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论文-郭嵩焘外交思想刍议.doc

郭嵩焘外交思想刍议 摘要: 郭嵩焘是清末第一任外交公使，也是其所处时代的一位颇据争议性人物，面临世情之大变，他洞悉中国不能在闭关自守，而应走向世界。于是他从实际出发，认真分析中外历史现状，谋求新的中外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提出了一整套特色鲜明、系统可行的外交思想，并就是时之中国外交战略提出设想，这无疑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郭嵩焘 据理而行 应付之方 外交思想 【Abstract】 Guo Songtao, the first diplomatic envoy in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he was also a very controversial figure in his time. Facing the great change of the world, Guo Songtao knew clearly that China couldn’t keep the door closed to the outside world any more and should open itself to the world. Thereupon, after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home and abroad seriously and also considerat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realities, he put forward a practicable diplomatic system which had its own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try to seek the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Meanwhile, he held a blueprint about the diplomatic strategy at that time. Undoubtedly, these have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to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Key words】Guo Songtao practice on the morality way to handle diplomatic thoughts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学者又称“养知先生”。晚清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其洋务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独树一帜，同时，他也是中国近代外交的拓荒者，其外交思想远远走在时代的前列，也是其思想中最为光辉的部分。所以有学者认为，郭嵩焘的“外交思想是郭嵩焘洋务思想的核心部分”。[1]但我们知道，郭嵩焘外交思想也是其思想中最受争议的部分，经常被斥为“妥协主义”、“投降主义”等。本文拟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和分析，对其外交思想作一简单评议。 一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被迫与英帝国签订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天朝上国”与世界历史隔绝的状态终于被彻底打破，中国被“轰”出了中世纪的大门，极不情愿地走进世界近代历史的行程之中。成群结队的洋人忽然出现，晚清政府本能地试图通过以武力拒之，却又屡战屡败，中国不得不正视现代西方世界。那么如何来与之建立新的、极不情愿的双边关系？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晚清政府和传统士大夫必须要面对的根本性问题。其中，晚清理学经世派的士大夫本着经世致用的思想认真考察现世之实情，积极了解世界之大势，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而这一口号的提出在当时的政治界和思想领域内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并引发了一场向西方学习的思潮，郭嵩焘正是这股思潮强有力的鼓吹者和推动者之一。在逐渐深入了解西方的过程中，他从实际出发，认真分析中外历史现状，在如何建立新的中外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形成了个人独特的看法，并最终形成了其特色鲜明的、系统可行的外交思想，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就其外交思想之内容来讲，长期以来“主和”几乎成为代名词。作为近代中国颇具影响的外交人物，郭嵩焘外交思想反映了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传统与西洋物质文明冲突之中，先进士大夫谋求自强发展，探索中国外交出路的尴尬心境，实非一句“主和”就可以全部概括。笔者认为，郭嵩焘外交思想至少还包含了下几方面的内容。当然，不可否认，“主和”是其外交的基本策略，也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其外交思想的倾向。 1. 平等视之，以礼待之。 中国自古以来便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外邦他国为“蛮夷之国”，在传统的对外关系上，也是建立在以中国“地理中心”和“文化至上论”基础上的“宗藩体制”。传统士大夫“夷夏”思想根深蒂固，至清一朝，仍认为“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2]诚如郑师渠先生指出，这种“‘夷夏之辨’在历史的沉淀过程，久成了封建统治者闭关自守与抵抗西学的最有力的经典依据，也是民众盲目排外的心理积存。”[3]也正是在这种“夷夏”观念的指导下，朝野上下都昧于世之大势，不愿与他国和平往来，使得晚清外交局面极为腐朽和被动。 面对当时强大的西方国家，郭嵩焘首先开始反思传统的对外关系，他敏锐地认识到在对外政策上要超越“华夷界限”，不能将西方诸国与古代之“夷狄”等同起来。他说，“西洋开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攸盛攸衰，情形绝异。”[4]故对待这些“有本末”的独立主权国家应当平等视之。同时他还对传统的夷夏之说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否定，如他用教化程度来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并敢于正视中国已经落后与西方的现实，指出中国不仅在器物上落后，即使在政治制度、教化风俗等及思想层面均远远落后于西方社会。所以，他指出我们应对其平等视之，为自己赢得一个向西方学习的机会和自身发展的“和平”环境。 在平等的观念上，郭嵩焘又十分重视“礼”在外交中的作用。并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强调“礼”之重要，他说： “环人，夫送迎宾客，一以礼将之，未尝不叹三代圣王享国长久，其源皆在于此。何也？远方宾客，万里之情毕达，邦国之事宜，生民之疾苦，巨细自得以上闻。春秋列国以礼相接，文辞斐然，然立国远在唐虞之前。秦汉以来，此礼日废，国祚之长久亦远不及三代。”[5] 在此他论述了“礼”的利害。那么，在对外关系中，要如何才能算是以礼相待呢？郭嵩焘尝言，“办理洋务者，非有他长也，言忠信，行笃敬，以立其礼。”[6]由此可以看出，他将外交工作中“礼”的实际意义阐释为注重“信义”，即要讲诚信和诚意，而反对行匡诈之计，认为匡诈并不能妥善处理问题，正如他所说“未有反覆变幻，行苟且之计而能控驭夷狄使就约束者。”[7] 2. 据理而行，主和避战。 这是郭嵩焘外交思想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也是最能表明他外交态度的部分。郭嵩焘作为一个传统的经世理学家，“理”是构成其哲学观的基本，那么他对于“理”之重视也是毋庸置疑的。他认为“天下事，一理而已，理得而后揣之以行，揆之以势，乃以平天下之险阻而无难。”[8]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他依然认为“理”是根本的立足点，“西洋要求事件，轻重大小，变幻百端，据理而行，无不可了”。同时，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洋务之所以艰难重重，起因于“不知理”，他尝言，“国家办理夷务二十年，大抵以欺谩，而终反受其凌践，其缘坐不知事理。”[9]在郭嵩焘看来，“据理而行”是外交得以成败的关键，因而他经常批评“不知理”的士大夫，而自己则始终强调“理”之关键，他说，“与洋人周旋，一以理自处，则视洋人固无足畏者”[10]。显然他也认为以理是可以折服洋人的。他曾用“怕”、“诈”、“蛮”、“蠢”四个字来形容晚清士大夫对待洋人的错误态度。事实上，当时有些士人“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嗔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小之心”。[11]郭嵩焘坚决反对这种偏激思想和错误态度。因为当时的西洋“政教风俗，气象日新。……百余年来，其官民相与讲求国政，自其君行之，蒸蒸日臻于上理，至今君主以贤明称。人心风俗，进而益善。”[12]而当时处于晚清统治下的中国则是“风俗人心，已成江河日下之势。……吏治罢弊，盗贼横行，士民犯上无等，官吏一切纵之，专意苛害良民”。[13]国力之强弱不辨自明，在这样的形势下，若轻言战事，则必是国更弊民更困而穷于应付,不但战无所胜利，相反却会耗费自身实力，使自己更为被动。显然，郭嵩焘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有着清醒而冷静的认识，正式基于这样理性的认识，他提出了“力主和平，努力避战”的策略。但是他并不认为这就是向西方示弱，“凡吾所言，非示弱也，道也。以道御之，以言折之，而固不可战也”。[14]作为一个洋务事业的积极参与者，郭嵩焘洋务思想的基本关键词即为“自强富国”。当时外部强敌环伺，内部世风日下，中国欲求得发展，谋得“自强”，则必须争取到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于此，郭嵩焘谈其“应付之方”。他说： “今日洋务。战守和皆无可言，惟在随事应付而已。应付得宜，可保数百年无事，一失其宜，及无事转为有事，小事酿为大事。得其宜，则制造和练兵可用洋人之为，而洋人之心亦服，语言既省，国体亦尊。一失其宜，徒以洋人之气，而所处日穷。五十年来每一用兵，即国家多损一分之气，前事可为殷鉴。”[15] 可见，他只想通过外交手段为国家争取到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积极向西方学习，“蓄积其势”，以图国家之再度强盛而达到“国体尊”，所以说，他所讲的“主和避战”正是在当时贫弱局面下的一种权宜应付之计。但这种“应付之方”并不是盲目被动消极的，相反却是在强调了解西方、了解世界大势的基础之上，据理而行，减少盲目蛮干带来的战争危险。他说： “应之何维？曰理而已矣。审吾所据之理，必有道以通之。审彼所据之理，必有辞以折之。常使理足而已，而后感之以诚，守之以言，明之以公，竭一人之力，控制指摩而无不如意，则亦可以求数十百年之安。”[16] 这段论述清楚地反映了他据理而行的理性外交思想。他对“理”之推崇，实如台湾学者郭廷以之言，“循理二字，实为先生一生应世之根本”。[17] 3. 知时知己，明乎理势。 这是郭嵩焘外交思想的哲学理论，但其本身也是他外交思想的组成。我们说郭氏是晚清理学经世派的重要人物，受传统理学的影响甚深，加之他也注意将传统哲学的某些范畴加以发挥，将其作为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论。尤其是他对“几”和“理势”的运用更是影响了其外交思想，并由此提出了“知时知几，明乎势理”的外交观点。 正如前文述及郭嵩焘将他的“应付之方”称之为“洋务大计”，认为据理而行则会保国数十百年之安定，至于如何施行这据理而行的“应付之方”，最重要的就是要“知时知几”。他首先指出外交中要“知时”。所谓“知时”，就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待机行事。他尝言，“善御夷者，知时而已矣。”“迭言战守，而无成命，斯可以为御夷之上策也。”[18]与西方国家或战，或守，并无预定的不可改变的策略。其次他又论述了“知几”，即要在外交工作上掌握时机，并将“几”提高到哲学的高度，郭氏认为“几者，介乎静动之间。大而治国平天下，小而处置一事”，这也充分反映了在外交工作中“知几”的重要性。他曾在一封致曾国藩的信件中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必谓夷人所行，惟当顺从以求其安，岂通论哉！特事有理有势，而行之必以其几，此则众人之所忽，而豪杰之有为者之所争也。……几者，介乎静动之间。大而治国平天下，小而处置一事，皆有几者存其间，顺之而得，逆之而失，其初甚微，其流而为功效，相去判然。近年见得此理差明，故曰几，善恶判之以几而已。”[19]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在处理对外工作时，即使“有理有势”，也应深究外交之时宜，善于从微小的事变中预见其发展之趋势，从而作出科学的判断，以采取正确的对策，因而才能使自己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则会使主动为被动，变成功为失败。除要知时知几外，还要明乎理势，这集中的反映在他的“应付之方”中。他说，“窃谓办理洋务，一言以蔽之，曰讲求应付之方而已矣。应付之方，不越理势二者。……自古中外交兵，先审曲直。势足而理固不能违，势不足而别无可侍，尤悖理以折之”。[20]可见，在郭氏看来，“明势”是与西方正确相处的前提，而“知理”，即懂得外事工作的规律和方法，就能妥善处理中外交涉中的各种纠纷。他的这些见解都集中且生动地反映了他“知时知几”“明乎势理”的正确思想。 4．联英拒俄，谋求自主。 郭嵩焘不仅对外交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则、方法有着精辟的论述，还十分注意研究“各国情事”，力图在对中外大事的了解之上把握对外交涉中的灵活性，试图探求出中国外交的总战略。 郭氏在出使西欧的过程中，对列强的情况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也逐渐看到了西方列强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各怀鬼胎，矛盾重重。他认为对于各国之矛盾中国是可以加以利用的。在光绪二年（1876年）十二月初六日的日记中有一段对世界形势的分析： “近年英法俄美德诸大国角立称雄，……而俄罗斯尽漠北之地，有兴安岭出黑龙江，悉括其东北地以达松花江，与日本相接。英吉利起极西，通地中海以收印度诸部，尽有南洋之利，而建藩部香港，设重兵驻之。比地度力，足称二霸。而环中国逼处以相窥伺，鹰扬虎视，以日廓其富强之基。”[21] 由引文可以看出，郭氏认为当时世界主要矛盾集中在英俄之间，即英俄争霸。我们说这一分析就欧洲而言是偏颇的，事实上当时英国在欧洲大陆上是保持中立的，欧洲大陆上的争夺主要在德意奥和法俄之间。但就中国来说，英俄两国的威胁在当时确实是最大的。正如胡绳所说，“在那个时候，英国和俄国是亚洲大陆上的两霸，……它们对于我国新疆的侵略活动是它们在中亚细亚的对立和争夺的一个部分。”[22]而郭氏本人对两国在亚洲的形势有相当的了解，尤其是对俄国的扩张表示出极大的忧虑，“俄人蚕食诸回部，拓土开疆，环中国万余里。”“俄人狡焉思逞，又万非比英法各国专以通商为事。”[23]于此，他认为中国若要遏制俄国之扩张，在被动中取得外交先机，则应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