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旅行的时候常遵守这法则：为要从与别人的接触（那是最好的学校之一）学到多少东西，我永远设法使那些与我们会晤的人谈他们最熟悉的事物。
让水手说风浪，
农夫夸他的牛，
牧童数他的羊，
军人数他的伤口。（普罗佩提乌斯）
因为，一般人的办法正相反：每个人只爱谈别人的职业，以为这样做可以获得新的光荣。试看阿基达莫斯（Archidamos）对佩里安德（Periander）的责备，说他舍弃良医的声誉，以求歪诗人的虚名。
试看恺撒对我们说起他桥梁机械的计划时是多么滔滔不竭，说到他自己职业的本身、他的勇敢和兵法时又多么简约。他的功业已足证他是良将，他却竭力想人知道他是卓越的工程师，一个非分的资格。
一个法律界中人被带到一间书房，里面具备各种关于他自己职业的和旁的书籍，找不着开口的机会，却停下步来，严厉地煞有介事指摘螺旋梯上的栏杆。许多军长和兵士朝夕走过那儿都默不作声，也毫不觉得碍眼。
老狄奥尼修斯生来是个很伟大的战将，他却努力要由诗知名，虽然对于这艺术他一点天分也没有。
笨重的牛渴望驮鞍鞯，
骏马幻想耕田是乐事。（贺拉斯）
这样做断不能建立什么有价值的功业的。
因此，我们应该把建筑师、画家、补鞋匠及其他人，带回他自己的职业去。关于这层，我读历史的时候（既然各色人等都会写历史），必定先问作者是怎样人：如果作者的职业是文人，我就专学他的文章及风格。如果是医生，我就比较愿意相信他对我们说的关于空气的温度、王子们的面色、创伤和疾病。如果是法学家，就要选取那关于权利、法律和政府的组织等的讨论。是神学家，关于教堂的事务、教会的贬责规矩、天道和婚姻。是朝臣，关于礼教与仪节。是军人，他们分内的事务，尤其是他们亲身参预的种种功绩的叙述。是钦差大臣，关于用计、交涉盟约和进行步骤等。
为了这缘故，我在一个深谙这些事体的人，郎泽大夫（Langey）[50]所著的历史里，留心审察一件我在别人的书里会大意忽略过去的事。他先告诉我们，在罗马的主教会议席上，当着马贡（Mascon）主教和我们的公使威利（Velly）大夫面前，查理五世皇帝所操的美丽的演说词有许多侮辱我们的话。比方说如果他的将校、士卒和百姓的忠心和战术不胜过我们的国王，他就马上用绳系颈，向我们的国王求取赦宥（似乎他真信这话，因为以后他曾复述过两三遍）。他更说敢对我们的国王挑战，要他穿着衬衣在舟中用短剑和匕首和他决斗。然后郎泽大夫在他的历史里更告诉我们，那些钦差大臣们在奏章中掩饰这事的大部分，而对于上面两节竟坚守缄默。
我觉得非常奇怪，一位钦差大臣竟有权取决应该传达怎样一种警告给主人，尤其是这些话关系这么严重，出自一个这样人的口，而且是在一个这样重大的聚会上发表的。我以为仆人的天职应该是把事情的始末一一二二很忠实地叙述出来，以便主人有支配、判断和选择的自由。因为把事实遮瞒和更改，恐怕对方不依照道理去调处和被迫去采取一个不良的决定，同时却使他对于自己的事务懵然不知，我以为这样做应该属于施法的人，而不是属于受法的人，属于领袖和教师，而不是属于那不独在权位上，而且在智慧和才识上应该把自己当作低一等的人。无论如何，我不喜欢人家对于我的日常事务这样服侍我。
我们是这么愿意托故去逃避命令和僭取主权。每个人又那么自然地渴望自由和权力，对于一个在上面的人，再没有比仆人的简单自然的服从更宝贵的了。
如果他的部属只随自己意思服从，而不全心服从，一个总司令的威信便低降。卡拉苏（Crassus），罗马人恭维他有五重幸福的，在亚洲做执政官时，吩咐一个希腊工程师把在雅典所见的两支船桅中比较高的一支带给他，以便用来构造他所策划的战斗机械。那一位以专师自命，却自出心裁把那支比较短的，而且，根据他的技术的法则，也是比较适用的带来。卡拉苏很耐心听他陈说种种理由之后，下令杖他，把纪律的关系看得比工作的关系重。
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亦可以这样想：这种绝对的服从只应用于那界线分明的命令。公使们的任务却比较自由，而且往往只仗他们自己的明断。他们不单要施行，而且要由他们的建议以造就或引导主人的意志。我曾经眼见有许多发布命令的人被惩罚，为的是他们服从国王信里的话，而不根据对于那事体的比较深切的认识采取办法。
头脑清醒的人到今天仍贬责波斯王这种风气：他们把参佐和代理的权限切割得那么零碎，几乎最小的事也要经他们下命令，这办法在一个这么宽广的领土上往往会产生许多周折，因而对于事务有莫大的损害。
即卡拉苏写信给一个做那种买卖的人，对他说明他所指定的桅杆的用途，可不也和那人商议，请他参加点意见呢？
原著第一卷第十七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