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实在太看重文章了，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人太不看重文章了。因为文章是万能，大家都拿文章做工具，没有人拿文章做目的。在科举时代，会做了“锦绣文章”就可以中举，中了举就可以做官，所以谁都望自己或他的子弟会文章。就是讲“文以载道”的韩文公，因为会做了几篇文章就屡次三番的上宰相书，要求给一个官与他做。这种风气到现在还没有变。可是，因为文章是工具，因为“一个人想出风头，他得做文章；一个人想找饭吃，他得做文章；一个人想做官，他也得做文章”，他的风头出足了，饭碗找到了，或者官吏做成了的时候，文章就再不用做了。我们现在见到的正是这样的现象。
做文章的人同做官或是做工的人一样，饭总是要吃的，不能因为他重视了文章，就可以不吃饭，妻子也是要养的，不能因为他重视了文章就让他们去饿死。只要看自古以来的名山大业，不是出于做过了官退养林泉的人，便是祖宗留下来些产业的人，要不然就是他们做的是清闲的事，有许多空工夫来读书写文章，就是顾亭林那样的高洁，他非但有书，还可以“车书南北”，就是陶渊明那样的“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他还有几间“环堵萧然”
的破屋子，几亩南山下的田，几枝东篱下的菊。
欧洲百余年前也差不多这样。一个文人不是有钱者有闲的贵族，就是靠贵族吃饭的门客。他们写了几首诗，一个剧本，一篇小说就希望政府赏他们一个拿钱不做事的官，大学里不教书的教授，教堂里不教道的教师，或者至少送他们一笔过活的钱。“阿娘摇手向儿道”，“爷有新诗上相公”，当时的文人，也是与中国一样的可怜。
可是现在外国的文人大都可以靠自己的著述生活了，并且许多文人还可以过一般文人理想的生活，中国却除了梁任公，胡适之二人外，恐怕没有一个人可以专门著述不至于饿死，除非去做大书贾们的佣工。中国出版界的冷静，这也是一种原因。一个著述家不能把著述当他终身的事业。却要去干种种与他很不相宜的职务，真是极大的不经济。就是他所做的事与他的才能也很合宜，可是他的大部分的精力都花耗在那里，只有一日忙中偷出些闲工夫来写几句东西，怎样会产生伟大永久的作品来？
我们要著作多，先得要有许多把著述看作终身事业的著作家。著述家不能拿著述当终身的职业，他们免不了看文具做工具，自然难叫他们把著作当作终身的事业。现在许多中国人还是觉得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拿钱，做了文章可以做无论什么事，可是如果直接的做文章卖钱，靠著作来口，还是看作“文丐”的生涯，这种思想不解放，著述界，尤其是文艺创作界前途是不会大放光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