就范。阿尔瓦的办法是在城镇中进行大屠杀，把新教徒作为异教徒进行迫害，还专门组建了名为“血腥法庭”（the Council of Blood）的戡乱委员会——该法庭审理过1.2万宗案子，判处9000人有罪，处决或流放了1000多人。率领反叛的贵族被砍头，在布鲁塞尔的集市广场（Market Square），一天就有18人被砍头。大量财产被没收，很多人逃离荷兰，到处都弥漫着宗教裁判所的恐怖，这种审判与荷兰本地的世俗审判是迥然不同的。为了确保每个阶层的人们都成为反叛者，阿尔瓦还对所有出售物品征收1/10的销售税，对所有收入征收1/100的所得税。这遭人憎恶的什一税比任何暴行更能激起反抗。
研究过这次叛乱的一流历史学家莫特利（Motley）无法抑制其维多利亚时代新教徒的正直，把腓力二世称为“令人厌恶的人”。腓力视野狭隘、头脑僵化，无法认识正是他自己把麻烦激化成了叛乱。腓力只是认为他受上帝之命来彻底铲除新教，完全不觉得在完成此项使命过程中会遇到任何障碍。反抗的第一次小胜利激励了荷兰人。1572年，“海上乞丐”的一支海盗队伍夺取了登布里尔（Den Briel）要塞港，该港口位于默兹河（Meuse）河口，控制着该河的航运入口。
这些“海上乞丐”都是极端的加尔文主义信徒，由于早期对新教的迫害而形成。技艺精湛的水手结成凶残的团伙，通过掠扰西班牙海船来支持反叛事业。与此同时，他们的活动也加剧了不同地区和不同派系之间的内斗。
如果没有出现强有力的领导者——威廉·奥伦治，低地国家各省份与城市之间根深蒂固的分裂和互相猜忌，生怕自己的邻居得到了好处或者增加了影响力，本会永远地挫败所有反抗西班牙的共同斗争。然而威廉对这场仿佛没有希望的斗争的坚持，即使遇到挫折或失利仍不动摇，通过克服各个省份之间的斗争，强调共同的目标，以政治远见把同胞凝聚为一体。尽管他或有妥协的时候，或许他采取的策略不总是那么直截了当，然而他凭借自己个性的力量倾力抵抗，并最终成为抵抗的化身。如果抵抗有一面旗帜，那么上面应该写上他的这句话：“并非要看到希望才能坚持。”
1574年，即夺取登布里尔的次年，莱登（Leyden）英勇地抵抗了西班牙的围困，这使得所有的城镇和民众都团结在反叛者的麾下。莱登周围湖泊环绕，下莱茵河的河流、水道纵横交错，是号称“荷兰花园”的富裕的莱茵河三角洲上美丽、繁荣的织布业中心。
对付莱登的利器便是饥饿。阿尔瓦被召回了，但他的继任者加强了围困，哪怕一只鸡或者一片莴苣叶都难以入城。有7个月的时间，虚弱的居民们仅靠煮食树叶草根、干鱼皮以及从前脱粒机上剩下的麦糠果腹。偶尔杀只狗供卫兵食用，狗的尸体被撕成血淋淋的肉块，然后被生吞下去。饥荒后面总是跟着疾病，这使得伤病人员不断增加。情况岌岌可危，居民们面临着或者被消灭，或者投降的抉择。
就在这时，他们把自己的老对手——水——变成了自己的武器和同盟。威廉·奥伦治提议把默兹、伊塞尔（Yssel）以及其他流经莱登的河流的河堤挖开，让河流决口冲走包围者，并形成一个浅湖，使平底驳船和驳船能驶向陆地，为这个被围困的城市运送给养。因为决口可能淹毁农作物，必须先征得土地所有者和农民的同意。为此而派遣的使者穿过层层封锁线，带回了他们的许可。莱登的人们日益憔悴虚弱，但是谁都不想投降。荷兰议会召开会议，拒绝了西班牙人提出的条件，并接受了威廉·奥伦治破堤放水的提议。他们下令在鹿特丹、代尔夫特及其他河港集中200艘平底拖船，准备装载武器和给养。这些船还载着后来证明对救援至关重要的，由800名面容冷峻的“海上乞丐”组成的、“一支虽小却令人生畏的”队伍，他们脸上青黑色的疤痕都是在过去的战斗中留下的。
1574年8月，毁坏堤坝的命令下达了。这可不仅仅是在墙上挖几个洞那么简单。这些洞要大到足以让驳船穿过，还要在周围西班牙守卫部队威胁不大的炮火下进行。他们的武器是比较原始的16世纪的滑膛枪，火药从枪口装入，每发一枪都要重装火药，火药就装在士兵脖子上挂着的袋子里。“海上乞丐”一如既往地狠狠还击，把敌人逼出了要塞，让他们置身开阔地，然后他们惊恐地发现，水位正慢慢地从自己的脚上升高。刮了三天的西北风使极深的河水涌向莱登的方向，为驳船开辟了一条通道。救援队伍慢慢地行进着，在一个个湖泊间穿行，不断地破坏堤坝，直到他们抵达距离目标只有5英里的地方。这一工程花费了数周，此时莱登的人们忍受着饥饿，经历了死亡。正在这时，一阵相反的东风渐起，把水吹开了，水浅得无法航行。在行进的最后阶段，这些船只能被推着拉着穿过泥滩，而城里虚弱的民众正经历痛苦，翘首期待援军的到来。
西班牙人担心他们的退路被切断，因而放弃了原来的防御阵地，加之不断遭受“海上乞丐”们的攻击，他们无法阻止援军靠近。这支笨拙的两栖救援队伍穿过泥泞，像海龟一样从水中显现，一点点靠近被围困的城市。此时他们得天之助，一阵风刮起，把船队推到了距离城墙仅几百码的地方。船员们一跃而下，把驳船扛过最后一段浅滩。最后的一支西班牙残军被迅速解决掉了。船终于被成功地推入码头，湿漉漉的船员们把面包扔给岸边的民众——他们看到援军到来都已喜极而泣。6000人死于饥饿和疾病，莱登的人口减少了1/3，没有投降而得到了解救。那些眼眶深陷的幸存者涌向大教堂，做礼拜感谢上苍。为嘉奖这个城市的顽强，威廉·奥伦治提供给他们两个选择：他们可以不必为每年举办的利润丰厚的展会缴税，或者选择建立一所大学。这些头脑精于算计的自治民们选择建立一所大学。他们认为课税与否受限于政局的发展，但是大学一旦建立，将永久地让这座城市受益。自那时起，欧洲最著名的学府就一直屹立至今，它是那些脸上布满疤痕的“海上乞丐”和莱登的平底驳船的馈赠。
在莱登，西班牙的傲慢遭到了践踏，但是他们在1576年对安特卫普的洗劫中报了仇。安特卫普是个繁忙富裕的港口，位于斯海尔德河（Scheldt）河口，是进出欧洲北部贸易的枢纽。这次洗劫是由于西班牙军队兵变所引起的，这些士兵已经有22个月没有收到承诺给他们的军饷了。腓力二世把巨额战争费用转嫁为对西班牙商人和权贵们的负债，在1575年宣布他的国库破产，还得到教皇的豁免特许他撤回所有允诺和约定，“以免与异教徒斗争时被高利贷所摧毁”。这个当时最富有的君主向来不通情理，他把这项豁免权行使在了不给自己的部队发饷上，认为既然他是上帝用来摧毁异教徒的工具，那么他的所作所为，不管是否明智，都是正确的。正像腓力所有的决断一样，这让他吃了苦头。怒气冲冲的兵变者冲进了安特卫普，把最繁荣地区的所有街道都付之一炬，最后还不忘向圣母马利亚跪下，请求她保佑他们的勾当。这是基督徒特有的习惯，认为神明会充满同情和宽容，会为自己的暴行作保。在征服墨西哥的时候，西班牙教士举着天主旗帜，保佑那些折磨并屠杀原住民的西班牙征服者。在安特卫普，这些兵变的士兵杀死了所有挡住他们去路或者站在门口的居民，肆无忌惮地杀害那些上了年纪的住户、带着婴儿的年轻妇女、与自己一样的天主教教士和修士，以及外国商人。在这场为时三天的浩劫中，他们洗劫了所有的仓库、商店和住宅，搜刮了价值无法计算的金钱、银子、珠宝和上好的家具，残酷地折磨所有怀疑藏匿财产的人，造成了数千人死亡，那些“遵纪守法”的省份的居民也对西班牙人感到无比痛恨。这场暴行的直接后果是可能发生的所有状况中对西班牙最具破坏性的：这导致了各省结盟运动。虽然这种结盟并不稳固或者长久，然而足以动摇其统治了。
说法语的瓦隆人（Walloons）和说荷兰语的佛兰芒人（Flemings）之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之间、贵族和平民之间，以及处于支配地位的阿姆斯特丹和其他省份之间一直争执不断，因此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未能就反抗事业采取一致行动。荷兰人现在才开始明白，如果真想赶走西班牙人的话，他们就必须联合起来。有鉴于此，威廉·奥伦治给各省议会写了一系列的信，建议为了达成共同的目标在彼此之间达成和解。此时在根特（Ghent），议和已经在进行。对安特卫普的洗劫——后来被称为“西班牙狂怒”（Spanish Fury）——发生四天后，九省的代表便缔结了一个合约，即《根特和解协定》（The Pacification of Ghen）。根据此次协定的誓约，他们要维护相互之间的和平，将生命和财产用于把祖国从西班牙人和外国压迫者手中解救出来。正如大约200年后，此前互不相容的13个美洲殖民地的代表首次举行殖民地间的会议一样，荷兰抵抗者的联合行动是统治者无法应付的，这些统治者曾坚定地认为联合永远不可能发生。在美洲殖民地亦是如此，英国人自己的行为——颁布《波士顿港口法案》（The Boston Port Bill）和《强制法案》（Coercive Acts），使得争执不休的殖民地终于团结起来。
在荷兰，根特协议体现在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界定各种权利和义务的合约和条款中，涉及各个城市和省份的地理划分、商业活动，尤其是宗教事务，还规定了腓力二世的异母兄弟、新西班牙总督奥地利的唐·约翰（Don John of Austria）如想会见荷兰国会必须接受的条件——这个新总督正准备去会见国会。奇怪的是，这些荷兰人刚刚发誓驱逐西班牙人，本应好好对付新总督，但当时强大的王室还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君主还有绝对的权威，荷兰人并未打算与之彻底翻脸，也缺乏彻底翻脸所需的军事手段。在签订根特协议后，他们很快陷入派别纷争而一发不可收拾——有都想占上风的旧有教派与宗教改革派，有地方与外国努力的联合与背叛等，结果仿佛开始了内战，所谓的和解协议已是一纸空文。在纷争和混乱中，试图缔结比根特协议“更为紧密的联盟”的一种新的运动在担心北方各省会结成分裂的联盟的恐惧下出现了。
在这些压力下，代表们于1579年在乌得勒支召开会议——乌得勒支是中部城市，从它大教堂（Domkerk）的塔上，视野可及50座城市，一直到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港口鹿特丹。尽管与会者一致同意，他们将会团结一致，“就像一个省一样”，但是此次会议促成的“乌得勒支同盟”（the Union of Utrecht）并未巩固根特协议的成果。相反，由于宗教上的分歧无法调和，最终令人遗憾地加速了这个处于萌芽状态的国家的分裂。北方七个省份的确组成了围绕着须德海（the Zuyder Zee）——北方的巨大内海——的联盟。其中四个为内陆省份，三个在北海海岸，这七个省份作为联省最终成为荷兰。作为回应，荷兰南部天主教各省及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和根特这几个城市也组成联盟，成功分裂了出去，最终成了独立的国家比利时，只是边界上有些调整而已。对于这个如此能干的民族来说，未能形成统一国家的后果很严重。假如他们没有分裂，他们会保有更大的领土、更多的人口，他们可能成为欧洲的主人——假如他们有征服的欲望（他们没有）、他们的团结没有被宗教争端削弱的话，宗教内部的纷争总是各种争执中最为激烈和致命的。如果说此刻他们失去了支配欧洲的机会的话，他们也终于获得了支配自己领土的机会。
荷兰各个城市和派别纵横捭阖，在其缔结的错综复杂的各种合作或不合作约定中，推动国家形成的一个最主要因素——明确要求独立——是阙如的。极为重视个人权利的加尔文派催促荷兰议会——仅存的本土政府机构——明确表明这个意图。在1581年的海牙会议上，议会通过了一个重要决议，即“吁求誓绝”（the Oath of Abjuration），这是荷兰的独立宣言。代表们宣称，腓力二世未能公平对待臣民，施行开明统治，违反了作为统治者的契约和责任，故而丧失了统治的权利。代表们宣布，根据臣民的天赋权利，他们将放弃对他的效忠，废黜这个专制、暴虐的君主，因为除此之外再无维护自身自由的办法。这里有点儿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比美国人提出同样的诉求提前了200年。
如果托马斯·杰斐逊认为起草《独立宣言》是他最引以为自豪的成就——正如他的墓志铭所表明的——那么他应该稍微想想1581年的荷兰宣言，这个200年前的宣言用几乎相同的字句表明了同样的论点。这并不是说杰斐逊起草的这份美国最重要的文件乃是剽窃之作，而是表明人们对自由的由衷向往，以及对废黜暴虐的统治者的人民权利的深信不疑，深深根植于人心的普遍信念。
为了明确与西班牙断绝关系，所有官员必须本人亲自宣布放弃效忠，这对那些毕生对王室忠心耿耿的人来说无疑非常痛苦。这种宣誓给弗里斯兰省（Friesland）的一名议员带来了如此大的冲击，以致他在发誓弃绝的现场因心脏病或者中风倒地身亡。
荷兰人顽强的持续抵抗耗尽了腓力二世的资源，更耗尽了他的耐心。他想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摧毁抵抗，于是悬赏2.5万金克朗——这是一大笔钱，约合7.5万荷兰盾，再加上其他奖赏和赦免状等，要威廉·奥伦治的脑袋，死活不论。很快便有了领赏的人。1584年，一名叫巴尔萨泽·热拉尔（Balthazar Gérard）的刺客用欺骗的手段潜入威廉在代尔夫特的住处，一枪把威廉杀死在自家的楼梯上。
应该承认，此时荷兰的相关记录表明荷兰人在政治上幼稚到了违背常理的地步。他们认为除非有欧洲其他有为君主的庇护，否则他们将无法摆脱西班牙君主的统治，因此他们四处寻找可以充当他们君主的候选人，这其中甚至包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众所周知，她生性专断，她如果成了荷兰的君主，恐怕将是荷兰人最大的噩梦。
在奥伦治亲王在世的时候，他无疑是国王的当然之选，但是他不像其他君主那样有军力和财力上的优势。伊丽莎白女王在自己国内正深陷于天主教势力的不满、伺机待发的阴谋叛乱之中，很明白自己自顾不暇，不愿再陷入国外类似的麻烦中，因而没有接受这个请求。
刺杀威廉并未达成腓力二世的意图，因为威廉已经使抵抗事业有了自己的生命。当安特卫普被腓力委任的荷兰总督帕尔马公爵接管之后，西班牙获得了穿越英吉利海峡正对英国的战略通道，荷兰因此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援助。英国人意识到，与其花费力气与荷兰进行无休止的拉锯战，倒不如帮助他们一道对付西班牙人，因为英国一直担心西班牙会入侵英国。当继任者帕尔马公爵夺回安特卫普，得到了穿过英吉利海峡、正对泰晤士河入口的重要港口和优良海军基地，西班牙的意图已昭然若揭。
精明果敢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其他君主不同，并不因变革而害怕变革。她愿意不计前嫌，与荷兰反抗者这些宿敌结盟。1585年，她派遣了一支8000人的远征军去帮助抵抗者对抗帕尔马的攻击。这支军队由她所青睐的莱斯特伯爵（Earl of Leicester）率领，此人生性虚荣、野心勃勃又顽固不化，并非此任的最佳人选。荷兰人出于对外援的过分崇敬，授予莱斯特荷兰总督的称号，以为这样能更好地牵制住伊丽莎白女王，莱斯特却在此名义下干涉荷兰省议会的事务，在战略上一意孤行，全然不顾荷兰人的想法。当他下令禁止与敌人从事当时司空见惯的贸易时，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荷兰人最不能容忍别人插手他们的贸易。这个最初被看好的联盟解体了，双方互相指责，莱斯特离开时，谁也不觉得可惜。在历史上，他的错误和失败被其副手、诗人菲利普·锡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更为浪漫、更令人难忘的名声所掩盖。锡德尼在聚特芬之战（the Battle of Zutphen）中受了致命伤，但他把一杯水让给了一位同样身受重伤的战友，并说出这句流传后世的话：“你比我更需要它。”除了这句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流传千古的话之外，英国对荷兰的干涉再未留下什么痕迹，却间接导致欧洲历史走向一个转折点。由于招致了腓力二世的怒火，这个头脑偏狭的国王决心要摧毁英荷联盟，毁灭英国，并对异端给予最后的致命一击。
这致命一击是强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armada）的海上出击和紧随其后的入侵，然而腓力二世一如既往地在指挥、战略和供给方面都组织得非常混乱。他任命上将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Duke of Medina Sidonia）指挥舰队，此人之前从来没有指挥过海上战斗，而航行的海域是他从未去过的，也没有事先安排紧急情况下的避难港口，计划的成功还要依赖于同位于荷兰的帕尔马部队会师，再一起入侵英国。帕尔马的部队受到荷兰人的封锁，绝不可能抵达会合点。腓力的西班牙舰队在暴风雨和英国海军的双重夹击下，或被击沉，或逃散到赫布里底群岛（the Hebrides）附近。由于风浪、敌人的炮火和食物的匮乏，无敌舰队的海员损失过半。遭受重挫的无敌舰队不得不绕过苏格兰，沿着爱尔兰以西冰冷又漫长的航线回来，狼狈不堪，饱受折磨，没有带回征服的荣耀，而笼罩在失败的阴影中。腓力海军的此次大败标志着西班牙在欧洲强权政治中的支配地位的终结，以后西班牙再也没有重现往日辉煌。
一贯一意孤行的腓力并没有放弃，而是倾其所有去压制荷兰——他发现荷兰的商业帝国已使其实力大增。凡人终有一死，腓力死于1598年——无敌舰队失利10年后，他已经建造好了自己在埃斯科里亚尔（Escorial）的陵墓，这是继金字塔之后最了不起的王室陵墓。无情地征伐新教徒，使他深陷于16世纪欧洲的宗教战争之中，这耗尽了西班牙的战斗力，使其无法全力对付由于发展商业、贸易而日益繁荣富强的荷兰。腓力的死亡使西班牙无力维持其统治。腓力死于17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候，这个世纪是荷兰的黄金时代。意味深长的是，荷兰的辉煌是在美洲成就的，历史的风向已经开始向西刮了。
1609年，一个受雇于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英国航海家发现了哈德孙河。也是在这值得纪念的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之年，西班牙同意签订为期12年的休战协定，这实际上承认了荷兰七省联盟的独立。西班牙乃是辉煌的庞大帝国，现在却不得不屈尊与一个在君主国包围之中刚刚成立的、长着脚蹼的共和国讲和，这不免让那些老列强感到惊异。他们开始重新在欧洲这盘棋上审视从前的“海上乞丐”，认为荷兰是个值得结交的国家。连荷兰人自己也感到惊异，他们终于看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休战结束以后，西班牙又时断时续地进行战斗，但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最后只能不了了之。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Treaty of Westphalia）签订，欧洲列强为“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War）——1914年以前欧洲范围最广、最具破坏性的战争——画上了句号，包括西班牙在内的缔约国正式承认饱经战火的荷兰联省共和国的独立。和约是在之前的明斯特（Münster）初步和约的基础上签订的，当时西班牙代表们把手放在十字架上，而荷兰代表们则将两个手指指向天空。当荷兰代表们走进议政厅时，这座城市的自由民组成仪仗队站成两排欢迎他们，中世纪风格的街道上礼炮轰鸣，庆祝这个时刻。这恰好是17世纪的中点，一年之后，王室专制的鼎盛时期落在了刽子手斧头的阴影下——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刽子手砍掉头颅。
在忙于驱逐西班牙人的时候，荷兰人的文化生活也异彩纷呈。虽然那些总督是些古板、守旧的人，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怀有自由见解，那里的文化氛围却自由而包容：他们允许犹太人和其他各种基督教教派自由活动，也因殷勤好客地庇护那些逃避他国宗教迫害的人们而广为人知。逃难者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英国的异议分子，这些寻找宗教自由的人们在世纪之交来到莱登定居，20年后又带着对未来的期望踏上征程，在1620年最终抵达普利茅斯岩（Plymouth Rock）。另外一个影响深远的团体是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移民，其中有斯宾诺莎的父母，他们于1632年在阿姆斯特丹生下了斯宾诺莎。
由于荷兰出版业发达，欧洲大陆上最为活跃的作家和学者都慕名前来。他们的作品在自己的国家被禁，荷兰人却愿意以拉丁文出版发行这些作品，使其能够面向广大国际读者。就这样，荷兰出版业有幸出版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书之一，作者是一个情愿在荷兰住20年也不愿意接受路易十三统治的法国人，这本书就是笛卡儿的《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éthode），1637年在莱登出版。欧洲文化中其他一些最为重要的人物也在荷兰开展他们的事业，虽然有时也会引起同行的嫉恨。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人本主义宗教哲学家，阿姆斯特丹本地人，尽管作为犹太人因为异端而被排除在犹太教会之外，他在这里继续生活并出版了《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发明了显微镜的安东尼·范·列文虎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在其出生地代尔夫特完成了自己的科学研究。代尔夫特的格劳秀斯（Grotius）本人是荷兰人，他在《论公海》（Mare Liberum）中永久地确立了海洋自由的原则，而他的《论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是有关公法影响最大的著作——1625年不得不在巴黎出版，当时他受到私敌的陷害在狱中服刑。著名学者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主张对宗教保持理性的怀疑，他在著作中提出普通人的宗教信仰是基于人的轻信，而非理智和现实，所以培尔并不是一个受天主教专制当局欢迎的哲学家。在被迫离开法国之后，他来到荷兰，在鹿特丹的伊吕斯特尔学院（Ecole Illustre）得到教职和薪俸，这个学院是专门为逃难的学者提供庇护而设立的。他著名的《历史哲学批判辞典》（Dictionnaire）是他以一己之力编纂的百科全书，于1697年在鹿特丹出版，阐述了他对自然现象的解释。虽然此书第一版在法国被禁，但它仍成为狄德罗和法国百科全书派的灵感源泉。鹿特丹接纳了培尔，为这个超乎寻常地表达了宽容想法的人提供了一个家。他观察到很多宗教少数派只要能够享有思考的自由，都对荷兰共和国非常忠诚，他于是建议：“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对所有的宗教都给予庇护，既然大多数神学问题都无从证实，那么人们应该为那些他们无法说服的人祈祷，而不是压制。”[1]这些话比我们的第一修正案早了很多。荷兰统治者的不同寻常在于，虽然他们安于自己的地位和舒适，但他们所促成的社会能够包容非正统观念。然而对新英格兰的美洲新教徒来说，艰辛生活的磨难并没有教会他们善待自己的同类。恰恰相反，他们形成了一个刚愎自用、睚眦必报的统治集团。
由于荷兰社会的宽容，没有出现大批不得不在新阿姆斯特丹安家落户的移民。唯一的例外是某些富裕得能安置至少50名移民的商人，他们得到了西印度公司给予的土地，成了纽约和新泽西的大庄园主。由于缺少大规模稳固的荷兰定居点，当英国人1664年来到这里，夺取这个地方并将它命名为纽约的时候，彼得·施托伊弗桑特（Peter Stuyvesant）无法找到足够的人来组织防御力量。
是不是荷兰社会这种富于滋养作用的自由精神造就了17世纪中叶绘画的黄金时期？出现了人文主义大师伦勃朗（Rembrandt）和维米尔（Vermeer）这位恬静之美的倡导者。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声名卓著的人物画家，如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和凡·戴克（Van Dyck），室内画画家扬·斯蒂恩（Jan Steen）、特·博尔奇（Ter Borch）以及霍赫（de Hooch），还有那些让人着迷的风景画家，擅长画郁郁葱葱的森林和驶过运河的帆船的勒伊斯达尔（Ruysdael）以及霍贝玛（Hobbema）。即便这个世界无法对黄金时代做出解释，那也应该为这个时代感到庆幸。
揆以为当时的史实，黄金时代并不和平，而是充斥着入侵和战争所带来的杀戮和恐怖。1672年，法国路易十四的部队猛攻荷兰边界，这被称为“法兰西的愤怒”（French Fury），这让人想起了西班牙的恐怖统治。法国一举攻入中部的乌得勒支，而荷兰人这次又把水当成武器，放开水闸淹没了土地。与此同时，英国也在其商人的鼓动下再次发动海战，想凭借武力摧毁荷兰海军和荷兰这个商业对手。这三场战争最后终结于1674的《威斯敏斯特条约》（The Treaty of Westminster）。这个条约确立了中立贸易的规范，这后来导致了种种麻烦。
尽管黄金时代麻烦不断，但这不能抹杀造成这个时代的一大政治成因——1648年，荷兰获得了主权和独立。在明斯特签订的和约中，荷兰捍卫了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下一个世纪里将由美国人展开。
[1] 他的这番建议，正如其他明智的告诫一样，受到了自己命运的嘲弄。法国胡格诺派的难民们并不比天主教徒们享有更多的宽容。由于难民们的影响，他不得不辞去教席，尽管他仍然在荷兰居住并出版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