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预料的事情发生了：在会议开始时，蒂里奥向议会提出了司法部长在前一天策划的提案：议会并没有领会其意思，它没有在上午九点表决，而是进行讨论，拖延了很久，到下午一点钟才投票表决。
已经太晚了！
这四个小时使欧洲的自由推迟了一个世纪。
塔里昂干得更巧妙。
受公社的委托下命令要司法部长来市政厅，他写道：
部长先生，
收到此函后，请来市政厅一晤。
只是他搞错了地址。他写上：呈交陆军部长，而不是：呈交司法部长。
大家等的是丹东，来的却是塞尔旺，他局促不安地询问大家要他干什么：大家一点儿也不需要他干什么。
这场误会总算真相大白，可是已经上当了。
我们曾说过议会在下午一点才投票，表决得太迟了，而公社并没有拖延，而是充分利用时间，
公社要干些什么呢？它要求大屠杀和专政。
下面就是它是怎么进行的。
正如丹东所说过的，屠杀者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多。在九月一日到二日的夜里，正当吉尔贝枉费心机地想把安德烈救出修道院的时候；马拉已经把他的鼓动者派往各个俱乐部和各个区了，不管他们如何狂热，他们在各俱乐部收效不大；而在四十八个区里，只有两个：普瓦拉尼埃尔区和卢森堡区赞成大屠杀。
至于专政，公社深感要能如愿以偿的话，只有借助于这三个名字：马拉、罗伯斯庇尔、丹东。这就是它为什么下令要丹东来市政厅的道理。
我们看到丹东已经有所预见：丹东没有接到信，因此也没有来。
假如他接到命令，假如塔利昂没有把信送往陆军部，而是交到司法部的话，丹东也许不敢违命。
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公社不得不作出决定了。
它决定任命一个监督委员会，可是，监督委员会的成员不能任命公社以外的人员担任。
是由帕尼斯来负责处理这件事。通过他的上帝罗伯斯庇尔，通过他的连襟桑泰尔，帕尼斯在市政厅中是举足轻重的―大家都很清楚前检查官帕尼斯为人虚伪而固执、是个做过几首打油诗的可怜小作家，凭他自己是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的―但通过罗伯斯庇尔和桑泰尔，我们认为，他在市政厅里如此有力量，竟授权给他挑选三名成员去补充监督委员会。
帕尼斯不敢单独行使这项奇怪的权力。
他替自己找了三名同僚：塞尔让、迪普兰、儒迪伊。这三个人从他们方面又找了五个人：德福尔格、朗方、盖歌、勒克莱尔和迪福尔．
原始文件上有帕尼斯、塞尔让、迪普兰和儒迪伊四人的签字，但是在文件边上的空白处，发现另一个名字，由四个签字人中的一个在上面草签，模糊不清，可是认得出这是帕尼斯草签的。
这个名字，乃是马拉的名字，马拉，他既无权参加这个委员会，又不是公社成员。
有了这个名字，大屠杀名正言顺了。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扩充它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可怕的发展。
我们说起过公社的做法和议会不同，它也没有拖延时间。在十点钟，监督委员会已经宣告成立，并发出它的第一道命令，这第一道命令是从委员会所在地区政府―区政府那时就是今天的警察局押送人；这第一道命令的目的，我们说过，是从区政府里押送二十四名犯人去修道院。在这二十四名犯人中有八九名是教士，换句话说八九个人穿着最令人憎恶的、最令人痛恨的服装，那些在旺代省以及在法国南方策划打内战的人的服装，教士的服装。
马赛和阿维尼翁的公社战士把他们从监牢里带出来，叫来四辆马车，每辆车子坐上六名犯人，然后启程。
动身的信号是三下告警炮声。
公社的意图是很容易明了的：这个缓慢阴郁的行列必将激起人民的愤慨，很可能，或者在途中，或者在修道院门口，马车会被拦住，而犯人会被扼死，那时，大屠杀就会一发不可收拾；不论在公路上或在牢房的门口开始，这件大事就通行无阻了。就是在马车驶出区政府时，丹东才决定走进议会。蒂里奥所提的方案已经毫无用处，正像我们已经讲过的，要对公社适用刚才所作的决定，为时已经太晚了。
剩下来的是专政。
丹东登上讲坛；不幸的是他只有单独一人。罗朗是一个过于老实的人，以致没有伴随着他的同事！
人人用目光搜索罗朗，可是罗朗并不在那儿。
人人很清楚需要武力，但徒然地要求道德。
马尼埃尔刚才向公社报告了凡尔登的危急状态：他曾建议应征入伍的公民当天晚上在练兵场集合，以便第二天清早能够开拔，向敌人进军。
马尼埃尔的建议被通过了。
另一名成员建议，鉴于危险的紧迫，应该鸣放警炮，敲响警钟，打起紧急集合鼓。
对这第二项提案，进行了投票，像第一项建议一样被接受了―在他们所处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不吉的、凶险的、可怖的措施：铜鼓，警钟，大炮在最平静的心田中引起了阴沉的回响，忧郁的震动。在这些已经很激动的心中更是不得了了。然而，这一切都是算计好的。
第一声炮响，必须绞死博西勒先生。
让我们立即为这么受人注目的人死亡而伤感地宣布，博西勒在第一声炮响中终于被绞死了。
第三声炮响时，我们前面说过的马车要从警察局起程，此刻，大炮每隔十分钟响一声：刚才去观看绞死博西勒的那些人能够准时到达，以便观看犯人们经过并参加对他们的屠杀。丹东通过蒂里奥对公社进行的一切活动是一清二楚的。所以他知道旺代省的危急，他知道在练兵场集合的决定，所以他知道告警炮即将鸣放，警钟即将敲响，紧急集合鼓即将打起来了。他决定对拉克鲁瓦作出答复―我们都还记得他要求专政―他借口国家处于危急存亡关头，建议投票通过《任何人拒绝为国效劳或放下武器都将处以极刑》的提案。
接下来，为了使大家不误解他的意图，为了使大家不致把他的计划和公社的计划混为一谈，他说：
“即将敲起的警钟，并不是一种报警的信号：这是对祖国敌人的冲锋号！为了战胜他们，先生们，我们就必须勇敢，再勇敢，永远勇敢，这样法国才能得救！”
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回答了他的发言。
这时，拉克鲁瓦站了起来，轮到他来提出要求：”对那些直接或间接地拒绝执行或以任何方式阻碍行政当局发布的命令及采取的措施的人们处以死刑。”
议会充分明了，这一次，向它要求投票通过的乃是专政；表面上它是赞同的，但是却任命了一个吉隆特派的委员会来草拟法令。不幸的是吉隆特派，像罗朗，都是一些太正直的人，他们对丹东一点不信任。
讨论一直延续到晚上六点钟。
丹东感到很不耐烦：他要求做好事，而大家强迫他任人做坏事！
他悄悄地向蒂里奥说了一句话，就走了出去。
他轻声地讲了些什么呢？万一议会授权给他，可以重新找到他所在的地点。
哪儿能够重新找到他呢？在练兵场，在志愿兵中间。
万一议会授权给他，那他的打算是什么呢？是使这一大批武装的人认识到专政不是为了屠杀，而是为了战争，是和他们一起返回巴黎，将一些刽子手像装在一张巨大的网里带到边疆去。
他一直期待到晚上五点，一个人也没来到。
在这个时刻，带往修道院的犯人们遭遇到些什么呢？且让我们随着他们：他们走得慢，我们很容易赶上他们。首先，关押他们的马车保护了他们，出于他们感觉所冒危险的本能，使每个人都躲藏在车子深处，尽可能少在车门外露面，然而那些负责押送他们的人本身暴露了他们，民众的怒气不是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他们用言语去挑逗他们的怒气。
“喂，”他们对停下来的过路人说，“这儿是一些卖国贼！这儿是普鲁士人的帮凶呀！这儿，是把我们的城市交出去的人呀！这儿是杀害你妻子，儿女的人呀！在你们向边境进军的时刻，是不是让他们留在你们背后！”
不过，这一切是不起作用的，正如丹东所说的，杀人者毕竟是很少数，所得到的是愤怒、喊叫和诅咒，而一切就到此为止。车队沿着码头的路线，九号桥，多菲纳街行进。
他们没能使犯人们不耐烦，他们没能使人民的手达到用来杀人的程度，他们走近了修道院，到达比西十字路口：是公告的时候了。
假如让犯人回到监牢里，假如在他们进去后有一天被杀死，这显然是出于公社周密考虑的命令，而不是民众自发的愤怒而杀死他们。
命运来帮助作恶的意图和血腥的计划了。
在比西十字路口处耸立着一所招募志愿兵的剧场。交通出现了阻塞，马车被迫停下来。
机会是绝妙的：如果丢失了，这个机会将不会再出现。有一个人推开卫兵，卫兵由着他推开，他登上第一辆马车的踏板，手扶一把军刀，好多次任意地把他的刀刺进马车车厢，抽出来刀上沾满了猩红的鲜血。
犯人之中有人带着一根手杖，他用这根手杖去挡开攻击，不料他的手杖触到一个押送队员脸上。
“啊！强盗！”这个人叫喊，“我们护送你们，而你们竟打我们呀！伙计们，快来救我呀！”
有二十来个人，就巴不得这声召唤，立刻冲进人群，手持装有长木柄的矛和大刀；他们从车门向里面投掷矛和刀，大家开始听到痛苦的叫喊声，看到伤亡者的鲜血从车子中流了出来，在街上留下一连串血迹。
血在召唤血：大屠杀开始了，它将一连延续四天。拥挤在修道院中的犯人，从一清早起，从他们看守的脸孔，从他们透露的三言两语，判断到某些阴晴的事情正在酝酿中。公社下达了一条命令，在所有的监狱中，这一天吃饭时间提早了。这种监牢惯例的变动意味着什么呢？当然决不是吉兆。犯人们因此焦急地等待着。
将近四点钟，远处人群低沉连续的声音犹如涨潮后的第一次波涛开始来撞击监狱围墙的基石。有些犯人从小塔上面向圣玛格丽特街装有栅栏的一些窗口，一眼瞧见了那些马车，当时，满是愤怒和痛苦的吼叫声从四面八方的门窗洞里传进监狱中。“这就是大屠杀啊！”的喧哗声在走廊里传播开来，渗透到各个房间，直至最深处的囚室。
接着，大家听到另一个喊叫声：“瑞士兵！瑞士兵，”在修道院中关押着一百五十名瑞士兵。人们费了大力把他们从八月十日民众的愤怒中抢救出来。公社很了解人们对红色军服的仇恨。所以要使民众动手干的一个绝妙办法，使他们从瑞士兵开始大屠杀。
杀死这一百五十名倒霉鬼，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然后，最后一名被杀死了―最后一个是里丁少校，我们己经提起过他的名字―人们需要杀教士了。
教士的答复是他们十分愿意死去，但是他们希望能作忏悔。这个愿望立刻得到了满足：人们同意他们暂缓两小时。这两小时是用来干什么呢？用来组成一个法庭。谁组成这个法庭呢？谁主持它呢？马亚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