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过了两个月光景。已是仲夏时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这才准备离开莫斯科。
在此期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他的著作《试论欧洲与俄国国家体制的基础和形式》已于一年前完稿，这是他六年笔耕的成果。此书的某些章节和引言已在一些刊物上登载过，另一些章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对自己圈子里的人读过，所以这部著作的中心思想对广大读者来说已不可能是十分新奇的了。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仍然期望它的问世能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即使不是学术革命，那至少在学术界引起轰动。
这部著作经仔细润饰加工之后已于去年出版，而且送到书商手里。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对此书的评论再没有出现过，无论是发表在刊物上的，还是口头形式的。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出，六年来他耗尽心血与精力所写就的著作付诸东流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聪慧、有教养、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但不知道现在该把这全部精力往哪儿使。在客厅聚会时，在一般会议和委员会会议上，以及凡是有机会说话的地方的发言，占去了他一部分时间。但他是个久居城市的居民，绝不会像他涉世未深的弟弟来到莫斯科时那样，全身心地扑在各种谈话上。他还有许多空闲时间和剩余精力。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精确计算撰写书评所需的时间，但是等了一个月又一个月，仍然不见任何反应。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尽管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位作者，但仍然十分认真地读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笔调太可怕了。
该作者是个害病的、很年轻的讽刺小品文作家，文笔犀利，但极没有教养，在个人交际方面胆小怕事。
讽刺小品文的作者显然看不懂全书的内容。但是他在书中巧妙地东抄一句，西摘一段拼凑成一篇文章，让没阅读过此书的人（其实几乎谁也没有阅读过）看了之后以为，这整本书只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而且用词不当（已打上问号），作者是个不学无术的人。这一切做得十分机巧，连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本人都无法否认这种机巧。文章的可怕之处也就在这里。
虽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在审视这位评论者的论点是否正确时所持的态度十分认真，但他根本不去注意评论者所嘲笑的缺点和错误，因为十分明显，这一切都是别人故意找茬，他旋即不由得详细回想起他与该文作者的会见与交谈。
虽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向任何人打听此书出版后的情况，对朋友们提出的问题他也故作轻描淡写地回答，甚至不向书商打听书的销路，但实际上他密切注视、十分关心这部著作给社会和学术界的最初印象。
眼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心情越加痛苦，因为此书完稿后，他再也没有从前那种占据他大部分时间的著书立说的活儿可干了。
眼下他整天忙得不可开交，连回封信和答复别人要求的时间都没有。
然而，过了一个星期，又过了一个星期，第三个星期也过去了，社会上仍没发现任何反应；他的那些专家和学者朋友有时显然出于客套才提到它。另外一些熟人原本对学术类的书籍不感兴趣，因而根本不会提起它。社会上，尤其是当今社会上，关注的只是其他事情，对它十分冷淡。有关学术刊物一个月来对这部著作只字未提。
有关这个问题的许多言论和文章的某些细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并不同意。他发现议论斯拉夫问题已成为一种时髦的消遣，这种消遣往往就是全社会的谈资，而且在不断变换花样；他还发现，许多人怀着自私和图虚荣的目的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以为一些报纸刊载大量不需要的和夸大其词的文章，其目的只有一个——哗众取宠，压倒别人。他看到，在社会上掀起的这场浪潮中，冲在最前面、叫得最响的全是些不得志和心怀怨恨的人：没有兵权的司令，没有实权的部长，没有刊物的记者，没有喽啰的党派头目等等。他从这儿看到许多轻率可笑的东西；但他也看到并且肯定这种把社会各阶级联合起来，不能不令人动情的、毋庸置疑的、不断高涨的热情。屠杀同教教友和斯拉夫兄弟，引起了人们对受难者的同情和对压迫者的愤怒。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为伟大事业而作出的英勇壮举，激起全民族不光是口头上，而且是行动上援助兄弟民族的愿望。
幸好，在他的著作遭冷遇这段最痛苦的时期，从前社会上不引人关注的斯拉夫问题渐渐开始替代异教徒、我们的美国朋友、萨马拉灾荒、展览会及招魂术等问题，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原本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发起者之一，于是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属的那一阶层的人们当中，这个时期除了斯拉夫问题和塞尔维亚战争之外，其他什么事情也不谈，什么文章也不写。以前一直闲得无事可做的那帮人现在竟不惜时间为斯拉夫人效劳起来。舞会、音乐会、宴会、祝词、妇女服装、啤酒、小饭馆——一切都证明，人们是支持斯拉夫人的。
只有《北方甲虫》在它一篇写倒嗓歌唱家德拉班季的讽刺小品文里，才顺便说了几句贬低科兹内舍夫这部书的话，并指明此书早已受到大家的指摘和普遍的嘲笑。
另外还有一种现象令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高兴，这就是社会舆论的出现。全社会明确表示了它的愿望。“体现了一种民族精神，”事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如是说。而且，他越是钻研这个问题，越是清晰地看到，这必将是一个声势浩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到了第三个月，终于在一本正经八百的杂志上出现了一篇批评文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知道该文的作者。有一次在戈卢布佐夫家同他见过面。
他忙了一个春天和部分夏天，七月份这才准备到乡下弟弟那里去。
他回想起那次见面时，他曾经向这个年轻人指出，他谈吐粗俗无礼。至此，对方写这篇文章的缘由也就释然了。
他全身心地投入这项伟大的事业，不再去想他那本书的遭遇。
“我是否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自己。
他去乡下歇息两个礼拜，要在该民族最神圣的地方，在偏僻的乡村，好好地欣赏一番他和首都居民、城市居民都已深信不疑的民族精神高涨的景象。卡塔瓦索夫早已打算履行对莱温许下的去他家造访的诺言，于是乘车同他一起前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