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森普利斯嬷嬷
下文叙述的事件，在滨海蒙特勒伊，并没有全部揭晓，但是从中透露出来的点滴情况，已在城里留下深刻印象，倘若不细致地叙述，便会给本书造成重大遗漏。
读者在这些细节中，会遇到两三个不真实之处，出于尊重真实，我们维持原状。
在沙威拜访之后那个下午，马德兰先生像平常一样去看望芳汀。
他走进芳汀的病房之前，先约见森普利斯嬷嬷。
照料诊所的两个修女名叫佩尔培图嬷嬷和森普利斯嬷嬷，像所有做善事的嬷嬷一样，都属于遣使会。
佩尔贝迪嬷嬷是个普通的村妇，十分粗俗，皈依天主好像找到事儿做。她当修女，如同别人当厨娘一样。这种人并不罕见。各个修会都乐意接收这种粗笨的乡下器皿，很容易调教成嘉布遣会或圣絮尔会的修女。这类村妇，可以用来干教会里的粗活。一个牧童变成一个加尔默罗会修士，没有什么烦难；这一个成为那一个，不费多大的事；乡村和修院共同的愚昧本质，是现成的准备阶段，能马上使乡下人和僧侣等量齐观。罩衫裁宽一点儿，就是一件僧袍了。佩尔贝迪嬷嬷是一个健壮的修女，来自蓬图瓦兹附近的马里纳，一口方言，说话像唱圣诗，嘟嘟囔囔，看长期卧床的病人是虔诚还是假信教，再决定往药剂里加多少糖，对患者态度粗暴，跟垂死的人发脾气，几乎把天主掷到他们的脸上，用气鼓鼓的祷告去对待病人的临终，但有胆量、正直，脸色红润。
森普利斯嬷嬷生得白皙，像蜡一样白。她站在佩尔贝迪身边，犹如白蜡烛衬托红蜡烛。万桑·德·保尔[1]出色地确定了献身慈善的嬷嬷的形象，他说得既十分自由，又十分有约束，用语不凡：“她们以病院为修道院，以租赁的房间为静修室，以本教区的教堂为祈祷室，以城里的街道或医院的大厅为隐修院的回廊，以敬畏天主作为铁栅，以谦卑作为面纱。”在森普利斯嬷嬷身上，这个理想成为活生生的形象。没有人能说出森普利斯嬷嬷的年龄；她从来没有年轻过，好像也从来不应该年老。这是一个平静、刻板、好相处、冷漠和从来不说谎的人——我们不敢说是一个女人。她是那么温柔，以致显得脆弱；其实比花岗岩还要坚实。她用细巧、洁净的手指接触穷人。可以说，在她的话中包含着沉默，只讲必要的话，她的音色既能修造一个神工架，又能迷住一个沙龙。这种细腻与粗呢衣裙倒也相衬，在这种粗细的接触中，能令人不断想起上天和天主。我们要强调一个细节。从来不说谎，从来不会为了一种利益，哪怕轻描淡写地讲一句违背事实、违背神圣事实的话，这就是森普利斯嬷嬷的鲜明特点；这就是她的品德的独特风格。因为这种不可动摇的诚实，她在教会中相当有名。西卡尔神父在给聋哑人马西厄的一封信中，谈到森普利斯嬷嬷。不管我们多么真诚，多么光明磊落，多么纯洁，我们的鲠直至少有无邪地说点谎的瑕疵。而她却没有。说点谎，哪怕是无邪的谎，不就是存在说谎吗？说谎，绝对是恶。说一点谎，这是不可能的；说谎的人，就是全部说谎；说谎，这是魔鬼的本来面目；撒旦有两个名字，他叫做撒旦，又叫做说谎。她就是这样想的。她这样想，就这样做。上文所说的洁白就是由此而来的，这种洁白的光彩覆盖了她的嘴唇和眼睛。她的微笑是白色的，她的目光是白色的。在这颗良心的玻璃上，没有一丝蛛网，没有一粒灰尘。她皈依圣万桑·德·保尔时，特意选择了森普利斯这个名字。众所周知，西西里的森普利斯是这样一个圣女，由于她生在西拉库斯，她宁愿被割去双乳，也不说生在塞杰斯塔，哪怕这样说谎能救她一命。这位主保圣女正适合她的灵魂。
森普利斯嬷嬷修行之前有两个缺点，后来逐渐改掉了；她曾喜欢吃糖果，喜欢收到信。她从来只看一本拉丁文的大字体祈祷经。她不懂拉丁文，但她懂得这本书。
这个虔诚的修女喜欢芳汀，或许是感到她身上潜在的美德，几乎专心一致地尽力照料她。
马德兰先生把森普利斯嬷嬷拉到一边，把芳汀交托给她，修女后来回想起来，所用的声调很古怪。
他离开嬷嬷，走近芳汀。
芳汀每天等待马德兰先生出现，宛若等待阳光和欢乐。她常对嬷嬷们说：
“市长先生在眼前，我就不存在了。”
这一天，她热度很高。她一看见马德兰先生，就问他：
“柯赛特呢？”
他含笑回答：
“快来了。”
马德兰先生像平时一样同芳汀在一起。只不过呆了一小时，而不是半小时，令芳汀非常惊讶。他对大家千叮咛万嘱咐，不要让病人缺少什么。大家注意到，有一会儿他的脸变得十分阴沉。当大家知道医生曾俯在他耳边，对他说：“她衰弱了很多。”这时，一切都不言自明了。
然后他回到市政厅，办公室的仆役看到他仔细地看挂在墙上的一张法国公路地图。他用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数字。
二、斯科弗莱尔师傅的洞察力
他从市政厅来到城市另一头一个佛兰德尔人家中。这是斯科弗拉埃师傅，法文变成斯科弗莱尔，他出租马，“马车也随意租用”。
要去斯科弗莱尔那里，最短的路是走一条行人稀少的街道，本堂神父和马德兰先生都住在这条街上。据说本堂神父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为人排忧解难。正当马德兰先生来到神父的住宅门前时，路上只有一个行人，这个行人注意到，市长先生走过本堂神父的住宅以后，停住了脚步，一动不动，然后又走回来，来到本堂神父的门前，那是独扇的大门，有一个铁门锤。他猛地抓住门锤，提了起来，又停住了，仿佛在思索，过了几秒钟，非但没有重重地敲门，反而轻轻地放下，又继续赶路，比原来更匆忙。
马德兰先生到了斯科弗莱尔师傅那里，他正忙于修鞍具。
“斯科弗莱尔师傅，”他问，“您有一匹好马吗？”
“市长先生，”佛兰德尔人说，“我的马都是好马。您说的好马指的什么？”
“我指的是一天能跑二十法里的马。”
“见鬼！”佛兰德尔人说，“二十法里！”
“是的。”
“拉着带篷的双轮轻便马车？”
“是的。”
“跑到了能歇多长时间？”
“必要的话，第二天还要再出发。”
“再跑同样长的路程？”
“是的。”
“见鬼！见鬼！是二十法里吗？”
马德兰先生从口袋里掏出用铅笔写上数字的那张纸。他递给佛兰德尔人看，上面写着5，6，8 1/2。
“您看，”他说。“总共十九点五，相当于二十法里吧。”
“市长先生，”佛兰德尔人又说，“您的事我揽下了。我的小白马，您大概见过它经过。这是下布洛内的小种牲口，性情暴烈。起先想把它训练成坐骑。唉！它尥蹶子，把骑上去的人都摔到地下。大家认为它难驾驭，不知道拿它派什么用场。我买下来，套在车上。先生，它愿意这样；它像姑娘一样温顺，跑起来像风一样。啊！不该骑在它的背上，它不愿意当坐骑。物各有志嘛。拉车，可以；驮人，不行；应该相信它这样想。”
“那么它跑得下来了？”
“您那二十法里，一路碎步小跑，不到八个钟头。不过有几个条件。”
“说吧。”
“第一，跑完一半路程，您让它歇一个钟头；它吃草料，这时，别让客栈伙计偷它的燕麦；因为我注意到，在客栈里，燕麦往往是给马厩伙计，而不是给马吃掉的。”
“会有人守在那里的。”
“第二……马车是给市长先生乘坐的吗？”
“是的。”
“市长先生会驾车吗？”
“会的。”
“那么，市长先生独自旅行，不带行李，免得加重马的负担。”
“一言为定。”
“不过，市长先生没有陪同，只好劳神亲自监看燕麦了。”
“错不了。”
“我每天要收费三十法郎。休息天照付。不能少一分一毫。牲口的饲料要由市长先生承担。”
马德兰先生从钱包里拿出三个拿破仑金币，放在桌上。
“预付两天的。”
“第四，跑这么长的路，带篷马车也太重了，会累着马的。市长先生可得同意坐上我的小型轻便马车旅行。”
“我同意。”
“车是轻便了，但是暴露在外。”
“我无所谓。”
“市长先生考虑过眼下是冬天吗？……”
马德兰先生没有回答。佛兰德尔人又说：
“考虑过天气很冷吗？”
马德兰先生保持沉默。斯科弗莱尔师傅继续说：
“考虑过可能下雨吗？”
马德兰先生抬起头来说：
“明天凌晨四点半，车和马要停在我的门前。”
“说定了，市长先生，”斯科弗莱尔回答。（然后，他用食指指甲刮去木桌上的一个污点，以佛兰德尔人善于遮掩精明的不在意的神情又说：）“现在我才想到！市长先生还没有告诉我要到哪儿去。市长先生要上哪儿呀？”
谈话开始，他可能没想别的事，但他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敢提出这个问题。
“您的马前腿有劲吗？”马德兰先生问道。
“有劲，市长先生。下坡时您勒紧一点。一路上下坡路多吗？”
“别忘了凌晨四点半在我的门口等候，要非常准时，”马德兰先生回答。
然后他走了。
佛兰德尔人“傻愣着”，就像过后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市长先生走了之后两三分钟，门又打开了：这是市长先生。
他的神态依旧无动于衷和忧心忡忡。
“斯科弗莱尔先生，”他说，“您要租给我的那匹马和那辆车，连马带车，您估计要多少钱？”
“连马带车，市长先生，”佛兰德尔人哈哈大笑地说。
“是啊。说呀！”
“市长先生想向我买下来吗？”
“不，不过要防万一，我想给您担保金。我回来后，您再把款子还给我。连马带车您估计要多少钱？”
“五百法郎，市长先生。”
“如数奉上。”
马德兰先生把一张钞票放在桌上，然后出去了，这次不再回来。
斯科弗莱尔师傅非常后悔，没有说一千法郎。其实，连马带车统共只值五个埃居。
佛兰德尔人把妻子叫来，把事情告诉她。市长先生会到什么鬼地方去呢？他们商量起来。“他到巴黎去，”妻子说。——“我不相信，”丈夫说。“马德兰先生把写着数字的字条放在壁炉上了。”佛兰德尔人拿起这张纸，研究起来。“五，六，八又二分之一？大概是表示驿站。”他向妻子转过身来。“我有数了。”——“怎么样？”——“从这里到埃斯丹有五法里，从埃斯丹到圣波尔有六法里，从圣波尔到阿拉斯有八法里半。他到阿拉斯。”
马德兰先生回到家里。
他从斯科弗莱尔师傅那里回来，走的是最远的路线，仿佛本堂神父的大门对他有一种诱惑，他想回避。他上楼到他房间，关上了门，这再简单不过，因为他想早点睡觉。但厂里的看门女人也是马德兰先生的惟一女仆，她观察到灯光在八点半熄灭，她告诉了回来的出纳，还说：
“市长先生生病了吗？我觉得他的神态有点古怪。”
这个出纳所住的房间恰好在马德兰先生的卧室下面。他根本没有留意看门女人的话，躺下睡着了。将近午夜，他突然醒了过来；他在睡眠中听到头顶上有响声。他谛听着。这是踱步的声音，好像上面房间的人在走路。他更仔细地倾听，听出是马德兰先生的脚步声。他觉得很奇怪；通常，马德兰先生的房间里直到他起床前不发出任何声音。过了一会儿，出纳听到好像有只大柜打开了，又关上。然后，在搬动家具，寂静了一会儿，脚步声重新响起。出纳翻身坐了起来，完全醒了，睁眼看去，透过玻璃窗，看到对面墙上有一扇窗亮灯的红色反光。根据光线的方向，这只能是马德兰先生房间的窗户射出来的。反光在颤动，好像是火光，而不是灯光。没有窗格的影子，这窗子是敞开的。天气很冷，打开窗户真是怪事。出纳又睡着了。一两个钟头以后，他又醒了过来。同样的脚步声，缓慢而均匀，始终在他头顶上来来去去。
反光总是映在墙上，可是现在变得黯淡和稳定了，像是灯光或烛光。窗户一直开着。
马德兰先生的房间里发生的事是这样的。
三、脑海中的风暴
读者无疑猜到，马德兰先生不是别人，正是让·瓦尔让。
我们已经观察过这颗良心的深处，此刻还要再看一下。我们这样做，不能不激动，不能不颤栗。没有比这种观察更触目惊心的了。在精神之眼看来，没有什么地方比人心更令人眩目，也更黑暗。它所注视的任何东西，也没有人心那么可怕、复杂、神秘和广袤无边。比海洋更壮伟的景色，这就是天空；比天空更壮伟的景色，这就是人心。
描写人心的诗篇，哪怕只涉及一个人，哪怕涉及一个最低贱的人，那也会将所有的史诗都融汇在一部高级的终极的史诗中。人心是怪想、贪婪和企图的混合，是梦想的熔炉，是卑劣思想的巢穴；是诡辩的魔窟，是激情的战场。在一定的时刻，通过一个思索的人苍白的脸去探索，往后面观察，观察灵魂，观察这混沌。外表沉默之下，有着荷马史诗中巨人的搏斗，有着弥尔顿诗中龙蛇的混战和成群的鬼怪，有着但丁诗中幻象的盘旋上升。人人身上拥有的无限是阴森森的，人却以此来绝望地衡量头脑中的意愿和生活行动！
一天，但丁遇到一道阴森可怖的门，感到犹豫不决。我们面前也有一道门，我们同样犹豫不决。我们还是进去吧。
关于让·瓦尔让与小热尔维相遇之后所发生的事，读者已经了解，要补充的情况不多。从那时起，读者已经看到，他成了另一个人。主教期待他脱胎换骨，他这样做了。这不止是改变，这是洗心革面。
他终于销声匿迹，变卖了主教的银器，只留下烛台作为纪念，从这座城市溜到另一座城市，穿越法国，来到滨海蒙特勒伊，产生了前面讲过的念头，做出了一番事业，成了一个很难绳之以法和不可接近的人。今后，他在滨海蒙特勒伊定居，高兴地感到他的良心痛悔过去，要以后半生臧否前半生。他平静地生活，安安心心，满怀希望，只有两种想法：隐姓埋名和生活圣洁；逃避世人和皈依天主。
这两种想法紧密结合在他的脑子里，以致合而为一；它们同样有吸引力，同样强烈，主宰了他的一举一动。平日，它们同心协力，处理他的生活行动；它们让他转向暗处；它们使他变得和蔼和朴实；它们建议他做同一件事。但有时它们之间也有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读者记得，整个滨海蒙特勒伊称为马德兰先生那个人，就毫不犹豫地牺牲前者，捍卫后者，牺牲安全，捍卫他的品德。因此，尽管他事事保留，谨小慎微，他还是留下了主教的烛台，为主教服丧，把所有路过的小萨瓦人叫来询问，打听法弗罗尔人的家庭情况，不顾沙威含沙射影的威胁，救出割风老人的命。我们已经注意到，他仿效所有明智、圣洁和正直之士，认为首要的职责不是为了自己。
然而，应该说，类似的情况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正叙述这个不幸的人经历的痛苦；主宰他的两个念头，从来没有进行过如此严重的斗争。沙威走进他的办公室，才说几句话，他就朦胧地，但深切地明白了。他深藏不露的名字，被人这样离奇地说出来，他目瞪口呆，仿佛为自己命运的怪异不祥而震惊。他在惊骇中不禁颤栗，这是巨大打击的前导。他像一棵橡树面对风暴，又像一个士兵面对冲锋一样弯下身子。他感到乌云压顶，就要雷电交加。在听沙威说话时，他头一个想法是动身，跑去自首，将尚马蒂厄营救出狱，自己坐牢；这就像割肉一般痛苦、锥心；事后他心想：“得啦！得啦！”他压下第一个豪爽的冲动，在英勇行为面前退却了。
这个人听了主教的神圣教诲之后，多年来痛改前非，克己忘我，开端出色，即使面临凶险的局面，也不会丝毫犹豫，会继续以同样的步伐走向天国所在的深渊，这无疑是很美的；可能很美，但实际并非如此。我们必须考虑到这颗心灵里演变的情况，我们只能照实道来。最初占上风的，是保存自己的本能；他匆匆重新整理自己的思想，压抑自己的激动，将沙威的出现看作巨大的危险，在恐惧中坚决推迟一切决定，昏昏然不知该怎么办，宛如一个斗士拾起自己的盾牌，重新镇定下来。
白天的其余时间，他处在这种状态中，内心思潮翻滚，外表镇静自若；他只能采取所谓的“保护措施”。脑子里仍然乱糟糟的，互相冲突；乱得他分不清任何念头；他说不清自己怎么回事，只知道自己刚挨了沉重的打击。他像平常一样来到芳汀的病床边，出于善良的本能，拖长探病时间，心想应该这样做，把她托付给嬷嬷，以防万一他要出门。他隐约地感到，也许他必须到阿拉斯去，虽然还丝毫没有决定此行，他心里想，既然没有受到一点怀疑，他去看看发生的事没有什么不妥，于是他定了斯科弗莱尔的马车，准备应付一切事件。
晚餐他胃口相当好。
回到房里后，他潜心静思。
他分析形势，觉得前所未有；真是匪夷所思，想着想着，在难以解释的不安推动下他站起来，离开椅子，插上门闩。他担心有人进来。他筑起障碍，以防不测。
过了一会儿，他吹灭灯火。亮光妨碍他。
他觉得可能有人看到他。
有人，是谁？
咦！他想赶出门去的人已经进来了；他想使之看不见的东西在看着他。是他的良心。
他的良心就是天主。
但最初他心存幻想；他有一种安全和隔绝感；门闩插上，他以为别人闯不进来了；蜡烛吹灭，他感到别人看不见。于是他控制住自己；他把手肘支在桌上，用手托住头，在黑暗里开始思索。
“我处境如何？——我不是在做梦吧？——别人对我说了些什么？——我确实见到沙威吗？他真的对我这样说的吗？——这个尚马蒂厄会是什么人呢？——他像我吗？——这可能吗？——昨天我这样平静，什么也没有怀疑，真想不到！——昨天同一时刻我在做什么来着？——这件事是怎么回事？——怎么了结呢？——怎么办？”
他心烦意乱。他的脑子失去了止住思想的力量，它们像波浪一样掠过，他双手抱住脑门，想止住它们。
这种躁动搅乱了他的意志和理性，他竭力从中抽取出明显的思路和一个决心，但只得出忧虑不安。
他的脑袋火烧火燎似的。他走到窗口，把窗敞开。天空没有星星。他回来坐到桌旁。
第一个钟头就这样过去了。
但渐渐地模糊的轮廓开始在他的思索中形成并确定下来，他力求对现实有准确的把握，可以看到的不是整个局面，而是某些细节。
他开始承认，不管局面多么异乎寻常和严峻，他已完全能够主宰。
但他的惊愕不断增长。
他的行动没有严格的宗教目的，迄今他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个洞穴，他挖掘出洞来是为了隐姓埋名。他在内省的时刻，在不眠之夜，始终最恐惧的东西，就是听到别人说出这个名字；他心想，对他来说，那就一切都结束了；这个名字一旦重新出现，他就会让他的新生活在他周围销声匿迹，谁知道有没有这一天呢？他体内怀有新的心灵。一想到这是可能的，他便瑟瑟发抖。当然，倘若这时有人对他说，这个名字在他耳畔响起的时刻即将来临，这个可怕的名字，让·瓦尔让，突然会从黑夜中冒出来，挺立在他面前，这骇人的光芒，是为了消除裹着他的神秘；它骤然在他头上闪闪发光；但愿这个名字不会威胁他，这光芒只会产生更浓重的黑暗，这撕破的面纱会扩展神秘，这场地震会巩固他的建筑，这奇异的事件只要他愿意，没有别的结果，只会使他的生活更加明朗，更加令人摸不透，同让·瓦尔让的幽灵会过面之后，善良和高尚的有产者马德兰先生变得比先前格外荣耀，格外平静，格外受人尊敬，——要是有人这样说，他会摇摇头，像疯子一样朝这些话瞪眼。咦！这一切恰好刚刚发生了，这一大堆不可能的事却成了事实，天主容许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成为真事！
他的思索继续明晰起来。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他觉得，他刚从不可名状的睡眠中惊醒过来，他在黑夜中从一个斜坡上滑下来，站着瑟瑟发抖，徒劳地退到一个深渊的边缘。他在黑暗中清晰地分辨出一个陌生人，一个外地人，命运把这个人算作他，代替他推到深渊里。为了让深渊闭拢，必须有人摔下去，他或者别人。
他只得听之任之。
亮光变得大放光明，他承认这一点：——他在苦役监里的位置空着，他怎样做也是枉然，它始终等待着他，抢夺小热尔维的事把他导向那里，这个空位置等待着他，一直把他吸引到那里去，这是不可避免的和注定的。——继而他想：——眼下他有一个替身，好像一个叫尚马蒂厄的人倒了霉运，至于他，今后在苦役监中以这个尚马蒂厄出现，而在社会里用的是马德兰先生的名字，他再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只要他不妨碍人们在这个尚马蒂厄的头上封死这块耻辱的石头，它就像墓石一样，一旦落下，便永远不再掀开。
这一切如此强烈和如此古怪，以致在他身上突然产生一种难以描绘的冲动，任何人一生中不会感受到两三次，这是一种良心的抽搐，搅动着心灵中的怀疑，它由讽刺、快乐和失望组成，可以称之为内心的大笑。
他忽然点燃蜡烛。
“怎么啦！”他思忖，“我担心什么？我何必这样想？如今我得救了。一切已经结束。我面前只有一扇半掩的门，我的过去可以通过这扇门闯进我的生活；这扇门被堵上了！永远堵上了！这个沙威长期以来找我麻烦，这种可怕的本能好像猜出我是什么人，是啊！而且当真猜出我是什么人，到处跟随着我，这条凶恶的猎犬发现了我就站住了，如今又失去了踪迹，找到别的地方，绝对找不到了！今后他心满意足了，让我太平，他抓住了他的让·瓦尔让！谁知道呢，也许他想离开城市！发生这一切，我没有插手！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但居然有这种事！其中出了什么不幸的事呢？说实话，见到我的人会以为我遇到祸事了！无论如何，要是有人倒霉，这决不是我的错。一切是天意所为。表面看来上天非要如此！我有权利打乱上天的安排吗？眼下我有什么要求呢？我去掺和什么呢？这与我无关。怎么！我并不高兴。但我究竟要干什么呢？我那么多年来追求的目标，我夜里做的梦，我对上天的祈求，就是安全，我达到了！天主愿意如此。我没有必要违抗天主的意愿。为什么天主愿意这样呢？为了让我继续做已经开始的事，为了让我做善事，为了让我有朝一日成为伟大的、鼓舞人心的楷模，为了能说，我的忏悔、我弃恶从善终于得到一点幸福！我当真不明白，为什么我害怕走进这个正直的本堂神父家里，像对听忏悔的神父那样对他和盘托出，向他讨主意，显然他会这样告诉我。就这样定了，顺其自然吧！让善良的天主安排吧！”
他在良心深处这样思索着，俯身对着可以称之为他自己的深渊。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走动起来。“得了，”他说，“别再想了。决心定了！”但是他丝毫不感到快乐。
恰恰相反。
人们不能阻挡思想返回原地，就像海水要返回岸边一样。对水手来说，这叫做潮水；对罪犯来说，这叫做愧疚。天主掀动灵魂就像掀起大海一样。
过了一会儿，他不由自主地又开始这场阴沉的对话，说话的是他，听讲的也是他，他说他想说的话，他听他不想听的话，屈服于这种神秘的力量，这力量对他说：“想下去！”就像两千年前对另一个被判决的人所说的：“往前走！”
继续往下叙述之前，为了让读者充分了解，我们要强调一个必不可少的见解。
人准定会自言自语，凡是会思想的人无不都有这种体验。甚至可以说，言语只有在人的内心，从思想到意识，再从意识回到思想，才具有更美妙的神秘性。本章常用的“他说”，“他嚷道”，这些字眼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人在思索，在自言自语，在心中嚷嚷，不打破表面的沉默。心中喧嚣不已，除了嘴巴以外，全身都在讲话。灵魂的存在，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仍然是存在。
因此，他思忖自己的处境到了哪一步。他自我询问这个“就这样定了”。他承认，刚才他在脑子里安排的一切十分残酷，“顺其自然吧，让善良的天主安排吧”，这实在可怕。让命运和人的这种错误得以实现，不加阻拦，以沉默表示赞同，总之什么也不做，这就等于做了一切！这是极度的卑劣和虚伪！这是卑鄙、怯懦、狡猾、无耻、丑恶的犯罪！
不幸的人八年来第一次尝到邪恶的思想和邪恶的行动的苦味。
他厌恶地吐了出来。
他继续扪心自问。他严厉地责问自己，“我的目标达到了！”这是什么意思？他自我声称，他的一生确有一个目标。但这是什么目标？隐姓埋名？欺骗警察？他所做的一切，就为的是这区区小事吗？他没有别的目标，伟大的真正的目标吗？不是拯救他的躯体，而是拯救他的灵魂。重新变得正直和善良。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这不是他始终特别和惟一追求的吗？不是主教特别和惟一嘱咐的吗？——对自己的过去关上大门？但他并没有关上，伟大的天主！他干了一件卑劣的事，重新打开了大门！但他重新变成一个贼，而且是最可恶的贼！他偷走了别人的生存、生活、宁静、在太阳下的位置！他变成了一个杀人犯！他杀死了、从精神上杀死了一个可怜的人！硬要让他成为可怕的活死人，这是所谓苦役监中暴尸式的死亡！相反，自首，救出那个蒙了不白之冤的人，恢复真名实姓，出于责任感，重新成为苦役犯让·瓦尔让，这才真正实现复活，永远关闭他脱身的地狱！看似重坠地狱，实则脱离地狱！这样做才是！要是不这样做，他就什么也没有做！他整个一生是虚度的，他的全部忏悔就付诸东流，他只消说：“何必这样呢？”他感到主教在眼前，主教去世了，反倒更加活生生，主教盯着他，今后，德高望重的马德兰市长就会可憎可恶，而苦役犯让·瓦尔让则令人赞叹，在他面前是纯洁的。人们看到的是他的面具，而主教看到他的脸。人们看到他的生活，而主教看到他的良心。因此必须去阿拉斯，解救那个假让·瓦尔让，揭露那个真的！唉！这才是最大的牺牲，最惨烈的胜利，要跨越的最后一步；可是必须这样做。痛苦的命运啊！惟有他回到世人眼中的耻辱地位，他才能进入天主眼中的神圣境界！
“那么，”他说，“就这样定了！履行我们的职责！解救这个人！”
他高声说出这些话，却没有发觉在高声说话。
他拿起自己的书，检查一遍，理理整齐。他把有困难的小商人的一捆债条扔到火里。他写了一封信并封好，如果当时他的房间里有人，会看到信封上写着：“巴黎阿尔图瓦街，银行家拉菲特先生启”。
他从一个抽屉里取出一只皮夹，里面有几张钞票和身份证，他用来参加同一年的选举。
他一面沉思默想，一面做完这些杂事；倘若有人这时看到他，是不会想到他内心的变化的。只不过他的嘴唇时而在翕动，时而他抬起头来，目光盯住墙上的某一点，仿佛上面正好有样东西他想弄清或者要了解。
给拉菲特先生的信写好以后，他将信和皮夹塞进口袋里，重新开始踱步。
他的思路没有改变。他继续清晰地看到他的职责，用这些光闪闪的字写出来，在他眼前放射光芒，并随着他的目光移动：“去吧！说出你的名字！自首吧！”
同样，他看到至今成为他生活双重规则的两种想法：隐姓埋名，为自己的灵魂赎罪，仿佛这两种想法以可感知的形体在他眼前活动。他觉得它们第一次显得清晰异常，他看到两者的差异。他承认，其中之一自然是好的，而另一个则可能变得邪恶；一个利人，另一个为私；一个说：“别人，”另一个说：“为我；”一个来自光明，另一个来自黑夜。
它们在互相搏斗，他看到这搏斗。随着他思索，它们在他思想的目光中变大了，眼下体形巨大；他似乎看到自己内心，在上文所说的广大无边中，在黑暗与亮光中，有一个女神和一个魔女在交手。
他充满了恐惧，但他觉得为善的思想占了上风。
他感到自己接近了良心和命运的又一个决定性时刻；主教标志他的新生活的第一阶段，而这个尚马蒂厄标志第二阶段。在严重的危机之后，是严重的考验。
刚才平息下来的激动，又逐渐返回。脑际掠过千百种想法，不过都是继续使他坚定决心。
半晌，他想：“也许处理这件事太急了，无论如何，这个尚马蒂厄不值得关心，总之他偷了东西。”
他回答自己：“如果这个人确实偷了几个苹果，那就关一个月监狱。远远不是做苦工。谁知道呢？他偷窃了吗？得到证实了吗？让·瓦尔让的名字压抑着他，好像就不用证明了。检察官通常不是这样做的吗？人们认为他是小偷，因为知道他是苦役犯。”
时而他又想，一旦他自首，或许会考虑他的行动是英勇的，还考虑他七年来的循规蹈矩的生活、为本地所做的事，于是就会赦免他。
可是，这种设想很快就消失了，他苦笑着想，抢夺小热尔维的四十苏，他就构成累犯，这案件肯定会东窗事发，法律明文规定，要判决他终身苦役。
他摆脱一切幻想，逐渐超脱尘世，从别的地方寻找安慰和力量。他思忖，必须尽自己的责任；也许他尽了责比规避责任未必更不幸；如果他“顺其自然”，如果他留在滨海蒙特勒伊，他的声望，他的美名，他的善行义举，对他的尊敬，对他的看重，他的仁慈，他的富有，他的威望，他的品德，都要被一件罪行玷污；所有这些高风亮节和这件丑事连在一起，是什么滋味啊！但要是他作出牺牲，他就会将至高无上的思想介入苦役监、绞刑架、枷锁、绿色犯人帽、不停歇的苦役、无情的耻辱中。
末了，他想，必须如此，他的命运是这样注定的，他不能作主改变上天的安排，无论如何他只得选择：要么外美内丑，要么内美外丑。
虽然千百种忧思在翻腾，但他没有气馁，不过他的脑子疲乏了。他开始不由自主地想别的事、无关紧要的事。
他的太阳穴的动脉剧烈跳动。他一直来回踱步。先是教堂，然后市政厅的钟敲响了午夜。两口钟他都数出十二下，还比较了一下钟声。这时他想起，几天前他在一间废铁铺看到一口要卖的古钟，钟上铸着这个名字：“罗曼维尔的安东尼·阿尔班。”
他感到冷。他生起了火。他没有想到关窗。
他又陷入发呆。他要费很大的劲才想起午夜钟声敲响之前考虑的事。最后想起来了。
“啊！是的，”他想，“我下了决心自首。”
然后，他突然想到芳汀。
“啊！”他说，“还有这个可怜的女人！”
于是爆发了一场新的危机。
芳汀突然出现在他的沉思中，犹如一道逆料不到的光芒。他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改变了面貌，他大声说：
“怎么搞的！至今我只考虑自己！只为自己着想！我沉默好还是自首好——隐姓埋名还是拯救我的灵魂——，做一个卑劣的却受人尊敬的行政长官，还是做一个可鄙的却受人敬重的苦役犯，想的是我，总是我，仅仅是我！可是，我的天，所想的全是自私自利！这是自私自利的不同形式，但却是自私自利！要是我想到一点别人怎样呢？首要的圣德是想到别人。好，考虑一下。排除我，抹掉我，忘掉我，情况会怎样呢？——如果我自首呢？把我抓起来，释放尚马蒂厄，重新把我关到苦役监，这很好。然后呢？这里发生什么事？啊！这里，有一个地方，一个城市，一些工厂，一种工业，工人，男女老少，穷人！我创造了这一切，我养活了这一切；凡是有壁炉冒烟的地方，是我在火里放的柴，在锅里放的肉；我缔造了富裕、流通、信贷；我来之前，一无所有；我使整个地区复兴、有生气、活跃、繁荣、发展、富足起来；少了我，就少了灵魂。我离开，一切便死去。——这个女人吃了那么多的苦，在沉沦中多么正气凛然，我不知不觉造成了她的一切不幸！我想去寻找这个孩子，我对做母亲的许过诺言！我不是欠了这个女人一点什么，要弥补对她造成的损害吗？如果我消失了，会发生什么事？母亲死掉。孩子会惨不忍睹。如果我自首，情况就会这样。——如果我不自首呢？啊，如果我不自首呢？”
提出这个问题以后，他停顿下来，仿佛有点犹豫和颤栗；但时间持续不久，他平静地回答：
“那么，让这个人到苦役监去，不错，可是，见鬼！他偷了东西嘛！我说他没有偷也是枉然，他偷了！我呢，我留在这里，继续干下去。过十年，我能挣一千万，都撒到当地，自己一点不留，留钱对我有什么用呢？我做事不是为我自己！大家越来越兴旺，工业兴起和繁荣起来，工场和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增加，幸福的家庭成百成千；人口兴旺；只有农场的地方出现村庄，荒无人烟的地方出现农场；贫困消失，随之放荡、卖淫、盗窃、谋杀、各种各样恶习、各种各样罪行也消失了！这个可怜的母亲扶养大她的孩子！整个地方富裕，安居乐业！这样的话，刚才我疯了，我太荒唐了，我说什么要自首？真的要小心为是，千万不要匆忙。什么！就因为我乐意做个伟大和慷慨的人，——这毕竟是做戏而已！——就因为我只想到自己，只想到我个人，什么！为了使一个人免遭惩罚，这惩罚虽然过分了一点，但说到底是正确的，谁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是个小偷，显然是个坏人，为了救他，整个地方就要遭殃！一个可怜的女人就要死在医院里！一个可怜的小姑娘就要死在街上！像狗一样！啊！真是可恶透顶！甚至母亲再见不到她的孩子！孩子几乎不认识她的母亲！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偷苹果的无赖，如果不是为了这件事，他肯定也会为别的事进苦役监！解救一个有罪的人，牺牲许多无辜的人，解救一个老流浪汉，说到底，他只有几年可活，呆在苦役监同呆在他的破屋里是一样的不幸，可是却要牺牲一个地方的居民、母亲、女人和孩子，多妙的顾虑啊！这个可怜的小柯赛特，她在世上只有我，当下在泰纳迪埃夫妇的破屋里准定冻得发青！这对夫妇也是坏蛋！我却会对所有的穷人失职！我要去自首啊！我要干这种荒谬的蠢事！让我们从最坏处来考虑。假设这件事我做错了，有一天我要受良心责备，那么，就为了别人的利益，接受只落在我身上的责备吧，接受只损害我的心灵的错误行为吧，这才是献身，这才是美德。”
他站起来，又开始踱步。这回，似乎他感到高兴了。
只有在地底的黑暗中才能找到钻石；只有在思想的深处才能找到真理。他觉得，下到这深处，在最黑暗的地方长久摸索，他刚刚终于找到了这样一颗钻石，这样一个真理，他捏在手中，目眩神迷地瞧着它。
“是的，”他想，“就是它了。我算对了。我有了解决办法。最终必须有所坚持。我的主意已定。听天由命！不再犹豫了，不再后退了。这是为了大家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我的利益。我是马德兰，一直是马德兰。让那个让·瓦尔让倒霉吧！这不再是我。我不认识这个人，如果眼下有个人成了让·瓦尔让，我就不再是他，让他自己想法子吧！这不关我的事。这是一个在黑夜飘浮的恶运的名字，如果它停下来，落在一个人的头上，就让这个人倒霉吧！”
他对着壁炉上的小镜子照了照，说道：
“咳！拿定了主意，倒是心宽了！眼下我成了另一个人。”
他又走了几步，然后猛然站住。
“好了，”他说，“既然拿定主意，不管有什么后果，都不应该犹豫。还有一些线把我与这个让·瓦尔让连在一起，必须割断！就在这个房间里，有一些东西会暴露我，有一些不会说话的东西会成为物证，干脆，要消失殆尽。”
他在口袋里搜索，掏出一个钱包，打开来，取出一把小钥匙。
他将这把钥匙塞进一个几乎看不到的锁孔，这个小洞眼安在壁纸花纹最深的地方。一只暗橱打开了，它安装在墙角和壁炉台之间。暗橱里只有几件破衣烂衫，一件蓝粗布罩衣，一条旧长裤，一只旧背包，还有一根两头包铁的粗荆棍。一八一五年十月，让·瓦尔让路过迪涅时，那些见过他的人，很容易认出这整套褴褛装束。
他保存下来，就像留下了银烛台一样，为的是始终回忆起他的起点。只不过他藏起了来自苦役监的东西，而让人看到来自主教的烛台。
他偷偷朝门边瞥了一眼，仿佛担心门会打开，尽管上了闩；然后，他动作又快又突兀，一把抱起这些破衣烂衫，棍子，背包，他冒着危险，已珍藏多年，现在连一眼也不看，统统扔到火里去。
他又关上暗橱，虽然里面空了，今后没有什么用，他仍然倍加小心，推过去一件大家具，遮住暗橱的门。
过了几秒钟，房间和对面墙上被一大片颤动的红光照亮了。所有的东西都烧起来。荆棍噼啪作响，把火星掷到房间中央。
背包和里面的破衣烂衫烧尽时，露出一样东西，在灰烬中闪闪发光。俯下身可以很容易认出是一枚银币。无疑，这是从小萨瓦人那里抢来的四十苏钱币。
他没有注视火，始终迈着同样的步子，踱来踱去。
突然，他的目光落在两只银烛台上，壁炉上模糊地映出烛台的反光。
“啊！”他想，“让·瓦尔让还整个儿在里面呢。也必须毁掉这个。”
他拿起这两只烛台。
炉火还相当旺，足以使它们迅速变形，变成别人认不出的银条。
他俯向壁炉，烘烤了一会儿，感到非常舒服。
“真暖和！”他说。
他用一只烛台拨着火炭。
再过一分钟，烛台就扔在火里。
这当儿，他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在他内心向他呼喊：
“让·瓦尔让！让·瓦尔让！”
他的头发倒竖。他好像听到一件可怕的事。
“是的！就是它了，结束吧！”这声音说。“完成你所做的事！毁掉这两只烛台！铲除这回忆！忘掉主教！忘掉一切！毁了这个尚马蒂厄！干吧，很好。向自己鼓掌！这样就说定了，解决了，不要多讲了，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老人，他不知道别人要他干什么，也许他什么也没有做，是个无辜的人，你的名字造成了他的全部不幸，你的名字就像一桩罪行压在他身上，他要代替你被抓起来，他要被判刑，他要在耻辱和恐惧中了结一生！很好。你做个体面的人吧。照样做市长先生，照样位高誉满，受人尊敬，使城市富裕，养活本地人，扶养孤儿，生活幸福、德高望重。在这段时间里，你处在快乐和光辉中，有一个人却穿上你的红囚衣，为你冒名顶替生活在耻辱中，在苦役监拖着你的锁链！是的，这样安排很好！啊！多么卑鄙！”
汗从他的脑门淌下来。他朝烛台投以惊恐的目光。但在他内心说话的人没有说完。声音继续说：
“让·瓦尔让！在你周围会有许多声音吵吵闹闹，大声说话，给你祝福。只有一个声音没有人听到，它在黑暗中诅咒你。听啊，卑鄙的人！所有这些祝福没有到达天堂，就会跌落下来，只有诅咒一直升到天主那里！”
这个声音先是很微弱，从他良心最晦暗的地方升起来，逐渐变得响亮和巨大，现在他在耳朵里听到了。仿佛它出自内心，如今在体外说话。他以为非常清晰地听到最后几句话，以致他怀着恐惧在房间里张望。
“这里有人吗？”他高声问，精神恍惚。
然后他又笑了起来，活像一个白痴在笑：
“我多么蠢啊！这里不可能有人。”
其实有人；但在房里的人肉眼不可能看见。
他把烛台放在壁炉上。
他重新单调而又凄迷地踱步，这扰乱了他的思索，惊醒了沉睡在他体内那个人。
踱步使他轻松些，同时使他迷醉。有时，人在紧急关头要走动一下，似乎要向走动中遇到的一切讨主意。过了一会儿，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面对决心轮流变换，现在他怀着同样的恐惧后退了。为他出谋献策的两种想法，他觉得一样的令人沮丧。——命运多么会捉弄人啊！这个尚马蒂厄被人看作是他，这是多么巧的事啊！上天所用的办法，初看在于巩固他的地位，其实正好把他推上绝路！
他半晌考虑着未来。自首，天啊！自首！他无比悲哀地思索着他要离开的一切，他要重新恢复的一切。要向这如此美好、如此纯洁、如此辉煌的生活诀别，要向人人敬重、荣誉和自由诀别！他以后不会再到田野里漫步，不再听到五月鸟儿的啁啾，不再向小孩子们施舍！他不再感到感激和热爱的目光注视着他的温馨！他要离开这座他建造的房子，离开这个房间，这个小房间！此刻，他觉得一切非常迷人。他不再阅读这些书，不再在这张白木小桌上写字！他的看门老女人，他惟一的女仆，早上不再给他端来咖啡。天哪！相反，是苦役、锁链、红囚衣、脚镣、疲惫、黑牢、行军床，各种各样人所共知的吓人的东西！在他的年纪，有过这样的地位！如果他还年轻也就罢了！可是，年迈，随便什么人都不用尊重，让狱卒搜身，挨小狱吏的棍子！光脚穿箍铁皮的鞋！每天早晚伸腿给人检验脚镣的环扣！要忍受外地人的好奇，有人对他们说：“这一个是大名鼎鼎的让·瓦尔让，他做过滨海蒙特勒伊的市长！”晚上汗流浃背，疲惫不堪，绿帽子扣到眼睛上，在中士的鞭子下两个一对，登上水上牢房的软梯！噢！多么悲惨啊！难道命运像精明的人那样凶恶，像人心那样残暴吗？
无论他做什么事，他总是又回到他的思索深处这令人寒心的两难推理中：“呆在天堂里，还是变成魔鬼！回到地狱中，还是变成天使！”
怎么办，天啊！怎么办？
他好不容易摆脱的风暴，重新在他身上肆虐。他的思绪重新起伏不定，具有绝望所固有的难以形容的痴呆和下意识状态。罗曼维尔这个名字，伴随着他从前听到的一首歌的两句诗，不断回到他的脑海里。他想起罗曼维尔是巴黎附近的一个小树林，四月，年轻情侣要去那里采摘丁香。
他内外一样，踉踉跄跄。他如同一个放手让他自己走的小孩一样走路。
有时，他要同疲倦斗争，竭力使精神振作起来。他尽力向自己最后一次提出问题，对此，他终于筋疲力尽了。要自首吗？要沉默吗？——他无法看清楚。他的思索中孕育的各种各样推理模模糊糊，颤颤悠悠，一个接一个烟消云散。只是他感到，无论他作出什么决定，他身上的一部分必然要死掉，他无法避免；不管是从右面还是从左面，他都要进入坟墓；他要完成一种终结，不是幸福的终结，就是德行的终结。
唉！他重新游移不决起来。他不比开始时更往前走一步。
这个不幸的灵魂就这样忧虑不安地挣扎着。距这个不幸的人一千八百年前，那个将人类的一切圣洁和一切痛苦集于一身的神秘的人，正当橄榄树在太空劲风中颤动时，长久地用手推开那只可怕的杯子，他觉得杯底布满星辰，而阴影和黑暗从杯中满溢而出。
四、睡眠中的痛苦状
凌晨三点的钟声敲响了，他这样踱步了五个小时，几乎没有停顿，这时他跌坐在椅子上。
他睡着了，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像大多数梦一样，只有无以名之的凄惨和悲凉与当前的情势有关，但给他留下强烈印象。这个噩梦令他异常震惊，后来他记述下来。他留下亲笔写的一张纸。我们认为应该照录在这里。
不管这个梦是怎样的，倘若遗漏了，这一夜的故事就不完整了。这是一个处境困难的灵魂的不祥经历。
梦境如下。在我们找到的信封上，写着这行字：“今天夜里我做的梦。”
“我在田野里。一大片令人愁惨的平野，寸草不生。我觉得既不是白天，也不是黑夜。
我同兄弟一起漫步，那是我童年时代的兄弟，应该说，我从来不想他，几乎不记得他。
我们交谈，遇到一些行人。我们谈到一个从前的女邻居，自从她住在我们那条街上，她干活总是窗户打开。我们聊天的时候，因为那扇开着的窗，感到冷。
原野上没有树。
我们看到一个人从我们面前经过。这个人赤身裸体，肤色如灰，骑在一匹土色的马上。这个人没有头发；可以看见他的脑壳和脑壳上的血管。他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像葡萄藤一样柔软，像铁一样沉重。这个骑手经过，不对我们说一句话。
我的兄弟对我说：我们走那条低洼的路吧。
有一条低洼的路，看不到一丛灌木，也看不到一点苔藓。一切都呈土色，甚至天空也是如此。走了几步，当我说话时，他不再回答我。我发觉我的兄弟已不同我在一起。
我走进一个看到的村庄。我想，这大概是罗曼维尔（为什么是罗曼维尔？）[2]
我踏入的第一条街空寂无人。我走进第二条街。在两条街形成的夹角后面，有一个人靠墙站着。我对这个人说：这是什么地方？我在哪里？那个人不回答。我看到一座房子的门开着，便走了进去。
第一个房间空无一人。我走进第二个房间。在这个房间的门后，有一个人靠墙站着。我问这个人：这是谁的家？我在什么地方？那个人没有回答。
我走出房子，进入花园。花园空无一人。在第一棵树后，我看到一个人站着。我问这个人：这是谁家的花园？我在哪里？那个人没有回答。
我走进村庄，我发觉这是一个城市。所有街道不见人影，家家的门都打开了。街道上没有一个活人经过，房间里没有一个人行走，花园里没有一个人散步。但是，在每一个墙角后面，在每一扇门后面，在每一棵树后面，有一个人默默站在那里。但每次都只能见到一个人。这些人看着我经过。
我从城里出来，开始漫步在田野里。
过了一段时间，我回过身来，看见一大群人跟在我后面。我认出在城里见过的所有的人。他们的脑袋都很古怪。他们看来并不匆忙，不过他们走得比我快。他们走路不发出任何声音。这群人一下子赶上我，围住我。这些人的面孔是土色的。
我进城时看到和询问的第一个人于是对我说：您去哪儿？您不知道您已经早就死了吗？
我张开嘴想回答，发觉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了。”
他醒了过来。浑身冰冷。一阵像晨风一样的冷风，把打开的窗框吹得直晃。炉火熄灭了。蜡烛快要燃尽。天还是漆黑的。
他站了起来，走到窗前。天空始终没有星星。
从窗口可以看到院子和街道。楼下突然响起枯涩而粗重的响声，引得他朝下看。
他看到楼下有两颗红星，光芒在黑暗中古怪地伸长又缩小。
他的思想还半淹没在梦境的迷雾中。“咦！”他想，“星星不在天上，如今却在地上。”
但这种迷乱消失了，第二下响声同第一下一样，把他唤醒了，他张望着，看出这两颗星星是一辆车的灯笼。借着它们投射的光，他认出这辆车的形状。这是一匹小白马驾辕的轻便敞篷马车。他刚才听到的响声，是马蹄踩踏石子路面的声音。
“这辆车是怎么回事？”他心里想。“谁一大早来到呢？”
这当儿，他的房门上有人轻轻敲了一下。
他从头到脚颤抖起来。用可怕的声音喊道：
“是谁？”
有人回答：
“是我，市长先生。”
他听出是老女人、他的女门房的声音。
“什么事？”他又问。
“市长先生，早上五点过了。”
“这跟我有什么相干？”
“市长先生，马车来了。”
“什么马车？”
“轻便敞篷马车。”
“什么轻便敞篷马车？”
“市长先生不是订了一辆轻便敞篷马车吗？”
“没有，”他说。
“车夫说，他来接市长先生。”
“什么车夫？”
“斯科弗莱尔先生的车夫。”
“斯科弗莱尔先生？”
这个名字使他颤栗，仿佛一道闪电掠过他面前。
“啊，是的！”他又说，“斯科弗莱尔先生。”
如果老女人这时看到他，她会大惊失色。
沉默了好长时间。他呆呆地注视烛火，将烛芯周围滚烫的蜡挖一点出来，在手指里揉搓着。老女人在等待。但她大胆地提高了声音：
“市长先生，我该怎么答复？”
“就说好吧，我马上下来。”
五、棍子卡住车轮
当时，从阿拉斯到滨海蒙特勒伊的驿站，还使用帝国时期的小邮车。这种邮车是双轮马车，车厢里覆盖着浅黄褐色皮革，悬在保险弹簧板上，只有两个位子，一个是给车夫的，另一个是给旅客的。车轮装有保护长毂，能与别的马车保持距离，如今在德国的大路上还能见到。邮箱极大，呈长方形，安在马车后面，与车身连成一体。邮箱漆成黑色，车身漆成黄色。
这种马车，今日已没有类似的了，难以描摹的丑怪，像驼背一样，看到它们从远处经过，在天际的路上爬行，就像所谓的白蚁那类昆虫，细腰拖着大身子。不过，它们行驶速度很快。等巴黎的邮车到达以后，邮车每夜一点从阿拉斯出发，在早晨五点钟不到一点到达滨海蒙特勒伊。
这一夜，邮车从埃斯丹大路开往滨海蒙特勒伊时，进城的当口，在一条街的拐角挂上了一辆白马驾辕的轻便敞篷马车，它从相反方向开来，车上只有一个人，裹着一件大衣。轻便敞篷马车的车轮挨了重重的一击。邮差向这个人喊停车，但他不理，飞快地继续赶路。
“这个人真急得要命！”邮差说。
这样急急忙忙赶路的人，就是我们刚刚目睹心潮澎湃，挣扎不已，无疑值得同情的那个人。
他到哪里去？他也说不出。为什么他急急忙忙？他不知道。他漫无目的地往前赶车。上哪儿去？不用说是上阿拉斯；但他也许到别的地方。他不时感到这一点，便哆嗦起来。
他冲进黑夜，就像冲进深渊。有样东西推动着他，有样东西吸引着他。他身上发生的变化，没有人说得出，大家以后就会理解。进入未知数的幽暗洞穴中，谁一生不是至少有过一次呢？
再说，他根本没有下决心，根本没有做出决定，根本没有确定什么，根本没有做过什么。他内心没有定下任何行动。他好像仍然处于最初状态。
为什么他到阿拉斯去？
他重复着在订下斯科弗莱尔的轻便马车时想过的话：不管结果如何，亲眼看一看，亲自作判断，没有什么不合适的；甚至这样做是谨慎的，必须知道所发生的事；没有察看过和研究过，什么也不能决定；在远处什么事都会小题大做；归根结蒂，见过这个尚马蒂厄，这个混蛋，也许他的良心会放宽些，让这个家伙替自己服苦役；诚然，沙威在那里，还有布勒维、什尼迪厄、柯什帕伊，这几个苦役犯认识他；但他们准定认不出他；啊！什么念头！沙威万万没有想到；所有的推测和设想都集中在这个尚马蒂厄身上，而且推测和设想再固执不过；因此决没有危险。
毫无疑问，这一刻很难熬，但他会走出困境；他毕竟掌握着命运，不管命运多么不祥，还是在他手里；他能主宰。他抓住了这个念头。
其实，说到底，他宁愿不去阿拉斯。
然而他去了。
他一面想，一面挥鞭赶马，那马步子均匀、稳健，一小时能跑两法里半。
随着马车前进，他感到心里有样东西在后退。
拂晓时分他来到旷野；滨海蒙特勒伊城在他身后已很远。他望着天际发白；冬天黎明的萧瑟景物从他眼前掠过，他却视而不见。早晨像晚上一样有幽灵。他看不到，但不知不觉地透过一种几乎是穿透物体的洞察力，树木和山冈的黑影给他激动的心灵增加了说不出的阴郁和悲凉。
每次经过大路旁孤零零的房子时，他就心想：“里面的人都在睡觉。”
马儿的碎跑，辔头的铃声，车轮的辚辚声，柔和而单调。快乐的人觉得迷人，而忧郁的人觉得凄凉。
他到达埃斯丹时，天已大亮。他停在一间旅店门前，让马喘口气，喂它吃燕麦。
这匹马就像斯科弗莱尔所说的那样，是布洛内的小种马，头太大，肚子太大，头颈不够长，但胸部宽阔，臀部宽大，腿部干瘦，蹄子坚实；其貌不扬，但是健壮。这头出色的牲口两小时跑五法里，臀部没有一滴汗珠。
他没有从马车上下来。马厩伙计拿来燕麦，突然俯下身来，察看左轮。
“您继续赶很远的路吗？”这个人说。
他几乎没有摆脱沉思，回答道：
“怎么啦？”
“您从很远的地方来吧？”伙计又问。
“离这儿五法里。”
“啊！”
“您为什么说：啊？”
伙计又俯下身来，半晌沉默不语，目光盯住车轮，然后挺起身来说：
“这只轮子走了五法里是可能的，不过眼下肯定走不了四分之一法里。”
他从马车上跳下来。
“您说什么，我的朋友？”
“我说，您走了五法里没有连人带马滚到大路的沟里，真是奇迹。您还是看看吧。”
车轮当真严重损坏了。小邮车撞裂了两根轮辐，轮毂划出道道痕迹，上面的螺母拴不住了。
“我的朋友，”他对马厩伙计说，“这儿有车匠吗？”
“当然有，先生。”
“劳驾把他找来。”
“他就在旁边。喂！布加亚师傅！”
车匠布加亚师傅出现在门口。他察看了车轮，像外科医生观察一条断腿那样做了个鬼脸。
“您能马上修好这只车轮吗？”
“能，先生。”
“我什么时候能出发？”
“明天。”
“明天！”
“这活儿要干一整天。先生有急事？”
“很急。最多过一个钟头我必须再动身。”
“不可能，先生。”
“要多少钱我都照付。”
“不可能。”
“那么过两个钟头。”
“今天不可能。要重做两根轮辐和一个轮毂。先生不到明天走不了。”
“我要办的事等不到明天。如果不修轮子，换一只呢？”
“怎么换？”
“您是车匠吗？”
“当然是，先生。”
“您没有轮子可以卖给我吗？我就可以马上动身。”
“卖一只替换的轮子？”
“是的。”
“我没有现成的轮子给您的马车。两只轮子要成对。两只轮子不能随便配对。”
“这样的话，卖给我一对轮子吧。”
“先生，并不是所有的轮子和轮毂都配对的。”
“不妨试试。”
“没有用，先生。我只有板车的轮子可卖。我们这里是小地方。”
“您有马车租给我吗？”
车匠师傅头一眼就看出，这是一辆租来的马车。他耸耸肩。
“您租来的车，料理得真好！我有车也不会租给您。”
“那么，卖给我呢？”
“我没有马车。”
“什么？一辆蹩脚的车也没有，您看得出，我是不挑剔的。”
“我们这里是小地方。在那边车棚里，”车匠补充说，“有一辆旧的敞篷四轮马车，是城里一位有钱人的，他让我保管，从来也不使用。我可以租给您，这对我有什么关系呢？不过不要让他看见马车驶过；还有，这是一辆四轮车，需要两匹马。”
“我就套驿站的马。”
“先生要到哪儿去？”
“到阿拉斯。”
“先生想今天赶到吗？”
“是的。”
“套驿站的马？”
“为什么不呢？”
“先生凌晨四点钟到达不在乎吧？”
“当然不行。”
“要知道，有件事倒要说说，套驿站的马……先生有身份证吗？”
“有。”
“咦，套驿站的马，先生明天之前到不了阿拉斯。我们是在一条斜线上。驿站服务不周到，马都在地里。冬耕季节开始了，要用壮实的马拉犁，大家到处找马，到驿站也到别的地方。先生到每个驿站换马，至少要等三四个钟头。再说要用平常的速度赶路。要爬许多坡。”
“得了，我骑马。卸车吧。这地方能卖给我一副马鞍吧。”
“当然。可是，这匹马能忍受鞍具吗？”
“不错，您提醒了我。它忍受不了。”
“那么……”
“村子里我能租到一匹马吗？”
“能一口气跑到阿拉斯的马！”
“是的。”
“您要的马，我们这地方没有。您先要买下来，因为我们不认识您。但是，不管是卖，还是租，是五百法郎，还是一千法郎，您都找不到马！”
“怎么办？”
“实话实说，最好是由我来修车轮，您明天上路。”
“明天就太晚了。”
“天哪！”
“没有到阿拉斯的小邮车吗？邮车什么时候经过？”
“今天夜里。有两辆邮车夜里当班，一辆走上坡路，一辆走下坡路。”
“怎么！您要一天工夫修理这只轮子？”
“一天，而且是整整一天！”
“用两个工人呢？”
“用十个工人也不行！”
“如果用绳子缚住轮辐呢？”
“缚住轮辐可以；缚住轮毂不行。再说，轮辋情况也很糟糕。”
“城里有租车的吗？”
“没有。”
“有另一个车匠吗？”
马厩伙计和车匠师傅同时摇着头回答：
“没有。”
他感到无比高兴。
显然，老天爷在干预，损坏马车轮子，中途停下来。第一次警告他没有听从；他千方百计继续赶路；他认认真真地、一丝不苟地用尽了各种办法；面对严寒、疲劳和花费，他都毫不退缩；他没有什么要自责的。倘若他不能走得更远，这再也与他无关。这不再是他的过错，这不关他的良心，而是上天的事。
他吁了一口气，自从沙威来访，这是他第一次自由地深呼吸。他觉得二十四小时以来抓住他的铁腕，刚刚松开了。
在他看来，现在天主站在他一边，表明了态度。
他心想，他已经竭尽所能了，眼下可以心安理得地往回走了。
倘若他和车匠的谈话发生在旅店的房间里，没有在场的人，也没有人听见，事情就会到此为止，下文发生的事可能就无从叙述了；但这场谈话是在街上进行的。凡是在街上的交谈不可避免会引来一群人。总是有人想围观。正当他向车匠询问时，有几个来往行人在圈子旁站住。听了几分钟，一个没有人注意到的年轻小伙子离开人群跑开了。
就在这个赶路的人心里慎重考虑过，决定原路返回时，这个孩子回来了。有个老妇人陪伴着他。
“先生，”女人说，“我的孩子告诉我，您想租一辆马车。”
这句普通的话，由一个孩子领来的老女人说出来，却使他汗流浃背。他认为松开他的那只手又在他的背后阴影中出现，正准备重新把他抓住。
他回答：
“是的，老太太，我想租一辆马车。”
他又赶紧补上一句：
“不过本地没有马车。”
“恰好相反，”老女人说。
“车在哪儿？”车匠问道。
“在我家，”老女人回答。
他不寒而栗。要命的那只手又把他抓住了。
老女人确实在车棚里有一辆柳条车。看到赶路的人抓不住了，车匠和旅店伙计感到遗憾，便插了进来。
“这辆破车够吓人的。”——“直接搁在轴上。”——“里面的长凳用皮带吊着，一点不假。”——“雨水漏到里面。”——“车轮生锈了，而且因潮湿烂掉。”——“不比轻便马车走得更远。”——“真正的蹩脚货！”——“这位先生坐上去就大错特错了。”如此等等。
这些话都是事实，但这辆旧车，这辆破车，这样东西，无论如何，能在两只轮子上滚动，驶到阿拉斯。
他付了要价，留下轻便马车在车匠那里修理，准备回来时再领回。他让人把白马套上破车，坐了上去，又踏上早上走的那条路。
正当破车启动时，他承认刚才想到去不了，一度有过快乐。他带着某种愤怒审视这种快乐，感到十分荒唐。缘何往回走会快乐呢？说到底，他是自愿跑这一趟的。没有人强迫他。
毫无疑问，无论要发生什么事，都是他自觉自愿的。
当他驶出埃斯丹时，他听到有个声音朝他喊道：“停下！停下！”他猛然止住了马车，动作中还有难以形容的焦躁不安和痉挛，好似抱着一点希望。
原来是老女人的孩子。
“先生，”他说，“是我给您弄到这辆车的。”
“怎么样？”
“您什么也没有给我。”
他平时那样慷慨大方地施舍给大家，现在却感到这种要求太过分，几乎可恶了。
“啊！是你，混小子，”他说，“你什么也没有！”
他扬鞭催马，飞驰而去。
他在埃斯丹失去了许多时间，他本想追回来。小马很卖力，像两匹马那样拉车；但眼下是二月，下过雨，道路泥泞。况且，这已不是轻便马车。破车又笨又重，还要爬坡。
从埃斯丹到圣波尔花了近四个小时。四个小时走五法里。
在圣波尔，他遇到第一间旅店就解套，叫人将马牵到马厩。由于他答应过斯科弗莱尔，马吃饲料时，他站在旁边。他想着令人忧愁、朦朦胧胧的事。
旅店老板娘走进马厩。
“先生不想吃午饭吗？”
“啊，不错，”他说，“我胃口大开。”
他跟着这个女人，她面色鲜艳，满面春风。她把他带进楼下大厅，有几张桌子，铺的是漆布。
“快一点，”他说，“我得赶路。我有急事。”
一个肥胖的佛兰德尔女仆匆匆地放上餐具。他舒舒服服地望着这个姑娘。
“我原来需要这个，”他想，“我没有吃过饭。”
食物端上来了。他抓起面包，咬了一口，然后慢慢放回桌上，不再碰了。
有一个车夫在另一张桌上用餐。他对这个人说：
“他们的面包为什么这样苦？”
车夫是德国人，听不懂。
他回到马厩，呆在马的旁边。
一小时后，他离开了圣波尔，朝坦格驶去，坦格离阿拉斯只有五法里。
这段路程他干什么？他想什么？像早上一样，他望着树木、茅草屋顶、耕耘过的土地掠过，每拐一个弯，景色就支离破碎，消失不见了。这样观看有时能满足心灵，几乎可以不思不想。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观看万千景物，有什么更令人黯然神伤，更加动人心魄的呢！旅行，这是每时每刻在生生死死。在他的脑海最朦胧的领域，也许正在以这变幻不定的视野比拟人生。生活中的各种各样事物，不断地从我们眼前掠去。明暗交替：在光华四射之后，是暗淡无光；人在观看，匆匆忙忙，伸出手去想抓住掠过的东西；每个事件都是道路的转弯；突然人变老了。好像感到一阵震颤，一切漆黑，看得见一道幽暗的门，拖着你那匹深色的生命之马站住了，只见一个朦胧的陌生人在黑暗中给马解套。
正当放学的孩子们望见这个旅行者进入坦格时，黄昏降临。确实，一年中这个季节仍然白天很短。他在坦格没有停下。他离开村子时，一个养路工抬起头来说：
“这匹马累坏了。”
可怜的牲口确实只能慢慢地行走了。
“您是去阿拉斯吗？”养路工又说。
“是的。”
“要是您这样走下去，很晚才能到。”
他勒住了马，问养路工：
“从这里到阿拉斯，还有多远？”
“将近七法里。”
“怎么回事？驿站手册标明只有五又四分之一法里。”
“啊！”养路工又说，“您难道不知道在修路吗？离这里一刻钟的地方，道路要被切断。没办法往前走了。”
“当真？”
“您可以往左走，路一直通往卡朗西，您渡过河去；到了康布兰，您再往右拐；这条圣埃洛瓦峰大路通往阿拉斯。”
“可是黑夜降临了，我会迷路的。”
“您不是本地人吗？”
“不是。”
“既然这样，又都是岔路……喂，先生，”养路工又说，“您愿意我给您出个主意吗？您的马疲倦了，返回坦格村吧。有一间好旅店。在那里过夜。明天再到阿拉斯。”
“今晚我必须到达那里。”
“这就不同了。那么您还是到那家旅店去，补充一匹马。马厩伙计会带您走近道。”
他听从养路工的主意，原路返回，半小时后，他又路过同一个地方，不过换了一匹好马，飞驰而去。一个马厩伙计充当车夫，坐在车辕上。
但是他觉得丢失了时间。
天已经黑透了。
他们走近路。道路很糟糕。破车从一条车辙掉到另一条车辙里。他对车夫说：
“一直快跑，赏钱加倍。”
在一次颠簸中，车前横木折断。
“先生，”车夫说，“车前横木折断了，我不知该怎么套住马了，夜里这条路很难走；如果您想回到坦格睡觉，我们明天一大早就能到阿拉斯。”
他回答：
“你有绳子和小刀吗？”
“有的，先生。”
他折断一根树枝，做成车前横木。
这又失去二十分钟；马车重新奔驰起来。
平原一片黑暗。低低的、短促的、黑沉沉的夜雾匍匐在山冈上，像烟雾一样散去。乌云中有泛白的光。强劲的海风在天际的各个角落发出搬动家具的声音。隐约可见的景物，都有骇人的形态。在浩荡的夜风中，有那么多的东西在瑟瑟发抖！
寒冷砭入他的肌肤。从昨夜到现在，他没有吃过东西。他模糊地回忆起在迪涅郊区的另一次夜行。那是八年前；他觉得这恍如隔日。
远处的一座钟楼敲响了一下。他问那个伙计：
“几点啦？”
“七点，先生。八点我们就到阿拉斯了。我们只剩下三法里了。”
这时，他第一次考虑起来，——心中奇怪没有更早考虑：他这样奔波劳累，也许是一场空；不过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庭；至少他本该了解清楚；他这样往前走，不知道有什么用，也够荒谬的。然后他在脑子里捉摸，平时刑事法庭在早上九点开庭；这类案件不会拖得很长；偷苹果很快就能结案；随后只有一个身份问题；四五个人作证，律师没有多少话可说；等他到达，一切都了结啦！
车夫扬鞭催马。他们过了河，将圣埃洛瓦峰抛在后面。
夜越来越深沉了。
六、森普利斯嬷嬷受到考验
但就在这时，芳汀却心情愉快。
她度过了极其难受的一夜。剧烈咳嗽，高烧不退；她还做梦。早上，在医生查病房时，她说呓语。医生神色不安，吩咐等马德兰先生一来就通知他。
整个上午她闷闷不乐，少言寡语，把床单揉皱了，一面低声计算着，好像是计算里程。她的眼窝深陷，目光呆滞，几乎黯淡无光，不时又闪闪发光，仿佛星星一样。似乎悲惨的时刻临近，天上的光芒要充满大地之光离弃的人心。
每当森普利斯嬷嬷问她觉得怎样时，她一成不变地回答：
“很好。我想见马德兰先生。”
几个月以前，芳汀刚失去她最后的廉耻心、最后的羞愧和最后的快乐时，她体形不变；如今她成了自身的幽灵。肉体的病痛补全了精神病痛的作用。这个二十五岁的女人，额上已添皱纹，双颊松弛，鼻孔紧绷，牙齿松动，面孔铅灰色，脖子瘦削，锁骨突出，四肢孱弱，皮肤土灰色，金黄的头发夹杂着白发。唉！疾病催人老啊！
中午，医生又来了，开了一些药方，并问市长先生是不是来过诊所，然后摇了摇头。
马德兰先生通常在三点钟来探望病人，由于准时是仁爱，他是守时的。
将近两点半钟，芳汀开始骚动不安。在二十分钟里，她向修女问了不下十次：
“嬷嬷，几点了？”
三点的钟声敲响。到第三下，芳汀挺身坐了起来，而平时她几乎不能在床上挪动；她痉挛地将两只瘦骨嶙峋、皮肤发黄的手捏紧在一起，修女听到从她的胸膛里发出一声长叹，仿佛要掀起重负。然后芳汀转过身来，望着门口。
没有人进来；门没有打开。
她这样呆了一刻钟，目光盯住门，纹丝不动，仿佛屏息静气。嬷嬷不敢对她说话。教堂的钟敲响了三点一刻。芳汀又倒在枕头上。
她一言不发，又开始揉床单。
半小时过去了，然后是一小时。没有人进来。每当钟声敲响，芳汀便坐起来，望着门那边，随后又倒下。
她的心思昭然若揭，但她不说出任何名字，不怨天尤人。只是她咳得很伤心。仿佛晦冥之物降临她身上。她脸色惨白，嘴唇发青。她不时露出微笑。
五点的钟声敲响了。嬷嬷听见她低声慢慢地说：
“既然我明天要走，今天他不该不来呀！”
连森普利斯嬷嬷对马德兰先生迟到也感到吃惊。
芳汀仰望床的上方。她好像在竭力回忆起什么。突然，她开始用气息奄奄的声音唱起来。修女倾听着。这就是芳汀所唱的歌：
我们要买的东西真是靓，
沿着城郊漫游高兴万分。
矢车菊蔚蓝，玫瑰红艳艳，
矢车菊蔚蓝，我爱心上人。
圣母马利亚来到我炉边，
昨天刺绣的大衣披在身，
对我说：“面纱里的小不点，
你向我哀求，我才让你生。”
赶快跑进城，粗布要挑拣，
再买一点线，还要买顶针。
我们要买的东西真是靓，
沿着城郊漫游高兴万分。
仁慈的圣母，来到我炉边，
我装饰摇篮用的是丝带。
天主拿最美的星也不换，
你给我的小宝宝我更爱。
“太太，这块布你作何打算？”
“做套衣服给我的小乖乖。”
矢车菊蔚蓝，玫瑰红艳艳，
矢车菊蔚蓝，我爱心上人。
“洗一洗这布。”“哪里？”“在河边。”
别糟蹋别弄脏，做件衣服，
一条漂亮裙子，有长袖管，
我要加上刺绣，鲜花满布。
“孩子不在了，太太，怎么办？”
“做成裹尸布，把我埋入土。”
我们要买的东西真是靓，
沿着城郊漫游高兴万分。
矢车菊蔚蓝，玫瑰红艳艳，
矢车菊蔚蓝，我爱心上人。
这是一首古老的摇篮曲，从前她用来催小柯赛特入睡，五年来孩子不在她身边，她的脑际也就没有出现这首曲子。她用极其忧郁的声音唱着，曲调极其柔和，简直要催人泪下，连修女也不例外。嬷嬷虽然见惯了严峻的事，仍然眼噙泪花。
大钟敲响了六点。芳汀似乎没有听见。她仿佛对周围的事漠不关心。
森普利斯嬷嬷派一个值勤的姑娘到工厂的看门女人那里打听，市长先生是不是回来了，是不是很快就要来诊所。过了几分钟，姑娘回来了。
芳汀始终一动不动，似乎专注于自己的心事。
女仆低声对森普利斯嬷嬷说，市长先生当天早上六点以前，坐上一辆白马驾辕的轻便马车出发，冒着天寒地冻，独自一人，甚至不带车夫，不晓得他走哪条路，有人说看到他转向去阿拉斯的大路，还有人确信在去巴黎的路上遇到他。出发的时候，他像平时一样十分和蔼，只对看门女人说今晚不要等他。
正当这两个女人背对着芳汀的床窃窃私语，嬷嬷提问题，女仆在推测时，芳汀跼蹐不安，像某些机体疾病将健康人的动作自由和死人的骨瘦如柴混合在一起，爬起来跪在床上，两只痉挛的拳头撑在枕头上，脑袋伸出床帷去倾听。突然她喊道：
“你们在谈马德兰先生！为什么低声说话？他在干什么？为什么他不来？”
她的声音非常突兀和沙哑，两个女人以为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她们惊慌地回过身来。
“回答呀！”芳汀喊道。
女仆支支吾吾地说：
“看门女人告诉我，今天他不能回来。”
“我的孩子，”嬷嬷说，“安静下来，躺到床上。”
芳汀没有改变姿态，用既威严又嘶哑的声调高声说：
“他不能回来？为什么？你们知道原因。你们在那里悄悄说话。我想知道。”
女仆赶快在修女的耳畔说：“就说他在开市议会，忙得很。”
森普利斯嬷嬷微微脸红；女仆向她提议说谎。另一方面，她觉得对病人说出真相，无疑是给她可怕的打击，在芳汀所处的情况下，就会变得严重了。脸红时间很短。嬷嬷向芳汀抬起平静而忧郁的目光，说道：
“市长先生出发了。”
芳汀又挺起身来，盘坐在脚后跟上。她的眼睛闪烁发光。从未有过的喜悦绽开在痛苦的脸容上。
“出发了！”她喊道。“他去找柯赛特了！”
然后她朝天伸出双手，整个脸变得难以形容。她的嘴唇翕动着，她在低声祈祷。
祈祷结束后，她说：
“嬷嬷，我很想躺下，我愿做要我做的一切；刚才我很凶，我请您原谅我说话这样大声，大声说话很不好，我知道，我的好嬷嬷，但要知道，我非常高兴。天主是仁慈的，马德兰先生是仁慈的，您想想，他到蒙费梅去找我的小柯赛特了。”
她重新躺下，帮助嬷嬷理好枕头，吻了吻森普利斯嬷嬷给她的、挂在颈上的小小的银十字架。
“我的孩子，”嬷嬷说，“现在好好休息，别再说话。”
芳汀把嬷嬷的手捏在自己汗湿的手里，嬷嬷感到这汗湿，强忍着。
“今天早上他出发到巴黎去了。其实他用不着经过巴黎。蒙费梅，就在回来的路上偏左一点。您记得吧，昨天我和他谈起柯赛特时，他对我说过：‘快了，快了。’他想让我惊喜。您知道吗？他让我在一封信上签了名，好将柯赛特从泰纳迪埃夫妇那里接回来。他们无话可说了，对不对？他们会归还柯赛特。因为已经付清他们的钱了。政府不允许清了债还留下孩子。嬷嬷，不必向我示意，我不该讲话。我幸福极了，我感到很好，我一点没病了，我就要再见到柯赛特，我甚至感到很饿。我快有五年没见到她了。您不能想象，孩子是多么令人牵挂！再说她是那样可爱，您会看到的！要知道，她粉红色的小手指多么好看啊！首先，她的手会很美。一岁时，她的手很可笑。是这样！——现在她该长大了，她有七岁，是一个大姑娘了。我管她叫柯赛特，但她叫做厄弗拉齐。是啊，今天早上，我看到壁炉上有灰尘，我就想到我不久会看到柯赛特了。我的天！真不该多少年看不到孩子！本该想到生命不是永恒的！噢！市长先生出发了，他多好啊！天气很冷，是吗？他至少穿上大衣吧？明天他会回来，对吧？明天就像过节。明天早上，嬷嬷，您要提醒我戴上有花边的小便帽。蒙费梅，是个小地方。那年我步行走过这条路。对我来说路很远。但驿车走得很快！明天他会带柯赛特回来。这儿离蒙费梅有多远？”
嬷嬷对距离没有任何概念，回答道：
“噢！我相信明天会回到这里。”
“明天！明天！”芳汀说，“明天我就会看到柯赛特！您看，天主的好嬷嬷，我没有病了。我发狂了。只要有人愿意，我会跳舞。”
谁要是一刻钟之前见过她，对此会莫名其妙。现在她变得满脸红艳艳，她说话的声调热烈而自然，她整个脸笑嘻嘻的。她不时笑着，低声自言自语。母亲的快乐，近乎孩子的快乐。
“嗨，”修女说，“您多高兴啊，听我的话，别再说话了。”
芳汀把头搁在枕头上，小声说：“是的，躺下吧，既然你的孩子就要回到身边，你要乖一点。森普利斯嬷嬷说得对。这里所有的人都说得对。”
随后，她一动不动，头也不转，却用睁大的眼睛环顾四周，喜气洋洋，她再也不说话了。
嬷嬷拉上床帷，希望她小睡一会儿。
在七点钟和八点钟之间，医生来了。听不到任何声响，他以为芳汀睡着了，轻轻地走了进来，踮起脚尖走到床边。他撩开床帷，借着灯光，看到芳汀望着他的平静的大眼睛。
她对他说：“先生，会让她睡在我床边的小床上，对吗？”
医生以为她在说胡话。她又说：
“瞧一瞧吧，正好有位置。”
医生把森普利斯嬷嬷拉到一边，她向他解释情况，马德兰先生要离开一两天，病人以为市长先生到蒙费梅去了，大家都没把握，也就不该向她说破；话说回来，她也有可能猜对了。医生表示赞同。
他又走近芳汀的床边，她说：
“要知道，早上，当她醒来时，我会向这可怜的小猫咪说早安。晚上，我不先睡，会听到她睡着。她的呼吸轻微，会让我舒服。”
“把您的手伸给我，”医生说。
她伸出手臂笑着大声说：
“啊！瞧！确实是真的，您不知道！我痊愈了。柯赛特明天就到。”
医生非常吃惊。她好多了。气闷微乎其微。脉搏又变得有力。一种突然恢复的生命力，使这个可怜的濒危的人又有了活力。
“医生先生，”她又说，“嬷嬷告诉您，市长先生去接小家伙了吗？”
医生嘱咐要安静，避免难以忍受的激动。他开了纯金鸡纳霜药剂，万一夜里热度又起，便服镇静剂。离开时，他对嬷嬷说：“情况好些了。如果运气好，市长先生明天果然带着孩子回来，谁知道呢？有的病情非常令人吃惊，大喜过望一下子止住了病；我深知这一位肌体有病，而且病入膏肓，不过一切神秘莫测！也许我们能救活她。”
七、到达就准备返回的旅人
当上文赶路的那辆车进入阿拉斯的驿站旅馆大门时，已将近晚上八点钟。我们始终紧随的那个人下了车，不经意地回答旅店伙计的殷勤接待，将补充的那匹马打发回去，亲自将小白马牵到马厩；然后他推开底楼台球厅的门，坐了下来，手肘支在桌子上。他赶这段路花了十四个小时，而他原来打算花六个小时。他自我评骘，并不是他的错儿；说到底，他没有为此而生气。
老板娘走了进来。
“先生过夜吗？先生吃晚饭吗？”
他摇了摇头。
“马厩伙计说，先生的马非常疲劳！”
这时他打破了沉默。
“明天早上马再上路不行吗？”
“噢！先生！至少得休息两天。”
他问：
“这里是邮局吗？”
“是的，先生。”
老板娘把他带到邮局，他出示身份证，了解有没有办法当天夜里坐邮车返回滨海蒙特勒伊；邮差旁边的位子正好空着；他订了这个位子，付了钱。
“先生，”邮局办事员说，“不要耽误了，凌晨一点整在这里出发。”
事情办完后，他走出旅馆，在城里走动一下。
他不熟悉阿拉斯，街道阴暗，他信步走去。但他似乎坚持不向行人问路。他穿过克兰松小河，来到迷宫似的小巷中，迷了路。有个市民打着灯笼走过来。他迟疑了一下，决定向这个市民问路，但先朝身前身后张望一下，仿佛担心有人听到他提出的问题。
“先生，”他说，“请问法院在哪儿？”
“您不是本城人吧，先生？”市民回答，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喂，跟我来吧。我正好到法院那边，也就是省政厅那边。因为眼下正在修缮法院，法庭暂时在省政厅开庭。”
“刑事法庭也在那里开庭吗？”他问。
“当然，先生。要知道，今日的省政厅在大革命前是主教府。一七八二年，德·孔齐埃先生任主教，他在府里建造了一个大厅。眼下正是在这个大厅里审案。”
路上，那个市民对他说：
“如果先生想看审案，那就有点晚了。通常六点钟就休庭。”
他们走到大广场时，市民给他指点一幢黑黝黝的大建筑，正面的四扇长窗有灯火照亮。
“真的，先生，您来得及时，您运气好。您看到这四扇窗吗？就是刑事法庭。里面有灯光。所以没有休庭。审案拖长了，晚上继续审理。您对这个案子感兴趣吗？这是一桩罪案吗？您是证人吗？”
他回答：
“我来不为什么案子，只想同一个律师交谈。”
“那就不同了，”市民说。“瞧，先生，这是大门。站岗的在那里。您只要登上大楼梯就是了。”
他按市民的指点走，几分钟后来到大厅，里面有许多人，人群中混杂着穿袍子的律师，这里那里在小声交谈。
看到一群群身穿黑袍的人在法庭门口低声细语，总是一件令人心情紧张的事。他们的话很少有仁慈和怜悯，而往往说的是事先作出的判决。这些三五成群的人，在从旁边经过、沉思遐想的人看来，就像阴森森的蜂窝一样，嗡嗡叫的各种精灵在里面共同建造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建筑。
这个宽广的大厅只有一盏灯照亮，以前那是主教府的候见厅，现在用作休息厅。双扇大门这时关闭着，把它同刑事法庭的大房间分隔开来。
大厅里非常暗，以致他不用担心，对遇到的第一个律师说：
“先生，案子审到什么程度了？”
“审完了，”律师说。
“审完了！”
这个词重复的声调异乎寻常，以致律师回过身来。
“对不起，先生，也许您是一个亲戚吧？”
“不是，这里我谁也不认识。判决了吗？”
“当然。不可能是别的。”
“判苦役？”
“判无期徒刑。”
他说话声音微弱，几乎听不清：
“身份验明了吗？”
“什么身份？”律师回答。“用不着验明身份。案件很简单。这个女人杀死了她的孩子，杀子罪得到了证明，陪审团排除了蓄意犯罪，便判了无期徒刑。”
“那么是个女人啰？”他问。
“当然。妓女利莫赞。您究竟跟我谈什么？”
“不谈什么。既然结束了，大厅还亮着灯干什么？”
“是为了另一个案子，开庭审理快两个小时了。”
“另一个什么案子？”
“噢！这个案子也很清楚。这是一个无赖，一个累犯，一个苦役犯，偷东西。我不太清楚他的名字。您会觉得这个人有一副强盗的相貌。仅仅这副相貌，我就要判他做苦役。”
“先生，”他问道，“有什么法子进入大厅？”
“我想确实进不去了。人很多。不过现在休庭。有人出来，再开庭的时候，您可以试试。”
“从哪里进去呢？”
“从这个大门进去。”
律师离开了他。刚才，他几乎同时感到万般激动，心情错综复杂。这个冷漠的人的话像冰针和火舌，轮番穿过他的心。当他看到案子还没有审完，便松了一口气；但他说不出，他的感受是高兴还是痛苦。
他走近好几群人，听他们在说什么。这次审理任务繁重，庭长指出当天要审理两个普通的、费时不多的案子。先审杀子案，现在要审苦役犯、累犯、“二进宫”。这个人偷了苹果，不过看来证据不足；已证实的是，他在土伦服过苦役。这就使他的案子情节加重了。再说，审问已经结束，证人要陈述；还有律师辩护和检察院提出公诉；午夜之前结束不了。这个人看来要判刑；代理检察长一向很出色，他控告的人无一“幸免”；这个年轻人很有才智，常常写诗。
一个执达吏站在进入刑事法庭的门口。他问这个执达吏：
“先生，快开门了吧？”
“门不打开了，”执达吏说。
“怎么！再开庭时，门不打开吗？不是休庭吗？”
“马上就要重新开庭，”执达吏回答，“但是门不再打开了。”
“为什么？”
“因为大厅坐满了人。”
“什么！再没有位子啦？”
“一个也没有。大门关上了。谁也进不去。”
执达吏停了一下，又说：
“在庭长先生后面还有两三个位子，但他只允许官员坐。”
说完，执达吏对他转过背去。
他低着头退走，穿过候见厅，重新慢慢走下楼梯，好像每一步都踌蹰不决。很可能他在心里盘算。从昨天起他心里进行的激烈斗争没有结束；每时每刻他都在经历新的曲折路程。走到楼梯平台上时，他靠在栏杆上，交抱着手臂。突然，他解开礼服，掏出皮夹，取出铅笔，撕下一张纸，借着灯光，迅速在纸上写下这行字：“滨海蒙特勒伊市长马德兰先生。”然后他又大步登上楼梯，分开人群，径直走向执达吏，威严地对他说：
“把这个交给庭长先生。”
执达吏接过字条，看了一眼，照办了。
八、优待入场
滨海蒙特勒伊市长这样名闻遐迩，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七年来，他的美名传遍整个下布洛奈，终于越过了一个小地方的界限，遍及两三个邻近的省。除了他创建了黑玻璃工业，给首府作出巨大贡献以外，滨海蒙特勒伊区的一百四十一个村镇，没有一个不受到他的恩惠。他甚至善于在必要时帮助和发展其他地区的工业。正是这样他有机会以信贷和资金支持过布洛涅的珠罗纱厂、弗雷旺机织麻纺厂和康什河畔布贝的水力织布厂。人们到处尊敬地说出马德兰先生的名字。阿拉斯和杜埃羡慕幸运小城滨海蒙特勒伊有这样的市长。
杜埃王家法院推事主持这次阿拉斯的刑事法庭，他像大家一样熟悉这个如雷贯耳和人人敬重的名字。执达吏小心地打开会议室通向法庭的门，在庭长扶手椅后面俯下身去，交给他那张字条，还说：“这位先生想参加旁听。”庭长做了一个尊敬的动作，抓住一支笔，在字条下面写了几个字，交还执达吏，对他说：
“请他进来。”
我们不幸的主人公呆在大厅门口，站在原地，保持执达吏离开时的姿势。他在沉思中听到有人对他说：“请先生赏光跟我来。”就是这个执达吏，刚才对他转过背去，现在对他一躬到地。同时执达吏递给他字条。他打开字条，碰巧他就在灯旁，他看到：
“刑事法庭庭长向马德兰先生表示敬意。”
他在手里揉着字条，仿佛这几个字给他留下奇怪的苦味。
他跟在执达吏后面。
几分钟后，他独自呆在一间有护壁板的办公室里，里面气氛森严，有两支放在绿桌布上的蜡烛照明。他耳朵里还响着执达吏刚才离开他时的话语声：“先生，现在您在会议室；您只要转动这扇门的铜把手，就会进入法庭，来到庭长先生的扶手椅后面。”这些话在他的脑子里，同刚才经过的狭窄走廊和幽暗楼梯的模糊回忆搅在一起。
执达吏留下他独自一个。最后一刻来到了。他想集中精力，却办不到。尤其最需要把思维的每一根线索与生活的残酷现实联系在一起时，这些线索却在头脑里断裂了。他就呆在法官们讨论和定罪的地方。他平静而痴呆地望着这个宁静的可怕的房间，多少生命在此断送，他的名字待会儿就要在这里响起，他的命运此刻正通过这里。他望着墙壁，然后看看自己，奇怪就是在这个房间，就是他自己。
超过二十四小时他没有吃东西，他被破马车的颠簸弄得精疲力竭，但他并没有感到；他似乎一无所感。
他走近挂在墙上的一个黑镜框，在玻璃下压着一封信，是巴黎市长兼部长让·尼古拉·帕什的亲笔，日期无疑错写成共和二年六月九日[3]。帕什在信中向这个镇发回在家中被捕的部长和议员的名单。此刻能目睹他和观察他的人，一定会以为他对这封信很感兴趣，因为他目不转睛，看了两三遍。其实他视而不见，也没发觉。他想着芳汀和柯赛特。
他一面想一面回过身来，他的眼睛遇到把他和刑事法庭隔开的那道门的铜把手。他几乎忘了这道门。他的目光起先是平静的，停留在门上，盯住铜把手，然后变得惊惶、呆定，逐渐恐慌不安。大滴汗珠从头发间冒出来，太阳穴上汗如雨下。
一时之间他做了个难以描绘的动作，带着威严和反抗，好像在说，而且说得很好：“见鬼！有谁强迫我？”然后他猛然回过身来，看到前面是他进来的那扇门，便走过去，打开来，出去了。他离开了那个房间，来到外面，在一个走廊里，一条狭长的走廊，间以台阶和小窗口，曲里拐弯，有一些像病房的守夜灯一样的油灯照亮着，他进来时走过。他在呼吸，谛听；他身前身后毫无声响；他奔逃起来，好像有人在追赶他。
他在走廊里跑了好几个拐弯，又倾听一下。他周围总是同样的寂静和同样的昏暗。他气喘吁吁，踉踉跄跄，靠在墙上。石头冰冷，他的汗在脑门上变得冰凉，他瑟瑟发抖地挺起身来。
于是，他孤零零站在黑暗中，冷得发抖，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他沉思起来。
他已经想了一整夜，想了整个白天；他在内心只听到一个声音说：“唉！”
一刻钟就这样过去了。最后，他耷拉着头，忧郁地叹气，垂下双臂，又往回走。他徐徐地走，好像心劳神疲。似乎有人在他逃跑时抓住了他，把他领回来。
他回到会议室。他看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门把手。这铜把手又圆又光滑，对他来说像骇人的星座一样闪光。他望着它，俨然一头母羊望着一只老虎的眼睛。
他的目光无法离开它。
他不时迈一步，接近门口。
如果他倾听，他会听到隔壁大厅的响声，像一种模糊的喃喃声；但是他没有听，而且他听不见。
突然，他也不知怎么回事，来到门边。他痉挛地抓住把手；门打开了。
他步入法庭。
九、罗织罪证的地方
他跨了一步，机械地关上身后的门，站在那里，注视眼前的场面。
这是一个相当宽敞的大厅，灯光昏暗，时而闹闹哄哄，时而寂静无声，审理一件罪案的机器，虽然庄重，却庸俗而阴森地在人群中运转。
他置身的大厅一端，身穿旧袍的法官心不在焉，啃着指甲，或者合上眼皮；在另一端，是一群衣衫破烂的听众；律师姿态各种各样；士兵脸容正直而僵硬；旧护壁板污迹斑斑，天花板脏兮兮的，桌子铺着与其说是黄的还不如说是绿的哔叽布，几扇门被手摸得发黑；护壁板上的钉子，挂着小咖啡馆的油罐灯，烟多于亮光；桌上的铜烛台点着蜡烛；昏暗、丑陋、愁惨；从中散发出刻板和威严的印象，因为可以感觉到所谓法律这件人间庄严的东西和所谓正义这件神圣的庄严的东西。
人群中没有人注意他。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一点上，集中在庭长左侧沿墙靠着一道小门的一条长木凳上。好几支蜡烛照亮这张长凳，上面坐着一个人，夹在两个法警中间。
这个人，就是这个人。
他没有寻找，却看到了。他的目光自然而然朝向那里，仿佛事先知道这副面孔在什么地方。
他相信看到了自己，变老了，无疑绝对不是面孔相像，而是姿态和外貌惟妙惟肖，头发乱蓬蓬，眼珠浅黄褐色，忐忑不安，身穿罩衣，活像那天他进入迪涅时的模样，满怀怨怼，心灵中邪恶地珍藏着十九年来在苦役监的路上搜集的恶念。
他打了个寒颤，暗忖道：
“我的天！我变成了这副模样吗？”
这个人看来至少六十岁。他有着难以形容的粗野、愚蠢和惊惶。
听到开门声，大家给他让开点位置，庭长回过头来，明白刚刚进来的人就是滨海蒙特勒伊的市长先生，便向他致意。代理检察长由于公务不止一次到过滨海蒙特勒伊，见过马德兰先生，认出是他，同样致意。对此他几乎没有注意到。他处在一种幻觉之中；他注视着。
审判官、一个书记、法警、这群幸灾乐祸来看热闹的人，以前，在二十七年前，他已经见过不止一次。这些令人沮丧的场面，他又见到了，在他眼前，蠕动着，存在着。这不再是他回忆的结果，不是他头脑的幻象，这是真正的法警和真正的审判官，真正的一群人，真正有血有肉的人。完了，他看到自己往昔的可怕场面以现实令人生畏的形式重新出现，在他周围复活了。
这一切在他面前张开大口。
他感到惊恐万分，闭上了眼睛，在心灵深处喊道：决不！
命运的恶作剧使他所有的神经都颤动起来，几乎令他发狂，这是另一个他在那里！要接受判决的这个人，人人都叫他让·瓦尔让。
出于从未有过的幻觉，他眼皮底下，像是再现了他生平最可怖的一刻，这是由他的幻念扮演的。
全部都在那里，同样的机构，同样在夜里，几乎同样的审判官、士兵和听众。只不过，在庭长的头顶上有一个耶稣受难十字架，这是判决他时法庭上所缺少的东西。判决他的时候，天主缺席。
他身后有一张椅子；他想到有人看到他，害怕起来，便跌坐在椅子上。他坐下后，利用一摞放在审判官桌子上的文件夹，遮住自己的脸，不让整个大厅的人看见。现在他可以观看，而不让人看见。他逐渐稳定下来。他完全恢复了现实感；他达到心境平静，能够倾听的程度。
巴马塔布瓦先生是陪审团成员。
他寻找沙威，但是没有看见他。证人席被书记的桌子挡住了。再说，上文已经讲过，大厅灯光暗淡。
正当他进来的时候，被告的律师宣读完辩护词。大家的注意力达到顶点；审案进行了三个小时。三个小时以来，这群人看到一个人，一个陌生人，一个极其愚蠢或者极其狡猾的无赖，逐渐在可怕的真正的重负下屈服了。读者已经知道，这个人是一个流浪汉，在地里被人抓住时，揣着一根长满熟苹果的树枝，是在附近的皮埃龙的果园里从苹果树上折下来的。这个人是谁？进行过调查；证人刚作完证词，他们的说法一致，通过辩论，真相大白。起诉书指出：“我们抓住的不仅是一个偷苹果的人、一个偷农作物的人；我们手里抓获的是一个强盗，一个潜逃的累犯，一个以前的苦役犯，一个极其危险的大坏蛋，一个名叫让·瓦尔让的坏人，司法当局缉拿已久，八年前，他从土伦苦役监出来，就持械在大路上抢劫了一个名叫小热尔维的萨瓦孩子，触犯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一俟在法律上证实该犯身份，我们保留今后加以追究。他又犯下新的偷窃罪，构成累犯。先判新案，再判旧案。”面对这个指控，面对证人的众口一词，被告显得非常惊讶。他摇头摆手，表示否认，或者望着天花板。他说话吞吞吐吐，回答欲言又止，不过他整个人从头到脚都在否认。他像个白痴，面对所有这些聪明人向他进攻，又像一个外来人，面对抓住他的这伙人。但对他来说，未来威胁重重，每时每刻真实程度越来越大。所有听众怀着比他更大的不安，注视充满诬陷的判决越来越压到他身上。如果身份得到确认，如果小热尔维的案件稍后以判罪了结，除了进苦役监，甚至有可能让人看到判处死刑。他是什么人？他这样麻木不仁是何种性质？是愚蠢还是狡黠？是懂得太多，还是完全不明白？众说纷纭，好像陪审团也分成两种意见。这件案子既骇人听闻，又令人称奇；案情不单可悲，而且模糊不清。
律师辩护得相当出色，他所使用的外省语言，长期以来构成了辩护律师的口才，从前所有的律师都使用，不管在巴黎，还是在罗莫朗坦或蒙布里宗，今日已变成经典语言，只有法院的官方辩护师才使用，就是因其响亮、庄重、威严；这种语言将夫妻称为“配偶”，将巴黎称为“艺术和文明的中心”，将国王称为“君主”，将主教大人称为“高级神职人员”，将代理检察长称为“诉讼雄辩的代言人”，将辩护词称为“刚刚听到的高论”，将路易十四世纪称为“伟大的世纪”，将剧院称为“墨尔波墨涅[4]的神庙”，将执政的王族称为“诸王的崇高血统”，将音乐会称为“音乐的典礼”，将指挥一省的将军称为“大名鼎鼎的武士”，将神学院学生称为“稚嫩的教士”，将归咎于报纸的错误称为“在刊物的栏目中散布毒素的欺诈行为”，等等。——因此，律师先以解释偷苹果开始，——用文雅的说法不容易；但贝尼涅·博须埃[5]本人在诔词中不得不提到一只母鸡，振振有词，自圆其说。律师认为，偷苹果没有得到事实证明。——作为辩护人，他坚持称他的委托人为尚马蒂厄，没有人看到他越墙而过，折断树枝。——抓住他的时候，他拿着这根树枝（律师更愿意称为“枝杈”）；——他说是在地上看到和捡到的。反证又在哪里呢？——无疑有人爬墙而过，偷折了这根树枝，后来惊慌失措的贼把树枝扔在那里；显然是有一个贼。——但有什么能证明这个贼就是尚马蒂厄呢？只有一件事，他以前是苦役犯。律师不否认，这个身份不幸得到证实；被告在法弗罗尔住过；被告在那里是修剪树枝的工人；尚马蒂厄这个名字可能原本是让·马蒂厄；这些都是真实的；最后，四个证人毫不犹豫地、确切地认出尚马蒂厄是苦役犯让·瓦尔让；对于这些指控，这些证词，律师只能以他的委托人的否认，他的当事人的否认来反驳；假设他是苦役犯让·瓦尔让，就能证明他偷苹果吗？这至多是一个推测，而不是一个证明。不错，而且辩护人“本着诚意”，也应该同意，被告采用“一种拙劣的辩护方式”。他坚持否认一切，包括偷窃和苦役犯的身份。承认后者肯定要好一些，能得到审判官的宽恕；律师曾经建议他这样做；但被告坚持拒绝，无疑认为毫不承认能挽救一切。这是一个错误；但，难道不应该认为他的智力短缺吗？这个人明显愚蠢。长年不幸呆在苦役监，出狱后长期过着贫困的生活，使他变得鲁钝，等等。他辩护得很差，是否就有理由给他判罪呢？至于小热尔维的案件，律师没有必要争论，这与本案毫无关系。律师下结论时请求陪审团和法庭，如果他们认为让·瓦尔让的身份是显而易见的，那也该判处潜逃罪，而不是按累犯的苦役犯来严惩。
代理检察长反驳辩护律师。他像代理检察长通常所做的那样，言词激烈，辞藻华丽。
他祝贺辩护律师“忠诚”，并且巧妙地利用这种忠诚。他从律师作出的所有让步去攻击被告。律师好像同意，被告是让·瓦尔让。他注意到这一点。这个人确是让·瓦尔让。这一点在起诉书中已经确认，不容否认。这里，代理检察长用灵巧的换称法，追溯犯罪的根源和原因，抨击浪漫派的不道德，这一流派刚刚兴起，《方形王旗》和《日报》的评论称之为“撒旦派”！他煞有介事地将尚马蒂厄的轻罪，归咎于这种堕落文学的影响，说得确切点，是让·瓦尔让的影响。这些见解发挥完以后，他转到让·瓦尔让本人身上。让·瓦尔让是何许人？将他描绘一番。一个令人作呕的魔鬼，等等。这种描绘的典范存在于泰拉梅纳[6]的记述中，这位政治家的记述对写悲剧没有用，但每天对法庭的雄辩倒大有帮助。听众和陪审团成员为之“颤栗”。描绘结束，代理检察长抑制不住演说的冲动，为了第二天早上将省报的热情推到顶点，又说：“这个人如此这般，是流浪汉、乞丐，没有谋生手段，等等，——受过去生活的影响，惯于犯罪，在苦役监呆过，屡教不改，对小热尔维的犯罪就是证明，等等，——这样一个人在大路上公然抢劫，越墙而过才走几步路，手里还拿着偷来的东西，却否认当场犯罪、偷窃、爬墙，通通矢口否认，连名字也否认，连身份也否认！且不说上百条其他的证据，四个证人认出是他，沙威，正直的警官沙威，还有三个他以前的罪犯伙伴，就是苦役犯布勒维、什尼迪厄和柯什帕伊。对惊人的一致指控，他反驳得了吗？可是他否认。多么顽固不化！陪审团的先生们，你们会主持正义的，等等。”代理检察长讲话时，被告张大了嘴听着，十分吃惊，但不免也有点赞赏。显然，他惊讶于一个人能这样高谈阔论。就在指控最“有力”的时刻，代理检察长口若悬河，控制不住，贬斥的形容词汹涌而出，像风暴一样将被告包住；被告不时慢慢地从右到左，再从左到右摇摇头，从辩论一开始，他就只有这种忧郁的、无言的抗议。有两三次坐在他最旁边的听众听到他小声说：“没有问过巴鲁先生，就只能这样说！”代理检察长向陪审团指出这种呆痴的态度，显然是蓄意的，它显露的不是蠢笨，而是灵巧、狡猾、习惯欺骗法庭，并将这个人的“邪恶透顶”暴露无遗。他结束讲话时，对小热尔维案件保留指控权利，并要求严厉惩处。
读者记得，马上就要判处终身苦役。
辩护律师站起来，以恭维“代理检察长先生”的“出色讲话”开始，然后尽其所能反驳，但软弱无力，显然他立足不稳了。
十、否认的方式
结束辩论的时刻到了。庭长叫被告站起来，向他提出照例的问题：“您还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吗？”
那个人站着，手里揉着一顶难看的帽子，好像没有听见。
庭长重复一下问题。
这回，那个人听到了。他好像明白过来，他做了一个动作，好像惊醒一样，目光环顾四周，望着听众、法警、律师、陪审团、法庭，把他那可怕的拳头搁在他长凳前细木护壁板的边缘上，看了又看，突然，他把目光盯住代理检察长，说起话来。就像火山爆发一样。话语从他嘴里脱颖而出，断断续续，急促猛烈，互相撞击，乱七八糟，好像同时挤在一起，夺路而出。他说：
“我有话要说。我在巴黎当过车匠，甚至是在巴鲁先生那里。这是一个辛苦的行当。干车匠这一行，总是在露天、在院子、在有钱的主人家的车棚里干活，从来不在关上门的车间里，因为要有空档，明白吗？冬天，天气太冷，要拍打手臂取暖；可是东家不愿意，他说耽误时间。路上有冰的时候，摆弄铁器，真够受的。一个人很快就折腾完了。干这种行当年纪轻轻就显老。到四十岁，一个人就玩儿完了。我呀，我五十三岁，吃了不少苦。再说，工人非常刻薄，一个人不再年轻了，就叫你老傻瓜，老畜生！我一天只挣三十苏，付给我的钱少得不能再少，东家借口我年龄大。再说，我有个女儿，在河边洗衣，也能挣点钱。我们父女俩还凑合过。她也受够了罪。整天半身泡在洗衣桶里，不管下雨、下雪和割脸的寒风；结冰时仍然照旧，还得洗衣；有些人没有揽到多少衣服，只好等着；如果不洗，就会丢掉饭碗。木板拼接不严，水滴得你身上到处都是。裙子上上下下全湿了。还往里渗水。她也在‘红孩子洗衣坊’干过，那里用自来水，不用站在洗衣桶里。对着水龙头洗衣服，在身后的池子里漂净。房子是关严的，所以身上不那么冷。但水蒸气太厉害，要毁掉你的眼睛。她在晚上七点钟回家，很快就睡着；她是这样疲倦。她的丈夫打她。她死了。我们不是很幸福。这是一个好姑娘，不上舞场，非常安静。我回想起一次狂欢节的最后一天，她八点钟就睡觉了。就是这样。我说的是实话。打听一下就知道了。啊，是的，打听一下！我多么蠢啊！不过我对你们提到巴鲁先生。到巴鲁先生家去看看吧。说完这些，我不知道别人还想要我说什么。”
这个人住了声，但仍然站着。他讲这些事，声音又高、又快、又沙哑、又粗鲁，天真的态度带着激怒和粗野。有一次，他停了下来，向人群中的一个人打招呼。他的断言好像随意抛出来，像打嗝一样，他还助以樵夫砍柴的手势。他说完以后，听众爆发出笑声。他望着听众，看到大家笑，并不明白，自己也笑了起来。
这情景很悲怆。
庭长是个细心和善良的人，他提高声音说话。
他提醒“陪审团先生”：“巴鲁先生，以前的车铺老板，被告说是曾经在他那里干过活，提出来毫无用处。他破了产，也找不到他。”然后他转向被告，要后者注意听他要说的话：
“必须考虑您的处境。对您的推测极为严重，会带来致命的后果。被告，从您的利益出发，我最后一次督促您，您要清楚地解释两件事：第一，您有没有越过皮埃龙果园的围墙，折断树枝，偷窃苹果，就是说犯下越墙偷窃罪？第二，您是不是开释的苦役犯让·瓦尔让？”
被告带着能自主的神态摇了摇头，就像他完全明白，知道要回答什么。他张开嘴，转向庭长说：
“首先……”
然后他瞧着他的帽子，又望着天花板，一声不吭。
“被告，”代理检察长用严厉的声音说，“注意。您答非所问。您局促不安说明您有罪。显然，您不叫尚马蒂厄，您是让·瓦尔让，先是用您母亲的姓，以让·马蒂厄隐姓埋名，您到了奥弗涅，您生在法弗罗尔，在那里当树枝修剪工。显然，您越墙而过，在皮埃龙的果园里偷了熟苹果。陪审员先生们会做出判断的。”
被告本来又坐下了；代理检察长说完以后，他猛地站了起来，大声说：
“您非常凶狠，您啊！这就是我本想说的话。我先是没有找到词儿。我根本没有偷。我不是天天能吃上饭的人。我那天从埃利过来，刚下过雨，田野一片黄泥浆，甚至沼泽都漫出水来，路旁的沙子里长出了小草茎，我在地里找到一根折断的树枝，枝上有苹果，我捡起树枝，却不知道会给我带来麻烦。我坐了三个月的牢，现在又把我押来押去。这样，我说不出来，别人控告我，对我说：‘回答！’法警倒是和气，推推我的手肘，低声对我说：‘回答呀。’我不会解释，我呀，我没有念过书，我是个穷人。看不到这个就错了。我没有偷。我在地上捡了本来就有的东西。你们说让·瓦尔让，让·马蒂厄！我不认识这些人。这是些乡下人。我在济贫院大街的巴鲁先生那里干过活。我叫做尚马蒂厄。说得出我生在什么地方，就算你们聪明。我呀，我不知道。不是人人来到世上都有房子住。这就太舒服了。我相信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是在大路上流浪的人。再说，我也不知道。我小时候，人家叫我小家伙，眼下人家叫我老家伙。这就是我的教名。叫哪个随你们的便。我在奥弗涅呆过，我在法弗罗尔呆过，当真！怎么？没干过苦役，就不能呆在奥弗涅，也不能呆在法弗罗尔吗？我对你们说，我没有偷过，我是尚马蒂厄老爹。我在巴鲁先生那里干过，住在他家。总之，你们用这些蠢话来纠缠我！干吗大家发狂地缠着我呢？”
代理检察长一直站着；他对庭长说：
“庭长先生，被告想被人看作白痴，可是办不到——我们已经预见到这一点；面对他含含糊糊，然而非常狡猾的抵赖，我们要求您和法庭再次传讯犯人布勒维、柯什帕伊和什尼迪厄，还有警官沙威出庭，最后一次询问他们，被告与苦役犯让·瓦尔让是不是同一人。”
“我要向代理检察长先生指出，”庭长说，“警官沙威一作完了证，便回邻区首府履行公务，离开了本庭甚至本城。我们已征得代理检察长先生和被告辩护律师的同意，准许他离开。”
“不错，庭长先生，”代理检察长又说。“既然沙威先生不在，我想应该提醒陪审团各位先生，不久前他在这里说过的话。沙威受人尊敬，他铁面无情，廉洁正直，担当下层然而重要的职务，深受赞赏。他的证词是这样的：‘我甚至用不着推测和物证，就能揭穿被告的抵赖。我完全认得他。这个人不叫尚马蒂厄；他以前是非常凶恶和臭名远扬的苦役犯，名叫让·瓦尔让。他服刑期满，司法机关才万不得已地释放了他。他犯了加重情节的盗窃罪，服了十九年的苦役。他有五六次企图越狱。除了抢劫小热尔维和偷窃皮埃龙果园，我还怀疑他在已故的迪涅主教大人家偷窃过。我在土伦苦役监担任副监狱长时，常常见到他。我再说一遍，我完全认得他。’”
这斩钉截铁的证词，看来对听众和陪审团产生了强烈印象。代理检察长结束时强调，尽管沙威不在，三个证人布勒维、什尼迪厄和柯什帕伊还是要重新作证，受到严正的质问。
庭长将一张传票交给执达吏，过了一会儿，证人室的门打开了。执达吏在一个准备助他一臂之力的法警陪同下，把犯人布勒维带进来。听众非常紧张，人人的胸膛一齐跳动，仿佛只有一颗心。
老苦役犯布勒维身穿黑灰两色囚衣。布勒维六十岁左右，面孔像经纪人，神态却像无赖。两者有时并行不悖。他因再次犯罪而锒铛入狱，担当看守一类的职务。这种人，当头的会说：“他竭力表现得好。”布道神父能作证明，他有宗教习惯。不该忘了这是在王政复辟时期。
“布勒维，”庭长说，“您受过加辱刑罚，不能宣誓……”
布勒维垂下目光。
“可是，”庭长又说，“一个人受法律的贬黜，只要上天怜悯恩准，还会有荣誉和公正的意识。在这决定性的时刻，我正要唤起这种意识。如果您身上还有的话，而且我希望如此，您在回答我之前先考虑一下，观察这个人，一方面，您一句话就会使他完蛋，另一方面，衡量一下正义，您一句话可以让法庭明了真相。这一时刻是庄严的，如果您认为自己搞错了，还有时间收回前言。——被告，站起来。——布勒维，仔细瞧瞧被告，好好回忆一下，凭着您的良心告诉我们，您是不是坚持认出这个人就是您以前的同监犯让·瓦尔让。”
布勒维看了看被告，然后转身对着法庭：
“是的，庭长先生。是我第一个认出他的，我坚持不变。这个人是让·瓦尔让。他在一七九六年进土伦监狱，一八一五年出狱。我是一年以后出狱的。眼下他样子有点蠢，大概是上年纪迟钝了；在苦役监，他是狡猾的。我确实认出是他。”
“您去坐下吧，”庭长说，“被告，仍旧站着。”
把什尼迪厄带了上来，他的红囚衣和绿帽子表明他是终身苦役犯。他在土伦苦役监服役，因这件案子从那里提审出来。这是一个小个子，约莫五十岁，活跃，满面皱纹，瘦削，脸色黄蜡蜡，厚颜无耻，脾气急躁，四肢和整个人有一种病恹恹的模样，而目光却有极大的威力。同监狱的伙伴给他起个绰号叫“我—否认—天主”。
庭长对他说的话大致和布勒维相同。正当提醒他，他的罪行剥夺了他宣誓的权利时，什尼迪厄抬起头来，对视着听众。庭长叫他静下心来，像对布勒维一样，问他是不是坚持认出被告。
什尼迪厄哈哈大笑：
“当然！我是不是认出他！我们拴在同一根锁链上有五年。你在赌气哪，老兄？”
“去坐下吧，”庭长说。
执达吏把柯什帕伊带上来。这个来自苦役监的无期徒刑犯人，像什尼迪厄一样穿红囚衣，他是卢尔德的农民，比利牛斯地区熊一样的人。他曾在山里放牧，从牧人沦为强盗。柯什帕伊不那么粗野，但看来比被告更蠢笨。这种不幸的人，造化把他生成野兽，社会最终把他变成苦役犯。
庭长力图用几句感人的、严肃的话使他活跃起来，又像对另外那两个证人一样，问他是不是毫不犹豫和毫无差错地坚持认出站在面前的这个人。
“这是让·瓦尔让，”柯什帕伊说。“他力大无穷，大家管他叫‘千斤顶让’。”
这三个人的确认显然是真心诚意的，每次都在听众中引起一阵不利于被告的喃喃声，每当累加一个新的确认，喃喃声就更响更长。被告满脸惊讶地听着，根据起诉书，这是他主要的自卫方法。第一次确认时，站在他旁边的法警听见他在牙缝里咕噜着：“啊！好样的！”第二次确认时，他说得声音大点，神情几乎是满意的：“好！”到第三次确认，他大声说：“呱呱叫！”
庭长质问他：
“被告，您听到了。您有什么话要说？”
他回答：
“我说：呱呱叫！”
听众中爆发出一阵喧哗，几乎波及陪审团。显然，这个人完了。
“执达吏，”庭长说，“让大家肃静。我就要宣布辩论结束。”
这时，庭长旁边一阵骚动。只听见一个声音叫道：
“布勒维、什尼迪厄、柯什帕伊！朝这边看。”
这声音非常凄惨可怕，听到的人都感到毛骨悚然。大家目光转向声音发出的地方。坐在法庭后面贵宾席上的一个人刚刚站起来，他已推开分隔审判席和法庭的栅栏门，站在大厅中间。庭长、代理检察长、巴马塔布瓦先生以及许多人都认出他，一起喊出来：
“马德兰先生！”
十一、尚马蒂厄越来越惊讶
确实是他。书记官的灯光照在他的脸上。他手里拿着帽子，衣服丝毫不乱，礼服仔细地扣好。他脸色非常苍白，微微颤抖着。他的头发在他到达阿拉斯时还是花白的，如今完全变白了。他来到这里才一小时，头发就全变白了。
人人都抬起头来，引起的轰动难以描绘。听众一时都愣住了。声音是这样凄厉，站着的那个人却显得这样平静，起先大家都不明白，在纳闷是谁叫喊，无法相信是这个平静的人发出这骇人的叫声。
疑虑只持续了几秒钟。庭长和代理检察长还来不及开口，法警和执达吏还来不及动作，此刻大家还称作马德兰先生的那个人，已向三个证人柯什帕伊、布勒维和什尼迪厄走去。
“你们认不出我吗？”他说。
这三个人都呆住了，摇了摇头表示根本不认识他。胆怯的柯什帕伊敬了个军礼。马德兰先生转向陪审团和法庭，用柔和的声音说：
“各位陪审团先生，请释放被告。庭长先生，把我抓起来吧。你们寻找的人不是他，而是我。我是让·瓦尔让。”
人人都屏息静气。在第一阵惊愕爆发之后，接着而来的是死一般的沉默。在大厅里可以感到这种宗教的恐惧，每当壮举实现之际，这种恐惧就会攫住群众。
然而庭长的脸流露出同情和忧虑；他和代理检察长迅速交换了一个手势，又低声同陪审员说了几句话。他面对听众，用人人都理解的声调问道：
“这里有医生吗？”
代理检察长开了口：
“各位陪审员先生，事情非常离奇，非常意想不到，打乱了审判，使我们，也使你们产生无需解释的感觉。你们大家都认识滨海蒙特勒伊的市长、尊敬的马德兰先生，至少听说过他的大名。如果听众中有医生，我们也同庭长先生一起，请他自愿照顾一下马德兰先生，并护送他回去。”
马德兰先生不让代理检察长讲完，用和蔼而又威严的声调打断了他。下面是他讲的一番话；这是当场的一位目击者，在退场后立即原原本本地记下来的，将近四十年前听到的人，至今还言犹在耳。
“我感谢您，代理检察长先生，但我没有发疯。您就会明白。您就要铸成大错，释放这个人吧，我在完成一项责任，我是这个不幸的罪犯。这儿只有我看得清楚，我来把真相告诉您。眼下我所做的事，高高在上的天主看得见，这就够了。您可以把我抓起来，既然我在这里。我已经尽力而为。我隐姓埋名；我成了富翁，我当了市长；我想回到正直人当中。看来办不到。总之，有许多事我不能说，我不会向您叙述我的生平，有朝一日大家会知道的。我偷过主教大人的东西，不错；我偷过小热尔维的东西，不错。对您说，让·瓦尔让曾经是一个非常凶狠的坏家伙，这是对的。也许错不全在他。听着，各位审判官先生，一个像我这样堕落的人，没有什么可指责上天的，也没有什么要告诫社会；但是，要知道，我想摆脱的卑鄙无耻，是损人利己的东西。苦役制造苦役犯。如果您愿意，请想一想吧。在进苦役监之前，我是个智力低下的可怜的乡下人，白痴一样；苦役监改变了我。我曾经是愚蠢的，后来变得凶狠；我曾经是块木柴，后来变成焦炭。严厉的法律毁了我，后来宽恕和仁慈又救了我。对不起，你们不会明白我所说的话。你们会在我家里的壁炉灰中，找到七年前我在小热尔维那里偷来的四十苏钱币。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把我抓起来吧。我的天！代理检察长先生摇摇头，您在说：‘马德兰先生发疯了。’您不相信我的话！这确实令人苦恼。至少不要判决这个人！什么！他们几个认不出我！我希望沙威在这里。他呀，他认得出我！”
讲这番话的声调是那样悲哀、宽容和凄切，很难还原出来。
他转向三个苦役犯：
“喂，我呀，我认得您！布勒维！您记得吗？……”
他止住话头，沉吟一会，又说：
“你记得那时你在苦役监有织成花格的背带吗？”
布勒维吃惊地颤抖一下，惶惶然地从头到脚打量他。他继续说：
“什尼迪厄，你给自己起的绰号是‘我—否认—天主’，你的整个右肩深深烧伤过，因为有一天你把右肩压在满满的一盆炭火里，想烧掉T.F.P.三个字母，可是始终看得出来。回答呀，是吗？”
“不错，”什尼迪厄说。
他对柯什帕伊说：
“柯什帕伊，你在左臂肘弯旁边，曾用滚烫的粉刻出蓝色的字，是皇帝在戛纳登陆的日期，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把你的袖管撩起来吧。”
柯什帕伊撩起袖管。他周围的人都将目光投向他赤裸的手臂。一个法警把一盏灯拿过来；手臂上面有日期。
不幸的人含着微笑转向听众和审判官，凡是看到过的人，后来回想起来，仍然感到难受。这是胜利的微笑，这也是绝望的微笑。
“你们看清楚了，”他说，“我是让·瓦尔让。”
在这个法庭上，再也没有审判官、原告和法警；只有注视的目光和激动的心。没有人记得要扮演的角色；代理检察长忘了他在这里是为了起诉，庭长忘了他在这里是为了主持审判，辩护律师忘了他在这里是为了辩护。惊人的是，不再提出任何问题，没有任何权力干预。这种景象的卓绝，在于抓住了每个人的心灵，把所有在场的人都变成观众。也许没有人意识到自己的感受；无疑，没有人想，他看到伟大的光芒在闪耀；大家的内心感到迷惑。
显然，大家盯着看让·瓦尔让。他的行动熠熠闪光。这个人的出现足以照亮刚才还十分模糊的案子。今后用不着任何解释，所有这些人仿佛受到触电的启示，一眼就马上明白这个故事又简单又壮美，这个人献身是为了不让另一个人代替他判罪。细节、犹豫、尽可能的小抵抗，都消失在这件光芒四射的壮举中了。
这种印象虽然转瞬即逝，但在当时是不可抗拒的。
“我不想更多打扰法庭，”让·瓦尔让又说。“既然不逮捕我，我就走了。我有几件事要办。代理检察长先生知道我是谁，知道我到哪里去，只要他愿意，他可以逮捕我。”
他朝出口走去。没有谁发出声音，没有人伸出手臂去阻拦他。大家让开道。这时，有一种难以名之的神圣使得人群后退，对一个人夹道相迎。他缓慢地穿过人群。不知道是谁打开了门，但他来到门口时，门肯定是打开了。来到门口，他回过身来说：
“代理检察长先生，我听候您的处置。”
然后他对听众说：
“你们大家，你们所有在这里的人，你们感到我值得怜悯，是吗？我的天！当我想到即将要做的事时，我感到自己是值得羡慕的。但我宁愿这一切不会发生。”
他走了出去，门像刚才打开那样重新自动关上，因为凡是做出至善至美之事的人，总是确信人群中有人鼎力相助。
不到一小时，陪审团决定撤销对尚马蒂厄的一切控告；尚马蒂厄马上获释，他目瞪口呆地走了，以为大家都疯了，对这个场面大惑不解。
[1]万桑·德·保尔（1576—1660），法国教士，曾到乡村布道，做过苦役监的总布道师。
[2]这个括号是让·瓦尔让亲手加的。——原注
[3]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新历，共和2年即1794年。
[4]墨尔波墨涅，希腊神话中专司悲剧的女神。
[5]贝尼涅·博须埃（1627—1704），法国主教，散文家。他在悼念安娜·德·贡查格的诔词中提到“一只变成母亲的母鸡”。典出《马太福音》，耶稣以母鸡用翅膀保护小鸡自喻，聚集耶路撒冷的群众。
[6]泰拉梅纳（公元前450—前404），古希腊雅典政治家，属于温和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