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几个月前，一本新书问世了。从开本和页数看，这是一本小书；但是从新观念、假说和富有成果的比较研究来看，它是一本大作。只有大师才能写出这样的书，他们毕生在一个领域中出类拔萃，他们还具有一种天分，能够使他们所研究的东西具有生命。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亨利·皮雷纳。
《中世纪的城市：经济与社会史论》[297]，我愿意说它几乎就是一部通史评论。因为，皮雷纳身处一块他对其所有街区和偏僻角落、所有林荫道和景色都了如指掌的土地上，却没有以不同形式，再写出另外一本像不久前让他在法语读者中声名大噪的那本出色小书，《荷兰的古代民主》[298]。他在重述《历史评论》的经典文章的主题时，也没有再次对中世纪城市构成的起源，或市场和商人在城市形成中的作用，进行专深的研究。[299]他所尝试并且获得成功的权威的综述，具有另一种意义，也属于另一种智力范围。这是一位历史学大师，他的杰出能力包括出色的辨别力、睿智的理性、想象力和特别细腻的历史理解力，他能够从他的文献资料和经验的宝库中，为我们提炼出有关中世纪文明几个主要方面的整体观点。
各种文明状态有各种类型的城市。皮雷纳为了描述中世纪早期的市镇，随后再描述狭义上的中世纪时期的城市，并没有一直把自己限制在城墙以内。相反，他一开始表现出一种独特的能力，用粗线条勾勒出一系列连续的，可以称作“经济格局”的东西；把那些差异很大的聚居区框在这些格局中依次加以说明，然后形成大范围的聚居区。他先让我们弄懂各个时代的城市为何和如何呈现出这样的一些特征，而不是别的样子。接着跟我们说明从这些广泛综述中的经过比较和组合的事实中抽出的大量要素，让我们在城市组织的内部统一体中重新找到这些经过归类的而且有效的要素。再也没有比这更吸引人的方法了；确切地说，没有比这更聪明的方法。他就是这样向我们展示了持续到8世纪末的城市活力。后来由于伊斯兰教的突然干扰，地中海的繁荣的商业贸易、东西方之间的交往，都深陷衰退之中。这两幅宏大画面，预先说明了第三章将要头头是道地描述的市镇的特征；他就是这样在对城市及其机构的形成进行研究之前，在四、五两章中，通过阐释商业的复兴，以及职业商人阶层的形成的原因和阶段，预先提供了城市特有的一系列事实的关键，这个关键绝非他虚假地从隐没这些事实的环境中抽象出来的。
不要指望我们对这样的著作进行分析，这样的著作必须亲自去读。除了这位历史学家的《比利时史》[300]，还有《荷兰的古代民主》，以及另一篇杰出论文《资本主义社会史的各个阶段》[301]，都是任何现代学者的书房必备的少数历史著作之一，它们是活力充沛的硕果。再说，充当远古史的专家来研究这位历史学家的工作所依据的那些基本论题，也不是我们的责任。那些论题就是几年前——1922年和1923年——由《比利时文献学和历史学杂志》发表的两篇论文所提出的论题，其中一篇为《穆罕默德与查理大帝》，另一篇为《经济对比：墨洛温王朝时期与加洛林王朝时期》[302]。从这两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即可了解到这些论题。皮雷纳说，外敌入侵并没有破坏古代世界统一的经济。因为要复原那个世界的原貌，首先就得抛弃我们关于欧洲的观念，由于那个观念，我们所有的其他观念都错了。那时存在欧洲吗？不存在。那时存在一个罗马帝国和一种地中海文明，帝国濒临整个地中海，而它的边界围绕这片内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保护圈，完全确保了它的安全。一片海把一些人联系在一起，他们靠同一种文明的许多纽带相互联系，人们绝不应该把适合（也许？）我们的现实需要的欧洲人、亚洲人、非洲人的标签贴在这种文明上，而这种现实需要，由于是把现在投射到和它相距太远的过去，因此只会产生严重的错误和混乱。[303]
然而，在入侵时期，蛮族人就冲着这个地中海蜂拥而至。他们都想在沿岸定居，为此互相争斗：其中有非洲的汪达尔人、阿基坦和西班牙的西哥特人、意大利的东哥特人、罗讷河流域的勃艮第人。大家都在争斗，除了一些来晚了的人，这些人主要是法兰克人。但是，一旦他们在这片海洋的肥沃的沿岸占领了有利位置，安顿下来，就别无所求了，也不影响任何人。罗马帝国当然四分五裂了。当然，发生这种分裂不是没有造成损害。旧的地中海文明遭到了沉重打击。人类的活动，如贸易，大量减少。但是交换体系丝毫未变。地中海沿岸居民之间继续来往，当然，这种交往不太活跃也不太有成效，影响和重要性都降低了。不过，地中海还一直对周围散发出古老的吸引力。东西方之间的纽带没有断裂……
这时，突然发生了一场剧变：伊斯兰教来了。伊斯兰教势力入侵。它“以引起宇宙灾变的力量”，横扫历史的进程。仅仅五十年的时间，它一方面波及太平洋，另一方面波及大西洋。这股巨大力量不会持久，也没有持久。但在8世纪初，当伊斯兰教扩张势力似乎被摧毁时，古代世界最终也完结了。这次它被无可挽回地摧毁了，因为在新征服者的突然冲击下，这个把沿岸居民团结在一起的“大家庭般的”地中海换了主人。它的大部分成了穆斯林湖泊；小部分是基督教湖泊。大家在此角逐、冲突、争斗。很长时期以来，地中海第一次把东西方分开了，把以前使亚洲、非洲和欧洲连在一起，而且使它们相似的海岸分开了……
于是，法兰克人的国家具有了它的全部价值。作为迟来者，原先由于没有更好的地方，它是在远离这片统一的海洋的阳光海岸建立的，与遥远的大洋和中欧的大江大河接触。它变成了地理中心，并且渐渐成为一个新核心：先是加洛林王朝的欧洲，然后是中世纪的欧洲。尽管宗教、政治、制度、文学、甚至文字都相近，但在古代时期还勉强继续存在的墨洛温王朝与预示了新的政治构成和命运的加洛林王朝之间，处处都表现出强烈的反差。而正是由于基督教徒在地中海的港口渐渐没落——其间伊斯兰教徒在巴勒莫为他们的海盗船建了一个军火库和一个基地——欧洲很快遭遇到一场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危机，这尤其解释了查理大帝缔造的帝国迅速崩溃的原因：皇帝们没有了财源，再也供养不起拿薪俸的官吏，于是不得不将这些官吏行使的权力委托给贵族，从而断送了一切……
这个论题简单，论述也十分巧妙，因而很有说服力；后来专家们对它展开了起起落落的争论，二十年后，这个论题就不再作为论题存在了；经过一些学者小组的认真权衡、检验、查核，所有因素被纳入一个从可能相当不同的方面进行的宽泛的综述……在历史学上，这是新型独创观念通常的命运：我们预先都知道这种命运，而且我们历史学家的个人事业一有成果就会匿名地奉献出来，我们发现这种隐名埋姓的奉献是崇高之举，它使我们与我们的道义上的责任联系更紧密。要验证这位大历史学家娴熟地阐释的观念，需要做大量工作，足能让专家们忙上许多年。我们至少要指出两件事：一是吸引我们的这本小书展现的知识极为丰富[304]；二是一位研究现代史的历史学家要完全准备理解皮雷纳的这个“假说”。研究伊始，这位历史学家也碰到了一场剧变，与《中世纪的城市》的作者向我们描述的剧变的性质相同。因为在16世纪初引起整个一系列重大转变的事件，就是伊斯兰教的第二次入侵——土耳其人在东地中海沿岸替代了阿拉伯人——尤其是1516年他们占领埃及，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正是这个事实，而不是一个叫哥伦布的人的发现，或者甚至不单单是葡萄牙人的航海活动，解释了威尼斯纷争发生的原因。而且同样，如果人们仔细观察，也正是它充分解释了意大利在文艺复兴运动衰落之前突然衰退的原因。先是发生政治危机，然后是当时横扫半岛的智力和精神危机，自圭恰迪尼之后，人们就简单地用“蛮族人入侵”来进行解释了。没有发生其他事情吗？1300年，威尼斯确实处在中心，而且是文明的基督教世界的中心。1520年呢？它不过是基督教世界的一个堡垒。意大利占据了地中海的一个中心，比萨人、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其他许多地方的人都在此积极从事经商活动。它成了一条通衢，是欧洲面对伊斯兰教的一个前哨。它在地中海东部的盆地一半被用来建造壁垒。而这个如此突然的转变，不会对意大利文化的命运产生影响吗？
房屋价值如何改变，要看它们是面临一条沿着城墙的窄巷，还是面临一条通衢，其实并不只有现代城市的房屋是这样。我们要感谢皮雷纳的这本小书非常及时地提醒了我们。
二
前不久，皮雷纳又有一部著作在布鲁塞尔出版，把读者的视线从《中世纪的城市》引开。该著作追述了比利时被法国大革命的军队征服，被法国吞并，然后在执政府和帝国统治下的生活；1815年荷兰王国的诞生，以及在1830年8月和9月间革命时期的灭亡。[305]作者非常流畅地阐述了那么多鲜为人知的事实，这些事实之间的关系都很难理解。作者是中世纪史的研究者，我们刚才指出了他的一项最出色、最完整的成就……确实，他这不是第一次让我们钦佩他的这种思维的灵活了，这是一种特殊的才能，能抓住那些在最不同的时代推进社会发展的隐秘的原动力。只需翻开《比利时史》的第3、4、5卷，人们就会相信这一点。但是，两本著作的问世还有一点特别惊人之处，它们表明了这位大历史学家几乎是在同时用同等的力抓住了时间的两端。
我们在这里还是不分析应该阅读的内容，也不分析人们怀着强烈的好奇心从头到尾读的内容。但是，我们要指出这部杰作如何向我们法国人揭示了比前面任何一卷都更直接的重要意义。对于打算从许多悲剧性的侧面研究来比利时遭受束缚、动荡和革命的四十年历史的人，这本著作能提供许多教益。这不仅是因为，事实上从1782年到1815年，比利时和法国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接近到不分彼此的程度，谁也不能在研究比利时的重大事件时，不去研究同时在法国发生的部分重大事件，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还因为，要研究这种被迫接近的历史，一位比利时的历史学大家，必须对我们的大革命，并且对我们法国从1789年到1815年，然后到1830年的历史，整体地、全面地、明确地提出一些评价和观念，这些评价和观念由于是出自一个像他这样，处在自己立场上的人，因此正好向我们法国人显示了一种类似于实验的意义，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逆实验的意义。这种逆实验是从外部进行的，得到熟练的控制，并且结合了一些已知因素，不过其范畴、规模和目的与我们的不同。也可以说，这是因为他是比利时的历史学家，而且打算仍然当他本国的历史学家，不当别国的历史学家；是因为皮雷纳对他根据整个过去和整个未来向我们追述的重大事件进行评价，这些事件发展的固有状态、进程、进度显示了一种真实的，深厚的民族特性，他从事实的脉络中参透了这种民族特性，而我们因为对这些事实太过熟悉，反而看不清它们的某些确实十分显著的特征。在整篇著作中，他集中运用极其丰富的知识揭示了这些特征，令我们惊叹不已，并最终吸引了我们。
这些特征中，我只记住两点。首先，我惊讶地发现，亨利·皮雷纳表现出极强的感觉能力，并且让我们注意到一种因素，人们可以随便地称之为“来自大革命的约瑟夫二世方面”的因素。我的意思是说，这种因素使大革命从其起源和发端来看，并不是一种民族的和法国特有的现象，也不是一种世界性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欧洲的现象。这种因素就是一种同源关系，它让这位比利时大师产生极其深刻的印象，并且把制宪会议议员的工作本身，与18世纪下半叶的一些“开明君主”的意图和成就联系起来，而我们（按照把旧制度和大革命这两种对比鲜明的图景对立起来的习惯）只在法国本国和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寻找先例，而且只找到类似的先例。
但是同样令人惊叹的，是皮雷纳对一些重大事件的分析。这些事件在很短时间内，把一个为人类立法的共和国变成了一个完全帝国主义的共和国；把一个奠定现代国家基础的法国变成了一个民族国家创立者的法国。在一些年里，这种转变决定了一位比利时历史学家的祖国的命运，他有理由要以敏锐的眼光追踪这种转变的所有阶段和变迁。他还注意指出这两组事实之间存在的被我们忽视了的联系。他在第5卷中想必仔细研究了约瑟夫主义，并发现了制宪会议的工作中所有“开明专制”的东西，告诉我们他深深被这些东西吸引，同时他也以惯有的敏锐的洞察力注意到，大革命“虽说向专制借用了纲领，同时也反对专制”。因此，人们出于对专制和暴君的仇恨，拒绝把执行法律的手段授予脆弱的王权，授予一个孱弱的国家元首。因此，从1792年开始，由于法国陷入与奥地利、普鲁士，以及很快与整个欧洲的战争，爱国精神得以复苏，而且为了确保国家安全，神圣的利己主义也得以复苏。当祖国不愿灭亡时，这种利己主义总是把它的法律强加给受到威胁的祖国。无疑这一切都被他看出来并且说出来了：但是以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声音。这种观念经常被人以各种方式和在各种时机再次采用，以至于我们的大革命，在法国完成了路易十六“如果拥有腓特烈二世或约瑟夫二世的权力”可能也会出色完成的事业后，最终也在比利时实现了以下这些改革目标，即公民平等、废除封建权利、改革法典、改革教会法庭、取消职业劳役。约瑟夫二世早就有过这些想法，也曾专断地发布过命令来实施，却未能让人们接受[306]，而强制实现它们的任务就留给了革命者，把它们变成比利时习俗的任务就留给了执政府和帝国。所以说，“约瑟夫二世靠拿破仑在比利时赢得了胜利”。在与教皇决裂后，拿破仑的宗教政策对比利时人来说，说到底不过是“约瑟夫主义的复苏”，他们的中学在他们看来，就像是“特雷莎学院的重建”：皮雷纳就是这样依靠以往的全部经验，以一种魄力、一种创新、一种非凡的能力向我们阐述的。
《比利时史》的第6卷还为法国读者阐述了所有有教益的新东西，我们哪怕只是粗略关注一下，也可能被深深吸引住。对比利时人来说，像他们通过执政府认识的那种共和国，只是一种奴役制度。他们没唱过《马赛曲》，没庆祝过联邦节，没向军队输送过志愿兵，并且没有骄傲地享受过解放世界的喜悦。他们接受执政府与帝国的统治，并且从此习惯于“把人权看成他们的共同生活的原则”时所怀的情感，针对这个现象的研究，是由一位能工巧匠来完成的。皮雷纳中肯地告诉我们，执政府和帝国“把比利时带到了他们把法国重新带回到的点上”[307]。他还说：“在执政府终结时，古老的比利时被摧毁了。在帝国终结时，另一个比利时就在废墟上重建起来。”但是，他认为这些微妙的问题尽管其给定条件不断变化，也总是首先属于意识方面的，他以独有的敏锐头脑分析了同胞的精神状态，和他们一起得出结论：“开明专制占了上风；但它还是专制。”他十分关心经济史的现实状况，并在此处明确地着重指出了由出售国家财产引起的产业转让[308]，以及19世纪初比利时工业日益繁荣的景象，例如韦尔维耶的呢绒、根特的棉布；还有机械的发展，煤炭逐渐被用作燃料。因此，他完全能够以其惯有的洞察力注意到，法国大革命是如何在放弃“开明君主”以公益的名义对其子民的经济活动实施的控制时，赋予了资本主义一种它未曾拥有过的力量的[309]：这种经济繁荣，这种生意的活跃及有限的安全保障，并没有使他对服从严苛的帝国法律的比利时人的真实情感产生误解。他能找到一些说法来描述他们精神上的错乱，例如：“虽然他们不觉得自己是法国人，但也不觉得自己是比利时人了。”[310]这个分析是出色的，他指出了在帝国垮台前的几个月里，他们的情感发生的迅速演变。
帝国垮台后，属于比利时的省份脱离了法国，法国的国界无疑又缩小到旧制度时期的状态；而这时产生了一个让比利时人与荷兰人一并受威廉一世统治的荷兰王国。但是法国的残留影响呢？正是这一点，皮雷纳的研究在我们看来最具有积极意义。他告诉我们：“此时人们仍然觉得法国在以空前强大的势力控制着比利时。”[311]这不仅是因为无论在哪里，对威廉一世的子民和对查理十世的子民来说，那些根本问题照常存在；而且还因为，对荷兰国王来说，他在政治上必须依赖天主教，因为天主教敌视迷恋世俗国家的自由主义者，而天主教的道德准则、智力教育、语言都来自法国；威廉一世偏爱在已经垮台的帝国的前行政长官、前高级法官中选择助手和辅佐官员，这些人也来自法国。“荷兰王国构建反法的欧洲屏障劳而无功；它的反法政策也劳而无功，因为仍然是法国的传统在启发和指导它的行政君主制。”[312]威廉认为他要倚靠反动分子和神职人员，拿破仑皇帝的代理人是最佳人选，因为他们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的是现代国家，而且他们就是以为国王效力的形式来为这个国家效力的。然而，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在1825年到1826年间，在比利时实现自由主义如此重要的演变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也正是法国的影响力（尤其是《地球报》及其编辑的影响，该报自问世起就对比利时抱有同情心），当时自由党的纲领从只反教权并准备支持任何反天主教政府，渐渐变成主张所有领域都实行自由，而且从那时起开始反对专制，即使不比反对宗教狂热更激烈，也至少一样激烈，最后它就跟天主教党结盟，筹划了1830年的决定性事件……
三
比利时人的观念和情感不断发生转变。亨利·皮雷纳在最准确和最敏感地追踪、理解这些转变，并为我们说明这些转变时，所展现的灵活性和独到的适应性，与他在《中世纪的城市》中指出所谓的“欧洲文化观念”发生的，从所产生的任何后果和反响上看都非常重要的持续变化时，所展现的灵活性和独到的适应性是一样的。人们无疑有许多理由完全放心地信赖他，只有“才能”这个词能充分解释和归纳这些理由——更是因为人们还觉得受到一位导师的引导，这位导师说到其短暂的表象和应时的方面的一些事，他甚至都没有经历过，他实际上是对它们进行思考，并且让我们了解到其最深远的根源。这就是不时地回忆、比照和再现过去的事。
1825年8月14日，威廉一世颁布法令，规定任何在王国以外学习过的比利时人，都会被剥夺担任公职的权利，这个法令不就是菲利普二世的那条禁止这些比利时人经常出入外国学校的著名敕令吗？威廉一世在列日指责反对派品行卑鄙无耻，因此把人们本来尽量只针对大臣们的攻击引到了他身上——这不就是“袒护格朗维尔大主教的菲利普二世”吗？在1825年到1828年间，比利时自由主义在法国影响下的发展，与比利时新教在同样原由的影响下的发展，不是相对应的吗？再往后，在1830年，进步人士对威廉一世的态度，不就是16世纪奥朗日的威廉对菲利普二世的态度吗？例子不胜枚举。皮雷纳心里装着祖国的全部的鲜活的历史，以连续但没有系统精神的方式，不时地用更早的过去为我们阐述过去，并竭力揭示在风云激荡的历史变迁中把比利时民族各代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在他在根特大学任教第四十周年之际，他的朋友及以前的学生献给他两大卷《文集》[313]。几乎就在此时，这位历史学大师以我们刚刚提到的双重方式，展示了他的某些卓越品质，这些品质让他成为目前法语界研究中世纪史和现代史的历史学家中，最全面，无疑也是最具有多样而均衡的才能的历史学家。这位伟大的工作者又一次把他思想的精髓传给了“外来学生”，虽然这些学生从未在大学课堂里和他面对面，但一样受到他很多的教诲，从他的思想吸取了养分。当20岁的人还在踟蹰不前时，当你们在途中还没有遇到时机时，你们所期待的，而且本来想要的，就是这样一种乐趣，即某一天在偶然翻开的一本书里，发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范例……不过，这位比利时历史学家的这种高超技能本身；这种才能的非凡的适应性；这种以同样非凡的洞察力理解并且让读者理解最不同、最不可比的文明状态的禀赋，对我们来说，还是提出了一个问题。
确实存在天分，存在个人才能。他是他的国家和民族的光辉榜样，天资中存在所有令人喜欢的诱人的东西。这个比利时人精力充沛、红光满面、兴致勃勃、说话直率、想象力丰富，身上具有无数代人积累起来的美德，激励着他耐心地从事艰苦的工作，同样也热情地支配生活，让它服从他的强烈意愿，他集这些美德于一身，臻于完美，让人们觉得他热情洋溢，觉得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工作，而且充满求知欲，充满通过理解来生活的欲望……还有教育、文化，这是由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头脑在两种文明之间建立并维持的联系，他认为这两种文明不是相互对抗的，而是互补的，他了解这它们的长处，也了解它们的缺陷，而它们就按照由他的批判意识，由一种对他的需要和才能的很准确的判断决定的比例，向他提供了一种营养物质，是从只属于他的蜜中提取的物质。
还应该想一想，是水平面，还是垂直面？我的意思是说，这有一部分不是因为，亨利·皮雷纳身为一位来自幅员相对狭小的国家的历史学家，没有被卷帙浩繁的档案和专著压垮，依靠个人的力量，借助于文献资料，最终能够追踪自古罗马时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比利时的历史命运吗？不是因为，他因此能以一种十分独特的能力，意识到一些事件不断由另一些事件引起，并意识到存在一些如果被学究们“删剪”就会很容易引起错觉的干扰事件吗？不是由于这些既属方法范畴又属技术范畴的原因，他才能如此正确地从内部构造上理解他向我们所展示的历史的全部文明状态吗？而且，要是他担心迷失方向，不敢超越人们为习惯上所称的中世纪划定的，传统意义上的年代范围，只是谨慎地对五六个世纪的欧洲史进行深入研究，而不去汲取生活在这些世纪之前或之后的人的个人经验，他还能在理解中世纪独有的制度和社会时，表现出这样广泛的领悟，这样强烈的直觉，使我们不得不尊他为大师吗？
这是学院式的争辩，这样的争辩竟无意义。皮雷纳这个生动的榜样给我们的教益，就是在1923年4月9日在第五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公开会议上，他的受到热烈赞同的发言给我们的教益。是水平面，还是垂直面？两者都有。水平就是空间的扩展，垂直就是时间的延伸。这正是亨利·皮雷纳的比较方法所要求的，他以那么敏锐的洞察力和批判精神确定了这种方法的意图，并宣扬了它的用途。况且对我们法国人来说，这种方便实用的方法，不能让我们获得一点按时间延伸并使时代连接的经验吗？比利时历史就让皮雷纳充分获得了这种经验。我们不是也有自己的外省历史，能为我们提供同样的便利吗？不过，这里需要一种精神，在这位历史学大师的让我们受益良多的著作中，就是这种精神自始至终让他充满活力，获得灵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