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论文冯玉祥

论文《大学生对冯玉祥研究的回顾与若干浅见》 冯玉祥是一位身经两朝四代、在中华民国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著名军事家和政治家。自滦州起义起，中经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到中原大战、张垣抗战，一直是全国政局更迭的关键人物之一。正因为此，随着民国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特别是在1982年冯玉祥诞辰100周年之后，冯玉祥研究几乎成了一个热点。本文旨在对近十年来冯玉祥研究作一总体回顾，并为进一步推动冯玉祥研究的深入谈几点浅见。　　一、各地区对冯玉祥研究的概况　　对冯玉祥的研究始于1921年冯玉祥督陕督豫时期，由于他的“基督将军”美名和为政清廉引起了苏、英、日等驻华大使馆的注目，随后对他本人及其军队的研究材料源源不断汇集到国外。与此同时，冯玉祥军中的许多军牧如陈崇桂等也纷纷撰著宣传冯氏。国内外发表了许多研究冯玉祥的论著，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大陆与台湾、香港及海外研究的情况不尽相同 1、大陆对冯玉祥的研究概况　　建国前，由于政局动荡，战争频仍，国内对冯玉祥及国民军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政治角度考察其态度、思想及其发展趋向的。如蔡和森的《北京政变之内幕及其结果》、《段张冯三派军阀暗斗之北方政局》等全国解放后一直到1979年，对冯玉祥的研究几乎是空白。1979年后，民国史研究受到重视，由于冯玉祥后期与中共关系比较密切，故对冯玉祥的研究起步较早。1981年《江淮论坛》第1期发表了朱来常的《冯玉祥述略》，198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高兴亚的专著《冯玉祥将军》。从此，冯玉祥研究在大陆便开始兴起。到目前为止，关于冯玉祥的传记，除高兴亚的专著外，还有1981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冯洪达、余华心合著的《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1987年佟飞，石火著《东方怪杰冯玉祥》，同年，郭绪印、陈兴唐也推出《爱国将军冯玉祥》。另外还出版了许多关于冯玉祥的通俗传记，如《冯玉祥在陕西》、《冯玉祥在泰山》、《冯玉祥将军传奇》及《冯玉祥传说故事》等。 2、台湾及海外研究冯玉祥概况　　台湾方面，由于冯晚年在美国反蒋亲共，因此，对冯的研究成为禁区，1970年以前几乎未见研究冯玉祥的论文。据笔者统计，到1989年，关于冯玉祥研究的论文只有李云汉的《冯玉祥察省抗日始末》、谢国兴的《察冯事件前后的舆论》。另外，1980年，张玉法先生的学生林贞惠的博士论文是《冯玉祥与北伐前后的中国政局》。应该说，台湾方面关于冯的研究是很薄弱的。但是，台湾有关冯玉祥的回忆录及专著却相对较多，计有10余本，其中简又文的《冯玉祥传》较为流传，简年青时曾是冯的部属，对冯在1930年以前的情况阐述甚详，而对其后半生叙述则较为单薄。此外，还有王禹廷的《冯玉祥与西北军》，陈森甫的《西北军建军史》等。　　海外对冯的研究较国内为早。20年代初，苏、美、英、日等国的驻华使馆，就广集冯玉祥的资料并研究冯氏。其中，苏联大使馆有关冯的材料比较系统，主要刊布在1928年北京京察厅出版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美国大使馆内藏有关于冯氏的文件，美国薛立顿(James E.Sheridan)据以撰写了《冯玉祥的一生》(1966)，该书是海外研究冯玉祥专著中最有份量的一本。美国另一位学者派氏，在其专著《军阀政治》中，曾引用该档案材料对冯玉祥进行个案研究。英国大使馆也藏有关于冯玉祥的资料，史特赖姆斯基（英）(RichardStremski)在1973年曾利用这些材料写了一篇《英国与冯玉祥的关系》，发表在《东方研究》(1937.7.)上。日本学者对冯的研究相对较多，早在1929年，东京大阪屋号书店曾出版布施胜治的《中国国民革命与冯玉祥》。1973年，日本学者波多野善大的《中国近代军阀的研究》出版，其中《冯玉祥军阀的成长及其特色》一章。对冯的研究较为深入。　　二、现阶段对冯玉祥研究中的热点 1.关于对冯玉祥的评价　　对冯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贬冯者认为冯氏残忍、贪婪、阴险、背信弃义，是一位奸诈的典型人物，这一派以香港、台湾通俗杂志发表的文章为主。褒冯者则认为冯氏朴素、锐意进取、全心全意为老百姓谋利益，这一派以原冯氏部属为主。这两派观点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感情因素。　　在国内，对冯的评价基本一致，中共主要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对冯作过总体评价。周恩来认为冯是“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为民主的军人”，邓小平认为冯“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他也是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国内史学界对冯的评价论著最早的是翦伯赞写的一篇《追忆冯玉祥将军》(1948)。他对冯作了相当高的评价：“冯将军的一生，是一个由农民出生的将军而又逐步回到农民的过程，他从反满清反军阀进步到反蒋反美，进步到拥护中国的解放战争，完成了他的完美的历史人格。”1981年以后，史学界重新掀起对冯氏的评价，朱来常认为，对冯的评价应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为五原誓师前后，冯代表了农民小生产者的革命性，但对革命没有真正的认识；第二阶段为北伐时期，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因而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军事集团；第三个阶段为中原大战时期，冯的思想和行动都是一次大倒退，陷入了新军阀混战；中原大战后为第四阶段，是冯氏抗日反蒋联共走向进步的时期。1984年刘敬忠著文认为，对冯的评价应以中原大战划分为两个阶段。中原大战之前，他虽曾反对过封建皇帝和帝制复辟，但头脑中却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观点。而“9·18”以后，冯逐渐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进而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民主斗士。郭绪印亦持相同观点，认为中原大战的失败，促使冯“从国民党反动营垒中分裂出来，从民主主义角度考虑国家大事，这便成为他重新走向光明的新起点。”　　台湾学者简又文认为，对冯的评价“不能掩其半生奋斗成功、叱咤风云，与屡次扭转时局、促进革命，毕生爱国为民之奇行、大志、苦心与功勋。”美国学者薜立顿认为，冯氏“一生锐意革新，但他的改革只是由少数的军事、专业人员秉其意志推行，民众完全是局外人”。“冯的改革使其身上带有革命者的气味，但与真正的革命者相比，就不难看出其本来的军阀面目　　2.关于冯玉祥与中共的关系　　史学界在探讨这个专题时，主要集中在：冯与中共关系离合变化的特点，冯与中共第一次合作的原因，冯大逆转的根由，以及冯与中共第二次合作的基础等4个方面。邹孟贤认为冯玉祥与中共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之”字形的曲折道路，即前进、后退、再前进，直至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郭绪印从政治角度考察后认为，冯与中共经历了一个从合作一分裂一再合作的离合变化的过程。朱锡城对冯的思想认识过程进行了探讨，认为冯与中共的关系，在其思想认识上也有一个“一波三折”的过程。结论基本一致。　　关于冯与中共第一次合作的原因，郭绪印认为冯与中共合作是“逼上梁山”，根本原因在于北洋军阀的“反赤大同盟”对冯部采取的围剿、歼灭政策，而南口防御战最后的溃败，更进一步将其逼上梁山。”沈谦芳也认为冯“为了摆脱现实的困境，接受了中共的帮助”，而且“第一次合作也经历了一个消极联合、积极联合的过程。访苏之前是被动的、消极的，访苏之后，出于对革命政党看法的改变，也是出于更多援助的实际考虑，才积极和中共合作的，但思想上并没有接受共产主义理论。”朱锡城认为冯的民主主义构想与中共最低纲领大体一致，这是冯与中共早期合作的基础。 1927年，冯追随蒋介石清共，这是冯与中共关系最为暗淡的时期。究其原因，朱锡城认为当时冯只是一个初步的民主主义者，政治思想尚未超越旧民主主义的范畴，“政治实践仍在革命与改良之间游移”，因此，他最终与中共酿成分裂，其理至然。沈谦芳认为，革命理论原则性的分歧是冯参加反共的主观原因，冯的联共是实用主义的“联合”，当他认为“联合”的实用性质变小或是对他构成威胁时，他就转而“压制”和“反对”了。郭绪印则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分析了冯追随蒋介石“清共”的原因。还有的学者从冯的阶级性质，寻找他反共的阶级根源。中原大战后，冯又逐渐与中共重新合作，对冯第二次同中共合作的基础，邹孟贤指出三点，即：一是冯接受了过去的教训，认为如果要寻找个人的出路，只有同中共合作；二是蒋对冯一直压制；三是中共对冯的主动帮助。郭绪印认为，一方面，失去实力地位是冯重新联共的“催化剂”；另一方面，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也促使冯重新联共。朱锡城强调冯再度与中共合作的主题是抗日。丘权政著文考察了察哈尔抗日前三年间冯与中共关系的演化过程，着重强调了中共对冯帮助的作用。　　3.关于冯玉祥的北京政变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其政变的动机，史学界分歧较大。高德福、张洪祥、薛立顿等人认为，冯发动政变的主要原因是冯与吴佩孚关系的恶化，冯的动机“只着眼于打倒某一军阀，而不是从根本上结束军阀统治。”薛立顿、蔡静仪还指出了日本在这次政变中的作用。简又文、陈森甫以及高兴亚的女儿高敦复则强调“冯的政变是在孙中山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的”，简又文并且还列举11条论据，反驳日本在这次政变中起了巨大作用的观点。王宗华、金葆华、赵晓天等人认为，冯、吴交恶和革命思想对冯的影响，是冯发动政变的两大原因。张连红通过对冯、孙关系的详细考察，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冯发动北京政变受孙中山国民党影响较小的观点。　　关于北京政变的性质，简又文、陈森甫等基本上沿袭冯玉祥自己的说法，认为这次政变是一场“首都革命”。国内学者经过讨论后意见渐趋一致，谢本书认为“不能把北京政变与军阀混战、军阀政权的更迭完全混同起来，当然这也不是一场革命”，因为“它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更不可能铲除封建军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王宗华、赵晓天在考察了冯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