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蒂尔德公主殿下的沙龙
有一天，路易—拿破仑亲王，如今的俄罗斯军队将军，在贝里街的沙龙里第一百次向几个知己表示他想进入军界的欲望，他的姑妈玛蒂尔德公主对此深感忧虑，唯恐这种志向会夺走她最挚爱的侄子，她对在场的人大声叫嚷道：
“真的吗，怎么就这么固执！——不幸的是，这不是理由，因为你的家族已经出过一个军人了！……”
“他的家族已经出过一个军人了！……”必须承认，这让人轻易联想到他与拿破仑一世的亲戚关系。
其实，玛蒂尔德公主的精神风貌中最动人的特点也许莫过于她谈论与出身等级有关的一切时的那种爽快。
“法国大革命！”我听见她对圣日耳曼郊区的一位贵妇人说，“要是没有法国大革命，我也许会在阿雅克修大街卖橘子呢！”
这种得意的谦卑和直率，她近乎庸俗的尖酸刻薄的表白让公主的话语中带有一种既独特又略显青涩的那种妙趣横生的味道。我永远忘不了她回答一位妇女时的那种诙谐而又粗暴的语气，这个女人问她：
“我冒昧地请教殿下，公主王妃是否会与我们这些普通的布尔乔亚女人有相同的感觉？”
“我不知道，夫人，”公主回答道，“您不该对我提这种问题。我又不是神权的化身。”
从公主的眼睛和微笑里，从她接人待物的所有方式中流露出来的一种极度的温情冲淡了她身上的这种有点男性化的粗鲁。为什么要分析这种待人接物的魅力呢？我宁愿试着让您感受一下公主会客的情景。
请您随我一起去贝里街，千万不要耽搁太久，因为那里的晚宴不会很晚开场。
晚餐很早就开席了。也许不会像阿尔弗莱德·德·缪塞到来的那个时期那样早，他生平只有这么一次在公主家用晚餐。大家等了他一个小时。当他大驾光临的时候，晚餐已经进行到了一半。他烂醉如泥，一言不发，从餐桌起身离开晚宴。那是他留给公主的唯一回忆。然而，直到今天，那里还是全巴黎邀请客人七点半前来用晚餐的少数府邸之一。
晚餐后，公主来到小客厅，坐在一张宽大的扶手椅上，从外面看进来，椅子在右面，而且是在屋子的最里面。从大厅看去，这张扶手椅反而在左面，而且面对着刚才招待客人饮料的小房间正门。
此时此刻，晚上邀请的宾客还没有到。这里只有用过晚餐的客人。公主身边有常来光顾贝里街她家晚餐的一两位常客：风趣得如此潇洒而又潇洒得如此风趣的贝内岱蒂伯爵夫人，拉斯波尼小姐，公主的亲随埃斯皮纳斯夫人，备受众人爱戴尊重、才华出众的《巴黎杂志》主编的妻子冈德拉克斯夫人。
餐桌上坐在公主左边的冈德拉克斯先生这会儿翻阅的可是《巴黎杂志》？刻板的夹鼻眼镜遮掩了他和蔼可亲的眼睛里细微的表情，黝黑的长髭须看上去威风凛凛。
皮雄先生刚才打开的可是他自己的那本《不列颠杂志》？他的单片眼镜架得四平八稳，纹丝不动，显示了佩戴眼镜的那个人在晚会开始之前阅读这篇文章的坚定决心。
在这同一张餐桌上，在晚餐之后与会客之前的放松间歇，人们经常看到一个年纪很大、模样年轻的小老头，他的脸颊像孩子般光鲜，一头短短的银发，穿着极为考究，他的谦恭礼貌体现了他在待人接物上的细心谨慎。那是贝纳岱蒂伯爵，法国现任和历任柏林大使的那位伯爵（一八七〇年他还来过这里）的父亲。他是一个真正的才子，风度优雅无懈可击，两年前，他的死曾经让公主深感忧伤，他每年都在公主身边度过几个月的时间，抑或在巴黎，抑或在圣格拉蒂安。
也是在这个时期，公主的一个莫逆知己难得来到公主家里，他专以头脑简单地牺牲自己来博取大家的欢心，可他仍然不失为上流社会的佼佼者。天真幼稚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变成可笑滑稽，在那些以自己的方式从他的讲话中取乐的老谋深算之徒的心目中，公主这位朋友的价值就在于他的天真幼稚。
一个雪天的夜晚，公主在晚餐后对她的一位朋友说：“我亲爱的，既然您一定要走，那就请您至少带上一把雨伞。虽然现在雪已经停了，不过这雪还会再下的。”
“用不着雨伞，不会再下雪了，公主。”这个人打断了公主，因为他喜欢插嘴，“不会再下雪了。”
“您怎么知道的？”公主问道。
“这个我懂，公主，不会再下雪了……不可能再下雪了……有人撒过盐！”
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可那位朋友却说：
“再见了，公主，我明天再打电话给殿下向您领教殿下的消息。”
“啊！电话，多么美妙的发明！”这位技艺高超的插嘴者感叹道，“那是有史以来的绝妙发明……（同时又唯恐有所失实）当然啦，是自从旋转餐桌发明以来！”
我不知道这个可爱滑稽、风趣诙谐得不由自主、此时此刻有点与世隔绝的人当天夜晚是否留在了公主家里。
然而，他却在那里大出风头，他出人意料的插嘴，他深思熟虑之后的发现让所有的宾客充满了甜蜜的欢乐！请听他是怎么说的吧，对他十分器重的福楼拜竟然有一天为他朗读《布瓦尔和佩库歇》。
公主对如此之多的不实之词感到恼火，她有点激动地表示异议。居斯塔夫·福楼拜友人的附议更是肯定了公主的看法：
“您搞错了！”
“不会的，我确实没有搞错。”看到人们发笑的神情，他做出了这样的让步，“噢！确实是我搞错了，公主，我有点糊涂了。是我搞错了。他是给我朗读了《布瓦尔》，我对此确定无疑。不过嘛，您说得也有道理，他没有给我朗读《佩库歇》。”
我们在这些回忆上耽搁了许多的时间。公主客厅的大门已经半开半掩，即将进去的那个贵妇人——没有人知道她是谁——正在最后一次整理容妆；先生们离开了他们浏览杂志的桌子。大门完全敞开了：进来的是让娜·波拿巴公主，后面紧跟着她的丈夫，德·维尔纳夫侯爵。大家都站起身来。
在让娜公主走向公主的中途，公主站起身来欢迎让娜公主和德·特雷维斯公爵夫人，后者是同德·阿尔比费拉公爵夫人一起进来的。
每位进来的贵妇都向公主行屈膝吻手礼，公主挽起贵妇，拥吻贵妇，或向她不太熟悉的贵妇屈膝还礼。
这是大名鼎鼎的施特劳斯律师和出生哈莱维家族的施特劳斯夫人，她的才智和美貌都给人以强烈的独特诱惑；路易·冈德拉克斯先生、德·迪雷纳伯爵和皮雄先生殷勤地围绕着她，而施特劳斯先生则在神情狡黠地四处张望。
大门又敞开了，进来的是德·格拉蒙公爵暨公爵夫人，继而是至高无上的波拿巴家族，拥有帝国所有最高头衔的家族，里沃里家族，即德·埃斯林亲王暨王妃以及他们的孩子，欧仁和若阿香·缪拉亲王暨王妃、德·埃尔沁格公爵暨公爵夫人、德·拉莫斯科瓦亲王暨王妃。
这是居斯塔夫·施伦贝尔热先生、巴斯特先生、杜·博斯先生暨夫人、保尔·德·普塔莱斯伯爵暨伯爵夫人、乔瓦尼·博尔热斯亲王，他学识渊博，既是哲学家同时又以健谈而著称；布尔都先生、德·拉博尔德侯爵、乔治·德·波托—里什先生暨夫人。
小客厅里已是济济一堂，资格最老的常客指点着去大厅的路径，关系比较疏远的宾客会带着某种腼腆羞怯去欣赏那里陈列的艺术瑰宝，就像大师眼里的小学生。
玛德莱娜·勒梅尔画的皇太子肖像，杜塞画的公主肖像，埃贝尔画的公主肖像，画中的公主有着非常漂亮的眼睛，她佩戴的珍珠是如此的温馨，这些肖像让人驻足不前。
博纳目光敏锐地打量着面前的肖像，精美的绘画让他眼光发亮，他与夏尔·埃福吕西互相交换对技巧的感想，后者是《美术报》的主编，撰写过一本关于阿尔布雷特·丢勒的精彩著作，他们的声音低得让人难以听清。
公主再也坐不住了。她从众人身边走来走去，迎接刚到的宾客，混迹于每个人中间，对每个人都说上一番特别有针对性的话，过不多久，当那个人回到家中时，他会觉得自己才是晚会的中心。
这个沙龙（我们就“沙龙”这个词的抽象意义而言，因为公主的沙龙先是设在库塞尔街，后来又移到贝里街）让人联想到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一个文学之家；梅里美、福楼拜、龚古尔、圣伯夫每天都来这里，在真正亲密无间、完全无拘无束的气氛之中，公主有时会出人意料地突然现身，邀请他们共进午餐；他们没有任何文学秘密要向公主隐瞒，而公主也不会因为王族的身份而对他们有所保留，公主奉陪他们直到最后——不仅提供日常的简单服务（圣伯夫说：“她的府邸就是某种美雅的内阁。”），而且还提供举世瞩目的重要服务：阻止某些迫害，解除某些偏见，提供工作上的便利，促使人们走向成功，让生活变得温馨，改变命运——人们不得不相信，上流社会的某些权贵总会对文学史产生一种卓有成效的影响，很少有女人像公主那样如此高超地利用这样的权势。
“公主喜好古典派，”圣伯夫说过，“所有的王公都喜好古典派。”
圣伯夫有没有搞错，人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怀疑，公主选择福楼拜，器重龚古尔是否属于古典派的行为——在这个方面，她的情趣远远超过了她的同时代人和圣伯夫本人的情趣。
然而，从公主对待他们的方式中可以看出，她更多是以一个挑剔的女友的那种忠诚对待两个心仪的男人，而不是名副其实地偏爱这个人的天才，那个人的禀赋。
有多少生前默默无闻的伟大作家因此将珍贵的友谊归功于他们的内心素质和社交魅力！回首往事，我们认为是他们的天才赢得了这些友谊。
总而言之，公主的名字被镌刻在法国文学的黄金桌上。梅里美的整整一卷《致公主的书信》；福楼拜的无数信札、圣伯夫的一卷《星期一丛谈》、《龚古尔日记》中善意而又巧妙的许多篇章都给予公主以最好和最高的评价。
泰纳、勒南，还有其他许多人也是公主的朋友，她晚年在泰纳的《拿破仑·波拿巴》问世之后与泰纳有过争执。泰纳对公主说：
“您务必阅读这本书，请您告诉我您对这本书的看法。”
他把这本书寄给公主。她读到了拿破仑就好像某个雇佣兵队长的那些可怕的独立篇章。翌日，她把自己的名片寄给泰纳，确切地说，是把她的名片放在泰纳夫人家中，她本应去拜访泰纳夫人，名片上写着这些简单的字母：“P.P.C.”（特此告辞的缩写）。这就是她的答复，意即再也不会去她家拜访。
过后不久，她又向曾经对她大名鼎鼎的叔叔恶言相向的这位作家大发雷霆。在场的若斯—玛丽亚·德·埃雷蒂亚热心地为泰纳辩护，他因此得罪了公主，公主有些冲动地向他证明了她的气恼。
“殿下您大错而特错了。”埃雷蒂亚说，“当您看到我站在一个不在场的朋友一边，甚至不惜与您作对，您应该反过来这样理解，这就证明我忠诚可靠，值得大家信赖，尤其是您。”
公主微笑着同他亲切握手。
公主与她的朋友之间洋溢着一种非常宽松自由的气氛，这一点在他们对“公主”的称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按照礼节，他们应该称呼她：“夫人”。他们不会错过反驳她和顶撞她的机会。因此，人们有点惊奇地在圣伯夫的书中读到这样的句子：“她与她的兄弟——拿破仑亲王——在这一点上十分相像，如果人们可以从观察家的角度倾听他们的谈话。”
难道人们不可以这样做吗？
从细致的观察中获益的只能是公主，即使她无法从中获益又有何妨？Amicus Plato sed magis amica veritas（以柏拉图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
一个艺术家只能为真理服务，对身份地位无所顾忌。他仅仅应该在自己的描绘中考虑到这一点，秉承差异化的原则，比如国籍、种族、环境。一切社会条件都各有其影响，艺术家应该怀着同样的好奇心表现一个王后的举止和一个女裁缝的习惯。
公主与泰纳、圣伯夫发生了争执。另一位法兰西学院院士在他的晚年与公主重归于好。
我想谈谈德·奥马尔公爵。
一八四一年，当公主重返法国时，她受到王室家族令人羡慕的礼遇，她从未忘记自己对王室的亏欠，她在任何时候都从来不允许别人当着她的面谈论或许有损于奥尔良家族的任何事情。
然而，帝国政府的做法就不同了：王族的财产被充公没收，尽管有玛蒂尔德公主和德·汉密尔顿公爵夫人从中周旋。不久，继拿破仑亲王的一次演说之后，人们又回想起德·奥马尔公爵写给公主的那封可怕却又绝妙的书信。
从此以后，公主似乎再也没有见过德·奥马尔公爵。实际上，他们在许多年里生活在彼此相距甚远的地方。继而，时间抹煞了怨恨，而感恩之情却没有因为时间而递减，就这样，这两位天性如此相似的编外亲王公主彼此之间产生了某种相互的倾慕，他们之所以成为人上人只是缘于他们的出身，他不完全是奥尔良家族的同党，而她也不是十足的波拿巴主义者，而他们却拥有相同的朋友，当代伟大的“有识之士”。
几年来，这些人彼此之间再三重复着亲王对公主、公主对亲王的那些客套话。最后，在小仲马的安排下，他们终于有一天在博纳的工作室中会面。
他们已经有四十多年没有见面了。四十多年前，他们既标致又年轻。他们现在依然标致，却不再年轻。
他们先是风情万种地在暗处彼此疏远，谁也不敢指出对方的变化。他们相互之间用恰到好处的语调和极有分寸的感情来表达这些微妙的差别。继之而来的是真正的亲密，这种亲密一直持续到亲王去世为止。
玛蒂尔德公主原本可以嫁给她的堂兄拿破仑皇帝，或她的堂兄俄国沙皇的儿子，如果她愿意的话，然而，她却在二十岁的时候嫁给了德米道夫亲王。
当她以德米道夫王妃的身份抵达俄罗斯时，她的姑父、曾经希望她成为自己媳妇的尼古拉沙皇对她说：
“我永远不会原谅您。”
他仇视德米道夫，禁止人们当着他的面提到德米道夫这个名字，他时常突然来到他的外甥女家吃晚饭，甚至不看她的丈夫一眼。
当他觉察到外甥女的不幸时，他对她说：
“需要我的时候，您总能找到我的；您可以直接跟我说话。”
他信守诺言：这一点，公主永生难忘。
当她以皇帝堂妹的身份返回法国时，她迫不及待地给尼古拉沙皇写信。
沙皇给她回了信（一八五三年一月十日）：
“我亲爱的外甥女，收到您那封美妙可爱的信让我感到非常高兴。这封信印证了您令人敬重和令我愉快的种种情感；按照您的说法，法国新近的好运已经找上了您，尽情享受这好运给您带来的恩惠吧；这些恩惠只有在像您这样感恩的手中才会得到妥善的安置。我很荣幸能够在其他时候给予您以援助……”
然而，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了。
公主被夹在法国公主的爱国主义与对她姑父和恩人的感激之间，她给尼古拉沙皇写了一封令人动容的书信，即便是最吹毛求疵的沙文主义也对此无可挑剔。沙皇的回信如下（一八五四年二月九日）：
“我亲爱的外甥女，我十分真诚地感谢您在信中向我表露的高尚情感。您永远不会随着动荡的政局而变心。对此我坚信不疑；然而，在目前的形势下，来自另一个国家的美好而友善的话语会让我感到格外的满足，在最近的这段时间里，俄国及其君主不断地遭到这个国家最恶毒的指责。同您一样，我也为不久前俄国与法国之间良好关系的终结而感到惋惜，尽管我曾经为开辟一条友好协商的道路竭尽全力。看到法国皇帝登基，我由衷地希望恢复帝制的必然后果不是与俄国为敌的对立以及两国之间的武力冲突。上天保佑，让一触即发的暴风雨烟消云散！相隔四十多年之后，欧洲注定还要再度沦为上演同样的血腥戏剧的舞台吗？这一次的结局又是什么？人类对此根本无法明察洞见。不过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亲爱的外甥女，无论局势如何变换，我对您的真挚情感一如既往。”
这两封信都曾经发表过。但是，结尾的某些细节却从未面世，甚至完全不为人所知（正如本文至此使用的一切素材）。
尼古拉沙皇对玛蒂尔德公主的真挚情感来自皇室家族的传统，尼古拉二世也不断地向她证明了这一点，只是在恭敬的程度上有细微的差异，因为后者是年轻的晚辈。
众所周知，在庆祝年轻的沙皇第一次访问巴黎期间，曾经在巴黎荣军院举行过一次仪式。
公主接到政府的邀请前往贵宾台观礼；然而，当事关拿破仑特权本身之时，她——如此简朴、对身份地位的特权如此不屑一顾的她，正如我们所见——却再次展示了她那完好无损的拿破仑式的骄傲。
她让人答复说，她去巴黎荣军院根本无须邀请，因为她有“自己的钥匙”，如果她觉得有必要，她会以这种方式去那里，这是唯一适合她、拿破仑侄女的方式。要是人们同意她以这种方式去那里的话，她就去，否则她就不去。
然而，她会“用自己的钥匙”去那里的说法意味着她打算去自己姑父的墓地，尼古拉沙皇也要去那里拜谒！……
人们还没有大胆到如此地步；然而，就在沙皇前往拿破仑一世墓地拜谒的当天早晨，公主的一位朋友——据信是海军上将迪佩雷，大清早就赶到她家，告诉她最后的障碍已经扫除，她获准“用自己的钥匙”前往巴黎荣军院，如果她觉得有必要的话。
拜谒马上就要开始了。公主仅有足够的准备时间，她随身携带了一位女友，权且充作当天的伴妇（我们不记得究竟是拉斯波尼小姐还是贝纳岱蒂子爵夫人），在接受了与她的身份相称的所有礼遇之后，她便与她的伴妇一起进入任何人都无法入内的地下墓穴。
片刻之后，沙皇与她在那里重逢，向她表示各种由衷的崇高敬意。
陪同沙皇的是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富尔，他被引荐给公主，他向公主行吻手礼，自从这一天起，就像其他所有人那样，他不断地展现无懈可击的圆滑手段，娴熟自如地以此将最坚定的共和主义与久经考验的爱国主义撮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