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事情说是难做，有的时候却又似乎很容易做，例如“大学教授”，虽学识谌深的不乏其人，但大概只须挂有外国留学生衔头招牌的，好像对于“大学教授”的任务都能胜任愉快！这也许是在这过渡时代人材缺乏时期所不能免的现象，但是若把这种变态视为常态，不思有所改进，对于中国学术及文化前途的发展是很有妨碍的。我们谈到法国大学教授资格的认真，更引起我们对于中国大学教授这种现象的特殊注意。
关于法国大学教授，有几点值得我们的注意：
（一）资格的慎重。他们要做教授的，在考得“国家博士”后，还须有八年或十年的服务经验和准备工夫。在这准备的时期内，或任助教，或任教务长的助手，最后须经过“教授考试”及格后，才有担任正教授的资格，所以做到正教授的大概都在四五十岁的年龄，对于他所担任的功课都有了相当的充分研究和经验。这种“教授考试”是由教部任命已做正教授的人所组成的考试委员会主持。
（二）职位的稳确保障。他们的教授不是随着校长的进退而进退的，像中国的“最高学府”——尤其是国立的——往往换一个新校长，便有一班教授要打破饭碗，同时又有一班同派的人可以“弹冠相庆”，这是他们所没有的。他们的教授，根本就不是由校长聘请，是由教部任命的（不过校长得按服务规程，如教授有违法时，得检举），如他不违背服务规程，教部也不能任意辞退，所以差不多是终身职。进来不易，黜退也难，不像在我国那样招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容易。
（三）关于教授的研究工具有充分的设备。他们的大学，除有公共的图书馆外，每一正教授都有各人的几间专门图书室，关于他所专攻的那门书报，都尽量的搜藏，理科的教授还加上各人的实验室，关于这种专门图书室及实验室的经费，不是由大学校长所能任意给与或减少的，是列入国家预算，由国会通过，独立于学校平常经费之外的，他们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视，可以概见。他们不但在设备上给教授以充分研究的工具，而且在时间上也使教授有充分研究的可能。正教授每年所担任的教授时间，大概都不过三十小时至六十小时，每星期至多不过一二小时而已。在事实上，教授并不因此而闲暇，因为他们的时间要用在实验室里面去，同时要博览关于该科的各国书报，接近世界上最新的知识，否则别人已发明的，他还不知道，或他自以为是新发明的，在事实上别人却早已有了。
（四）教授的待遇。正教授最初每月薪金约三千法郎左右，可逐渐增至每月四千法郎左右，助教每月一二千法郎。一千法郎约合华币二百圆，四千法郎有华币八百圆之数，似乎为数颇巨，但是他们的“加尔松”（garcon学校里的茶房）每月也可有一千法郎，而况这是比较高的薪金（最高可到五千法郎一月），在他们的生活程度，原不算得多，但是他们的职位既有稳当的保障，在生活上也就没有危险了。
（五）研究的精神。理科各门的正教授所教的内容，都是他们在实验室里的心得，所以每年的教材不同，毕业生隔几年后如再到原来的老师处听讲，又是另一种新的东西，和从前所听的大不同了，因为他们这种老师是每年在那里有进步的。关于比较属于通常的教材，都是由助教授来教的。据说他们这种实验室里差不多每星期都有多少关于科学上的新发明，并有关于这种发明的新报告发表。这样一来，大学教授便负起科学上的发明责任（同时当然还有其他的研究机关也在进行着），促进利用这种发明的事实上的进步，同时也是大有贡献于学术和文明。讲到这一点，想到我们的大学关于研究上的设备怎样？对于大学教授的待遇怎样？所谓大学教授对于学术及文化上的真正贡献怎样？大学里的研究（？）对于社会事业的关联和影响又怎样？这种种都值得我们作深切的反省，倘若我们对于本国的学术及文明要获得巩固的基础和独立的进展。
不过有一点却也需要分别的说明一下，那就是法国大学里，在自然科学方面诚有上面所说的那样日在进步的程途上向前，而在社会科学方面，大学教授却都是很守旧的，他们所教的内容，根本上还都是帝国主义的传统学说；他们认法国为上国，为最上无比的上国。对于法国的现社会制度，对于伪民主政治的都表示十二万分的满足！来法国学社会科学的人，一不留神，便受尽他们的麻醉，思考越弄越糊涂起来了。法国青年的思想多偏于守旧，一部分固由于环境的比较的安定，不像我国青年之日处水深火热之中。处处受着惨酷的痛苦，但是一部分也未尝不是因为这班守旧教授所广布的毒素在那里作怪！
这班守旧教授所以这样冥顽不灵，也不无他们的苦衷，因为他们对于新的学说既有所不屑，要保持他们在社会上所已得的权威地位，不得不抱残守阙，极力挣扎一下。不过这在资本主义而又稍稍采用欺骗性质的和缓社会革命的所谓社会政策的国家里，也许还可以苟延残喘，在帝国主义和它的附生虫所侵蚀下的中国，情形便不同了。所以在五四运动时代站在思想界前线的某名教授，现在大发其投降帝国主义和取媚于军阀官僚的论调，便大受青年的激烈的反感，因为从前受他领导的青年，现在却站在他的前面了，为环境及时代所逼迫而不得不踏在他的前面了。这也可谓有幸有不幸罢。
廿二，九，廿七，记于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