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长江流域的。长江流域兼有黄河流域的深稳与珠江流域的清新，不但其产业活泼遍在，且此地的士大夫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的幕府下来，亦真是新人，惟有他们才是与立宪政治性情相投的。从来民间起兵，开头多难免有巫魇，但这次武昌起义则很简洁，好像风日晴妍，波浪里涌出一朵白莲花。
武昌起义，长江流域各省即刻纷纷响应，全不用组成一支大军杀得马仰人翻，这是因为士大夫与民间起兵一致，所以中和了。军事的局面这样快结束，开门见山就立宪，马上建都南京，大家请孙中山先生回国当临时大总统，那一代的人行事真有大丈夫的洒然。陶渊明《雪》诗：
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
草木不惊，已都是春天，辛亥革命亦城郭山川无恙，就已经是民国世界，岁月都堂堂了。
长江流域这次起义，能使云广都响应，华北虽派兵来讨伐，但到得汉阳，亦接受了这边的条款，一切都比太平军顺利，这不只因时机已更成熟，主要还因作风能更平易。
辛亥革命的民间起兵是沿承太平军的，其立宪则是沿承戊戌政变的，但是能行于新的节气。他们反满，其实当时满人对汉人的压迫早成过去，而清帝退位后，民国还优待他，可见亦没有怨仇尚记在心里。他们口说反满，只是因为中国文明接触现代西方而新生这桩大事竟是荡荡莫能名。
然而孙中山先生是对于革命要做的事最有自觉的。中国史上开出新朝的民间起兵，其初多不自觉，是做到了那里自然开出花来，而自始抱有自觉的则反为见得狭小，此所以东汉光武帝不及西汉高祖的壮阔。中国的革命是其民族的天才的最高表现。然而孙先生的自觉，是因他更出于汉高祖之上。革命的自觉可比是写一篇好文章，非着意，亦非不着意，从中华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到后来的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皆是孙先生从积思中得天启，一步步皆是艰难，一步步皆似偶然的发见。他是从这创业的体验说出了知难行易。
临时约法的好处是清旷平明，但未足以为中华民国的新制度。原来中国历次出现新朝，皆只是开创风气，而制度则大体是沿承前朝的，其未完工的部分则有待于继续化成，故革命惟对改乐而言，但改制则从来都是渐进的。如汉如唐，皆一戎衣而定，是因没有改制的问题。若与改乐同时还有改制的问题，则如东周之末经过春秋战国与秦朝，东汉之末经过魏晋南北朝，北宋之末经过南宋与元朝，皆久久不能成定。而辛亥革命亦是一面改乐，一面尚须改制，因为戊戌变法可以沿承的太不够，中华民国的新制是惟能待其渐进的自然化成与孙先生的天才的创造。
我们日常生活最可喜乐的是知性，最可信赖的是意志。国家与世界的历史是生在于先知先觉者与民族的志气。民元孙先生让位于袁世凯，对北京妥协，是因革命党的同志们不听孙先生的话。其实当时是应当断然贯彻初意的，即使为此而与清朝的北洋军决战亦好。革命要求断然的充分的用兵，始能建立推行新政的威信，而辛亥革命是用兵不够，所以旁逸而为军阀的连年内战。后来北伐与抗战，皆是补辛亥革命的用兵不足。抗战是因为中华民国的新地位亦是新世界的，所以也需要有这样的一战。
但民初的一般亦还是有好风光。司马迁写楚汉之际及与他同时的人都有一种可爱，因为是个新时代，确有许多人是好的。民国初年的武人被称为军阀，其实他们多是出身民间，从辛亥革命发迹的，亦有原是清朝的军人，从李鸿章练新兵这条根里生出来的，他们不单沿承淮军，且还沿承有太平军与湘军的朝气。他们喜爱权谋，可是直爽，很敬重读书人。他们能俭约而豪华。
民国初年的武人出身乡村，而国会议员则出身城市，那时是乡村也兴旺，城市也兴旺，所以城里人也有好风气，而缙绅先生仍是生在“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邑，乃有忠信”这样中国社会的秩序里，并非产业代表而是士。他们虽非产业代表，但是极有中小工商人家的热闹，与世俗礼意的慷慨。他们读孔孟之书，而亦讲事功，亦爱西洋的明亮，此即多出自做生意人的德性。做生意人持家勤俭，因为规规矩矩，所以明白事理，待人接物能平直。再如自己有店，对市面上的行情随时要机变，也没有个对世界新潮流固执不通的。
孙中山先生当年反对那班督军及国会议员，同时却有与他们相往来的余裕。民国初年那班人的豪华，世俗得明亮，不是单靠权位金钱就能有的，还因为有一个时代的风气，那时是街上陌上的众人都眉目清扬。
但这只是长江流域的气象，黄河流域可仍在破落中，而珠江流域则仍是辛涩的，多有刺激性。又且中国政治的性格不许以一地域来制驭其他地域，却要黄河珠江两流域也向长江流域看齐，鞭其后者而进之，才能出现华夏的新一统及其核心。还有满洲，文明的根基很差，而其产业在全国中的比重却日在增大，不过满洲到底不能自成气候，只要黄河长江珠江三流域能一统，它亦就不能自外的。但是这些都不能顷刻做到，所以关内军阀割据，关外更张作霖自成一局面。
而且就在民国初年，长江流域也出了毛病，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丝茶桐油的输出骤落，从太平军那时以来六十年的农村好景遂中断，从此长江流域的农民也陷入长期贫穷了。这很影响政局，前此长江流域是颗定风珠，所以袁世凯做总统头两年里还曾相当一统，但此后则形势急转为南北分裂，长江流域反为只能依违两间，内里也各省独立起来了。
好在时人的动静不单取决于一代的形势，却更生于许多代的大信，所以民国初年亦只是地域的产业及政治尚未能有新的统一，但人们仍觉得是一个中华民国，好比过去春秋战国时、魏晋六朝时、唐末藩镇时、南宋偏安时，局面尽管分裂，人们却仍觉是生在一个天下，这就是文明尚有其不被产业与政治所限，且不被一代的升坠所限者在。而此亦即是汉民族之所以能度劫，好像在现实之外尚有天意策动政治经济及一代形势向好的方面走，且出来得大人如刘邦李世民及孙中山先生等，皆在局面之外更有荡荡世景，亦不单是一代的，而是旷视古今的大人。这就是时势可以造小英雄，而大英雄则能造时势。亦不单大英雄才能，民国初年那样的割据，但是连寻常巷陌之人，亦皆能洒然，不坠河山破碎或天地末日的感觉。
而且就在那时，城市有了新景气，即纱厂的兴起，照亮了一代人心。纱厂比前此的邮电铁路造船与矿，更能带引起许多新的产业，这些被带引起的新的制造业虽然规模不大，是分散的，又大部分仍用手工，但已是生在现代空气里的了。西洋史上新兴纺织业只为外销，其社会资本又偏流，不能这样快带引起本地一般产业的繁荣，而中国的纱厂则是生在众业的枝叶倡条里大朵的花。前此洋布总是要进来不容易，这回即是中国自己开起纱厂，从内里把市场来翻新了，只见联联排排的布庄，大的小的，木机织的，铁机织的，织出像洋布那样的布，生意非常之好。
前此六十年间，长江流域的城市是与乡村丝茶桐油的新繁荣结在一起的，现在丝茶桐油虽衰落了，但城市已有个富庶的底子，所以开得起纱厂，织出来的布也卖给城里人，也卖给乡下人，因为纱厂与城市的及农村的其他产业有了新的联系之故，并非全靠补了这一次世界大战时洋布的断挡，倒是中国自己打开了市场，然后日本人才亦能进来开纱厂，而且战后洋布才也能大量进来的。
彼时城市的新繁荣是如此健康，全不需要政府来计划，却都是民营纱厂，且因军阀割据，连官办的与官商合办的企业亦皆实际移到了商人手里，但是没有发生兼并垄断。城市这样鲜亮，政局虽割据，亦着实旷荡，没有对于人的阻塞，如此就出来了五四时代的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