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母亲想宋文卿快要讨回音了，心中更加不安起来。
第一个念头是回掉他：“我的二女儿年纪还小哩，要好好的念书。”她以为现在的女孩子只要能够自立，就是永远不嫁人也行，省得将来受男人的气。
但是，付不起学费又怎么办呢？姊姊快要高中毕业了，去考大学要用资，即使真的考进了国立首都大学，顶顶便宜的学费也要十元，宿费六元，书籍费预缴五元，而且吃饭零用钱都是归自己出的，她不敢再想下去。她连一个女儿的用度都凑付不来，又怎能兼顾到第二个呢？然而我还只有高中毕业，还只有十五岁，既不嫁人又不能让我继续读书，则将来又那里来的自立本领呢？想到这里母亲的心便冻结住了，她叹息，流泪，一个人想来想去实在没有办法。我虽佯装不晓，仍自预备日常功课，但是心里也郁郁不乐。
姊姊似乎也关心这件事，但是她不便开口，因为承德不选择她而要我，这于她是顶伤自尊心的。她就想劝阻，也为了要避嫌，不好说出来，所以她始终默默无所表示。
结果宋文卿的媒人终于做成功了，他们在讨论如何举行仪式。先是由宋文卿拿了一张大红单子来，上面开明礼品各项，如龙凤金团若干，喜饼若干，酒几罐之类。另外尚有小首饰两件，花缎衣料四件，都由鸣斋先生主张折现，说是此款可以存放在他的钱庄里，加厚利息，以备二小姐不时之需。母亲听了这些话连耳根都羞红了，她仿佛在接受人家的慈善赐予，所谓不时之需，还不是指我的求学费用而言吗？她恨！她恨我的爸爸不该荒唐而早死，结果不但没有替她留下些钱来，连他身后的衣裳棺板费都是从她平日辛苦积蓄里挖出来的。
她后悔以前不该变卖首饰帮助丈夫读书，如今却落得连女儿的求学都要靠别人来帮助了。想到这里她不禁隐隐欲涕，那个宋文卿误会了，以为她在担心读书钱不够，便又赔笑安慰她道：“蒋太太你可不用忧愁，我们老板是顶慷慨的，他既然看重二小姐，一定要栽培她，将来我可以劝他早些发聘，聘金加重些，你家二小姐不是就可以读到大学毕业了吗？这些过允的小礼是不算什么的，今天且同你说定了，我就去回话，让我们老板可以早些择定日子把钱送过来……”
母亲红着眼圈赶紧分辨说：“不，不是的，宋先生。”她仿佛觉得自己在出卖女儿，廉价出卖年轻的女儿，那张红纸的礼单便是赃证。于是她连瞧都不愿再瞧，把它趋紧塞回宋文卿的手中说：“就这样好，由你来先生主张好了，你们老板决定的事总不会错的。”宋文卿知道大功告成，这才笑嘻嘻的回去复命。
啊！我不能说出我心里是感到何等侮辱！我恨宋文卿那种貌作恭敬，暗中却在冷笑瞧我了不起的样子，他口口声声说：“钱！钱！读书！读书！”钱可是他拿出来的吗？而且我也恨鸣斋先生的假仁假义，这些小礼依当时规矩本来是应该给的，我们是否用它来做学费或买衣料饰物那是我们的自由，但他却将我们应得之款作了两次人情，算是他的额外恩赐，好精明的算盘！虽然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孩子，我不懂得那些生意门槛，但是我却知道这是屈辱，一种难堪屈辱！
订婚的日子终于到了，前几天母亲已经忙着张罗这样，张罗那样的，把屋子内外统统收拾干净，她又舍不得雇人相帮，只是把自己双手弄得嵌满灰尘，额上汗如雨下，我们看着实在过意不去，姊姊已经三番四次对她说：“妈妈你歇一会吧，我来帮你擦窗子。”母亲不做声，看了她一眼，心里似乎还不大愿意。但是她毕竟筋疲力尽的支持不下去了，只好把抹布洗干净交给姊姊去试做，不料当姊姊指到第二块玻璃时，她又从姊姊的手里把抹布夺回去了，再洗干净自己去擦。而且把姊姊刚擦好的两块统统又重新擦过。我在旁边看着她们，心里很不安，但却也不好启齿说什么，因为现在她们所忙的乃是为着我的喜事，我不便阻止，自然更不能参加去做的。
黄家送过来的喜饼金团之类都是顶上品的，母亲觉得很光荣，在寥寥无几的贺客之前。其实他们商人办发是项精明的，出八元钱可以买到比我们出十元钱还好的货色。而且他们店里伙计多，鸣斋先生要差那个便差那个出去，大家都想巴结老板，那里还敢不竭尽心力？即使鸣斋先生有想不到的地方，他们也都献殷勤给他想周到了，只有我母亲却是件件都要自己做的，她的身体又不好，脑筋又不灵，买了这样又忘记买那样，走进走出忙个不了，走路又舍不得花车钱，最后为了要购一盆万年青，不知费掉多少气力。
在拮据的经济状况下赶办喜事，她把她预备将来自己人殓用的两颗鞋头球也售出去了，攀上一门富亲不但没有沾着一分光，而且相反地为了要配合他们送来的东西，我们不得不勉强凑齐可观的回礼之物，母亲知道商人的眼光厉害，顶会估斤较两的，我将来要到他家去做媳妇，与他们共同度过一生，母亲不能不替我撑些场面。
却说那天宋文卿押着八个朱红描金漆的大扛箱进来，上面绒花球插得满天星似的，沿途看热闹的人无不啧啧称羡。母亲的脸上也不免露出些笑容来，虽然这几天以来她的精神已撑不住了，但是她还是起劲地笑着，笑得几乎连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所谓折首饰衣料的几百元钱，乃是元泰钱庄打出来的一张在票，用大红纸袋封着，宋文卿当面把纸封拆开来给母亲看过，母亲不好意思地把它拿进来，开了橱几把这郑重地放进抽屉里，然后又把橱门锁上了。锁好以后她还不放心，又把橱门试拉一下，门当然拉不开，她知道的确是锁牢的，这才放心出去了。这些钱她隔着几天又把它放过元泰钱庄，博取较厚的利息，由鸣斋先生给与存折一扣为凭。她不愿多到元泰钱庄去，给人家指指点点说是小开的丈母娘来了，因此她就始终未曾去拿过钱，这样存折后来就给我做妆立了，鸣斋先生也许早就料到这一着，所以才有这个提议的吧？可怜我们孤儿寡妇打不过他的算盘，想弄些保障仍旧是得不到。
结果我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却意外地领到了贫寒子弟补助金，而且为了这个，填调查表啦，找铺保啦，忙得不亦乐乎。我的姊姊在首都大学念书，下学期也有免学费希望。只有承德因为毕业考试不及格，留级一年，仍在本校高中三年级读书。他对于我领补助金的事似乎感到很不满意，以为这“贫寒”两字加到他未婚妻的头上是不光荣的，幸而鸣斋先生给解释开了，钱总归是钱，只要学校肯补助，贫寒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于是男的组织学生军，女的组织救护队，整个的学校便自成立了一营，由军事训练教官担任营长，女体育教师担任救护队长。救护队里缺乏药品，绷带，扛人床之类，便由学生发动募捐，因为承德有这种能力，他就渐为学校方面所看重起来。
学生不论男女都穿上灰色的军装，灰色的帽。承德对于这点最不肯守规则，每天集合早操的时候，常发现他一个人还是穿着浅灰色西装，仍旧带上条花绸领带，这在五六百人的队伍里是很触目的，我深以为耻，但他自己却洋洋得意，军训教官曾告诫过他几次，到后来他总算勉强把灰布上装穿起来了，口袋上还插着几支派克钢笔之类，裤子仍旧穿咖啡色或常青色的，以表示与众不同。教官问起他时，他回答说是昨天操练时在场上沾着泥土了，现在交给洗染店在烫洗中，所以只好先穿这个，教官因学校在募捐筹款时常需他老子帮忙，也就不再多说了。
最后，他终于也背上三角皮带了，嘻皮笑脸的强要女同学们向他敬礼。
“小眉，瞧你的Fiance多坏！”一个女同学对我说。
“啊！是黄承德吗？他昨天把枪口对着我，说是要瞄准我的……确的……”另一个也接口上来，大概承德所要瞄准的是她不好意思说出来的部分，所以她的面孔倏地涨红了。
我听了垂头无语，心中像有无数利刃在猛戳着。从此我再也不多同别的女同学们谈话，只自埋首编辑《救国周刊》，因为我是学生会里的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所以负责担任这项工作。
不久学校方面又发起救国募捐。承德有一次在路上遇见我，责难似的向我说道：“小眉，你怎么连一些慰劳品也不肯拿出来呀？我们全校同学若都像你这样的，成绩比赛起来不是要大大落后了吗？亏得我替他们撑撑场面，我已经……”不待他说完，我便冷笑一声答道：“我知道你已捐出许多钱，但是我们穷，我们只好对国家贡献我们的劳力。”承德急急分辩道：“谁又叫你自家挖腰包呢？你不好向亲戚朋友家里去募捐的吗？”我掉头径走不再理会他，心想：“你家便是我的亲戚，那么就请你多多替我们捐出些钱来吧。”
母亲似乎也料想到这种情形，有一天，她郑重地拿出四元钱来交给我说：“小眉，听说你们学校里大家都在募捐，我想把这四块钱去捐给他们了吧。”我摇头道：“不要的，妈，爱国并不一定要捐钱，我们出力宣传也可以的。”母亲说：“我也不是完全为了爱国才如此，我是恐怕你没有钱拿出去给他们，怪难为情的。何况承德也与你同校，他一定捐得很多了吧。”
但是我始终不肯拿去，后来募捐结束、自捐或经募得多的人，学校把他们的姓名公布出来，承德因此还得了一张奖状，我心中不禁暗暗为自己叫屈不置（止）。
“这是不公平的，”我心里想：“有钱的人要什么便有什么。承德不过由他父亲代捐出一些款，奖状便到手了，这算是奖他有爱国的热忱呢？还是奖他有一个有钱的爸爸？”
然而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救国周刊》也停办了，捐款也多为随便的了，人心的热度由被迫而至于自动的冷下去了。我白忙了几个月，什么也没有得到，只好珍重地藏着自己所费的心血——出了不多期的《救国周刊》。承德也并不后悔拿出钱，因为他对于钱本来是无所谓的，他只夸耀自己的奖状。唯一使他不快的便是学校方面把功课加重了，教育部还公布要举行会考，这可对于热心爱国运动的学生加了个一大打击，他们恨学校出尔反尔，当初叫他们“读书不忘救国”，如今又要他们“救国不忘读书了”，害得他们白白宣传演讲了几个月！承德留过一次级，这回不得不格外用功些，会考总算给他敷衍过去了。
我们的婚期便选在同年七月举行，因为承德已考取了上海沪明大学的政治系，鸣斋先生知道上海这地方多的是妖妖娆娆的女人，怕儿子要着迷，所以又改变主张要提早娶媳妇了。那时候我才十六岁，他也不过是个二十一岁的青年哩。
起初我自然是哭吵着不依，但是母亲说：“这又成什么样子呢？你既然已经许给了他家，便是他家的人啦，说娶就得给娶去，不然我做娘的还有脸儿去见人吗？儿呀，我也后悔这件事，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其它办法了，好在你就同他结了婚，也还是可以继续念书的。”
于是我就委屈的上了轿，不久又因怀孕而辍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