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在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
裘山山
①八月,我又去了西藏。当我从成都那片常年灰暗阴沉的天空下,走进高原的阳光里,一眼看见那片熟悉的蓝天,呼吸到那缕清冷的、却是无比新鲜的空气时,我就知道自己一直在渴望着与它重逢。我忍不住张开整个身心对它说:你好,西藏!
②神奇的高原带着一种永恒的苍凉站在我的面前。这苍凉中蕴含着人类难以征服的力量,蕴含着我无法了解和进入的神秘。广袤的天空下,人和土地的比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天空和大地永远在目光的最尽头相逢,呈现出一种真正的博大和苍凉。
③但对于常人来说,这种博大和苍凉常常会令内心产生恐慌。在一次去往日喀则的途中,我们停车在路边。左右两侧是漫漫的沙砾地,目力所及处几乎没有一丝生命的痕迹。我独自远离了汽车和同伴,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慌,感到自己很渺小,渺小到只剩下一个念头。在这片土地上,人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活下去。我因此崇敬那些能够活下去的人,崇敬那些从生下来就被搁置在这儿并能够活下去的人,他们是这片土地上最美的风景。
④他们独自行走在路上,从偏远的土墙泥屋走向高高山顶的喇嘛寺庙。他们也许衣衫褴褛,也许饥肠辘辘,但他们目标明确,步履沉稳,他们的目光越过人类的头顶直视天边。他们用前半生辛勤劳作,后半生去走朝圣的路。我之所以说“走朝圣的路”而不说“去朝圣”,是因为他们往往死在路上。
⑤所以每当我看见他们独自行走,或一走一拜时,心里就会涌起一种敬意和感动,就会问自己:什么是你的朝圣之路? 这个时候就会感到自己的俗处,只能从人的生存本能去考虑,没有一种能在大自然面前保持镇静和平衡的精神世界,没有一种能与这自然对应的坚定信仰。
⑥每每行走在渺无人烟、旷达无垠的高原,每每看见旷野中偶尔闪现的绿树和灌木,每每看见牛粪镶嵌在围墙上的藏民院落,每每看见猎猎飘扬在路上、河上、山顶上的五色经幡,甚至每每看见从山上横冲下来漫过公路的泥沙,我常会觉得自己被放逐了,因此而淡化了生存以外的欲念。人一旦从种种欲望中挣脱出来,从种种俗利的淹没中挣脱出来,就会感觉到一种彻底置身于自然的舒畅。在这种时候,人的心灵往往会抹去岁月的泥沙,以纯净的声音和自然对话。
⑦记得在去往藏北草原的途中,我一直静静地望着起伏无尽的草原和草原尽头的雪山。山顶很白很硬,山下的草地却很绿很柔和。我久久地注视着,忽然觉得心里有些异样。雪山和草原在那一刻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光亮,仿佛在回应我的心境。我觉得心里一阵阵发热,几乎落下泪来。我知道自己在那一刻与自然融合了,在那一刻与自然有了真诚的对话。这是—种对故乡的情感,它令我倍觉亲切。
⑧赫尔曼·黑塞曾经说过:这世间有一种使我们一再惊奇而且使我们感到幸福的可能性——在最遥远、最陌生的地方发现一个故乡,并对那些似乎极隐秘和最难接近的东西产生热爱。
⑨在这个地球上,能使人产生故乡感觉的,不止那方渗透着血脉的泥土,还有一片能与你心灵相通的天空。也许在西藏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自然并不只是个客观存在,而是具有神性和灵魂的自然。在这里,与自然的对话,就是与灵魂的对话。
⑩是的,西藏,它是我灵魂的故乡。
⑪从西藏归来,忽然之间就淡漠了许多欲望。临走之前的种种念头和怨艾,仿佛都被那高处的风吹走了,只留下一种单纯的感觉。
⑫重新走在纷纷攘攘的都市,重新见到一张张熟面孔,重新听到一些熟识的和生涩的消息,令我感到我被甩出原生活轨道的这段时间,这里是多么的热闹而又无聊。我又回到了原来的轨迹上,又夹在了走时看的那本书中间。
⑬西藏给予我的启示,似乎无法带出西藏。它超重,超大,以至使我无法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份财产带在身边,只能经常攀上去,感受它,然后搁下它。
⑭它如同故乡一样无法携带呵。但它的气息已随我而来,我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嗅着它的气息而生活,抵御都市对我的中伤。待到它的气息渐渐弱小时,我会再次踏上与它重逢的旅途,一次又一次。
1.下面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文章开篇作者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表达出自己对西藏的思念和热爱之情。
B.“最美的风景”,既指这里的人们是土地上风景的组成部分,也赞美了他们顽强的生命力。
C.“都市对我的中伤”,指纷纷攘攘的都市生活会让人产生许多欲望和怨艾,污染人的心灵。
D.作者引用黑塞的话,强调心灵的故乡隐藏在陌生而遥远的地方,它使人们感到惊奇而幸福。
2.第⑥段画线部分的景物描写有什么作用?
3.根据全文内容,谈谈作者为什么把西藏比作“灵魂的故乡”。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科举”可以说是统一王朝的中央政府通过公开考试的方式,向全国各地的“士”阶层中选拔人才,把他们纳入整体的行政系统,担任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职务。为什么“士”成为治国人才的主要来源呢?这是根据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一个基本假定:“士”是精神修养和经典教育的产品,只有他们才能提供政治秩序所必需的道德操守和知识技能。
如果想了解科举为什么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便已在中国萌芽,而且先后延续了两千年之久,我们不能不从“士”的起源和流变说起。在西周的“封建”制下,“士”是古代贵族中最低的一级,但从春秋时期起,“封建”制逐渐解体。一方面,上层贵族有下降为“士”的,另一方面,下层的“庶民”也有上升为“士”的,于是“士”的数量开始激增。与此同时,“士”的性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古代文武不分的“士”转变为研究“诗、书、礼、乐”的“文士”,相当于社会学家所谓“文化事务的专家”。这一社会变动至战国时期完成,“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正式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最先兴起的儒、墨两大学派便代表了“士”的原型。
儒、墨两家在思想上虽有分歧,但却同以政治秩序的建立与维持为“士”阶层的最重要的任务。孔子“士志于道”的名言已对于“士”的社会功能作了明确的规定:他们必须担当起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的重任。“科举”可以说是统一王朝的中央政府通过公开考试的方式。墨子处身于战国初期,“士”在政治上已远比春秋时代活跃,所以他更进一步要求各国国君“尚贤”和“亲士”。在积极方面,他强调“贤良之士”是“国家之珍,社稷之佐”,因为他们“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君主必须对他们“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在消极方面,他更发出警告:“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社会结构的转变和儒、墨的倡导终于引出了一个相当普遍的国君“礼贤”运动。从公元前5、4世纪之交起已有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