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与党际关系.doc

讲稿：中苏论战与党际关系 中苏论战与党际关系 20世纪50～60年代，中苏两党发生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以往同属一个阵营的中苏两党突然相互指责，继而公开论战，中共批判苏共是“修正主义”，苏共则指中共为“教条主义”。这场论战造成中苏两党和国际共运的公开分裂，使两国关系由友好、恶化最后演变成边界武装冲突，在十几年间处于敌对状态。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中国把苏联视为主要敌人、主要威胁。正是这种情况使在朝鲜越南战场交手已久的两个冤家对头走到了一起，美国为了对付苏联在世界各地的扩张，中国为了对付来自苏联的直接威胁，因而共同抛弃前嫌，出现了将近20年的蜜月合作，使战后形成的国际关系两极格局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中苏大论战”造成的两国关系的对立状态延续了20多年，直到1989年5月13日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才回到正常化。虽然1991年苏联已经解体，苏共已成为在野党，但俄罗斯还在，它继承了苏联的种种遗产，包括两党两国关系中的那段历史。正因此，探讨中苏交恶的根源，分析论战中争论的问题的是是非非及其造成的后果，正确汲取经验教训，对于正确处理党际关系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近邻大国俄罗斯的关系都有一定意义。 一、中苏论战的由来与经过 （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尖锐化的结果 1.分歧初起，内部交换意见（1956-1957年）。 从苏共二十大起，中共和苏共之间就出现了意见分歧。最初两年这些意见分歧，归纳起来有三个，即：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这些分歧，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这些意见分歧最初并没有导致意识形态的论战，而且两国关系仍然在继续发展。中苏双方通过两党会谈和正面阐述各自意见来求同存异。其原因： 第一，苏联对外政策调整的结果还没有看出来，中苏两国在内外政策方面还保持着大体一致的看法。 第二，此间1957年12月毛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参加有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及60多个兄弟党参加的莫斯科会议，中苏两党关系有发展，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阵营应以中苏为首。毛泽东则坚持以苏联为首。 第三，还和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看法有直接的关系。当时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这个人鲁莽，缺乏理论修养。但比较能够平等待人，有事可以商量。因此，对赫鲁晓夫和苏共在一些问题上坦率地提出批评意见。 2.分歧发展，内部争论和不指名地相互批评（1958-1963年初） 1958年后随着两国关系滑坡，两党关系中原先积累下来的一系列意见分歧，也逐步升级。特别是赫鲁晓夫一方面同美国拉关系搞美苏缓和；一方面尖锐批评中共的国内外政策。这就在分歧问题又加入了如何看待苏美缓和战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在这一阶段，有代表性的事件包括： （1）我们党借纪念列宁诞辰之机发表三篇文章，不点名地批赫鲁晓夫。 在1960年4月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接连发表了“沿著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批判修正主义，点名批的是南斯拉夫的铁托，实际是不点名地批苏共的赫鲁晓夫，率先发动了意识形态原则争论。这3篇文章涉及世界形势、列宁主义是否过时、马列的革命学说、战争与和平、和平与帝国主义、革命斗争与议会斗争等命题。 （2）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苏共和出席会议的各党围攻中共。 1960年6月罗马尼亚召开党代会，期间苏共代表团向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提交了一封信，信中系统地驳斥了中共在上述3篇文章中的观点。而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共代表团受到了出席会议的各党的围攻。会后不久，苏联政府突然召回援华专家，中断援助项目，两国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3）1961年11月“81党莫斯科会议”。 刘邓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会上争论激烈，但最终就“莫斯科声明”达成了妥协，都在“声明”上签了字 。中国方面后来解释说：“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 由于大多数兄弟党代表团要求团结、反对分裂，会议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 ，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4）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把修正主义理论系统化了，并写进了党纲。 61年的苏共22大不仅又一次大反斯大林，而且把此前提出的“三和”、“三无”、“两全” （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争取建立一个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在国内强调全民党、全民国家）理论系统化了，写进了党纲。这使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得出了“这是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的定论。从此，“现代修正主义”就成为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的代名词。 （5）从1962年底到1963年初，支持苏共的东欧各党在党代会上批中共，中共连续发了7篇文章批修正主义。 此间，东欧各党召开党代会，都在会上批评中共。相应地，我们党连续发了7篇文章，批判意大利的陶里亚蒂、法共的多列士和美共的所谓现代修正主义。 3. 分歧升级，公开论战（1963年初—1966年） 1963年3月3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苏共中央的来信。4月3日，毛泽东带病在家中主持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发动对苏共的全面批判。因此，4月4日的《人民日报》奉命将苏共这封两党之间内部往来的信件发表出来，从此两党之间的争端就在全国和全世界公开化了。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于6月14日发表，作为对3月30日苏共中央来信的答复。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从这年9月到1964年7月，我们党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了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点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报刊杂志上一般性的批判文章不计其数，而苏共也组织了铺天盖地的文章批判中国的教条主义，这是中苏大论战的高潮。双方都引经据典，批判对方偏离，证明自己正统。苏共把其二十大以来的纲领作为列宁主义的正统，认为中国党是“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而中国党则认为，苏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右”的修正，是“修正主义”，只有自己的理论才代表并捍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并且认为苏联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 （二）中苏两国关系迅速恶化的产物 中苏国家关系的恶化是从1958年开始的。苏联搞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我为主、发号施令那一套，而中国不受控制，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是两国在国家关系上从结盟走向破裂的深刻的原因。 中苏论战，从实质上说，是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1.1958年导致两国战略上不信任、结盟出现裂痕的几件事。 （1）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 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来函提出在中国海岸共同建设长波电台，以便利苏联的核舰队在太平洋的活动，苏方提出共同出钱、共同建设、共同使用。中国答复是：钱由中国出，在中国建，归中国所有。苏联坚持各出一半，而避开所有问题。在这件事还没有结果的时候，又出了共同舰队问题。 本来长波电台问题就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很想知道苏联究竟有什么打算。正在这个时候，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受苏共中央委托紧急求见毛泽东，讲了四件事。其中一件就是提出要建立一个共同舰队。此前，中国政府请求苏联帮助加强中国海军和海岸防御的问题。尤金转达苏共领导的意思是，苏联舰队到大西洋、太平洋活动很不方便，海上通道都控制在西方国家手里，中国海岸线长，可以四通八达。赫鲁晓夫希望中国考虑同苏联建立一个共同舰队。毛泽东当时就对尤金说，我们要你们帮我们搞核潜艇，但没想过要跟你们搞合作社，看来你们是想控制我们。还说，索性我们把全部海岸都交给你们，我们去搞游击队好了。毛泽东说，斯大林过去看不起中国人。现在你们又要搞斯大林那一套。把俄罗斯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来了。（P159-168）中国领导人反响之强烈迫使赫鲁晓夫不得不亲自来华，当面向毛泽东等解释，说是尤金传达错了，造成了误会。经过三次会谈，这件事才平息下来。后来毛主席在同外宾谈话中，不止一次提到，同苏联闹翻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处理的方法问题） 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建议，伤害了中国领导人的民族感情。认为赫鲁晓夫和斯大林一样，也不尊重中国，想控制中国。而赫鲁晓夫也对中国党很不满，后来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各国共产党会议上说：连一个电台都达不成协议，还算是共产党啊! （2）赫鲁晓夫批评中国的国内政策引起中国党不满。 1958年，中共发动了 “大跃进”运动。毛泽东的目标，一方面要“超英赶美”要证明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也要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优越于苏联的建设道路，“学生超过先生”， “后来者居上”。赫鲁晓夫认为是中国挑战苏联的“老大哥”地位。几次批评中国的国内政策，公开反对中国党提出的“三面红旗”。 （3）炮击金门事件增加了两国战略上的不信任。 1958年8月至9月的金门炮战，起因于美国企图搞“两个中国”的阴谋。毛泽东曾经说过，向金门大炮也好，停止炮击也好，主要的都是为了支持台湾人民和台湾当局守住台湾，而不被外国侵略和合并。但在苏联领导人看来，金门炮战是在破坏苏联的缓和战略，认为打算借助这种行动来激化苏美关系，并利用苏中条约这部机器把冲突扩大为远东的军事对抗。另外，中国没有依照惯例把炮击金门的计划事先向苏联领导人通报，也引起苏联方面的不满。后来葛罗米柯来谈，中国领导人表示，台湾问题不把苏联拖下水。苏联后来又提出要派他们的空军驻在福建，被中国拒绝。赫鲁晓夫一直耿耿于怀，后来说我们想用武力来试试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在回国途中的讲话里批评中国领导人像“好斗的公鸡”。 可以说1958年是两国都重新认识对方的一年。中国认为苏联要控制中国，苏联认为中国要另搞一套，要跟苏联过不去。后来胡志明在双方劝和的时候，苏联就指责中国人从1958年起在许多事情上不跟苏联打招呼，不跟苏联商量，什么百花齐放、大跃进、纸老虎、还要修成吉思汗陵等。 2. 1959年导致两国怀疑加深、关系恶化的几件事。 1959年初，苏共召开21大，进一步明确了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为核心的对美缓和战略，赫鲁晓夫还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苏美首脑会晤。而中国因为朝鲜战争、台湾问题坚持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略方针。赫鲁晓夫不顾中国领导人的强烈反对和实际利益，强硬地推行自己的国际战略，并对中国施压，由此导致了一系列涉及战略利益的严重事件。 （1）1959年6月，苏联取消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合同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1957年，赫鲁晓夫因中国党在其党内斗争中支持了他，主动提出愿意帮助中国研究原子弹。两国政府在同年10月15日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以后，苏联一直借故拖延不履行协定。1959年6月苏共中央致信中国党，以苏联正在和美国等西方国家谈判达成禁止核试验的协议、赫鲁晓夫正在准备同艾森豪威尔会晤为由，提出暂缓提供，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同时，苏联专家也借口回国休假，一去不复返。 （2）59年中印边境事件中，苏联发表了苏联政府中立立场的声明。 1959年中印边境纠纷升级，并在8月25日发生了第一次边境武装冲突。就在中印两国政府为此进行交涉的时候，苏联不顾中国领导人的反对，于9月9日通过塔斯社发表声明，表示了苏联政府的中立立场。在中苏两国存在同盟关系的情况下，这个声明一方面将中苏两国的分歧公诸于众，另一方面也在实际上助长了印度政府的领土要求。上述两个严重事件，都发生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造成了苏美缓和的气氛，但却极大地损害了中苏同盟。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苏共领导人不惜破裂中苏关系，取悦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投降主义”行为。 （3）大肆宣扬苏美缓和，想把中国纳入苏联的战略轨道。 1959年9月的苏美首脑会晤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赫鲁晓夫对“戴维营精神”大加宣传，在会谈后访问中国，同中国党举行多次会谈，说中美关系还是要搞好，希望中国主动采取步骤。说对金门打炮不是办法，台湾现在也不能解放，索性向苏联过去对远东共和国那样处理。中共对此非常不满，周总理说要解决与美国的关系，惟一的办法是美国撤出台湾，至于台湾和大陆的关系，那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毛泽东则批评赫鲁晓夫把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搞混了。中美关系是国际问题，台湾是国内问题。你可以劝美国从台湾撤军，但对台湾问题你是无能为力的，不宜说三道四。（见吴：P222-223） 以上情形使中共高层从中引出的结论：“赫鲁晓夫......想控制中国，没有得逞之后，就想依靠美国来解决世界问题，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认为赫鲁晓夫想通过美苏合作主宰世界。 3.1960年至63年公开论战前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1）1960年撤回专家，撕毁合同，停止供应设备，使中国的经济建设蒙受了巨大损失。 1960年随着两党分歧加深，继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对中共代表团围攻，中共不服的情况下，苏共把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苏联明知中国因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经济极度困难，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对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就说过：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可会后从中国撤退专家，撕毁合同，停止供应设备，对中国施加政治经济压力，迫使中国听从其指挥。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外交部， 从中国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并立即采取行动，通知当时在华的1390名苏联专家在8月底以前全部撤回苏联，而且要带走全部图纸、设计和资料，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343个专家合同书及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技合作项目。使中国的40多个重工业、国防工业部门，250个工厂企业的建设中途停顿，使中国的经济建设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赫鲁晓夫企图以此给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就范。 （2）1962年春伊犁塔城事件。 1962年4月，新疆塔城、裕民、霍城三县6万多人在苏联驻新疆领事馆和苏侨协会的策动下出走苏联，5月发生了伊犁暴乱事件。10月中印边境再次发生冲突，苏联公开指责中国为印度辩护，使两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3）1963年苏联同美、英签订部分核禁试条约，中国认为是他们妄图垄断核武器，束缚中国手脚。 中苏关系由友好同盟走向破裂，这其中，由于所处发展阶段和面对问题的不同，历史不同，国家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外，苏联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对中国采取的大国主义作风，以及在战略分歧发生后采取的高压政策，在中苏同盟关系破裂中，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三）中共“左”倾指导思想急剧变化的结果 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改变了中共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所作的分析，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论断。 1959年7、8月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所谓“反右倾斗争”，又使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思想，朝着“左”倾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认为彭德怀同志对左倾冒进的批判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促使毛泽东把国内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同国际反修斗争三者联系起来，通盘加以考虑。 60年代初，为了克服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开始调整的时期，国民经济政策的调整也涉及对此前一些问题的重新认识。如经济形势、农村经济的组织形式以及对反右倾斗争中的错案的甄别。毛泽东不能容忍对以往左倾错误的彻底纠正，他认为政坛出现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所谓“黑暗风”，是指刘少奇、陈云等人在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召开的“西楼会议”上，对国内经济形势作出了比“七千人大会”更加严重的估计。所谓“单干风”，是指从60年代开始，党内部分领导人主张在部分困难的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措施。毛泽东把“包产到户”上升到“究竟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高度来认识。所谓“翻案风”，是从对反右倾斗争中的错案进行甄别平反引起的。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里通外国和组织反党小集团等问题提出申诉。毛泽东读了这封长信，明确表示不能给彭德怀平反，说：近来刮平反之风不对，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 不久，毛泽东就在中央北戴河会议和其后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中指出，毛泽东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改个名字好，叫作中国的修正主义。后来，他又多次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63年3月中央向高级领导发出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提纲》，与此同时，开展农村“四清”、城市“五反”运动及文化战线的批判，以从根本上挖掉所谓修正主义的根子。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的左的路线政策的发展与“反修防修”的中苏论战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对苏共“变修”的认识促使毛泽东把国内政策的重点向反修防修方面调整，把主要精力放在抓阶级斗争上来。另一方面，国内政策越左、越以反修防修为基调，就越促使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上采取不妥协的立场。因而，内部争论发展到公开论战，对苏共的叫停也不预理睬。 （四） 中苏论战也是两党两国历史上恩恩怨怨发酵的结果 中苏分歧的历史根源，用邓小平的话说是“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在89年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讲了历史上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雅尔塔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民主革命时期苏共从苏联的需要出发，指导中国革命，给中国革命带来很大损失。新中国建立后，斯大林坚持要把中国东北和新疆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不允许第三国进入），坚持要保持在中长铁路上的部份特权，坚持要中国接受不平等的合营公司。而在两党关系上毛泽东抱怨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总之，历史上的不平等使中共对涉及控制与独立自主的这样的问题非常敏感。 二、对中苏论战中几个重要问题的重新认识 中苏论战期间，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有公开论战时期的“九评”，还有此前1956年发表“一论”、“再论”，1960年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还有62年底至63年初发表的“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等7篇文章，还有63年6月发表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再就是63年9月至64年7月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九评”的标题是：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63.9.6）；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13日)；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26日)；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0月22日)；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1月19日)；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2月12日)；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2月4日)；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3月31日)；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7月14日)。 本来还有个“十评”，因为赫鲁晓夫下台了，我们发表了一篇《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算是“十评”吧。这些都是由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 “反修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泽东亲自修改的“重头”文章。国内报刊上还刊登了大量批驳苏共或揭露苏联反华的文章和材料。这一时期，苏共中央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也发表了数千篇批评中共的文章和材料，并通过中央全会的有关决议和领导人的讲话攻击中共。支持苏共与支持中共的各国党也通过各种形式加入了论战。由此形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大辩论。 论战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大体上可归结为5个问题： 第一，关于如何评价斯大林和如何看待个人崇拜问题； 第二，关于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 第三，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问题； 第四，关于未取得政权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问题； 第五，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共产党之间及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 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这场大辩论，它的是是非非，它的经验教训，确实值得后人认真地反省。 1. 关于如何评价斯大林和如何看待个人崇拜问题。 这是中苏两党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批判斯大林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反对个人崇拜，是符合苏联社会发展需要和国际共运发展需要的，是合乎历史潮流的。尽管这一批判在当时造成了国际共运的混乱，出现了信仰危机，引发了56年的波匈事件，但从长远看，它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概括起来有三点： 第一，反对个人崇拜，促进了思想解放； 第二，推动了苏联的政治经济改革； 第三，促进了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的历史进程。 但赫鲁晓夫及苏共对斯大林现象缺乏更深刻的分析，没有从体制上去挖掘产生问题的根源，而是在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上去寻找斯大林时期所有错误和罪行的根源。这就使个人崇拜无法避免，反对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又搞了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我们党在“一论”、“再论”里，肯定了苏共反对个人崇拜的积极作用，强调全面客观地评价斯大林，不能把所有的错误全推到斯大林一个人的身上，这是正确的。但对斯大林错误根源的分析还是从主观上、从个人的修养、人性的弱点上找原因，一论中说斯大林的错误是因为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脱离了集体，脱离了人民群众，等等。没有从制度、体制上找原因。毛泽东后来曾经说过，斯大林的错误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能发生，就是说他看到了是制度问题。但如何避免重复这样的问题，他没有深入探索。他还把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加以区分，58年成都会议上，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恩列斯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还说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还说，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集体领导也不成。这实际上就是主张对他的个人崇拜。 而到中苏公开论战的时候，1963年发表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时，对于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一笔带过，而用大量篇幅指责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认为苏共反对个人迷信就是丑化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是违背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政党、领袖、群众相互关系学说，公开地为斯大林的错误辩护。这就不仅是不能客观地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了，而是导致不能清醒认识个人崇拜危害的严重性。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急速地膨胀起来。毛泽东借助个人崇拜的狂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整个国家陷入十年内乱。其危害比斯大林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全局性的、荒唐的错误由于有个人崇拜竟不能纠正，邓小平有两次被打倒的经历，深刻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制度问题，所以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并提出要从制度上防止发生这样的问题这是正确的。如今经历了那么多偶像的倒塌，个人崇拜是没有了，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问题还是没有很好从制度上解决。 2.关于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 从50年代开始，南斯拉夫和苏联相继走上了改革之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道路。如放松中央控制，给企业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强调物质利益原则，放宽农业政策，等等。这些做法都是正确的。尽管赫鲁晓夫的改革不成功，甚至在改革中还犯了唯意志论和瞎指挥的错误，但是在论战期间，中共从维护斯大林出发以及指导思想上的左，对赫鲁晓夫的改革大加挞伐。认为赫鲁晓夫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是复辟资本主义，认为赫鲁晓夫说要在工农业上学习美国，采取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方法的说法是假共产主义，是“从魔鬼那里获得贷款”的共产主义，断言在苏联存在着一个特权阶层，他们控制了党政和其他部门，大搞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从而在城乡完全复辟了资本主义。现在看这种讲法是完全错误的。一是我们是站在“左”的教条主义的立场去批，批错了；二是即使他们的改革搞得不对，怎样搞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也无权批。当然了，他们也对我国的内部事务指手划脚。他改革了也要你改，你不改他就认为你是教条主义。 除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做法上的分歧之外，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就是“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问题。苏共22大党纲正式提出了这个观点。关于“全民国家”。苏共认为鉴于剥削阶级被消灭、镇压职能消亡，无产阶级专政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变为全民的国家，变为表达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机构。苏共把这个观点写进党纲，有几个原因： 第一，鉴于斯大林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滥用国家专政职能的错误，为了给人民更大的安全感，他强调镇压职能消亡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变成全民国家了。 第二，赫鲁晓夫是联系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提出全民国家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建成，国家就要消亡，那么在这个过渡阶段阶段，国家肯定要发生变化，赫鲁晓夫认为，既然剥削阶级消灭了，镇压职能消亡了，国家就变为表达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机构，变成全民国家了。 第三，我认为，全民国家的提法，还有回应西方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专政、独裁的批判有关，全民国家就是要把改革的苏联与以专政为特点的斯大林时期苏联加以区别。论战中，我们批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是取消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修正主义集团专政、资产阶级特权专政。 关于全民党问题。苏共22大党纲中提出：“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论战中，我们批判赫鲁晓夫提出全民党的目的是要改变苏共的无产阶级性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改造成修正主义的党。中共十六大党章，提出两个先锋队，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想后者的提法与全民党没有什么差别。 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国家的性质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过去，我们因为在宪法、党章中对国家的性质和党的性质已有规定，就没有人再研究这些问题，也没人敢研究，而苏共一提出新提法，和马列原先讲的不一样，马上就大批特批，现在看是不正确的。即便它的新提法不妥，也是它自己的事，我们也管不着。再说，什么是对错的标准呢？是马列的国家学说，还是实践？其实，也根本没必要认识一致。 3. 关于和平共处、战争与和平问题 赫鲁晓夫在20大报告中提出“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主张通过两种体系的和平竞赛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战胜资本主义，而决不用输出革命的办法来推翻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反对把思想斗争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混为一谈。他还提出，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不仅能够共处，还要加强信任，实行合作。他还讲，在目前的情势下，或是和平共处，或是发动最具有毁灭性的战争，没有别的出路。这就是赫鲁晓夫关于和平共处的基本主张。他不仅系统阐述了和平共处问题，而且改变了斯大林时期比较僵硬的冷战共处的作法，缓和东西方关系，特别是缓和苏美关系，他是想为苏联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通过和平发展缩小美苏差距。今天看来他这些观点无可厚非，当然在实践中，他缓和也让我们跟着缓和，你不同意就说你好斗，这也是错误的。可是论战期间，我们指责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是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用和平主义代替世界革命，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说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等等，也是离谱的。此外，在论战期间我们党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讲三条：一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二是在五项原则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三是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现在看，显然有问题了，对外政策都是国家利益至上，国家间交往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现在也不提了，过去的殖民地现在都独立了，讲那个国家的人民是被压迫人民有干涉内政之嫌。现在就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平等互利合作的关系。所以，现在看还不如苏共的和平共处总路线更站得住脚。另外，由我们一国的党给社会主义各国制定对外政策总路线，这也和苏共一样犯了大党主义的错误。 关于防止世界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