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历史

经济、思想与历史 付志宇 关键词：经济 思想 历史 经济史 思想史 经济思想史 摘要：本文是作者在从事经济学与史学的研究中，对相关学科的界定、区别与联系形成的一点看法。文章就经济、思想与历史的关系以及经济史、思想史与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划分谈一点个人的感想。 作者简介：付志宇（1977—），贵州遵义人，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岳麓书院思想文化史博士，主要从事经济思想史研究。 一、经济与历史 “历史学家必然在过去和现在的交界处停顿下来。历史是向后看的，虽然经济学的主题——人的决策——是向前看的。因历史学家专注于过去，他们对错误和进步一样关心。这种关心是浪费时间、困扰于不相干的琐事，还是会产生建设性的结果呢？毫不奇怪，其答案是‘视情况而定’。仅仅因怀旧而向后看是没有什么特殊益处的。不过，为了学到教训或获得洞察力而研究过去则可能是收益巨大的。人类只能按照他们曾处的位置来判断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而且，由于历史是对人的研究，我们忽略历史便是以冒着不理解我们自己的风险为代价的”。两位美国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的书中指出了历史对经济学研究的意义所在。正如他们所指出的那样，人类在确定现在所处的位置和前进的方向时，需要找到一个坐标，历史就是这样一个寻求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社会制度发生缘由的罗盘。经济首先是一项现实的社会活动，能够用来检验经济活动是否有效的标准不是抽象的经济理论，只能是已经发生过了的历史事实。当然，对经济问题进行历史研究其意义决不仅仅是回望，或者换一种说法仅仅把眼光放在重新审视人类过去的经济生活领域，而是要将其放在社会整体之中去寻求解释与检验。“经济史探讨的是一段历史时期的经济演变过程。该领域的研究目的不仅是为了对以往的经济活动做出新的说明，同时，通过提出某种分析框架还可以对经济理论有所贡献。这种新的分析框架能够使我们理解经济的变迁”，诺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奖演说中对经济史研究的作用如是说。这也是我们从事经济学研究必须重视历史的原因所在。只有从历史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才能够提出理论创新。在这一点上，中国自己的史学家也早有所认识。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之例者也”。所谓公理，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侯外庐在总结其治学方法时提到其中的一条就是他将史料与社会发展规律相统一，也因之被称为“理论学派”。就实证主义史学的观点来看，从个别的、分散的史料归纳而成为理论规律，乃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 当然光是这一点还不够，历史理论是否真正有用还有待于今后史实的证明。这个证明的过程在方法论上又可以分为演绎和证伪两种。亨普尔在说到演绎法时强调“历史解释的目的在于表明事件不是机遇问题，而是可以根据某些先行的或同时的条件加以预料的。……‘规律’一词意味着它所提出的陈述实际上已能得到有关事实充分地证实了”4。在西方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经济现象都可以被先前的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所预料，这正是演绎法的功能。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提出了证伪法，他认为历史学“不能预告人类历史的未来行程”，“要自觉地去寻找错误” 1。这有点类似于胡适所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证伪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确实有它的合理性。有些经济理论的适用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只有符合了相关条件才能为历史所证实。历史总是必然与偶然并存的，因此演绎法和证伪法都是经济史研究可以选用的方法。中国的史学传统也有相似的方法论，如郑樵的“独断之学”就是一种演绎法，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则是证伪法。 对于经济史研究的学科归属，学界向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大多数经济院系的人否认历史学家的努力。高德步就认为：“经济史属于经济学而不属于史学……在研究者的信念、观点和方法上，特别是采用的理论的模型上，基本上都是经济学的。要用经济学的理念、观点和方法，以及理论模型来分析和阐释历史。经济史学范式革命的任务，首要的就是脱离史学范式，采用经济学的理念、观点和方法，以及经济理论模型，实现经济史与经济学的有机结合”2。他看到了经济学理论对经济政策制定的指导作用，并进而影响历史的发展。但经济理论只是一种方法，并且往往带有不可靠性。而历史是一个整体，经济史的形成还受到经济以外其他因素的制约。在实践中这一派的观点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在学科划分时把经济史作为理论经济学下的一个分支，也因而占有了较多的学术资源。与之相反，历史院系的人则更看重历史变迁对经济的影响。李剑鸣在批评新经济史学的弊端时就曾指出：“新经济史学的巨大成就固然不可否认，但其中体现的技术主义倾向同样十分突出，人的身影从历史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数字、图表、公式、曲线和趋势。纯粹的技术性史学著述，只是没有血肉、缺乏生气的研究报告，不再具有史学的属性”3。他看到了经济理论在适用上的局限性，但同时又忽略了经济史必然要求在方法论上和其他专门史学有所区别。相比较而言，我更赞成吴承明先生对经济史研究的态度，“搞经济史的不是学历史出身，就是学经济出身。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两个学派：学历史出身的注重史料考证，学经济出身的重视理论分析。这两种研究方法都好，可并行发展；两派比一派好，可互相促进。……经济史首先是史。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它那个时代的经济。……历史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合一的整体。研究一个时代的经济要从整体入手，就是从历史入手。经济史是研究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效果。这里要用经济理论，但只能把理论作为方法，思维方法或分析方法。要根据问题性质和史料选用不同方法”4。是的，在具体的经济史研究中选用哪一种或者说偏重哪一种方法应该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定，不能一概而论。对于严格符合经济理论所要求的限制条件的经济现象可以运用经济理论来进行分析，但对于那些还深受文化传统、社会习俗、民族、人口、宗教等其他因素影响的经济问题恐怕更多要采用社会历史学的研究方法。 熊彼特曾经指出：“经济史——是它造成了当前的事实，它也包括当前的事实——乃是最重要的。……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当然，历史应该包括科学分工和专业化以来那些采用不同名称的学科，如史前记载与人种学（人类学）在内”1。这一段话说明了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掌握历史知识的重要性。他提到了历史经验、经济制度和历史叙述三者之间的关系。这倒让我想起了章实斋一个类似的观点：“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2。刚好也是谈到历史观、历史事实和历史文献之间的关系，历史观贯穿在历史事实当中，历史观的载体则是相关的历史文献，三者以历史观为核心。其实研究经济史的目的也无外乎找到历史的经验，形成一定的历史观，用以指导经济生活实践。经济生活受制于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同面貌与技术条件，这从某种程度上规定着生活于其中的人类可能采取的生活方式及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的形态。经济生活的物质与数量表现形态可能又有其更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社会与政治的结构，并为适应这些结构的要求表现而各异。两方面作用的共同结果，经济领域不可能独立存在，必然是结合在整个社会之中——经济的制度必然嵌合在整体社会制度之中，经济的文化底蕴必然体现整体文化的特征。所以，研究经济史不止是理解人类过去的经济生活，更重要的是窥见人类过去的整体生活轨迹。不仅增益对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的理解，还能促进对人类整体历史的认知。 二、思想与历史 柯林伍德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3。克罗齐也说过：“历史就是思想，是关于具体的普遍思想”4。思想对于历史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前面说过，历史的功能在于回望，在于反思。因此需要将直接的历史事件抽象成一种智识，一种判断，才好给人类提供思想的养料。当然，每个人从历史中获得的感悟会不同，因此形成的思想也会有差异。只有最后为历史所接受的思想（接受的方式有正面和反面），才可能进入思想史上的记录。“历史的判断标志着人们在行动中站一站，或看一看，其作用是要打破任何妨碍人们看清环境的障碍”5。对于不同的史实，只将其进行分类、归纳，还不是严格意义的思想。只有加以历史的判断，给人们清扫认识的障碍，这才是思想对历史真正的价值。 不言而喻，所有的思想家都只能在自己的知识结构里重演过去的思想，这也就是历史相对主义论者所说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在叙述过去的历史时，思想家通常会加上自己的思考，“历史是人类过去的经验‘有意义的’叙述”6，这里的“有意义”才是思想史研究的目标。不仅要重演过去，还要在其中进行判断。这样的判断不一定是价值上的，也可以是结构性的。实证主义史学要求从事思想史研究的人“对每一种见解都更公正、更能宽容……坚持从历史角度去衡量不同见解的各自影响、持续的条件以及衰落的原因，决不能做任何绝对的否定”7，就意味着思想史的研究更具有包容性，要能够对不同的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合理性进行分析，而不是依据自身的好恶加以评价。这项要求必然的对思想史学家的哲学思辨能力和史料分析能力提出挑战，因为思想史也面临着学科划界的问题。 思想史是放在哲学学科好还是历史学科好，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不像经济史的划分那么矛盾突出，但也有它自身的特殊性。人类的历史既是历史（事件）本身，同时又是对历史的表达与反思。作为历史与历史的反思，它们在时间上是同一的，作为历史与历史的表达，它们在形式上又是同构的。人们总是反复地重新理解、分析和批判同一段历史，总结出历史的抽象和本质。这一过程不免同时具有历史的客观存在与思想的主观表达的属性，带有历史的具体、实证、综合与哲学的抽象、思辨、分析特征，因此横跨了两个不同的学科。长期以来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多出于哲学院系，他们把哲学史与思想史界限淡化，如侯外庐的著作既开始称为《中国哲学简史》，后来又改称《中国思想史纲》。上个世纪80年代学术界对思想史的学科性质展开过讨论，李锦全就提出：“思想史主要是研究人们如何认识各个时期的社会矛盾，探究其渊源流变，因而要着重阐述各个学派分合和思潮起伏的历史进程。而作为哲学历史的发展，则是表现为一系列的圆圈，表现为近似螺旋形的曲线，所以要着重阐述哲学发展的本质矛盾和内在规律。”1他对思想史在哲学和历史学中的边缘地位同哲学史进行了比较，但仍然没有明确其学科归属。90年代后，思想史的研究呈现出改属历史学科的倾向。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一书的导论中对思想史的学科归属进行了考问：“思想史究竟其意义在于确立历史上值得表彰的思想道统，还是叙述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实际上，这个问题也就是追问，思想史到底属于思想，还是属于历史？”23根据他书中后来提出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可以看出他是赞成属于历史学科的。但事实上他并没有能够真正回答他自己所提出的问题。通过他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的批评看得出来，他想把思想史从哲学史中独立出来，但又不愿意放弃“哲学”这个在他看来能够描述“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的字眼。直至全书结束，也没有看到他对思想史学科界定的鲜明立场。这种从哲学史中淡出的趋势表现出强调与不注重分析、思辨的中国传统史学倾向“合流”的趋势，使得思想史和历史学的关系转趋密切。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我倒是更赞成余英时关于“内在理路”和“外缘影响”的论述：“‘内在理路’说不过是要展示学术思想的变迁也有它的自主性而已。必须指出，这种‘自主性’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学术思想的动向随时随地受外在 HYPERLINK "http://www.lunwentianxia.com/class_free/153_1.shtml" 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在我的全部构想中，‘内在理路’不但不排斥任何持之有故的外缘解释，而且也可以与一切有效的外缘解释互相支援、互相配合。”3。这个观点乍看似乎与思想史的学科划分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仔细推敲，实际上“内在理路”就是哲学的思辨方法，“外缘影响”则是历史的整体观，思想史的研究是不能脱离这两个方面独立完成其任务的。不过，和经济史被统一划到经济学科下不同的是，官方对思想史的学科划分并没有一个非此即彼的规定，由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根据自身的历史传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