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封建统治思想对依法治国的阻碍演讲范文.doc

浅论封建统治思想对依法治国的阻碍演讲范文 关键词:封建统治；法治；民主；人权。 内容提要 传统文化的产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法治文化也不能例外,特定的文化产生着相应的法治思想,封建统治思想在我国的形成有其特定的自然和生产条件决定的，有着极其浓厚的基础，传统文化对于思想的形成作用是具大的,要实现法治社会必须树立法治意识，封建统治思想与法治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不彻底消灭封建统治思想，就不可能建立法治化社会,如果立法脱离了对民众思想的改造,就不可能取得满意的效果；没有民主政治的建立,就不可能有法治社会的实现；法治是民主政治丰富内涵的集中体现，也是承载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我国的法治社会的建立，是一个曲直的过程,对于人权的保障才刚刚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才理性地回归到法治社会建立的过程中来；我国法治社会的建立一定会实现。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端注重伦理纲常的社会，而所有伦理纲常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独裁统治,这一传统生生不息,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彻底改变。然而当代中国是必然要实行法治的，因为这是中华民族兴起所必须经历的历史过程，自觉抵制封建统治思想应当成为当代青年,尤其是法律工作者应该具有的品质,那么，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有那些呢？ 我国试图建设法治国家的努力已有百余年历史，我国距法治化社会的实现还相当的距离,回顾百余年的沧桑历程是为了更好地推进依法治国，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文化精英们,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至今没有认识到或者是不愿意承认这样的现实；他们要么在潜意识里抵制西方法律文明,用许多封建的东西麻痹自己或变相灌输着别人的思想，要么照搬西方的法律文明，试图用拿来主义实现中国的法治化社会；一些文人们，不惜粉饰甚至篡改历史,美化时弊现实，以此争夺人们的“眼球”，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多的所谓英雄人物身上,恨不能让康熙、乾隆再世（影视表现尤为明显），似乎有了他们的英明“统治”,中华民族就有了振兴的希望；许多官员对于被别人称为“青天大老爷”、“父母官”感到颇为自得；官员们把法治理解成依法治理、以法而治，目的在于以“法律”统治国家，合乎统治需要的就合法，不合乎统治需要的自然也就非法了；许多专家习惯上认为“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也就有说法律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也就顺理而成章地把法律作为了专政的工具，而专政是需要有特定对象的，如果没有了“敌人”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所以需要不断地树立“敌人”，甚至是假想的也在所不惜；殊不知，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尤其是近代的闭关锁国的国策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繁荣，反而使“天朝”受侮辱，民族被欺凌。只有在理性回归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才初步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因为唯有法治才能对权力进行有效的规制，只有法治才可以最为有效地让权力摆脱野蛮和任性，才能得到真正的“宪政”，国家的经济建设才能走向正轨，才能国富民强,才能实现“以人为本”；没有民主的法治不可能是真正的法治，在专制体制之下,法已经伦为权力的奴仆，法已经被权力拥有者任意改变着，这里的法律实质只能是统治者的手中工具，法律就像一个被强奸的少女，更为可悲的是:这个少女还必须承认强奸者行为的合法性，她必须向世人大喊“这是一种爱”，这是法律的悲哀，更是民族的悲哀，改变这样的局面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  为了深刻理解我国的“法治”社会的前进过程,我们有必要大体上了解我国的古代“法制”，人类社会总是要不断向前发展的,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最终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当人类生产成果在满足个人需要后有了“剩余”之后,社会分工成为必然,为了追求所谓的“公平”必然需要“规则”,“管理者”的形成已经成为一种必然,随着原始社会的崩溃,法制文明的起源也同时出现。  纵观我国古代法制文明的起源及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一个个的小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这种小家庭中，以长幼尊卑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宝塔型的等级结构”。 这种家族式的宗法等级结构需要国家的认可和扶植，由无数个宗法家族构成的社会必然会架起宝塔型的“大家”，因此中国古代政权的架构，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家族制度的模拟和扩大（这实际上就是家国一体），也就是说以“大家长”的代表——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政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凡是在精神上支持、拥护这种典型的专制统治的观念和理论，无论是强调以“权”、“术”治民的法家的国家专制的集权思想，还是强调以“仁”、“孝”治世的儒家的德治思想,乃至于天罚神判的迷信思想,无一不受到统治者的青睐，统治者自然把这些理论和观念当成“国家”的最高利益加以弘扬和扩大,凡是宣传这种思想的人就被“御封”,被“恩荣”、“赏赐”不懈运用“国库资金”为之“树碑立传”,对于那些所有“异类”思想者打入大牢,甚至灭门九族。把封建统治者的愿望上升到“国家意志”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惯用手法,它一方面与专制政体一起造就了人们胆怯、愚昧、懦弱、奴性的人格，另一方面又与礼教相结合，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则行事，让被统治者们不得不承认统治者的合法性。以所谓“八辟”、“八议”和“准五服以制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级制度，严格区分嫡庶、房份、辈份、年龄、地位的不同。孔子的君臣父子关系被认为是统治中不可缺少的“大伦”。孟子又继承了这一思想，把君臣父子关系依然看作是最根本的二伦，并进一步提出了“人伦”的概念。孟子认为“人伦”是人的本性，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本质特征，“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换言之不按照如此的“人伦”也就不是人了，所有这些的目的在于让人们:“追求‘和合’境界，培育了人们‘忍为尚’、‘和为贵’的苟且偷安的心态，然而和则忍，退则让，让则屈，屈则从，屈从则是非不分”。为了满足封建统治者的统治需要，过去和现在这样的思想家层出不穷,而且被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所推崇，极少例外。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古代中国只有一个人的权利，其他人的权利在这个人权力的阴影下荡然无存。因此中国没有长出权利和民主的观念，也失去了生长出法治的机会。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中华民族的臣民们已经习惯了顺从（顺从的结果必然也带来盲从，俯首贴耳、察言观色便是顺从带来的负面效应，成为我们民族心理中劣根性的重要一面，导致我们的民族缺少创新，个性缺乏伸张）、忍让，无形中导致了对法律的轻视、远离和不信任，即使在现代法治的今天,许多民众仍然普遍存在着法即是刑的观念，他们仍然不敢以纳税人的身份理直气壮的监督政府行为，也不可能理所当然地要求政府保障自身的权利，更不可能不卑不亢地与政府对话,即使喊冤也必口口声声乞求“青天大老爷”为小民作主。 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人们对更多的是服从既定的法律、法规，乃至于对所有的过去的“上喻”、“最高指示”和今天的“红头文件”一律接受，不敢“越雷池半步”,唯恐惹来杀身之祸,而且这样的事情过去和今天经常发生,这就导致“小民”对法律是否侵犯了自身的天赋权利的不敢追求，至于至关重要的“选举权”更是天上的太阳,远远看着是可以,真正实现是万无可能的,“参政议政”简直是天方夜谭的事情,更是绝对可望不可及的，什么“天赋人权”、“契约自由”、“法律平等”、“权利制衡”那些只能是西方的神话。  既然要对王权或皇权进行至高无尚的极力维护,所有可能给统治者造成不利的言行必然成为严厉打击的对象,过去的思想犯与后来的政治犯都是专制统治的必然产物，例如《孝经.五刑章》称:“五刑之属大于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再如《礼记.王制》载,商代有乱政、疑众等罪名规定:“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所谓乱政罪,主要包括三种政治性犯罪:一是随意曲解或破坏法律政令；二是扰乱法定名份或变乱政制法度；三是利用旁门左道干扰统治秩序。疑众罪则包括五种蛊惑人心、制造混乱的犯罪行为:一是制作违禁乐舞、奇装异服、奇技淫巧；二是言行虚伪狡诈又巧言辩解；三是坚持习用并宣扬违法理论；四是顽固顺从非法事物且文过饰非；五是假托鬼神、祭祀名义而悖礼逆制。凡此种种,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专制统治的手法之恶劣,这种灭绝人性的封建专制统治手段,在一代又一代的统治者手中变得越来越完善,时至今日,我们还很难从中彻底解脱出来,许多所谓的传统至今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几千年传统专制观念积淀成一种凝固的民族心理，至今仍是根深蒂固的，它与现代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产生严重的冲突，成为阻碍当代社会走向现代法治的重负。一是“人治”、“权大于法”观念与“法治”、“权力必须受法律约束”观念的冲突。二是传统法观念与现代法观念的冲突。三是等级观念与法律平等的冲突。四是许多案件受宗法家长统治影响，诉讼“私了”，甚至公然抵制公正执法，成为执法的拦路虎。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们经常秉持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心理，除非与对方有什么深仇大恨，或者对方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诉诸于法院的,况且即使诉诸于“县大老爷”或法院,他们最终得到的可能远远不能弥补既成的损失,因为“官”就“法”,老爷不是“青天”就是混蛋,“青天”也好,混蛋也罢,是非曲折任凭他们说了算,在此情况下，如果他们不能买动混蛋或感动“青天”,他们只能是“听天由命”。“立场中庸”，“不偏不倚”，不敢鲜明表达自己的立场，唯恐惹祸上身,也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总而言之，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生产方式，皇权统治从来都是统治中国的主要形式,否则，中国的法文化传统就不会有如此巨大的顽固性。正如亚当·斯密曾所说：“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的马可·波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可·波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  强调国家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注重团结，这本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但是如果这种妥协没有了限度，就否定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个性。而尊重人的权利、自由和个性正是法治所追求的。  再来看看近代中国的“法制”建立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905年开始的清末修律,是在英国凭借坚船利炮攫取了领事裁判权,面对“外人不受中国之刑章,而华人反就外国之裁判”的窘境,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天朝大国尊严扫地殆尽的悲残境地,义和团“闹”的如火如荼，眼看自己的“政权”欲坠、江山不保，为了达到“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之目的,以“大权统于朝延,庶政公诸舆论”为出发点,在“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不易,永远尊戴”的保证的前提下,以“中体西用”、“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的形式被动地接受了“西方法律”。这种形式上披上西方法律外衣，而实际上仍是走封建的老路子的所有立法，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与破坏封建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  自清末修律到1949年国民政府垮台，中国要么处于军阀割据,互相残杀,要么“起义”革命不断,所有的暴力革命的共性是:革命不仅是打破社会旧秩序的过程,而且必然是否定法治的过程,在这种状态下,所有正确的法治思想或理念只能是昙花一现,绝对不可能实现所谓的法治。国民党政府前十年的立法:《宪法草案》（五五宪草）、《民法典》、《刑法典》、《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的草拟和颁行，为国民党政府的法治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它有继承中国法律传统，吸收西方先发达国家立法成果，实现中国法治（国民党政权所追求的法治）的一面，但是，这样的立法在“蒋先生”的独裁统治下，也变成了维护“家”天下的工具，所有法律在特务眼里都是废纸一张,这里的法律又能有什么用呢？  而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建立到1978年的法律现代化进程则以“全盘苏联化”为原则，建国初期对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全部内容一律加以废除（这样做实际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苏联法学的全面引入，并不使“社会主义的法”融入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更多的极端给法制造成极大的破坏，法律留于纸上（甚至干脆不去制定什么法律），“公”、“检”、“法”被彻底砸烂,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革命才更有“彻底性”，现实生活中充斥着法律虚无主义的观点,除《婚姻法》之外,仅有一个连国家主席性命都得不到保证的所谓《宪法》，如果没有足够的民众“基础”，这样的事情能发生吗？所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政府其实是人民的镜子,什么样的人民才会有什么样的政府,政府又反过来作用于她的人民，出现十年皓劫这样的悲剧的是封建独裁的最高表现形式，所有表象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的封建的东西被推向了极致，把封建的东西当成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加以灌输，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彻底改变的。 中外法的观念形态、价值判断、行为模式上存在着明显对立与差距，舶来的法律如果不能与被中国传统法文化真正地加以吸收，在社会生活中是就难以找到有力的支点，也不可能扎根于民众心中；建构于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法”是无法在自然经济（实质是封建经济）的土壤中生长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也不可能通过社会革命而完全割断，社会形态的变化对文化会产生影响，但无法更改传统文化；我们还应该看到，思维方式因素对立法有着立竿见影的功效，它直接指导、设计着一国法律制度。这也就是至今仍然有数量众多的官员们把依法治国的本意就是用“法律”手段去统治人民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试想，在一个法律只是要求人们尽义务，却没有对人们的权利予以基本维护的社会里，人们又怎能形成对法律的信赖呢？如此轻视民众权利的做法，又怎么能够唤醒民众的守法意识呢？ 由此可见，无视本国实际，照抄照搬他国的东西，以强制推进的急功近利的方式迫使中国法律实现现代化，已经被事实证明这是失败的。  这百余年并不成功的经历与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以礼入法，礼法结合”，“刑法之源本乎礼教”，“刑民不分，以刑为主”，“息讼厌讼，崇尚调解”等法律传统相比，根基尚不够牢靠。  即使到了1979年前后，还有学者坚持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