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国内苦难的影视作品是为什么

表现国内苦难的影视作品是为什么 在底层生活了几十年的父亲厌恶贾樟柯的作品一类的表现国内苦难的影视作品是为什么？ 作者：情深不瘦 中国当代导演在拍摄苦难方面，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以前是拍给外国评委看的，现在是专供城市小资看的，唯独不是拍给他拍摄的对象看的，也就是说他们拍摄苦难不是给苦难本身服务的。 今天我们先不说贾导，举其他几个可能不悦的例子。 《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我是陪我妈妈一起去看的，当我被电影感动的痛哭流涕，感叹我妈妈这代人真不容易的时候，我妈却看着泪流满面的我莫名其妙，她对这个重现她那个年代生活的电影完全无法产生任何情感上的共鸣，甚至觉得非常无聊。 从那开始，我似乎感觉到了哪里有些不对劲了。 前几天知乎上对《隐入尘烟》有一些讨论，我翻了几百个答案，发现了一点有意思的事情。城市背景的答主在说“何不食肉糜”，而农村出身的答主却纷纷表示：“农村不是这样的”。 你看这就有意思了，导演们在讲述苦难，可被他们讲述的苦难本身却不接受这种讲述。 其实出现这种现象一点都不奇怪，那就是电影的创作者们并没有把自己完全进入到他们所想讲述的“苦难”中去，他们是以一个居高临下的姿态无可辩驳的去定义了“苦难”，你们既然是苦难了，你就必须凄惨，必须愚昧，必须绝望，必须可怜。你们只有这样，才能让他的电影受众们获得廉价的同情心和激愤感。 可“苦难们”不这么想啊！ 拿《隐入尘烟》来说，我从小就是在内蒙西部农村姥姥家长大的，环境之艰苦比电影不遑多让。夏天荒凉的蒙西荒野并没有多少产出，冬天的白毛风°更是刮死人。到我小时候粮食勉强是够吃了，如果土豆也算是粮食的话。可肉在平时是绝对吃不着的，我又是个馋肉馋的不行的性子。到了农闲的时候，我姥爷就拿上猎枪天天带我出去打兔子a，打麻雀，打不到的时候就去抓青蛙°，捉蚂蚱回来给我吃。 你们说那种天天吃闷土豆这种现在的猪食的日子苦不苦？那种一到冬天连房间里的墙壁上都结满了冰霜的日子苦不苦？以现在的视角看，简直太苦了，苦极了。 可是我的童年记忆的底色却是明快而幸福的，拖着姥爷打到兔子往家走是兴奋的，扯蚂蚱腿下来是好玩的，偷偷吃一块姥姥招待客人的腌羊肉是窃喜的，姥姥家门口的胡麻地是我的迷你基地，家里的老黄牛是能驮着我睡觉的老伙计，我每天都开心的不得了呀。 你说我怎么可能同意这种生活被定义成纯粹的苦难，充满了绝望和悲伤。 与城市相比，我们的生活确实是艰苦的，我们也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如果有机会我们也愿意过城市人的生活。 可生活艰苦并不意味着生活就一定是绝望和悲伤啊。在艰苦的底色之上，我的姥姥姥爷我的父母他们乐观、坚强、振奋，尽最大努力把生活过好。粮食丰收了会喜悦，孩子出息了会感到骄傲，忙里偷闲喝个小酒也会惬意。我们也是有苦有乐的正常人啊，怎么就被你们用灰暗的滤镜描绘成了一片黑暗呢？ 所以，作为苦难本身，怎么可能喜欢你们讲述苦难的方式呢？ 你们到底是想讲述我们的苦难，还是只是想拿我们的苦难来完成你们的讲述呢？ 贾导们如果想真正拍好中国的苦难片，不妨好好学学建国前后那些影视剧作品，真正沉下身子深入到你们想讲述的苦难之中，感受他们的感受，讲述他们的心声。 当年《白毛女》在解放区演出，为什么如此受解放军和群众欢迎，能让士兵激动到要拿枪打演员，而贾导的电影却被你试图同情的人痛恨。 不妨思之。 作者：夜雨星风 其实真正的底层不仅不喜欢贾樟柯的电影，而且也不喜欢以梁鸿等为代表的乡土记录文学，当年熊培云以某村为原型写出了热销的《一个乡村里的中国》这本书，极其受到了公务员，白领，学生这个阶层的欢迎，然而书里的这些原型人物都对其表现出抗拒，有些再也不愿意接受采访了。 而人类学家项飙在《跨越边界的社区—浙江村》这本书中同样是一种微观性的调查研究，同样是底层的视角，此书不仅在学术界极受好评，而且书中的这些人物也读了非常感动，愿意接受项飙长达十几年不停地叨扰，而且这些打扰都是毫无利益关系的。 那么项飙究竟是采取了何种方式达到了如此好的效果？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将这些底层人也看做历史主体。”再说的直白点就是将他们也看做人，他们和我的关系是“我们”的关系，而不是“我”与“他”的关系。 项飙在此书的前言中就对于国内所流行的底层叙事的文艺作品提出了批评， 他说：在这些文本中，底层者多以个体受害人的面目出现，而不是以多面立体的、群体性的历史主体的身份站出来，多有感人的叹息，少有勃发倔强的生命，这样的文本可能符合知识分子的口味，但不是群众自己想看的。要让群众看到饱满的自己，我们需要直面他们的经验和忧虑，需要解释这些经验和忧虑从哪里来，需要亮出他们的坚韧、顽强、智慧和希望。 所以项飙当年在北大上学时是彻底将自己融入在北京郊区”浙江村“这一群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之中，甚至于和这些人建立起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项飙说，在自己的研究中，当自己融入了这个群体之后，他才直到底层群众的饱满的生命力，他们对于生活的坚韧与智慧，那种在苦难与艰苦中的勇气与爱。所以项飙在有了这段经历之后，他特别不能同意在当时知识界所流行的一种精英主义，即认为中国是全面落后的，尤其是因为底层人口素质太差。 与项飙的文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梁鸿的文字，此书先后获得《新京报》2010年度文学类好书”“《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类十大好书”“等奖项，尤其是南方媒体对其赞不绝口。但是这本书最大的缺陷就是 梁鸿这些文艺工作者，都是先有了一个模式，一个判断，就是农村人很悲惨，很愚昧，然后再按照这个判断进行写作。在整个过程中，作者首先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对她那些农村的亲戚是一种审视的状态，这种“凝视与被凝视”的写作模式凸显了作者与其他人之间的隔阂。而且也让她忽略了这些人身上所具有的韧性。 梁鸿的写作路径是一种典型的精英主义路径，即是以一种”凝视“的方式去将”自己“与”梁庄“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这种写作所营造出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而不是平等关系下的悲悯与爱。 国内的文艺圈有这种思维方式的人比比皆是，如阎连科，熊培云，贾樟柯都是如此。这些人当然都是非常优秀的文艺工作者，但是他们的缺陷也非常明显，这就注定了其作品不可能超越时代，甚至于再过十几年就没有人再去看。项飙在《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这本书中提到了一个非常令他震撼的细节，这个细节也可以回应题主的疑惑。 项飙说：浙江村的一个能人知道他的书热销，也知道了他是北大和牛津的教授，所以希望他能够给当地政府建言献策，然后提供一些有利于浙江村人利益的政策。 项飙拒绝了，很尴尬的说：我做不到这些，我能做的就是将你们的经验，生活的样态，如何努力的生活，面对困境时的智慧写成文字，然后留给后世，希望你们的智慧对后世的人有所启发。 然而浙江村的这个能人听到自己居然有智慧，而且能留给后世，甚至还能给后世有所启发。激动的都快落泪了。他也不让项飙再给他什么利益了，他觉得这一点就值了。 这个细节也让我非常非常震撼，因为底层生命的饱满性往往被精英主义的叙事方式遮蔽了，长期的历史叙事中，他们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当知道自己也是一种历史主体，并能够影响历史时，那一刻他们才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他们也才感觉到这个文本的价值与意义之重要。 作者：子木年华 因为真正的底层在面临苦难的时候，就是靠一点希望来吊着一条命，然后凭借自己的乐观、豁达、坚毅和奋斗来撑住自己的信念，最后走完这一生。 而我们的知识分子只是纯粹的在底层的伤口上撒盐，把那些苦难的伤疤撕开，又划上一刀。 明明底层活得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因为心里对未来的一种希望在那里，所以物质上或许是贫瘠的，但精神上却还闪着光。 结果知识分子却跑过来告诉你，底层世界里，希望是不存在的，压抑是永恒的。他们还会说，你们虽然物质上很贫穷，但你们的精神上更匮乏且愚昧与无知。 明明是在骂人，却还非要说自己是民族的良心。 明明是个看客，却还非要说自己是替底层发声。 就像方方，明明是在造谣，非要说自己是时代良心。明明是给境外势力递刀子，非要说自己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问题是，你都是时代良心了，那奋斗在一线防疫抗疫的医务工作者、军人、志愿者们岂不得叫宇宙良心了？ 所以啊，文人为啥那么讨嫌？ 因为太能吹，太能给自己贴金，太过于虚伪了。 半点事都没做，嘴巴却比谁都厉害，还总想着贪天之功。 话说，真正为底层发声的路遥，生前为啥一直郁郁不得志？ 你别看路遥的作品在当代改编成电视剧后饱受好评，那是因为现在看路遥的都是普罗大众，我们就是喜欢路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