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封建法律儒家化.doc

试述中国封建法律儒家化 [摘 要]：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影响甚深，它将道德精神注入法律，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政治制度、经济基础、文化背景和社会氛围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充分理解了这四个方面才能更好地了解封建法律儒家化。传统法律的儒家化也是中华法系逻辑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鲜明特色，对其进行讨论，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中国封建法律的发展历程及特色。 关键词：中国；封建法律；儒家化；原因；进程   一 中国封建法律儒家化的概说   中国封建法律儒家化是指儒家思想中的道德精神作为封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儒家思想中对古代法律有影响的主要是“礼治主义”和“德治主义”。孔子的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主张“以德治国”的治国理念。这一理念把人类的普遍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只有把国家的治理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社会才有理想、有希望，人间才会“大同”。这与“法治主义”存在较大的差异。 法律儒家化和儒家学说刑律化是一个双向互动过程。礼法结合的过程是两种相互相对对立的社会规范——“礼制”与“刑律”的互动过程。虽然在这二者的互动过程中，礼制起到了主导作用，但是也不能忽视法律即刑律对于礼制的改造过程。因此礼法结合的过程既是刑律儒家化的过程，也是礼制刑律化的过程。  二 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发展历程   （一） 两汉时期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汉朝的统治者吸取“酷法亡秦”的教训，不再是一味地重用法家学说，而是对统治思想重新予以定位和选择。适应汉初百废待兴的战后之局，以道、法合一为特征的黄老思想被确立为官方指导思想。在黄老思想占主导思想的历史背景下，儒家学说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在不断改造和丰富自己的思想内涵，并通过一些秉持儒家思想的政治人物对当时的政治施以影响，陆贾和贾谊就是典型的代表。汉高祖时陆贾首先提出了“文武并用”的思想，《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汉文帝时的贾谊进一步论述了礼法结合思想，“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1］他们二者对于礼、法的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了法理层面的探讨和阐释。董仲舒是西汉儒家学者中探索礼法结合法律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奠基者，他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学灭息，然后纲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2］这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汉武帝的采纳，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官方政治哲学，大大提高了儒家学说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为儒家思想改造法律创造了条件。 伴随儒家思想的发展和影响的扩大，该时期的“春秋”决狱在司法实践层面打开了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开端。“春秋决狱”又称为“引经决狱”，是指儒家学者在司法过程中，直接运用儒家经典教义作为判案的原则、依据的司法活动。董仲舒“春秋决狱”的倡导者，《后汉书·应劭传》载：“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3］我国古代司法隶属于行政，因此地方的行政长官就是司法长官，因为儒学的普及和传播，使得官僚的主体逐渐出现了儒家化的趋向，实际就造成了法官的儒家化。这些儒家学者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面临对现行法律无法做出改动的尴尬，往往抛开国家法律，引用《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依据审理案件。 东汉时期儒家法律化的一个新的途径就是“引经注律”，即用儒家经典来注释法律，《晋书·刑法志》：“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4］通过引经注律，一方面将儒家思想渗透到法律的解释之中，从而使法律在实施中体现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儒家学者的引经注律的过程，也是针对儒家学说法律化的过程。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封建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魏晋时代，统治者则直接任用儒家思想来指导立法，使儒家思想直接体现于立法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引经入律”。三国时期魏明帝曹丕诏陈群等人删约汉法，制定《魏律》十八篇。陈群等人就属儒家学着。因此，他们在制定《魏律》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并将儒家思想渗透到律中。例如，儒家提倡“亲亲”，《魏律》则“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也。殴兄姊加至五岁刑，以明教化也”。［5］除此之外，“八议”也首次被写入律典之中。 《晋律》的儒家化仍然是通过任用儒家学者制定并解释法律而实现的。《魏书》载：“晋武帝以魏制峻密，又诏车骑贾允集诸儒学，删定名例，为二十卷，并合两千九百余条。”［6］此后又有儒家学者杜预、张裴为《晋律》作注。《晋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即以刑律作为维护封建礼教的防线，凡是违犯礼教的犯罪者皆处以重刑。同时按照“五服制”的亲属等级，分别以亲疏贵贱来确定刑罚。我们可以说，《晋律》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完整儒家化过程的一个代表。 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这样的律文与原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国封建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 （三）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法律儒家化的最后完成阶段。中国封建法律的儒家化过程，至隋唐已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一部作为中国古代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议》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为一体，从而也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唐律疏义》代表着封建儒家法典的最高成就。诚如《唐律疏议·名例》所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7] “一准乎礼，以为出入”是唐律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也是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基本原则。礼的核心——三纲五常成为法律的立法依据。《唐律疏议》使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并成为宋元明清历代法律的蓝本。从两汉至隋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是逐步深入到最后完成的过程。   三中国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原因   中国封建法律儒家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他是中华法系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形成这一独特的现象也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的。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解释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 （一） 经济方面的原因。中国是一个农耕大国，主要是农业经济，辅助的是牧业、商业、渔业、林业等其他的产业。因此中国的农民数量相当大，他们的生活等各个方面都需要进行调整。而什么才是能够对他们进行调整的最为适用的方式？历代统治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在秦朝，统治者用法家的思想来统治天下，强调刑法，想利用严酷的刑罚、繁重的苛税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达到统治的稳定，但是秦朝的统治很快的就瓦解了，它被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给推翻了，大一统的局面也变成了混战，而后刘邦统一了全国建立了汉朝。然而连年的战争和前朝繁重的赋税都造成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大量的劳动人民流离失所。这时的经济虽然还是以农耕为主，但是百废待兴，人民的生活没有保障，所以统治者开始反思秦朝的统治思想。法家思想虽然是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可是人民群众并不是从内心中接受它的统治，只是表面上的服从，这样就造成了统治阶级失去了民心，而民心是国本，一旦失去了民心就使得国家开始动摇，最终导致了秦朝的灭亡。对于汉朝的统治者来说，这是摆在眼前的强有力的历史证据。汉朝天子也在思考着如何能够使人民从内心的接受统治。从一开始的黄老之治，就是推崇老子的学说。都反映着与民休息的思想。其实就是让人们先从经济上富裕起来，能够自给自足，吃饱穿暖。这样才能从真心上来拥护汉朝天子的统治。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时的社会人民以农耕为主且生活辛苦。需要一种稳定的思想来指导他们的行为。从这一方面看来儒家的思想就比法家的思想更为适合当时的统治。因为他将求稳定，更为注重纲常伦理。调整的范围也更为广泛了。又因为儒家的思想主要包括的是礼治思想和德治思想，这两种思想在周朝、春秋都有体现，所以人们能够更为容易的接受。也算是对以前思想的继承。 （二） 政治方面的原因。儒家思想有利于当时的等级制度、家族制度、分封制度。因为儒家思想中以纲常伦理，礼治制度，德治制度为主要。所以他强调的贵贱、长幼、亲疏等级有别，适合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的要求。封建社会是以等级特权为其基本特征的。法家所讲的“刑无等级”、“一断于法”的法治主义，不适应封建社会等级特权的社会特征。而只有儒家学说才有利于维护封建等级特权制度。儒家学说中所强调的“亲亲、尊尊”原则，适合中国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度。中国封建社会是以父权家长制家族为社会基本组成单位。儒家学说中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亲亲、尊尊”原则适合这种家族社会的要求[8]。再从政治制度上看，中国封建社会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度，而不是西方社会的分封制。官僚地主阶级的特权不可能通过占有封地从而享有行政权、军事权、司法权而体现出来，只能通过国家法律的直接规定体现出来。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也需要儒家学说来体现法律的等级性、特权性。儒家化的法律更为适应当时的中国统治者们，这些统治者跟能从中获得更多的好处。所以，他们放弃了法家的思想，而使用儒家的思想来调整社会关系。 （三） 文化方面的原因。概括地说，先秦儒家法律观就是三句话：“为国以礼”的礼治论。“为政以德”的德治论。“为政在人”的人治论。春秋决狱成为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 秦国以法家思想称霸。“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全盘依据法家学说建构国家机构和统治秩序，故秦朝的法律充溢着法家的精神。”严刑峻罚的思想被推向极端。然而，以暴力镇压为统治手段的秦朝也自掘了坟墓。法家思想在实践中的失败加速了儒家法律思想的振兴过程。 汉初统治者借鉴了秦朝灭亡的史实，认识到暴力镇压不利于长治久安，不愿再重蹈覆辙。且由于国家经历了秦朝的苛政和连年战乱，民穷财尽，为了巩固胜利的成果，维护国家的安定，汉初统治者采“黄老”思想，以休养生息。这种理论客观上顺应了汉初的社会情况，造就了饮誉后世的“文景之治”。 然而，黄老学说过于消极，本质上缺乏适应专制政体的因素。无为政治加强了诸侯的力量，而专制皇权却被削弱。汉武帝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力图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封建统治。政治上的大一统的理想需要上层建筑领域有一种更符合政治需要、更能有效维护专制统治的权威的学说来帮助统治者统一思想，从而对整个国家进行控制，于是董仲舒“《春秋》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应运而生。  董仲舒对先秦儒学在基础上进行改造，创造出了更适应当时政治需要的新儒学。他一方面将先秦儒学的内容作了神圣化、神秘化的加工改造，使之上升为符合“天人感应”这样神学目的论的永恒真理，将儒家原只表达自身政治伦理观的一家之言推崇为政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