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鉴》的宣言[13]
自1929年以来，《年鉴》年年出版。尽管曾经有灾祸笼罩在法国和世界的头上，但是《年鉴》没有一年放弃过科学和教育的双重任务。
在这种新环境下，《年鉴》将以一些新方式，并且以新刊名继续出版。
“真喜欢改啊！一开始叫《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然后叫《社会史年鉴》，接着又叫《社会史文集》，怎么现在大标题很短，就叫《年鉴》，而副标题却长了，叫‘经济、社会、文明’？”
我们可以回答，这些改变一部分是偶然做出的。可是为什么我们要摆出自我辩解的架势呢？1929年，布洛赫和我想出版一份有生命力的《年鉴》杂志——我还非常希望，那些把我们的努力延续下去的人，也把我们的希望更久地延续下去。可是，生活就是充满变化啊。
我们非常钦佩，而且应该钦佩，那些怀着冷静的坚信立足于一种知识领域的重要杂志。这种冷静就像埃及金字塔般冷漠的平静。金字塔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远远望去，给人一种威严的印象。但是，金字塔毕竟是陵墓。在塔的中央，禁锢着一位显赫的、被制成了木乃伊的死者。万岁，水泥和透明玻璃！当它们的组合满足不了新的需求时，人们就毅然决然把它推倒，然后从头进行重建。这是另一种力量，就像美国那些大城市的那种扩张的力量，在这十年里，它们重建林荫大道，使城市脱胎换骨。
《年鉴》之所以变化，是因为它周围的环境变了：人和事物变了；总之，世界变了。1938年的世界已经根本不是1929年的世界了。1942年或1946年的世界又会怎么样？——哪个世界更合理，因而更高效呢？
因为我们通常一直在演奏有关废墟的浪漫主义旋律。我们一直在把废弃的电站、高架道路和桥梁、城市街区和村庄夷为平地。我们还惊恐地睁大眼睛，低声咕哝：“有原子弹了……得，世界毁了！”——毁了？还有跟废墟完全不一样，比它还要严重的事情：那种神奇的加速度，猛撞大陆，海洋没了，沙漠没了，使带有相反电荷的——而且直到今天还最有理由在精神和肉体上“保持距离”的人群，突然相互接触：发生短路……
我们的世界基本上就是这样被摧毁的。了解这一点对我们至关重要。心里只有废墟的人马上就自我安慰了：“要有耐心……一年，两年，十年，一切都会重建起来的。将会有全新的地铁站。高架路都将修复。所有水果店都会有香蕉卖。”——虚幻的安全感。
同样，对于这危险到令我们发疯的速度，我们也存在着某种想法：“唔！这是交流的问题。人们解决了国家边境线内的交流问题。人们努力为大陆解决这个问题。好了，人们还将为整个地球解决这个问题！时间的问题、研究的问题、材料的问题，尤其是材料的问题……”这是工程师的幻想。也是政治家的幻想，他们的身边围着官员，为了让这些官员懂得操纵人类，有人向他们传授了秘诀。
当然，也存在一些技术问题。还有一些经济问题。但是对于人类的未来而言，唯一要紧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1932年，我参观了殖民博览会，发现有新的无法抵御的烦恼出现了，回来用这些话表述出来：“历史学家对历史中所有已经发生失常的东西进行思考，种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距离，交替发生变化：有些距离是物质上的距离，每天都在缩短；有些距离是精神上的距离，很遥远，也许无法跨越。”——这就是整个巨变。是文明的巨变。它在1932年就有预兆，在1946年发生了。
“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这些人，这些文明，都是必定要灭亡的。”这句话曾引起过巨大反响，它是瓦莱里在20世纪20年代末写的，可是对历史学家来说，这句话并不新鲜；就以老巴朗什为例，1817年他就已经说过同样的话，字句都一样：这儿那儿遭受过灾难的人都这么想。可是巴朗什也会说这种话——巴朗什，他可是欧洲的一位享有盛名的公民，该欧洲对傅立叶的嘲笑不管不顾，宣称自己就是典型的文明世界。至于瓦莱里嘛，在他写《时事观察》的时代，问题甚至已经不是我们的文明，这种继续被我们当作总体概念的文明（la civilisation），是否就要灭亡。灭亡，是一个庄重的词，带有平静的威严和天然的安详的印记。问题甚至不是要知道，我们的文明是否就要完结，遭到毁灭，而是要知道，未来哪一种文明会在这个已经在熔炉底部冶炼的新世界上建立起来。
因为具体的某一种文明（une civilisation）是会灭亡的，而总体概念的文明不会灭亡。人类的天性，人类的特性，就是争先恐后，互相赶超，以意愿为跳板，总想往更高处跳。只是到现在，他们还是在狭小有限的群体范围内尽最大的努力。产生了群体、部落、民族，甚至大陆的文明，或者是部分大陆的文明。这是一些封闭的文明。毫无疑问，如果不发生大灾变，未来会首次出现这样一种文明，它即使不是全世界范围的文明，也是可在人类可居住的土地上推广的陆地文明，至少是一两块大陆间的文明，它们是由许多局部文明扩充而成的，一边互相对抗，一边又互相吸收。
这个巨大的进步将分成哪几个阶段？最早获得的部分成功是哪些？它们将在哪些连续的层次上确立？欧洲以外的贡献在整个成就中代表了什么？在这些逐渐代替我们的文明的世界级文明中，我们的文明会经历什么？这些都是未来的奥秘。人们多么想预先知道啊，否则的话，就会开始推测……
“这一切都是疯话。而且是一位历史学家写的……”——呵，你们希望这些关于历史的评语是什么人写的呢？因为，请问，从6世纪到10世纪，欧洲到底发生了什么？发生过无法形容的剧烈动荡，遍地烽火狼烟，战争此起彼伏，旷日持久，社会崩塌，生灵涂炭——这些都是文明的大厮杀：野蛮人打古罗马人，北欧人打地中海人，亚洲人打欧洲人——这已经就是各种文明的互相吞食了。在这之后，产生了中世纪的全新的基督教文明。最近我们只经历了这场文明大更新。我们还一直处在这场更新当中。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历史学家的“预言”吗？不是的，这些都是回顾。
从现在起，有一种情况是确定的：生活，就是去适应一个悄悄地持续发生变化的世界，今天我们自己已经在适应了，明天我们的后代将要去适应。
一项伟大的工作已经开始了，它再也不会停下来，尽管有时会暂缓一下。保险公司，把你们的“寿险”这个项目撤销掉吧。父亲按孩子人头往你们的储蓄箱里投放几百埃居，为的是在二十年后，连本带息一起收回这些钱，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增加你们的“火灾险”吧，并把它现代化。还有“盗险”也是……
不错，我们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唉声叹气无济于事，我们必须去顺应趋势。但首先不要手足无措。每天要评估形势，要确定自己在时空中的位置。
空间，我们也把它叫作世界。地球这个物质小球混在其他千千万万个小球当中，漫无目标地游荡，处在银河的一个角落，已经开始不再能满足我们的探索之梦了。我们第一次意识到它的渺小。如果用法国旧的长度单位来量，它是那么大！如果以千米来量，就小些了。而如果以飞机的速度去量，这更不算什么了。人们早晨从卡拉奇上飞机，次日午后4点就在伦敦喝下午茶了。如果十年之后，我们对这个世界已经了如指掌，厌倦了，就去乘坐火箭，漫游无垠太空，飞向那个苍白的月亮，有朝一日还登上它，这是异想天开吗？……
是啊，在我们看来，这个小星球已经微不足道了，没有了神秘感，这个想法出现得多么突然……但是，我们所有人种，不论是白种人、黑种人，还是黄种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在这个星球上生活。这是人类的大厦，在其楼梯的脚下，刻有它的“规章制度”：违者必亡……
这就像是一座有着几百套住宅的大厦，有着几千间寝室的大厦。五彩斑斓，大小不一，还有各式家具。但是大家应该彼此熟悉，因为现在走廊相通，或者电梯上装了两个楼梯平台，黄种人进了白种人的家，而白种人进了黑种人的家，提着冲锋枪，双肩背包装满好吃的：这就是最近的国际主义的两种面貌。
我们应当学会了解这个世界的布局，了解这些房间里的东西。这些房间堆满了货物，也充满了力量，我们应该对其盘点，但始终只从人的角度来盘点：这是欧洲人1946年的第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呢？不仅要置身于人类大厦中，我们住所里那个自我们出生之前就存在的社会，而且要置身于人类大厦其他房间里的所有社会，这些社会以前的主人对这些场所进行过布置整理，给他们的继承人留下了一些家具，还跟我们的祖先建立了某些关系。首先调整好的是空间。其次是时间。1946年的有教养的人是什么样？我们借用我们的中学教育的改革家居斯塔夫·莫诺的说法：“是能了解他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处境的人。是能将他既是参与者又是目击者的处境与其他文明联系起来的人。他们了解了一定数量的重要事件，从接受学校教育时起，并通过改革的学校教育，获得了关于文明的产生与消亡的一种类似经验的知识……”
简而言之，空间，就是地理。时间，就是历史。
当然，有人坚持用其他解决方法。
“你们要注意邻居”，我们在此说道。危险就来自邻居。即使他对你们没有恶意，但像人们之间——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之间——这种比邻而居的关系，也会使一家的任何活动在另一家立即产生反响。这样的紧密接触并不会带来一种亲善关系。因为我们周围都是些多么奇怪，多么叫人担心的邻居啊！人嘛，一向如此。
我说的是一些人，人文主义者也说，不错，就是一些人。你们说：你们要当心他们；而我就用苏格拉底的话来回答，“注意你们自己吧。注意你们自己身上的人吧。人类从类人到人，穿越了千百年，经历过诸多文明。他们的美德，他们的优点，他们的品质，始终是不变的。唯一变化的是他们的外形，外貌。忽视随时而变的人吧。他们没有威望，也不是恒久不变的。他们是鲜活生动的人，这无须多说。直接去研究永恒的人吧。孩子们要努力把这个永恒的人从你们身上分离出来。成年人，就在你们身上完成对永恒的人的塑造吧。塑造成有力的、勇猛的、强壮的人，能抵抗外部压力，不会被压垮……”
永恒的人？这是一幅按规则画的漂亮的裸体画（选好十个美丽模特；取其中一人的肩，取另一个人的腿，等等），我们对它做的全部努力是属于我们新兴的“人文学科”的，其中包括心理学、人类生态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当然还有历史学——直到勒里什的外科学，所有这些学科天天都自称更具有人性，更直接关心人类，可是，我们的全部努力不是正好相反，越来越反人类吗？
30年前，地理学家说的往往不就是“人”及其在地球上的业绩吗？我们不是要求过他们只谈人类群体及其奇特的适应能力吗？通过这种适应能力我们可以解释，虽然人类从大自然获得的武器那么脆弱，且自身的力量那么薄弱，那么易受攻击，却能在陆地上获得成功——而且无论在极地和赤道，还是在格陵兰岛和刚果，在地球表面任何地方，或者几乎任何地方，人类都能相遇。我们的全部愿望不就是要通过他们的业绩来理解他们吗？他们自从在这世界上出现，做出了那样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融入了危机四伏的环境，并且通过化解这些危机，分化这些环境，争取最微小的空间，为自己开辟出一块地盘，并且不断扩张，让自己在其中胜任一个角色——生活，用一种充分展现这个词人性意义的方式。
“关注你们自己？”但是，当我们深入到我们自身时，当我们发掘自己的内心时，我们惊讶地发现的，可不是一幅尽可能完美的抽象裸体画的轮廓，而是我们祖先的遗迹，我们身上竟然存在那么多这样的遗迹：一堆出人意料的古代标记，一些古老的信仰，每个人生下来就继承的一些最古老的思维和感觉的方式——而我们却浑然不觉。我们的历史学家甚至在伯里克利、菲狄亚斯、柏拉图的意识里找到它们——以我们的因循守旧的人文主义者始终指责的一种渎圣行为为代价。因为这样的意外发现其实并不令我们高兴。它们令我们感到惭愧，让我们瞧不起自己。但毕竟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有时候不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在一种个人的或者往往是集体的激烈情绪的冲击下，人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古老的积淀，原始的积淀，会突然泛涌上来，引起人们的恐慌，煽起整个群体的狂热，控制我们，直到使我们“疯狂”。
我们要关注我们自己。要在这些充满我们的意识积淀——这对人类思想的考古发掘来说是意外发现的连续沉积层——中，关注我们自己！这是祖先的遗产。但是不能在它们还有待核实时便全盘接受。不能让死人控制我们活着的人。
那么，快去干活吧，历史学家们。讨论已经够多了。时间在流逝，时不我待。你们是不是还想要人们允许你们喘口气啊？想让时间从每个人门前飞驰而过？关键就在这里。世界在催赶你们，朝你们脸上吹拂它发着高烧的气息。别想了，人们不会让你们安宁的。英国人、美国人、俄国人、黎巴嫩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卡比尔人、达喀尔的搬运夫、西贡的小男仆，都不会让你们安宁。想安宁，可是你们身处人群之中啊，被一些没有学会讲礼貌的人挤压着，冲撞着。你们有礼貌，你们那么为它自豪（尽管不管在什么地方，人们都知道你们的礼貌会变成什么）。邻居要冒犯你们，对你说：“走开，我要坐这里！”怎么办？摆出一点傲慢的样子：“可是，先生……”于是，卡比尔人先生，非洲西部的沃洛夫人先生，越南的东京人先生，恶狠狠地冷笑一下，然后，砰！你胸前着着实实挨了亲善的一拳。接着你就派坦克、大炮、飞机去反击？可是他们也有这些武器，甚至就是你们卖给他们的。他们的人太多，太多，太多……要在世界上扔原子弹才行，要有条不紊地一公里一公里地去扔吧？划成格子精准地去扔吧？多美妙的进步啊；不过人类还知道一些比较便宜的自相残杀的方法……
旧世界结束了。永远结束了。我们法国人，之所以有机会度过危机，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迅速更清楚地理解这个浅显的真理。放弃正在下沉的船。我告诉你们，跳到水里去，拼命游吧。从现在开始，这种利害一致，实际上就会让遇到海难的船员们团结起来——将来还会使所有人团结起来——努力把它变成一种劳动的、交换的、自由合作的利害一致。我们已经彻底或几乎彻底丧失了我们的物质财产。但是如果我们还剩下精神，那就什么也没有失去。我们来向世界解释世界。
通过历史学来解释。可是通过什么样的历史学呢？是把玛丽·斯图亚特的生平“写成小说”的那种历史学？是让戴翁骑士（Chevalier d'Eon）及其裙子真相大白的那种历史学？
对不起，我糊涂了。
好了，别说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历史学家太多，而且造诣都很深，一丝不苟，最糟糕的是，还有太多的历史学家听任自己被1870年战败者的拙劣课程引入歧途。哦，他们都在努力工作！他们研究历史就像老祖母做绒绣，对细微之处都全神贯注。可是要问他们为什么做所有这些工作，他们就会笑得像孩子一样，老兰克说的天真的话是最好的回答：“就想搞清楚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当然，也要掌握一切细节。
我们不再有时间，我们不再有权利。26年前，1920年，当我在获得解放的斯特拉斯堡大学第一次上讲台时，在战场上死里逃生的我，面对两代在风华正茂时就倒下的睡在墓地里难以瞑目的人，焦虑地自问，我的责任是什么？！
我作为历史学家，有权利重新研究历史吗？在有那么多别的工作急等着公民去做时，我有权利把我的时间、精力、我所剩下的全部力量都贡献给历史学吗？我作为教师，有权利以身作则，鼓励一些年轻人跟在我后面，走我走过的老路吗？在如今这种形势十分严峻的处境下，我们所有人，应该怀着怎样沉重的恐慌来自问？
要明确回答。然而在这里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要研究历史，不错。因为历史学能，而且唯有它能让我们在一个极不安定的世界里，以除了对恐惧的本能反应之外的其他本能反应来生活，那种本能反应就是拼命钻地下室的本能反应，而人的全部力气，也只够把头顶上破裂的屋顶和摇晃的天花板撑住几小时。”
历史学不束缚人。历史学不逼迫任何人。但是，没有历史学，任何东西都不再牢固。要在蒙马特高地上建造圣心大教堂，首先就要对高地进行钻探，一直钻到塞纳河水面的深度。沙地、泥灰岩、石膏层、石灰岩：当人们把支撑地表风化的土壤的地底下的地质情况都弄清了，就可以开工建设了。当然，地质条件并不强求建筑师要建造新拜占庭式教堂，而不是新哥特式教堂。不管他最终采取什么样式，地质条件都能让他的建筑稳固，一年后不会倒塌。历史学也是这样。它理解事物，也让人们理解事物。它不是每天早上要去洗耳恭听的一堂课，而真正是一种像大气一般的持久状态。对我和马克·布洛赫来说，它就一直是这样的东西。对所有将帮助我工作的朋友来说，历史学是明天对当今的人必然面临的问题的回答。历史学解释了人所处的复杂局面，如果他了解这些局面产生的根源，他在其中进行斗争就少一些盲目。历史学可以重新提起曾经解答了过去的问题的答案，因此无论如何，这些答案都不会解答现在的问题。但是，把过去和现在的不同之处弄清楚，这对于受历史学滋养的人来说，是一种多么灵活的教育啊！
“你们这样做，是要让科学的尊严屈从于我们记者所称的时事的需要……”我不让任何东西屈从于时事的需要。你们大可放心，我不会把历史学家跟电话问讯处那些助人为乐的女士混淆，电话用户有权向她们询问当代名人的年龄，或秘鲁军队中军阶的饰条。但是我也不想把老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企鹅岛》中的那位菲尔让斯·塔皮尔归入永恒的概念。我要求历史学家们在开始工作时，不要按照马让迪的方式去做，他是克劳德·贝尔纳的老师，生理学先驱，那么喜欢把双手插在口袋里闲逛，关注罕见的奇特现象——而且像他说的，跟拾破烂的一样，在垃圾堆里翻找。我要求他们照克劳德·贝尔纳的方式去做，头脑里先有个很好的假设。绝不要像从前在巴黎塞纳河畔旧书摊上淘书的人那样随便收集事实。我要求他们不要提供一种自然而然产生的历史，而是提供有疑问的历史。
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将对他们的时代产生影响，他们将让他们的同时代人，让他们的同胞能够理解将要上演的、已经上演的戏剧，在这些剧中，他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他们将提供最丰富的答案元素，对困扰着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的问题做出解答。
历史学的方法、文献学的方法、考证的方法：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精密工具。它们为其发明者带来荣誉，为几代使用者带来荣誉，他们从前辈那里继承了它们，并且在使用中加以完善。但是会使用，喜欢使用这些工具，还不足以培养出历史学家。无愧于这个称号的，只有那种全身心投入生活的人，他们具有这样的意识，即通过投入生活，沉浸在其中，从中吸收当前的人文精神，来大大增强他的研究能力，增强他使过去复原的能力。他复原那种掌握着人类命运隐含意义的过去，并且作为报偿，过去也会让他掌握这种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