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使交战双方的预计都落空了。除了短暂的间歇外，这场大战一直延续到1815年，整个欧洲因此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之中。战争的后果首先在法国表现了出来：国王的垮台和政治民主制的实现。
一、法军进攻的失利（1792年4月—6月）
自命有外交家才能的杜穆里埃主管了对外事务。他力图孤立奥地利和鼓动比利时举行反奥起义；由于奥地利在比利时的驻军不过四万左右，他以为不打大仗就能迫使弗朗斯瓦二世签订和约。他的代表柏努瓦在柏林就修改宪法发表的谈话透露了这个意图。
普鲁士、撒丁和土耳其历来是反奥联盟的积极参加者，但这一次，法国派出的使者却到处碰壁。英国也拒绝了与夏夫兰侯爵一起再次出使伦敦的塔列兰的贷款要求。古斯塔夫三世于3月16日被一名瑞典贵族所刺杀，弗洛伊达·勃朗卡已经失宠，其职位被阿兰达所取代；由此展示的前景对杜穆里埃似乎是有利的，但他至多也不过能希望争取两国的中立而已。总之，在外交方面，法国遭到了全面失败。
杜穆里埃和布里索还对业已公开组织的宣传活动抱有很大期望。比利时、列日、日耳曼、荷兰、萨瓦等外籍军团纷纷成立。列日的反动势力较为强大，比利时的情形略为好些。在奥地利，由于当局对教会的态度仍不明朗，群众的不满情绪十分强烈。施特拉斯堡是对德宣传的中心，由市长底特里希、雅各宾分子拉沃、德国难民欧洛格·施奈德尔主持其事。巴黎的埃尔维第俱乐部于8月10日左右改组为亚洛布罗吉俱乐部，在克拉维埃和杜班的领导下，对瑞士和萨瓦进行宣传。原阿维拉军校教师尚特罗带着秘密使命前往加塔洛尼亚。米兰达宣布，他将领导西属美洲举行起义，敌国逃兵可领取奖金。总之，法国人坚信，他们将作为解放者在边界的对面受到欢迎。问题是法军能否越过边界。
尽管纳尔蓬作出了保证，法军却并未完成战争准备。野战部队中缺额甚多，因为人们更愿意参加义勇军；那里的待遇较好，军官由士兵选举，战后又可以退役。即使有这些好处，义勇军的组织也十分缓慢；真正怀着革命热情志愿投军者只占一小部分。国民卫队不愿意离开家乡，通常必须采用悬赏办法才能征集足够的兵员，而且招募工作也颇费时日。军队装备尚待地方当局筹集，武器严重不足。新编的部队缺少训练。义勇军军官由资产阶级的优秀子弟担任，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共和国的著名将领，但暂且，他们首先要学会打仗。杜穆里埃知道这一切，但军队会在作战中学会作战，关键在于要有必胜的勇气。在敌人方面，野战部队不到三万人，分散在从海边到洛林的弧形防线上。法军五万余人兵分四路，于4月29日分别从富尔纳、利尔、瓦朗西安和吉万出发，力图突破敌军防线。但是，只会打正规战的将军们对杜穆里埃的这个计划一窍不通，军官们对自己所带的纪律松弛的部队缺乏信心。在法军的九千名军官中，至少有一半已流亡国外；有的在发动进攻前夕开了小差，有的在5月率领三团人投降敌人。4月29日，刚与奥军发生接触，迪永和比隆即下令撤退；部队以为遭到奸细暗算，在一片叫骂声中纷纷溃逃，迪永在利尔被溃兵所杀。卡尔勒和拉法叶特未等见到敌人就慌忙后撤。莱茵军团按兵不动，以免刺激帝国议会。唯有库斯丁部队成功地掩护了波朗特鲁韦的撤退。
将军们把失败完全归罪于部队纪律松弛和政府处理不力。吉伦特派下令追查杀害迪永的凶手和鼓动士兵抗命的马拉。议会通过了法令，决定加强军事法庭，允许将领自行制订纪律，对违令士兵给予包括判刑在内的处分。这一措施显然也反映了立法议会的无能。5月18日，法军将领云集瓦朗西安，竟不顾国防大臣的命令，公然宣布已不能再发动进攻，并建议国王立即媾和。6月，卢斯克内决心攻下库尔特累，但占领后不得不立即退出。吉伦特派在军事上也遭到了全面失败。诚然，将领们有他们不可辩驳的道理，但他们的无能也是一个原因。他们把真正的原因掩盖了起来。拉法叶特在政治上作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二、第二次革命的根源
吉伦特派的宣传鼓动使法国国内局势更加动荡。在“对祖国的神圣热爱”的号召下，群众情绪空前热烈。鲁日·德·里尔于4月26日在施特拉斯堡用《莱茵军团战歌》表达了这一热情情绪。这首歌后来以另一个名称变成了共和国国歌。1792年的爱国者是革命的拥护者。贵族们通过国王来反对祖国，并践踏民族，他们迫切希望德国军队的到来，或者干脆加入德国军队的行列。鲁日主张对敌人宽大：“饶恕那些被迫从军作战的无辜受害者”，而对“背信弃义”、“残害父兄”和“勾结暴君”的奸贼则应严加惩处。民族狂热和革命热情在歌曲中占着同等的地位。法军在4月的失败由于被归罪于“奸细破坏”，一名顽固派神甫在利尔被愤怒的群众杀死；当天，北方省政府决定，将拒绝宣誓忠于宪法的教士监禁在康布雷。贵族们在报刊上和言谈中公开对法军的失败幸灾乐祸，并且积极进行活动。这进一步加深了群众对贵族阴谋的怀疑。拉鲁里、莫尼埃·德·拉卡累、沙里埃兄弟等分别在西部、东南部以及在维瓦雷、热伏唐、符累等地区准备暴动和帮助入侵者。依辛戈于5月发生了反革命暴动。瓦伦事件以来，反革命分子控制了阿尔勒市，并在那里建立了据点。
自卫和惩罚情绪再次甚嚣尘上。马赛的雅各宾分子在2、3月间自发地在整个普罗旺斯地区采取了行动，他们用武力镇压了阿维尼翁和阿尔勒市的反革命分子。从此，爱国分子把马赛看作是他们的希望。民主运动在不断深入发展。在吉伦特派的首创下，戴红色圆形便帽成为无套裤汉的时髦。吉伦特派还怂恿消极公民用长矛武装起来。各种社团又日趋活跃。议会应群众的要求，决定赦免因南锡事件而判处苦役的瑞士兵。人们不顾安德烈·谢尼埃的怒骂，于4月5日在巴黎庆祝这些瑞士兵的重获自由。制宪议会关于赦免政治犯的法令，如今被推广应用于孔塔事件中双方的杀人凶手；因此，格拉西埃街屠杀案的凶犯也就免受刑事处分，以“杀人狂”闻名的儒尔当同马赛人一起回到了阿维尼翁。
在平民阶级中，革命行动具有比1789年更强烈的社会性，这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惴惴不安。富人到处被勒令捐款，作为奖励和装备义勇军的资金。土地暴动一触即发；到了冬末，凯尔西地区的骚乱日趋活跃。后来，一艘满载国民卫队的船只在前往援助马赛的途中在罗纳河沉没，人们再次大声指责这是奸细破坏，农民暴动的巨大风暴席卷了加尔、阿尔台什和埃罗等州。库通提议必须让贵族出示土地转让的原始凭证，从而实质上要无偿地取消几乎所有贡赋的赎买。议会于6月18日接受了这个议案，但规定仅取消“节敬”一类的赎金。
一场新的经济危机使群众深受震动，其后果比农村骚乱更加严重，因为它直接威胁到城市。这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原因不再是饥荒，而是通货膨胀。从10月以来，通货已增加了六亿。指券的价格继续在下跌，汇兑下跌的速度更快。在瓦伦事件前，巴黎的一百里佛在伦敦可换兑七十里佛左右，在3月已跌至五十里佛，4月至8月间略有回升。信用券泛滥成灾使不安全感进一步加剧，投机倒把者趁机渔利。3月，“济贫所”已入不敷出，国家不得不花一年时间为济贫所偿还债务。幸而，物价远没有跟着黄金市价上涨：黄金价格增加了一倍，物价一般只提高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但是，在工人很难得到增加工资的情况下，这也足以引起他们的愤懑。此外，安的列斯群岛的局势仍处在动乱之中。布里索于3月24日终于使议会通过了关于让有色人种享有平等权利的法令，但对稳定局势无济于事。随着殖民地产品的货源不断减少，投机商人大肆囤积居奇，食糖已成为稀有之物。1月，巴黎有几家商店被抢劫；2月，肥皂供应不足又惹起了新的乱子。粮食供应更加令人担忧。自耕农大户如今不再缴纳贡赋和税款，货币地租可用指券支付，尤其他们可以不在市场出售粮食，于是就把大量粮食囤积起来，坐等粮价的上涨。粮食流通也出现了困难。2月，努瓦荣附近方圆十里之内的居民拥到瓦兹河边阻止粮船启碇。在敦刻尔克，平民骚动使驶往西部和南部的船只停止装货。佩尔什和曼恩一带的工人拥到博斯地区，在市场强制限价购粮。埃当普市市长西莫诺于3月3日被杀。战争使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征集马匹和车辆使粮食脱粒和运输进行迟缓，购买军粮促使粮价上涨。于是，有人主张实行深受平民喜爱的限价和限购制度。5月，巴黎圣尼古拉–台尚教堂的司铎雅克·鲁要求对囤积居奇者处以极刑。6月，里昂市政官员朗日建议规定粮食的全国最高限价。一些人认为，不能容许通过囤积而滥用所有权，并主张对所有权实行限制。例如，莫尚的本堂神甫比埃尔·杜里维埃曾积极为埃当普市的乱民辩护，声称必须迫使产业主将他们的大农庄划小。
福扬派的报刊比任何时候都起劲地叫嚷，说限制所有权是对宪法的侵犯，并用“土地法”的幽灵恐吓资产阶级。吉伦特派也忧心忡忡。6月3日，他们为西莫诺的去世举行正式的悼念仪式。他们既然参加了政府，就要对社会秩序负责；他们既然同资产阶级紧密结合，就要无保留地宣传经济自由（特别是罗兰）。他们害怕无套裤汉，逐渐转变为保守派。但是，反革命的危险暂且在他们的头脑中仍占统治的地位。
三、杜穆里埃政府的垮台和吉伦特派的失势（1792年6月—8月）
拉法叶特自己未能受命组阁，而罗兰等小人物却居然出任大臣；他对此怎能不耿耿于怀。军队的失败使他忧心如焚。福扬派的激动情绪感染了他。他在吉万接见了杜波尔，认为必须发动军事政变，封闭各俱乐部和修改宪法。他派出一名使者向梅尔西建议停战，以便带领部队向巴黎进军。梅尔西没有答复，他知道路易十六不愿意让拉法叶特扮演救星的角色。国王完全可以利用他同雅各宾派的关系破裂，而把吉伦特派的大臣免职。杜穆里埃在看到这种可能后，摇身一变，转过来反对吉伦特派的大臣。
在5月的下半月，爱国党十分担心会发生政变。5月18日，治安法官拉里维埃尔竟下令逮捕科特利埃俱乐部的三员主将：巴齐尔、沙博和蒂翁维尔的梅兰。吉伦特派在百般无奈之中，被迫又回到了在上台时所采用的虚声恫吓政策。23日，维尼奥和布里索指责了“奥地利委员会”；26日，立法议会下令，凡经二十名本州公民检举的顽固派神甫一概处以流放；28日，议会宣布永不闭会，第二天又宣布解散国王卫队；30日，让索内提议委托行政部门负责政治治安，并有权逮捕嫌疑犯；最后，6月6日，在赛尔文的建议下，议会决定向各州征召二万名国民卫队，来巴黎参加联盟节活动和拱卫首都。这一系列措施显然是为了保护巴黎免受敌军进攻而采取的，但在敌军到达前，也能帮助爱国党对付反革命。因此，在巴黎的国民卫队的鼓动下，提出了所谓《八千人请愿书》，声称他们足以维持首都的秩序。路易十六拒绝牺牲顽固派神甫，不同意成立首都卫戍部队。6月10日，罗兰写信给国王，威胁他必须作出让步，否则将导致王政的倾覆和对贵族的屠杀。13日，罗兰、克拉维埃和赛尔文被免职。15日，议会的反应十分强烈，杜穆里埃担心政府将受到弹劾。国王仍坚持己见，只同意解散国王卫队，杜穆里埃提出了辞呈，前往北方军团担任司令。福扬派夺回了政权，拉法叶特认为时机已到，于18日责令议会粉碎民主运动。
早在5月底，巴黎市郊各区的群众已随时准备采取行动，吉伦特派一直通过佩蒂昂进行劝说，阻止骚乱的发生。如今，他们便撒手不管，听任群众在6月20日举行示威，纪念网球厅宣誓三周年。群众不顾州政府的禁令，列队在议会的门口游行，接着冲进了杜依勒里宫。面对种种斥责和威胁，国王仍镇定自若，坚持不收回他的否决，拒绝召回吉伦特派大臣。对国王的侮辱不但毫无结果，反而激起了部分怀有忠君思想的群众的强烈抗议。国王甚至勒令巴黎市长佩蒂昂和公社检察长马奴埃尔二人停职。28日，擅自离开部队前来巴黎的拉法叶特气势汹汹地出席了议会。在宫廷的阻挠下，他未能把巴黎西部富裕居民区的国民卫队调来议会会场，最后失望而归。但他并不就此罢休。7月底，他在敌军面前突然率领部队同卢斯克内的部队交换了阵地，转道向贡比涅推进，并恳请国王前往该地。国王拒绝了这个请求。福扬派想把国王带到卢昂，进而渡海离法，国王也不为所动。他以为，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威胁和收买以及吉伦特派的犹豫，他可以一直坚持到普军进入巴黎。
在6月20日的失败后，吉伦特派曾一度慌了手脚，但他们仍夺回了大臣的席位。7月2日，议会通过法令，准许各地国民卫队来巴黎参加联盟节。其实，许多国民卫队已经动身。7月5日，议会又决定，当国家危急时，将实行全面征兵和征集武器。11日，议会果然宣布祖国在危急中。维尼奥和布里索在3日和9日慷慨激昂地揭露了国王和大臣的叛国行为，要求大臣对国王的否决负连坐责任，威胁将弹劾大臣和废黜国王。因此，政府在10日提出了辞呈；在此情况下，路易十六只得召回了吉伦特派的大臣。同过去的左派三巨头一样，维尼奥、葛瓦代和让索内于7月20日通过与国王首席随从梯叶里·德维尔–达弗兰有联系的画家博兹，向国王转达信件，秘密通气。维尼奥于29日又写了第二封信；据说，让索内曾去杜依勒里宫探望国王全家。路易十六不把组阁的使命交给他们，但留下一线希望，从而捆住他们的手脚。他们果然从国王的反对者一变而成了国王的保护人。国王看到，虽然召回了吉伦特派的大臣，但在敌军入侵的情况下，谁也不能阻止他将他们再次免职。参加联盟节的各省代表和巴黎各区对此看得更加清楚，他们决定结束这种状态。一些吉伦特分子试图加以阻挠。7月26日，布里索威胁将对共和分子进行法律处置，公开表示反对废黜国王。8月4日，议会根据维尼奥的提议，撤销莫孔赛依区关于“不再承认路易十六为法国国王”的决议。伊斯纳尔声称要对罗伯斯庇尔提起公诉。因此，正当革命人民力图贯彻吉伦特派的政策时，吉伦特派却同革命人民一刀两断了。葛瓦代在1793年1月3日解释说，吉伦特派写信给国王是因为担心，一旦暴动失败，其后果将比6月20日后的形势更糟。然而，吉伦特派的张皇失措有着更加深刻的原因。这些“政治家”对无套裤汉的同情是有限的，暴动使他们感到害怕，因为他们担心不能控制局势，从而像福扬派所预言的那样，使财产和所有权蒙受损害。但是，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后退，无疑是为自己和本派宣告死刑判决。
四、1792年8月10日的革命
在瓦伦事件发生后，外省对巴黎的共和分子几乎没有帮助，但在6月20日后，鼓励就源源而来了。虽然各州县当局对6月20日事件感到愤慨，许多市镇却明确表示反对国王，这在东南部地区尤其如此。当无套裤汉的处境危急时，他们向取得了春季斗争胜利而闻名全国的马赛，向蒙彼利埃和尼姆请求声援。当时在巴黎的巴巴鲁要求他的家乡派五百名不怕死的战士前来首都。蒙彼利埃的雅各宾分子派了共和国未来的将军米勒尔前往马赛磋商。他把鲁日·德·里尔的《莱茵军团战歌》教给了马赛的义勇军兄弟，这就是马赛义勇军向巴黎进发时所唱的歌曲。义勇军于8月10日出发不久，马赛市首先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主张。其他各地的义勇军赶在南方义勇军的前面早已到达巴黎。7月11日，罗伯斯庇尔发表了告联盟节代表书。这些全副武装、热情洋溢的代表是革命巴黎的一支重要援军。他们在17日和23日向议会递交了请愿书，主张停止国王的职务。从这个意义上讲，8月10日的革命不是巴黎的革命，而如同7月14日革命一样，是全国的革命。
各地义勇军的代表成立了中央委员会和秘密的指挥中心，同首都各区保持联系的巴黎领袖也加入这两个组织。现在，巴黎各区每天都在开会；7月15日，议会承认了各区的“常设性”；27日，佩蒂昂答应在市政厅设联络办事处。各区并不全都反对国王，但越来越多的消极公民参加了各区的活动。7月30日，法兰西剧院区决定在本区实行普选制。雅各宾分子和无套裤汉终于同温和派人士展开了斗争，并逐渐占领各区阵地。议会于7月30日通过法令，接受消极公民加入国民卫队。
四十七个区陆续同意废黜路易十六和任命一个执行委员会。但罗伯斯庇尔指出，不把议会抛开，仍将一事无成。他主张，必须经普选选出一个立宪议会，即美国人所说的国民公会。在7月的最后几天里，形势急转直下，终于使群众情绪达到狂热的程度。自22日至24日，人们在街头宣布祖国在危急中，征兵开始了。普军即将从科布伦茨开拔；8月1日，不伦瑞克的宣言传到了巴黎，宣言威胁说，如果国王全家蒙受“最小的屈辱”，他将对巴黎实行“军法处置和全面破坏”。另方面，布雷斯特义勇军于25日到达巴黎；马赛义勇军于30日高唱战歌在“光荣的市郊”列队游行。《马赛曲》从此闻名于世，并始终同王政的倾覆和政治民主制的建立联系在一起。在26日和30日，起义已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准备于8月3日代表各区呈递请愿书的佩蒂昂劝说大家耐心等待。巴黎市郊圣安东尼区确定9日为最后期限，要求议会下令废黜国王。让索内后来说，他在小组委员会会议上曾同意废黜国王，但在当时，没有任何希望能促使议会通过这样的法令。8月9日，议会甚至拒绝弹劾拉法叶特。到了晚间，警钟便敲响了。
无套裤汉领袖不但对起义的成功没有把握，相反，他们在最后关头还害怕这是贵族用以对付市郊和议会的一场新阴谋。这种“恐惧”不是毫无道理的：瑞士雇佣兵在杜依勒里宫已集结完毕，数百名王党分子正前往支援（其中许多人后来领导了旺代暴乱），宫廷完全可以相信国民卫队司令芒达的忠诚。即使不能发动进攻，宫廷至少有打退进攻和解散议会的能力。如果有巴拉斯或波拿巴这样果断有力的人物在掌舵，路易十六本可能作为胜利者迎接普军的到来。在这个意义上，8月10日起义仍然是平民的自卫反应。革命党人看到这个危险，勇敢地投入了拼搏。
圣安东尼区邀请各区派代表前来市政厅协助合法的公社指挥起义。芒达被传到市政厅后，随即被逮捕和处死，已下的命令也一概撤销。杜依勒里宫的国民卫队纷纷溃散。那时候，检察官罗埃德累为了吉伦特派的利益而出面调解，劝说国王全家前往议会躲避，希望因此避免动武，而把冲突留待议员解决。
在杜依勒里宫，只剩下少数瑞士兵同由肖梅特和哥尔萨带领的马赛义勇军对垒。瑞士兵让义勇军进入王宫大院，甚至走到楼梯口上，假意表示准备握手言和；接着，他们突然开枪射击，冲出王宫，把义勇军一直逐出卡罗塞尔广场。在市郊各区的增援下，义勇军重新发起攻势，迫使守军再次退进王宫。如同巴士底狱的战斗一样，义勇军大声谴责国王设置埋伏的阴谋。上午十时许，当国王下令守军停火和撤退时，义勇军拒绝给予宽恕，当场杀死了许多瑞士兵。五十名瑞士兵被带到市政厅，并在那里处死。部分守军被监押起来，幸免一死。
如果说7月14日事件挽救了制宪议会，那么，8月10日事件则埋葬了立法议会。胜利者企图解散议会，以便独掌政权。但是，新公社中的无名之辈害怕这个举动会使外省感到惊恐，因为吉伦特派在外省仍深得民心。因此，革命派只得实行妥协，将吉伦特派当作保证人留了下来。立法议会暂时也不解散，但它承认了领导起义的公社的合法地位。公社成员经补造后扩大到二百八十八名，其中包括罗伯斯庇尔在内。路易十六没有被废黜，而仅仅被停职。公社把他全家禁闭在丹普尔堡，留待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再作决定。议会任命了一个临时执行委员会，增选蒙日和勒布伦–东杜二人协助原吉伦特派大臣工作。为了利用丹东和拉拢公社，议会又增选了丹东为大臣。
丹东是阿尔西一名检察官的儿子，曾任枢密院律师，于1791年任州政府委员，后任公社代理检察长；他从1789年起就以民主分子而著名。但是，人们突然发现他十分有钱。据说这钱是从国王那里得来的。米拉波在一封密信中证实曾收买过丹东。但究竟宫廷从他那儿得到了什么，却至今是个谜。关于他在8月10日扮演的角色，他在革命法庭面前夸耀自己是事件的策划者，但有关的旁证不但很少，而且说法不一。无论如何，吉伦特派既然需要他的帮助，他同起义者的关系必定很深，并深得起义者的欢迎。如同米拉波一样，丹东是个容易冲动、贪图享乐、不讲道德和性格随和的人。他没有著述，因而我们往往抓不住他的政治思想和真实意图。作为一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在作出决定前总要窥测方向。但他也表现了政治家的才华：目光敏锐、处事果断、注重实际、不择手段和擅长演说。他从不记仇和嫉妒，始终主张为行动而团结。这位“平民的米拉波”（革命的敌人给他的名称）至今仍得到法国许多中产者的同情，他的爱国主义、他那奋勇向前但又不作无谓牺牲的现实考虑使人们觉得他特别亲切。丹东实际上主持了执行委员会，并为革命立了功劳。
在外省，主要的危险来自拉法叶特，他煽动阿登州反对革命，准备向巴黎进军；同时，他的朋友底特里希试图在施特拉斯堡发动叛乱。这些行动全都失败了：拉法叶特被部下所抛弃，于8月19日投奔奥军，并被囚禁。内地还有几个州政府不服从议会命令，后被勒令停职而告终。虽然如此，许多地方当局仍掌握在宪政派手里，它们同雅各宾俱乐部经常发生冲突。为此，议会决定援引军队的先例，向各地派遣特派员。丹东向执行委员会推荐了一些起义者担任这一职务，罗兰也派出了他的几名亲信，公社则另行选派自己的特派员。某些特派员采取了革命的措施：逮捕嫌疑犯，任命监视委员会，清洗地方当局。地方当局对特派员进行了抵制，有时甚至下令将他们逮捕。如同巴黎一样，各地也处于几个政权互相敌对的混乱状态。
8月10日事件的确是一场“第二次革命”。革命带来了普选制，实际上也是共和制。不同的是这次革命得不到全民族几乎一致的热烈拥护。自从1789年以来，革命队伍中许多人追随了顽固派神甫；在仍然忠于革命的这部分人中间，一些人谴责8月10日事件，另一些人战战兢兢地采取观望立场。敢作敢为和坚定不移的革命分子只占少数。他们决定不惜一切手段打败反革命：恐怖统治便由此开始。但是，人们看到，在救国委员会成立前，基本上仍是无政府状态。
五、第一次恐怖统治（1792年9月）
起义的胜利者首先着手建立专政。公社从一开始便取消了反对派的报刊，封锁了交通，并通过多次搜查，捕获了许多顽固派教士和贵族缙绅。8月11日，立法议会同意授权各市镇当局逮捕嫌疑犯。这项法令的执行在各地很不一致。科尔多州对嫌疑犯发出了许多逮捕令，但大多数地方当局表现谨慎，或根本不行使这项权力。随着外国军队的入侵和选举的迫近，议会于8月26日决定将顽固派一概放逐。在巴黎，被捕的顽固派仍被关在狱中；在外省，大多数顽固派流亡国外，个别留下未走的也未受到迫害。此外，许多被捕者并未长期被关下去。即使在巴黎，在押犯的人数也被夸大了。9月2日，当行刑队巡视九个监狱时，在押犯不过二千六百人左右，其中将近一千人还是在8月10日后入狱的。总之，尽管第一次恐怖统治使人不寒而栗，但如果这场恐怖让行政当局主持，本可能温和得多，因为市镇官员一般尚未改选，而资产阶级共和派不愿意取消人和公民的权利。
不幸的是，这场恐怖同平民的忿激情绪有关。在8月10日前后，外省曾出现过多起杀人暴行。8月30日，当隆维陷落的消息传来时，康布雷市差一点导致了把在押神甫斩尽杀绝的事件。义勇军往往最容易不问是非而随意杀人。巴黎决心为8月10日中了埋伏而牺牲的起义者报仇雪恨，这更增加了随意杀人的危险。起义者最初威胁说，如果不把犯人迅速移交人民法庭审判，就把犯人一概处决。议会于8月17日勉强同意由各区推选代表组成人民法庭。出人意外的是，法庭的审判进展缓慢，论罪又十分宽大。当外国军队入侵的消息传开时，群众更加迫切地要求杀一批犯人。而且，议会中关于使用暴力的呼声也日益提高，蒂翁维尔的梅兰建议将流亡者的妻子儿女作为人质关押；德布里要求成立暗杀团，专门谋刺各国国君。马拉早已反复陈述，杀尽贵族是拯救革命的唯一手段。这位“人民之友”备受贫困、疾病和司法迫害的折磨，但他具有相当的影响，因为他的不祥预言往往竟化为现实，因为他反映着群众的真实痛苦和内心愿望。人们通常把9月事件归罪于他，但是，事件的发生毕竟起因于群众的集体精神状态，而集体精神状态取决于当时的环境，不取决于个人的意志。
隆维陷落后，人们于9月2日（星期日）获悉，被包围的凡尔登也将支持不住。警钟和警炮响彻天空，义勇军整装待发。谣言纷传，说犯人们在义勇军离开后将进行暴动，向爱国分子反扑。其实，犯人虽然渴望普军的到来，却并不想冒险举行暴动。但是，由于监狱的看守的人数少，素质差，越狱逃跑和捣乱反抗的事时有发生，当局曾表示担心刑事犯会成群结队地在城内流窜。在此情况下，谣传也就变得可信了。对平民说来，除反革命分子外，最可恶的就是这些刑事犯；既然进出监狱是那么容易，他们在狱中伪造大批指券，拿到巴黎各区流通。
当天下午，一批犯人从区政府被押往阿培监狱，刚到目的地就被聚集的人群处死。各区当时正在开会。普瓦索尼埃区作出决定，要求将犯人立即交付审判；在其他各区，持类似主张的人也一致同意执行这项决定。临近傍晚时，屠杀行动开始了，人群先后向卡尔姆、阿培、福尔斯、沙特累、孔西埃日等监狱拥去。人民法庭成立了，犯人未经审判就立即处决。屠杀一直延续到6日为止，并扩展到比赛特尔和萨尔佩特里埃两监狱。从事屠杀的人数有限，其中多数是小资产者和义勇军。丹东听任群众滥施暴虐；至于吉伦特派，他们简直噤若寒蝉，因为自己也受人怀疑。罗伯斯庇尔于2日揭发布里索和卡拉是敌人的同党，卡拉曾经令人难以置信地主张推举不伦瑞克或约克公爵任国王。布里索被抄了家，有人甚至主张逮捕他，因丹东反对而作罢。根据现有的资料，被杀的人数约在一千零九十人至一千三百九十五人之间，约占在押犯人的一半。在被害者总数中，神甫和其他政治犯有二百二十名，占四分之一，剩下四分之三为刑事犯。在马拉的参与下，公社监视委员起草了告外省爱国分子书，号召他们前来保卫巴黎，并在出发前将当地的反革命分子收拾干净。吉伦特派后来曾借题发挥，但没有事实能证明这篇文告对外省有过什么影响。直到敌军退出国土后，外省的屠杀和流血事件仍继续发生。集体的精神状态足以对此作出解释。
恐怖使8月10日事件在政治、宗教和社会等方面产生的反响更加强烈。从此，再没有人敢于维护君主制。立法议会于9月4日表示，希望国民公会废除君主制；巴黎的议员在唱名投票当选时都接受了明确的委托。外省的一些选民会议也在同一气氛下进行，甚至已开始了清洗。弃权票的数量很大。因此，与其说国民公会的议员选举标志着普选制的实现，不如说这意味着8月10日起义的拥护者建立了专政。
议会于8月11日封闭了留下的所有修道院，于15日取消了从事教育和济贫事业的教团，并把被国王否决的惩治顽固派神甫法令付诸实施。在8月26日的放逐令发布后，大批顽固派神甫横遭逮捕和屠杀。原来不必对1790年11月27日宪法宣誓的罗马教神甫，如今却根据8月4日法令，必须宣誓忠于自由和平等（8月4日法令原来仅对公职人员有效，但从9月3日起，适用于全体公民）。教皇从未公开谴责这种宣誓，教会中再次出现了分裂。部分神甫表示服从，例如圣苏尔皮斯教堂堂长爱姆里。从此，许多顽固派盘踞的教堂也不得不接纳宪政派神甫。但是，由于宪政派神甫人数不够，议会于9月20日通过了讨论已达数月之久的关于把民事登记移交世俗机构办理的法案。在同一天，议会还颁布了离婚法。就在战胜顽固派的同时，宪政派神甫自己也受到了打击。国家对教会的权威变得越来越大：国家禁止教会接受“节敬”，教士除履行教职外不得穿着教服，不得登录教徒名册，婚姻除尊重法律规定的条件外，没有别的条件，也就是说，离婚后再婚和神甫结婚均不得拒绝。教堂的钟和银器被夺走，慈善工场的财产被拍卖。共和分子同宪政派神甫的决裂只是个时间问题。
制宪议会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也受到平民所取得的胜利的打击。农民朝着解放的路上迈出了一大步：8月25日，农民对贵族的贡赋，除原始契约依然存在的情况外，全被无偿废除；27日，布列塔尼停止了租地退佃制度；28日，市镇当局将领主非法占用或占有的公共产业全部收回。此外，8月14日，决定为乡村无产者取得土地提供方便：根据7月27日法令规定，流亡者的地产将被分成小块出售，以年金形式分期付款，市镇产业也允许交给农民平分。在巴黎，公社征募失业者修筑城防工事。
由于一日三餐已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公社于8月11日要求禁止金银贸易和市场的双重价格。一场大暴动使南方运河的交通陷于瘫痪。其他骚乱接连发生，里昂和图尔实行了强制限价，各地均自动恢复了限价制。最后，议员通过了9月6日和16日法令，允许各县政府实行粮食普查和强制出售，以保证市场供应。议会拒绝实行限价，不敢再前进一步。以上措施似乎预示着其他措施将接踵而来。一些雅各宾分子的言论让人很不放心。在厄尔州和卡尔瓦多斯州，杜福尔和莫姆洛声称，工商业所有权得到了国家的保障，但国家在暂时尊重土地所有权的同时，应对土地产品享有节制权。兰代主教写道：“留神，可别又搞土地法。”在歇尔州，本堂神甫普蒂让竟请本教区的教徒实行财产公有和不再缴纳地租。
在巴黎当选的山岳派议员不同程度地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他们即使对屠杀能予原谅，却不能容忍街头的无政府状态。他们从未想过要取消所有权，哪怕马拉和埃贝尔也是如此。他们不主张实行限价，尤其不主张由当局强制推行限价。但是，一旦同平民决裂，他们就会成为温和派的掌中玩物，就像福扬派是反革命的掌中玩物一样。另方面，他们想到，为了保卫革命，平民要求采取的某些措施或许是有用的。敌人在国内的同谋者确有自觉和不自觉之分。8月21日，第一次旺代暴乱的叛军占领了夏蒂荣；拉鲁里在布列塔尼的叛乱阴谋已向丹东揭发；凡尔登的投降是王党活动的结果。许多人鼓动抗拒征兵征实，幸灾乐祸地预言奥普联军必将胜利。在恐怖的威胁下，嫌疑分子不敢也不能恣意妄为。征实和限价保证了军需供应，减少了开支和维持了治安。可以说，从那时起，共和二年的制度已粗具规模。公社和议会—致同意在巴黎四郊征召三万军队，敦促义勇军开往边境。法国东部和北部地区正组织全民性的国民卫队。公社开始总动员的尝试，普遍征集武器和马匹，以及教堂的铜器和银器，并成立了被服工场。最后，执行委员会下令对军需粮秣实行限价征购。这些努力虽然需要时间才能见到成效，但这样强有力的支持对国防毕竟是有帮助的。约有二万军队出发前往香槟。在瓦尔米战役后，这些援军动摇了普鲁士的军心，加强了对比利时的攻势。军队感到政府已下了战斗到底的决心。丹东比任何人都更加坚定地表达了这种必胜的意志。某些大臣表现软弱，他们在8月28日曾考虑撤退至卢瓦尔河一线，如果没有丹东的反对，全国的斗志将彻底崩溃。丹东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对胜利有充分把握，他的坚毅镇定表明，他当之无愧地起了领袖的作用。
恐怖无论作为平民的自卫反应或统治手段，毕竟是应付危急局势的临时措施，它在胜利后势必要结束。瓦尔米战役的胜利是局势缓和的信号。何况，吉伦特派未等这一时刻的来到，就开始反扑了。乱杀滥捕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实物征集制和倾向社会主义的言论使资产阶级惊慌不安：他们本能地成为吉伦特派的后盾，吉伦特派同前不久的福扬派一样，谴责社会祸害。在议会和执行委员会中，吉伦特派占了多数，议会改选的结果对他们是个鼓励，因为大多数当选议员拥护吉伦特派。外省的革命分子并不详细了解巴黎内部的党派斗争；由于他们人数少，处境险恶，对团结战斗有更深的感受，所以对党派斗争不很关心。在他们看来，吉伦特派是8月10日起义的代表，因为正是这场起义才使吉伦特派的大臣复职。
9月13日，罗兰对公社特派员横加指责；17日，维尼奥对监视委员会肆意攻击。公社立即屈服：解散了监视委员会，诚恳地承认了错误。但在20日，公社又决定选举新的监视委员会。这仅仅是个开端。布里索分子不能原谅巴黎无套裤汉抛开他们而选了山岳派。罗兰夫人对罗伯斯庇尔简直恨之入骨；她对丹东的仇恨更深，因为他把她的丈夫完全架空了。罗兰夫人想出了建立州国民卫队以保护新的议会的主意；这样，吉伦特派就可以在新的议会中指控山岳派。国民公会开幕前，一场不可调和的内部斗争已经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