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
6月1日杜鲁门总统告诉我，斯大林元帅已同意于7月15日左右在柏林举行一个他所称为的“三人”会议。我立即答复说，我将很高兴地带着英国代表团到柏林去，但是我认为杜鲁门所提议的7月15日，对于要求我们彼此注意的紧迫问题来说，是太晚了，而且我们如果让我们个人或一个国的需要妨碍及早开会的话，我们还将使全世界的希望和团结受到损害。我复电中有这样的话，“我虽然处于火热的竞选运动之中，我并不认为我在这里的任务可以与我们三人之间的会议比拟。如果6月15日不可能，为什么不在7月1日、2日、3日？”杜鲁门先生答称，经过充分考虑后，就他来说，7月15日是最早的了，并且说正在依此进行布置。斯大林是不愿意把会期提前的。
这件事我不便再进一步坚持。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 1945年6月9日
我虽然原则上同意于7月15日在柏林举行三方会议，我希望你会同意我的意见，英、美、苏三国的代表团应该各有分属于他们的完全分开的寓所，而且有他们自己的警卫，此外另有第四个场所供我们开会之用。我们所商定的是由我们三国或连法国在内，以四国平等地位到柏林去开会，而不能接受像从前前往雅尔塔时只作为苏联政府和军队的客人看待的那样的原则。我们应该由自己来预备一切东西，并且在平等的条件下开会。我愿意知道你在这方面的意见。
斯大林同意各代表团应该按照我的建议来安排各自的住宿。每一个代表团应该有它自己的禁区，由它的首脑来决定应该在哪一种方式之下加以管理。波茨坦的德国皇太子的王宫将作为共同的会场之用。附近有一个良好的飞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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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说过，我多么强烈地认为每一个政府的首脑，在危机时期中，应该有一个副手能参与一切事情，如果有什么意外发生，他就能够因此保持连续性。在战时的议会中，保守党占了大多数，我一向把艾登先生看成我的继任人，并且在国王召见的时候，我曾照这样禀明了国王。但是现在已进行一个新议会的选举，而结果尚未揭晓。因此我觉得理应邀请反对党领袖艾德礼先生出席波茨坦会议，使他能熟悉一切事务而不致脱节。6月15日我写信给他：
1945年6月15日
我现在正式邀请你在最近期间跟我们一起去参加即将举行的三方会议。
自从我向议会宣布了这个意图以后，我注意到工党主席拉斯基教授昨天晚上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当然重要的是，如果艾德礼先生出席这次会议，他只能以一个观察员的身分出席。”
英国政府当然必须对于一切决议负责，但是我的意思，你应当以朋友和顾问的身分前往，并且在我们久已意见一致和通过公开宣言被公认为意见一致的一切问题上帮助我们。实际上我认为英国代表团应当像在旧金山时一样地工作，不同的是，像我已经说过的，你除了枢密顾问的身分以外，对国王不负任何正式的责任。
如果仅仅以一个默不作声的观察员身分来参加，我想是有损于你作为我们党的领袖的地位的，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也没有权利把这种负担推到你的身上去。
无论如何我希望你能确切告诉我你是否接受我的邀请。
艾德礼先生在他的来信中接受了邀请，他在信中说，他已经同下院里他的主要同僚们商量过，他们同意他应该在他信中所表明的基础上接受我的邀请。艾德礼先生补充说，从来没有人建议说他只应作为一个观察员去出席会议。
这次会议叫作“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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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以一直着急要趁早开会，主要理由当然是因美军急于要从战争中所曾经赢到手的界线撤退到占领协定中所规定的区域中去。关于占领区协定的来历，以及赞成和反对把它们改变的论据，在前面的一章已有记述。①我所担忧的是华盛顿有一天会作出决定，让出这一大片地区——长达四百哩，最深处达一百二十哩。这里面拥有好几百万的德国人和捷克人。放弃它就将在我们同波兰领土之间设置一道很广阔的鸿沟，并将实际上结束我们影响她的命运的能力。俄国对我们的态度的改变，雅尔塔所达成的谅解经常遭到的破坏，它向丹麦的挺进幸被蒙哥马利及时的行动所挫败，对于奥地利的侵占，以及铁托元帅在的里雅斯特的威胁性的压力，这一切，在我和我的顾问们看来，已经造成与两年前规定占领区时完全不同的形势。的确，所有这些问题应该通盘考虑，而现在正是时候了。此时英美两国的陆军和空军，在未因复员及对日作战的压倒的要求而离散之前，仍然是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因此当前是作出总解决的最后时机。
①参看第三十章。
能早一个月那就更好，但是现在还不算太晚。另一方面，断送德国的整个中心和心脏——不，欧洲的中心和拱心石——作为一种孤立的行动，在我看来，是一种不顾到将来的严重的决策。如果一定要这样做的话，也只能作为一种总的和持久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到波茨坦去将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东西，而且欧洲未来和平的前途可能由于不履行责任而落空。然而事情不由我作主。我们自己撤退到占领区边界以内关系还不大。美国军队有三百万，而我们只有一百万。我所能做的事情，首先是呼吁提早召开“三方”会议。
如果不成，其次是暂缓撤退，直等到我们能够在平等的条件下，面对面地把我们所有的问题整个提出来。
经过八年之后，现在是什么样的景象？俄国的占领线已经是从吕贝克起直伸到林茨为止。捷克斯洛伐克已被席卷。波罗的海国家、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已经沦为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统治下的卫星国。奥地利问题完全得不到解决。南斯拉夫已经像一匹脱缰之马。只有希腊得到拯救。我们的军队已经散去，要对付俄国军队，就是要再集合六十个师也非经过一个长时间不可，而俄军在装甲力量和兵员上都占有压倒优势的力量。这还没有把远东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计算在内。
只有原子弹在我们面前展开它的一面凶恶的盾牌。除了这个新的可怕的武器以外，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从一开始就在严重不利的条件下，把它的阴惨的影子笼罩在全世界自由国家头上。所以这个胜利的时刻，也是我们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后的维持世界持久和平的机会，就这样被从从容容地听任其消失。6月4日我把下面这些话打了一个电报给总统，这些话现在不再有什么人争辩了：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 1945年6月4日
我深信你会理解我为什么切望开会日期提早的理由，即提早到［7月］3号或4号的理由。对于美军撤退到中部地区我们的占领线内，因而使苏联的力量深入到西欧的心脏，并且放下一道铁幕使我们和东边的一切事物隔开，我认为是深可忧虑的事。如果非撤不可的话，我希望这次的撤退能和将真正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础的许多重大事情连带一起解决。实际上，至今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事情曾经获得解决，你和我都不可避免地要对将来负重大的责任。所以我仍然希望日期可以提前些。
我提到俄国人在维也纳的高压手段来加强这种论据。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 1945年6月9日
我们派到维也纳去的代表团，接到托耳布金元帅的命令，限于6月10日或11日以前离开。他们不允许越出市区界限以外去看任何事物。而且只有一个飞机场允许盟国使用。这里是奥地利的首都，根据协定，应该像全国一样，分成四个占领区；但是在那里除俄国人以外，任何人没有一点权力，甚至于通常外交上的权利也不给。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让步，我们就必须把奥地利视为已属于苏维埃化的半个欧洲之内。
2．另一方面，俄国人要求英美在德国的军队撤退到占领线里面去，这是很久以前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规定出来的，而柏林到那时势必已经完全苏维埃化了。
3．在奥地利问题得到解决以前，我们拒绝在主要的欧洲战线上撤出，会不会更好些？最少关于占领区的全部协定也要同时付诸实施，这是否更稳当些？
4．已经有一份电报发给国务院，说明我们在维也纳的代表团的真实情况。我推测他们将在提出抗议之后，按照命令于6月10日或11日离开。
两天以后，我给外交部一份节略，由于艾登先生因公留在华盛顿，我此时向该部作如下的指示：
1945年6月11日
我仍然希望美军从中心区撤退到占领线一事能够延缓到“三方”会议以后。而且我认为，我们如大规模调动以便使法国能接管同意它占领的那一部分占领区，这将刺激俄国人占领德国心脏的要求。当然，美国人可能在任何时刻迁就俄国人的要求，而我们也不得不顺从。到那时候才是和法国人作出这一局部安排［关于他们的占领区］的时候，而不是在这以前，即使拖延时间会对军队的重新部署带来一些不方便。对于这样一个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我们不应当仓促作出决定。
同时也不反对把这件事交给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去考虑。
6月12日总统答复了我6月4日的去电。他说，关于占领德国的三方协定，是罗斯福总统同我经过“长时间考虑和仔细讨论”之后才批准了的，这使得他们不可能为了促使其他问题的解决而推迟美国部队从苏联占领区的撤出。盟国管制委员会非等到它们撤离不能开始行使职务，而原由盟军最高统帅行使权力的军政府应该即时结束，改由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分任其事。他说，有人向他提出意见，如果把撤出的行动推迟到7月里我们召开会议时，那将损害我们跟苏联的关系，因此，他主张发一个电报给斯大林。
上述这一文件中提出，我们应该立即训令我们的军队去占领他们各自的占领区。关于德国占领区，他已准备命令全部美军从6月21日起开始撤出。军队指挥官应该为同时占领柏林及为便利美军由公路、铁路和空中从法兰克福和不来梅自由进入柏林作好安排。在奥地利，可由当地指挥官负责划定全境和维也纳的占领区；碰到他们自己不能解决的事件，才由他们分别向各自的政府请示；这样安排可以完成得更快而更令人满意。
这件事在我心头敲了一下丧钟，但是我除顺从外，没有选择的余地。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 1945年6月14日
显然我们不能不遵照你的决定，并即发出必要的指示。
2．至于说德国占领区的三方协定，是我同罗斯福总统经过“长时间考虑和仔细讨论”的问题，那是不正确的。当初在魁北克会议时只简单谈到，而且只涉及英美两方面的安排，关于这个，总统不愿意事前在通信中提出来讨论。这些意见后来交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去决定，他们的确曾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3．关于奥地利的尚待解决的问题，我不认为可以由当地的指挥官们去负责解决。斯大林元帅在5月18日的电报中说得很清楚，关于奥地利的占领和管制的协定，必须由欧洲咨询委员会去解决。我不相信他会同意更改，而且无论如何我们的代表团可能已经离开了维也纳。你给斯大林元帅电报稿中倒数第二段，我建议重新起草如下，供你参考：
“我认为奥地利问题的解决跟德国事件同样的迫切。按照欧洲咨询委员会业经商定的原则，把军队重新分布到各占领区去，把国家警备部队调进维也纳，以及设立盟军对奥地利的管制委员会等事项，应该同在德国进行的这些事项齐头并进。因此我对解决奥地利的尚待解决的问题极端重视，以便德奥两国事务的通盘安排可以同时进行。我希望最近美国、英国和法国代表团到维也纳去访问的结果，能使欧洲咨询委员会毫不拖延地为了这个目的而作出其余必要的决议。”
4．就我来说，我特别重视在英美军队从德国的俄占区撤出的同时，俄国人也应该从他们现在奥地利所占领的原划归由英军占领的地区中撤走。
5．我真诚希望你的行动终将有裨于欧洲的持久和平。
总统原原本本地接受了我所建议重新起草的关于奥地利的那一段电文，并且于6月14日把电报发给斯大林。我也没有更多的事可做了。我答复说，“我感谢你迁就我们关于奥地利的意见。像我所已经对你说过的那样，我们是在顺应你的愿望，而且我已经这样告诉了斯大林。”
翌日我给斯大林去电：
我已经看到杜鲁门总统于6月14日给你的信件的抄件，该信是关于美国部队将根据各有关司令官之间的协议从6月21日起将全部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占领区去。
我也准备指示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要他同他的同事们商谈一下，作好下列必要的安排：在德国的英国军队同样撤回到它们自己的占领区；各盟国卫戍部队同时调进大柏林；以及为英国军队从空中、铁路和公路往返英占区与柏林之间的运行自由提供便利。
我完全赞同杜鲁门总统关于奥地利的意见。我尤其相信你会发出指示，使俄国军队在驻德国部队开始挪动的同一日期，按照欧洲咨询委员会已商定的原则，从划归英国占领的那一部分奥地利地区里开始撤出。
不应忽视的是，在当初划定占领区的时候，杜鲁门总统未曾参加，也没有同他商量过。在他接掌权力不久，摆在面前的问题就是，他是否要改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否要否定——他的杰出的前任所已商定的英美政府的政策。我不怀疑，他的行动是得到他的文武顾问们的支持的。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责任仅仅限于作出决定，究竟情况已否起了这样根本的变化，因而他应该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处理办法，以至于不免要受到背信爽约的谴责，那些只是事后聪明的人，还是免开尊口的好。
斯大林的答复了结了这些问题。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 1945年6月17日
我已经收到你关于盟国军队分别撤退到在德、奥的各自的占领区去的电报。
很抱歉，我必须通知你，英美军队要从6月21日开始撤退到他们的占领区里去并且要把军队开进柏林，这是有困难的，因为从6月19日起，朱可夫元帅及我们所有其他战地司令官，都已被邀请来莫斯科去参加最高苏维埃会议，而且还要筹备并参加6月24日的检阅。他们将能在6月28——30日之间回到柏林。还应该考虑到，柏林的地雷清除工作还没有完成，大概要到6月底才能结束。
关于奥地利，我得重复一遍我上面所说的格苏联一些司令官召回莫斯科，以及他们回到维也纳的日期的话。还有必要在不久未来，欧洲咨询委员会必须在最近期内结束关于确定奥地利及维也纳占领区的工作，这一工作至今尚未解决。
基于上述的一切，我建议有关部队开始调动和进驻它们各自在德、奥两国的占领区的日期，推迟到7月1日。
此外，关于德国和奥国，最好现在就确定法国军队在该两国的占领区。
在德国和奥国，我们将按照上面的计划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我也已经把整个情况电告杜鲁门总统。
7月1日，美国和英国军队开始撤到指定给他们的占领区里去，有大量的难民跟着走。苏联从此在欧洲的心脏地区站住了脚。这是关乎人类命运的一块里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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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一切正在发生的时候，我投身于大选的纷扰之中。这次大选从6月的第一个星期起认真开始了。所以这个月是不容易度过的。我辛苦地坐了汽车周游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大城市，一天之中，要对着人数众多而看样子很热心的群众讲演三四次，还要加上四次准备得很吃力的广播，把我的时间和精力都给消耗掉了。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感觉到我们在欧洲为之而作长期斗争的许多东西正在悄悄溜掉；而早日实现持久和平的希望却正在黯淡起来。白天，在群众的喧嚷中度过；一到晚上，疲倦不堪，我回到作为我的总部的火车上去。那里又有众多的人员和一大堆寄来的电报在等待着我，我还得辛苦地继续工作许多小时。党派的激昂慷慨情绪和喧嚣的场面，同我脑海中充满着的阴沉忧郁的背景何等不调和，而这种不调和本身又是跟客观实际和平衡感相抵触的。当投票日终于到来的时候，我真高兴，而选举票就要安全地封存在投票箱之中经过三个星期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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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苏联军队像潮涌一般进入他们的指定的占领地区而没有发生什么事故的时候，我们一心一意为谋求和平而建立一个世界机构的旧金山会议，其工作也已经到达结束阶段。艾登先生和艾德礼先生为了选举不得不先离开，但是在6月26日我发出贺电给哈利法克斯勋爵、克兰伯恩勋爵以及我们代表团中的其他一切成员，祝贺他们工作的成功以及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所获得的成果的质量。“由于深思熟虑的智慧和信念的真诚，联合王国的代表们做了许多事情来取得意见的一致，一个世界组织缺少了意见一致就没有什么现实性。你们对于为将来重建一个有希望的基础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希望实现的还很少。
我一向主张一个世界机构的基础应该在地区性组织的基础上去探求。浮现在我心中的大部分主要地区有：美国、联合的欧洲、英联邦及帝国、苏联、南美。其他部分在目前比较难于定出界限——像一个或几个亚洲集团，或非洲集团——然而经过研究是可以得出结论的。但目的是在于使各局部地区许多争执得很剧烈的问题在地区会议里经过讨论而得到解决，然后由地区会议选派三四个显要人物作为代表参加最高级的团体组织。这样将组成一个具有三四十个世界政治家的最高级团体，每人不仅负责代表他自己的地区并且负责处理全世界的事务，主要在于防止战争。对于达到这样一个突出的目的来说，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措施是不够有效的。把所有的国家，不论大小强弱，在平等的地位上都召集到中心组织上来，这就像组织一支军队，不分最高司令官、师的和旅的指挥官，把所有的人都邀请到总部里来一样。目前所达到的只是一个吵吵闹闹的会议场所，靠熟练的会外活动以通过或否决议案而得到调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进行不屈不挠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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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以后，我拍给哈利法克斯一份电报，告诉他一些有关的细节，我想那是总统和他的僚属们所乐于知道的。
首相致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华盛顿） 1945年7月6日
我自然十分盼望能跟总统会见。英国代表团里的政界成员将于7月25日离开［波茨坦］会议以便在英国等候选举结果。这样可以避免选举揭晓时的尴尬局面。我有理由相信政府可以得到多数，但是，像总统所知道的，选举运动中常有很多意料不到的事。除非投票结果等于是全国有极端不满的表示，我认为无论如何极不可能由于选举宣告失利而使我不得不卸任。我应当等待在英王致词后由下院投信任票的结果，并且接受议会对我的免职。这将使各党和个人能够通过投票而表示其立场。
2．因此英国代表团能够在27日回到柏林，而我个人如有必要可以留在那里直到8月5日或6日。议会在［8月］1日选举议长并且由议员宣誓。但是要等到8日（星期三）才由英王正式召开议会，而有决定性的分组表决在10日（星期五）以前不会举行。我认为这一切细节，其中有些是极秘密的，是会使总统感到兴趣的。
3．我很高兴听到总统在考虑需要两周甚至三周的时间，我也认为，不论在英国会发生什么事情，会议是不能草草结束的，这是极其重要的。在克里米亚的时候，会议就有点像突然缩短似的。我们在这里必须力求把具有极其重大后果的大量问题加以解决，并且为一个和平会议作好准备。那个会议大致将在今年晚一些时候或明年早春举行。
翌日，他回了下面一个电报，这表示他对于华盛顿的看法多么熟悉。
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华盛顿）致首相 1945年7月7日
我接到你的电报的时候，总统已经动身到波茨坦去了。你的来电当即转送到他的船上去。我深信你会发觉杜鲁门迫切希望和我们合作，而且他对于我们所必须作出的决定的长远的含义和暂时的困难，都充分意识到。据我判断，美国人对付俄国人的策略是一开头就对于俄国人的愿意合作表示信任。我还预料到美国人在同我们打交道中，对于我们根据欧洲各国经济混乱的危险而作出的论断，比对于·我·们·毫·不·隐·饰·地·谈·论·极·左·政·府·或·共·产·主·义·扩·散·的·危·险，①容易作出反应。他们对于我把欧洲描绘（不管事实怎样）成为思想冲突之地，苏联跟西方势力可能会在这里面互相抵触，发生对立，表示略感不安。在他们的思想后面，他们还怀疑我们仅仅为了右翼政府或君主国家的本身而支持这些政府和国家。但这绝对不意味着，遇必要时，他们也愿站起来跟我们一起去反对俄国人。不过，他们可能小心行事，并且多半希望扮演成为或者至少表现出要充当我们跟俄国人之间的一个中间角色。
①作者加的着重点。
经过几年以后，倒是英国和西欧却受到多方面的督促，出来扮演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中间角色”。这才是命运之中的滑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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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意在大选和波茨坦会议之间让我自己在和煦的阳光中度一周假期。7月7日，选举投票日以后两天，我同丘吉尔夫人和玛丽一起飞到波尔多去，被安顿舒适地住在布鲁廷内尔将军的别墅中。那是靠近西班牙边境的昂代。有很好的沐浴场所和美丽的环境。早晨，我大多在床上读一位杰出的法国作家所写的一本关于波尔多停战及其在奥兰之悲惨结局的很好的记述。奇怪的是，它却唤醒了我自己五年前往事的回忆，并且了解到了我在那个时候所不知道的许多事情。下午，我甚至带了精致的画具突然走出门去，在尼夫河上及圣让德路兹湾旁边找到动人的题材。我发现驻波尔多的英国领事的妻子、奈恩夫人是一位有天赋的画伴，我是一年以前在马拉喀什跟她成为朋友的。我只处理了几件有关即将召开的会议的电报，而努力把政党政治置之脑后。然而我不得不承认投票箱和它的内容的神秘有一种邪恶的幻术，它会敲我的房门盯着我的窗口。当我打开调色板、手执画笔的时候，就容易把这些闯入思想中的不速之客赶走。
巴斯克人到处都热烈欢迎来客。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受了德国的占领，因此在再度获得自由呼吸的时候就感到很高兴。我毋须为那个会议作准备，因为我头脑里已经装满了这么许多东西，哪怕在这么几天过得飞快的日子里把它摆脱一下，也是快活了。总统这时正在海上，他所乘的美国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就是1941年载送罗斯福到我们的大西洋会议去的那条船。15日我乘汽车经过森林而到达波尔多机场，那里“空中霸王”式飞机把我送到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