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尔兹（Schulz）、西弗尔特（Sieffert）、施奈肯布格尔（Schneckenburger）；我自己对于耶稣传的批判的研究
在这段无结果的插曲之后，《约翰福音》的地位似乎比从前更为巩固了。对于前三福音的研究，则更为自由地继续进行下去，而其中的一部，像以使徒命名的第四福音一样，逐渐地不为人所喜欢。施莱马赫在他论路加的一篇论文里，从一个天才作家对于他所分析的题目的偏见出发，认为他发现在《路加福音》的不同段落里，有时在叙事方面，有时在排列方面，都比马可更好。对于另一位自由主义神学家来说，福音书作者中只有马太一个人在叙述耶稣设立圣餐前所插入的赦罪的话，令他很有反感，他在一部论述后者的作品的附录里，罗列了一系列他对《马太福音》真实性的怀疑 [173] 。一些青年批判家在这方面更前进了一步 [174] ，以致在有一段时期中好像第一部福音应该变成最后一部福音已是肯定的事情，好像从起源和真实性来说，所谓的《马太福音》不仅应在《约翰福音》之下，而且也应在使徒的两位助手，《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之下。
他们提出了一些迹象，以为根据这些迹象就可以推定这部福音书的作者不可能是耶稣的伴侣和目睹见证人。这些迹象中的第一个是作者在叙事方面缺乏生动性和细节。连施莱马赫，在他的《新约引论》讲演中，也曾就这点作了很好的评述 [175] 。他说，在《马太福音》第9章里，叙述了耶稣如何召马太为使徒，以及后者如何跟随了他，这就是说，作了他的正式的从者。可以推定，如果叙述这件事的福音书作者，真地就是当时被召的使徒，应该可以看出，在他被召前后的叙事方式方面必然有所不同；从他亲自参与一切事起，他的叙事就应该更为生动，更为真切，更为详细。但并看不出有不同的迹象来，他在以后的描述方式仍然像从前那样简略，在时间和地点的记载方面仍然像从前那样不确定。即使不将《马太福音》和其他福音进行比较，也必然会明显地看出，这不是一个目睹的见证人的做法，而是一个根据流行传说而写作的人的做法；在另一方面，当批判家们想通过指明其他福音书作者在叙事方面一般地更为详尽并更为生动，借以加强他们否定马太的证明时，问题是究竟这真的是一个目睹的见证人的生动描述呢?还是一个想借渲染烘托来使其所得来的简单传述显得鲜明活泼的作者的手法。
第一福音所特有的大量集中的言论也被认为是它不是出自使徒之手的另一个证据。据说，这明显地是把耶稣在不同时机的讲话表现为在一个时候的言论，这些言论，就连马可和路加，也是把它们分散在其福音书的不同部分的。例如，《马太福音》第5—7章 [176] 的耶稣山上说教，第10章的耶稣训诲门徒，第23章斥责法利赛人的长篇讲话。这些言论中都包含了一些原来与这些情况无关的组成部分，是由编写者因其在内容或表现上的某些类似，将其列在一起的。同样，第13章的七个比喻，尽管该福音书作者明白地这样说，似乎它们也不是一起发表的，而是由作者仅仅因其为比喻而放在一起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现在已差不多没有人否认了。另一方面，即使在这个例子中，求助于被认为把这些言论安排得较好，并说明其大致发生时机的马可，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可以证明，尤其是马可常把马太按固定次序排列的言论弄得完全颠倒混乱，而路加则从马太所记耶稣的较长言论中取出的许多话，直截了当地为之编造了一些时机。如果因马太所记耶稣的集中言论而对之加以攻击，为什么这些批判家们对于那些更容易引起疑问的《约翰福音》里的基督长篇言论却熟视无睹呢?把在不同时机发表的言论汇集起来在一起发表，和布莱施奈德尔已经证明的，第四福音把一种较晚时机的哲学知识放在耶稣的口里，或者把所谓的耶稣的话和福音书作者自己的思想混淆得令人无从分辨究竟是谁在说话，比较起来，是一种容易犯的错误，而且对一个听者来说，有更大的可能性。
还有，有人反对笫一福音的作者，说他把人和事都增加了一倍——两个瞎眼的、两个麻疯病患者、两个被鬼附的，而马可和路加只有一个，两个奇迹的宴会，而路加和约翰所知道的也只有一个。的确，这很明确地证明，有两种资料在跟前的第一福音作者，看到了排列不同，而且讲述情节也略有不同的同一故事，而因这种不同的缘故就把这些故事看成是各别的历史，因而把两者都采用在他的福音书里，这是一种只有本人未亲历其境的作者才容易犯的错误。另一方面，并不能从此得出一种想当然的结论，以为像路加和约翰那样当心不犯这种明显错误的作者，就是一个目睹的见证人或者得到了一个目睹见证人的传授。
在关于言论方面，第四福音作者比第一福音作者可能受攻击的地方更多，这种攻击就是，他把先知书里的一些特点，（有时是他对它们误解的结果）和历史的故事混淆不分。马太把耶稣表现为骑着两条驴（驴和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就是由于对《撒迦利亚》第9章第9节的一种误解。约翰从第19章第23节起，和其他的福音书作者不同，把为耶稣的里衣拈阄和分他的外衣加以区分，也同样是由于对《诗篇》第22篇第18节 [177] 的误解。
最后，被认为对反对《马太福音》有决定意义的是，有许多作为一个使徒所必然知道的事他竟不知道，例如拣选70个门徒，眼见着耶稣升到天上，几次过节的旅行，使拉撒路复活等。但关于头两件事约翰也和马太同样不知道；至于其余两件，约翰的确知道一些，问题是它知道的是不是比实际所发生的还多，这就是说，是不是这两个故事都是没有历史性，而是可以从第四福音著作日期距离事件的遥远以及作者的特殊倾向予以说明。
从这一点看来，对所有四部福音书进行比较，就显然是必要的了。不应该像一直对于《约翰福音》所做的那样，把任何一部福音书先假定为真实的、使徒的著作，而是应该毫无成见的，就它们的记录本身来加以鉴别并互相比较，根据情况决定这些记录中是否有，以及如果有的话是哪一个起源于使徒，或者至少是起源于使徒时代。我刚才在评述关于《马太福音》的几篇文章时所提到的方法，曾在我的耶稣传中试图予以实行，而其结果对四部福音书都是否定的。这就是说，这些故事从头到尾都应该认为不是目睹见证人的叙述，而只是生活于离发生事件时期很远的人们的零碎记录，尽管他们也记下了许多真实的资料和言论，但同时他们也收集了各式各样荒诞的传闻，而且还部分地用他们自己的虚构加以粉饰。
我这样做所采取的方法，并不是鲍威尔所反对的那种先借《约翰福音》以推翻《共观福音》，然后再借《共观福音》以推翻《约翰福音》，终于使人无从分辨福音书历史中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方法 [178] 。我的目的是反对以上所提到的那些批判家，证明《马太福音》是最有历史价值，而在另一方面，作为历史来说约翰福音最不足置信，在该书里，对于福音书资料进行了理想主义的最深远的修改，无论是对于神迹的概念或是对于基督的概念，都有最大的夸张。这样，我就给鲍威尔后来也采取的立场准备了根据。鲍威尔不满足于仅仅不同程度的可信性（这种不满足是正当的），而希望发现区别各个福音书的绝对标志。因此我在耶稣传的不同篇章里，正如在我以前的人们所已经略微做过的那样，使人注意到马太的预言的实用意义、路加的历史性、前者把传说的耶稣言谈和大量的言论合并起来的倾向，后者给个别的言论提供虚构场合的倾向，马可的浮夸作风和牵强描绘，等等；特别是我把约翰福音表现为一方面是福音神秘化的巅峰，另一方面是不同于其他一切的一部特殊作品。尤其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耶稣言论这一方面更使我不得不采取这一观点。前三福音作者满足于把传给他们的言论资料按各自的方式加以划分和排列，有时还加以改变或插入一些他们自己的东西；而对《约翰福音》中耶稣言论进行考察的结果则是使我看到它们都是该福音书作者的虚构，顶多也只能是以耶稣的某些实际言论的大意为根据的虚构，不过就连这些大意，也因受到亚历山大哲学精神的影响而变质了。
第四福音在叙事方面所特有的牵强虚伪：犹太人总是大大地并且反复地误解耶稣和他的门徒的话，从耶稣幼年时即着手的对于他的生命的谋害，一再地遭到了失败，这一切在我看来，也都是一些虚构的东西；尼哥底母是一个虚拟的人物；为了偏重约翰而故意地改变彼得和约翰的关系；我曾指出，撒马利亚妇人在雅各井旁的场面绝对是一种诗意的虚构；以及没有可能性的拉撒路复活的故事，这一切都证明这本福音书不属于历史性著作之列 [179] 。虽然我欣然承认鲍威尔在这些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肯定的成果，他的研究已经成了我的研究的必要的补充，在某些方面，甚至还矫正了我自己工作的缺点，但很显然，他只是继续了我所开始的工作，而并没有把我所未做的工作承担起来。他批评我说我只是批判了福音的历史而没有批判福音书。不管正当或不正当我也可同样指责他只批判了福音书而没有批判福音的历史 [180] 。无论如何，关于最后一点他所作的一般性评述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反之，由于他对福音书批判所已经做的工作，就有必要对福音历史本身进行新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