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先生语录

黄先生语录 黄侃讲黄焯记 治学须知二事，一曰治学之法，一曰持论之方。 凡研究学问，阙助则支离，好奇则失正，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亦必如此，方有真知灼见。韩非有言：“变业无成功”，此可为吾人讲学之鉴。 人类一切学问，当以正德利用厚生为三德。 凡学问无论何种，以平易近人为常，以不可思议为变。 中国学问有二类，自物理而来者，尽人可通。自心理而来者，终属难通。 学问不可趋时或挟势力以行。如唐张鷟在当时文名藉甚，文词行于海外，今所存者，一《龙筋凤髓判》，一《游仙窟》（得自日本） 耳。又云，学术废兴亦各有时，惟在学者不媕婀而已。 所谓博学者，谓明白事理多，非记事多也。 凡专门之学，不可于其间有所去取，因牵一发而动全身也。 《曲礼》“疑事毋质，直而勿有”八字，足为治学之道。 荀子谓“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为学须牢记此语。 学术分类，非一成不变。凡分类者，无非便于演说耳。 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 学术有始变，有独殊。一世之所习，见其违而矫之，虽道未大亨，而发露端题，以诒学者，令尽心力，始变者之功如此。一时之所尚，见其违而去之，虽物不我贵，而抱残守阙，以报先民，不愆矩镬，独殊者之功也。然非心有真知，则二者皆无以为。其为始变，或隳决藩维，以误群类。其为独殊，又不过剿袭腐旧，而无从善服义之心。是故真能为始变者，必其真能为独殊者也。不慕往，不闵来，虚心以求是，强力以持久，诲人无倦心，用世无矜心，见非无闷，俟圣不惑，吾师乎，吾师乎，古之人哉。 今日籀读古书，当潜心考索文义，而不可骤言通假。当精心玩索全书，而不可断取单辞。旧解说虽不可尽信，而无条条逊于后师之理。廓然大公，心如明镜，然后可以通古今之邮，息汉宋之争。 讲古书须展转屈曲，以迁就其说。 今言保国，第一当全匡廓。今言治学，第一当保全本来。 中国学问，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尽境。 中国学问无论六艺九流，有三条件。一曰言实不言名；一曰言有不言无；一曰言生不言死。故各家皆务为治，而无空言之学。 今日自救救人之法，曰刻苦为人，殷勤传学。 学问文章，以高明广大为贵。 读书人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 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扬子云，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则无约矣，寡见则无卓矣。 治学贵能记诵。《西京杂记》云“读千赋乃能为赋”，此可知其要矣。 学问之事，有传学，有行学。欲行其学者，未有不皇皇如也。 学者可贫而不可贱。白刃当前，不救流矢，学问亦然。 学问以积累为先，文学以顿悟为贵。故文学能早成，学问则早成者少，有之则颜回韩非贾谊王弼数人而已。 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惠栋《九经古谊》及《九曜斋笔记》可以教人不欺。）一曰不知者不道。一曰不背所本。（恪守师承，力求闻见。）一曰为后世负责。一曰不窃。（偶与之同，实由心得，非窃。习所闻见，忘其所自，非窃。众所称引，不为偷袭，非窃。结论虽同，推证各异，非窃。） 治国学当力戒二弊。一曰不讲条理。一曰忽略细微。讲条理而不讲细微，如五石之瓠。讲细微而不讲条理，如入海量沙。 初学之病有四。一曰急于求解。一曰急于著书。一曰不能阙疑。 一曰不能服善。读古书当择其可解者而解之，以阙疑为贵，不以能疑为贵也。 凡阅近人书籍，须先调査其材料。 近人治学之病有三。一曰郢书燕说之病。一曰辽东白豕之病。一曰妄谈火浣之病。 《左传》臧武仲云：“季孙之爱我，美疢也。孟孙之恶我，药石也。美疢不如恶石。”学问亦然。 无论历史学、文字学，凡新发见之物，必可助长旧学，但未能推翻旧学。新发见之物，只可增加新材料，断不能推倒旧学说。 常人治学有二病，一曰急，二曰懒，所以无成。 世人是尧舜而非桀纣，治学亦当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 博览旁征，必先有其基。 士以志气为先，不以学问为先。 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 天下人之所长，非己所能有。己之所长，为天下人所不能有。如是始能有以自立。 凡引古择,或从本义引之，或以己意引之,前者名曰推原本义。后者名曰断章取义。如孟子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后者之类。 读中国旧书，了解为先，记忆次之，考据又次之，判断最后。 看清一部难懂之书，可以读多数难懂之书。 古人之议论其言简，今人之议论其言繁。唐以前人之一二语，唐 以后人可敷衍而为千百言。读周秦诸子等书，均可作如是观。 所谓科学方法，一曰不忽细微。一曰善于解剖。一曰必有证据。 清人治学之病，知古而不知今。明人治学之弊，知今而不知古。 阎若璩《潜邱劄记》、惠栋《九经古谊》、《松崖笔记》、《九曜斋笔记》，可见大师入手为学，不嫌鄙陋，学者可依以为师。 王安石云：莫将有限胜无穷。惟作学问，却应将有限胜无穷。 治学须看原书，不可误听人言。 治中国学问，应置身五口通商之前。 治中国学问，当接收新材料，不接收新理论。佛经云：依法不依 人，即此义。 作与述不同，作有三义，一曰发现谓之作。二曰发明谓之作。三曰改良谓之作。一语不增谓之述。 汉学之所以可畏者，在不放松一字。 考据之学有三要，一曰不可臆说。二曰不用单文。三曰不可迂折。欲为考据之学，必先能为辨论之文。 集解之学行，则无真正之学（经学之道亡）科学之法行，则无自然之文。 乾嘉学风谨严缜密，苦人甚矣。故至道咸以后，风气即变。 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皆由辛苦，鲜由天才。其成就早者，不走错路而已。 死而不亡赛寿。学有传人，亦属死而不亡。 凡学问文章，皆宜以章句为始基(黄以周语）。研究章句，即为研究小学。 生知谓道德，非谓学问。 教化者，教人且化人也。故道德须立于感情之基础上。 通一经一史，文成一体，亦可以为成人矣。 天下事不外名实二种。名所以指实，而名非实，惟实至者名自归矣。 我辈学问，以汉学为表面，以申韩为骨子。 语言文字之学，为各种学问之预备，舍此则一无可通。 读天下书，至死不能遍，择其要而已矣。刘申叔年三十五而学成，亦得择要之法。 点书。朱子谓凡人点书，第一步用十分功，第二步即可用得七八分功，第三步即可用得四五分功。此经验之谈。 翻书。不有根柢之学，而徒事翻书，此非治学之道。然真有根柢之学而不能翻书，亦不免有媕陋之讥。翻书有因所知以及所未知，其用有二，一、己所不知，翻之而得。二、己所不记，翻之而记。凡临时检查而得之者，必其平时能翻之者也。 编书。如能编书，久之自能得其条理。予尝教人编唐以前论文语撰录，如得编成，亦可示后。 辑书。辑书始于宋儒，如师旷《禽经》，所谓亡书还原。清代辑书始于章宗源，读己辑书，一方可为整理，一方可为补遗。近日敦煌所出书与日本所印为吾国失传之书，皆可补遗。如《全唐文》一千卷，不为不多，而陆心源《补遗》至七十卷。 解书。有全解者，有零碎解之者。解释一部书者，为一书之注。零碎解者可为笔记。湖海楼丛书中周婴（明人）《巵林》即为零碎解释，文辞甚美。 著书。此事不可望之常人。颜之推有言，但能学问，自足为人， 必乏天才，毋强操笔。 目录之学，一撮旨意。二定是非。三辨真伪。四考存亡。伪书有全伪者，有半伪者。惟真伪一事，是非又一事。伪而非，如《忠经》（唐人伪托马融撰）、《天禄阁外史》（明人伪托黄宪撰）之类是也。有众所共知为伪而不可废者，如《古文尚书》、《列子》《孔丛子》、《家语》之类是也。今连言目录，录犹今言说明书，若单指书目，则不可言目录。 伪书有三类。一、述前古之言，而文字多由后作。此类书如以作 言则为伪，如知其为述，则非伪。如《神农本草》、《黄帝内经》、《山海经》之类。二、因旧题而作书，又多采古书以掩其迹。如张霸百两篇《书》、梅赜所上《古文尚书》是。三、因旧名而造书，如《列 子》、《文子》、《晏子春秋》之类，采取淹洽周至，文气亦似古人，至难辨别。刘炫在隋世造伪书以图受赏，自此以后，造伪者纷起，而以明人为最多。道教经典，大抵成于夏贺良、于吉、张陵、葛玄、陆修静、陶弘景、丘光庭、宋齐丘诸人。 清代为校勘之学者，则化整为散。为辑佚之学者，则收散为整。 【论治经】 治经之法，先须专主一家之说，不宜旁骛诸家。继须兼通众家之说，而无所是非。所谓博者，就内而言，淹洽融通之谓。就外而言， 旁征博览之谓。若所谓明大义者，乃明其大体，非谓抽取一二条而能讲明之，大义与要义固不同也。 学问贵能深思，得其条贯。果能如此，虽笃守一经，亦能自立。至于见闻广博，而又条理秩然，此尤为可贵者也。 治经贵由传注入门，而终能抛弃传注。 或谓读经须先看《说文》，此语不然。十三经中字在《说文》外者几四千馀，而《说文》之字在群经外者，亦有数千，如丨ノㄟ三字在经史子中皆未曾见之。 训诂、文词、典制、事实、大义等不可妄为轻重，此经学之大要也。 今日说经，要由六朝唐人之学以窥汉人之学。 治经须先明家法。明家法自读唐人义疏始。 今古文之争，在简牍口说皆各有所长，亦如佛教大乘小乘之争，其不反乎释伽牟尼则一也。 古文可分书本与师说二端。书本有前出后出之异，师说有前师后 师之分，内蕴不明，易迷途径。 自刘歆以前，今文师已多通古文之学者，如孟喜传古文《易》 是。（见《国志’虞翻传》裴注） 治经先读郑君书，后读许君书。郑君之学体大思精，后世如朱元 晦终莫能及。许君五经异义至为严谨，其说无一字无来历。 治经者不择今文古文，使无伏生在前，则《古文尚书》亦不能 读。刘子骏曰，与其过而废之，毋宁过而存之。 郑君注经，度越千古。然亦有矛盾处，有谬误处。如《乡饮酒 义》本为释《乡饮酒礼》，而郑注往往歧为二途。《论语》“予小子 履”本引《汤誓》之文，郑则释为舜事。昏礼纳采用雁，郑释为飞行 之雁，既与舜典二生之文不合。（飞行之雁难可生致，纵古人弋术极 精，终不近情也。）又郑以仲春为昏月，仲春抑岂有飞行之雁。是则 通儒之小疵，学者固难尽从也。元魏孝文笃信郑学，于“予小子履” 之训亦依郑氏，虽不失汉师传学之真，终难免袭谬之诮矣。 郑君引古文经，多用己所改定之字，虽称古文某作某，每非原本 之旧。 王子雍《古文尚书》二十五篇虽属伪作，然其可取者有三，子雍读书甚多，取材宏富，可取一也。其注文甚美，胜于潘勖之《九锡文》、陈琳之《讨曹檄》，可取二也。子雍注书甚多，其《毛诗》、《仪礼注》颇为后儒所采，他经注若此，《尚书注》亦可如、可取三也。 自魏晋以来，以文辞说古书，如王嗣辅之《老》《易》、干令升 之《易》，郭子玄之《庄》，乃至颜沈之说《咏怀》，刘孝标之说《连珠》，皆非正轨。浸至于引佛老以说群经，去之弥远矣。经学当以郑学为宗，清代经学皆由郑学入。 治经须先明家法，明家法自读唐人义疏始。凡疏语复举经文，虽句读甚长，不可断句。 治经必以《经典释文》为锁钥。 清儒不增字解经，可以治宋明人妄说之弊，而不可以律汉人。 清人编修群经之疏，而《小戴记》无之，盖无以加于旧疏耳。孙诒让《周礼正义》，取旧疏者颇多，若胡培翚《仪礼疏》直可不作也。 《汉书艺文志》谓六经者王教之典籍，章实斋本之，因有六经皆史之说。惟章语实有未合处。史学只经学之一部分，经学于垂世立教大有功焉，故经学为为人之学。 常州派今文家皆擅文采而傅以经义，流毒迄于今兹。荀子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常州派之所以风靡天下乎？若夫不能紬绎， 文辞钝拙，亦有碍于说经。 清代治经之士多翻陈案，惟《仪礼》则不得不遵郑说。至刘申叔作《仪礼古谊》，则骎骎乎欲推倒郑氏矣。 五经应分二类，《易》、《礼》、《春秋》为一类，《诗》、《书》又为 一类。《诗》、《书》用字及文法之构造，与他经不同，《易》、《礼》、 《春秋》则字字有义。《诗》、《书》以训诂为先，《易》、《礼》、《春秋》 以义理为要。《诗》、《书》、之训诂明，即知其义，《易》、《礼》、《春秋》之训诂明，犹未能即知其义也。 中国古书用字简炼，不妄下一字者，《易》、《礼》、《春秋》、《说文》、《唐律》是也。 黄先生语录 黄侃讲黄焯记 治学须知二事，一曰治学之法，一曰持论之方。 凡研究学问，阙助则支离，好奇则失正，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亦必如此，方有真知灼见。韩非有言：“变业无成功”，此可为吾人讲学之鉴。 人类一切学问，当以正德利用厚生为三德。 凡学问无论何种，以平易近人为常，以不可思议为变。 中国学问有二类，自物理而来者，尽人可通。自心理而来者，终属难通。 学问不可趋时或挟势力以行。如唐张鷟在当时文名藉甚，文词行于海外，今所存者，一《龙筋凤髓判》，一《游仙窟》（得自日本） 耳。又云，学术废兴亦各有时，惟在学者不媕婀而已。 所谓博学者，谓明白事理多，非记事多也。 凡专门之学，不可于其间有所去取，因牵一发而动全身也。 《曲礼》“疑事毋质，直而勿有”八字，足为治学之道。 荀子谓“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为学须牢记此语。 学术分类，非一成不变。凡分类者，无非便于演说耳。 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 学术有始变，有独殊。一世之所习，见其违而矫之，虽道未大亨，而发露端题，以诒学者，令尽心力，始变者之功如此。一时之所尚，见其违而去之，虽物不我贵，而抱残守阙，以报先民，不愆矩镬，独殊者之功也。然非心有真知，则二者皆无以为。其为始变，或隳决藩维，以误群类。其为独殊，又不过剿袭腐旧，而无从善服义之心。是故真能为始变者，必其真能为独殊者也。不慕往，不闵来，虚心以求是，强力以持久，诲人无倦心，用世无矜心，见非无闷，俟圣不惑，吾师乎，吾师乎，古之人哉。 今日籀读古书，当潜心考索文义，而不可骤言通假。当精心玩索全书，而不可断取单辞。旧解说虽不可尽信，而无条条逊于后师之理。廓然大公，心如明镜，然后可以通古今之邮，息汉宋之争。 讲古书须展转屈曲，以迁就其说。 今言保国，第一当全匡廓。今言治学，第一当保全本来。 中国学问，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尽境。 中国学问无论六艺九流，有三条件。一曰言实不言名；一曰言有不言无；一曰言生不言死。故各家皆务为治，而无空言之学。 今日自救救人之法，曰刻苦为人，殷勤传学。 学问文章，以高明广大为贵。 读书人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 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扬子云，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则无约矣，寡见则无卓矣。 治学贵能记诵。《西京杂记》云“读千赋乃能为赋”，此可知其要矣。 学问之事，有传学，有行学。欲行其学者，未有不皇皇如也。 学者可贫而不可贱。白刃当前，不救流矢，学问亦然。 学问以积累为先，文学以顿悟为贵。故文学能早成，学问则早成者少，有之则颜回韩非贾谊王弼数人而已。 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惠栋《九经古谊》及《九曜斋笔记》可以教人不欺。）一曰不知者不道。一曰不背所本。（恪守师承，力求闻见。）一曰为后世负责。一曰不窃。（偶与之同，实由心得，非窃。习所闻见，忘其所自，非窃。众所称引，不为偷袭，非窃。结论虽同，推证各异，非窃。） 治国学当力戒二弊。一曰不讲条理。一曰忽略细微。讲条理而不讲细微，如五石之瓠。讲细微而不讲条理，如入海量沙。 初学之病有四。一曰急于求解。一曰急于著书。一曰不能阙疑。 一曰不能服善。读古书当择其可解者而解之，以阙疑为贵，不以能疑为贵也。 凡阅近人书籍，须先调査其材料。 近人治学之病有三。一曰郢书燕说之病。一曰辽东白豕之病。一曰妄谈火浣之病。 《左传》臧武仲云：“季孙之爱我，美疢也。孟孙之恶我，药石也。美疢不如恶石。”学问亦然。 无论历史学、文字学，凡新发见之物，必可助长旧学，但未能推翻旧学。新发见之物，只可增加新材料，断不能推倒旧学说。 常人治学有二病，一曰急，二曰懒，所以无成。 世人是尧舜而非桀纣，治学亦当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 博览旁征，必先有其基。 士以志气为先，不以学问为先。 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 天下人之所长，非己所能有。己之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