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合众国逗留期间见到一些新鲜事物，其中最引我注意的，莫过于身分平等。我没有费力就发现这件大事对社会的进展发生的重大影响。它赋予舆论以一定的方向，法律以一定的方针，执政者以新的箴言，被治者以特有的习惯。不久，我又看到这件大事的影响远远大于政治措施和法律，而且它对政府的钳制作用决不亚于对公民社会的这种作用。它不仅在制造言论，激发情感，移风易俗，而且在改变非它所产生的一切。因此，随着我研究美国社会的逐步深入，我益发认为身分平等是一件根本大事，而所有的个别事物则好象是由它产生的，所以我总把它视为我的整个考察的集中点。
当我把视线转向我们的半球时，我觉得我们这里的情况也有些与我在新大陆见到的类似。我看到，在我们的半球，身分平等虽然没有达到美国那样的极限，但却日益接近它，而且，支配美国社会的民主，好象在欧洲也正在迅速得势。从这时起，我就产生了撰写读者即将阅读的这本书的念头。
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正在我们中间进行。谁都看到了它，但看法却不相同。一些人认为，它是一种新现象，出于偶然，尚有望遏止；而一些人断定，这是一场不可抗拒的革命，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历史上已知的最经常的、最古老的和最持久的现象。
现在，我来回顾一下七百年前的法国。当时，法国被一小撮拥有土地和统治居民的家族所据有，统治权随着遗产的继承而世代相传，权力是人对付人的唯一手段，而地产则是强权的唯一源泉。但在法国，僧侣阶级的政治权力开始建立起来，并且很快扩大。僧侣阶级对所有的人都敞开大门：穷人和富人，属民和领主，都可参加僧侣阶级的行列。通过教会的渠道，平等开始透入政治领域。原先身为农奴而要终生被奴役的人，现在可以以神甫的身分与贵族平起平坐，而且常为国王的座上客。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日益文明和安定，人际的各种关系日益复杂和多样化。人们开始感到需要有调整这种关系的民法了。于是，出现了法学家。他们离开阴阴森森的法庭大堂，走出积满灰尘的办公斗室，出现于王公大人的宅邸，坐在衣貂披甲的封建男爵的身旁。当国王们因好大喜功而破产，贵族们因私家械斗而荡尽家产时，平民们却因经商而富裕起来。金钱的影响开始见于国务。商业成为进入权力大门的新阶梯，金融家结成一个既被人蔑视又受人奉迎的政治权力集团。民智逐渐开化，人们对文学和艺术的兴趣日增。于是，知识已是事业成功的要素，科学成了为政的手段，智慧变成一种社会力量，文人进入了政界。随着通向权力大门的新路的不断出现，人们日益不重视家庭出身。在十一世纪，贵族的头衔还是无价之宝，而到十三世纪，用钱就可以买到了。出售贵族头衔始于1270年，结果平等也被贵族阶级自己带进政府。在这七百年间，贵族有时为了反对王权，有时为了从对手中夺权，而把政治大权交给了人民。更为常见的是，国王为了贬抑贵族而让国内的下层阶级参加了政府。在法国，国王们总是以最积极和最彻底的平等主义者自诩。当他们野心勃勃和力量强大的时候，极力将民众提高到贵族的水平；当他们是庸禄无能之辈的时候，竟容许民众上升到比他们自己还高的地位。有些国王依靠他们的才能帮助了民主，而另一些国王则因为他们无道而帮助了民主。路易十一和路易十四，始终关心全体臣民在他们的王位之下保持平等，而路易十五则终于使他本人连同王室一起化为灰烬。
在公民们开始不依建封土地所有制占有土地，而动产已被视为财富和能够产生影响与制造权势以后，工艺方面的每一发现，工商业方面的每一改进，便立即在人们中间创造出与其相适应的新的平等因素。从此以后，一切新发现的工艺方法，一切新产生的需求，一切满足新需求的想法，都是走向普遍平等的进步。侈靡，好战，追求时髦，以及人的最浅肤情欲和最高尚激情，都好象在一致使富人变穷和穷人致富。
从脑力劳动成为力量和财富的源泉之后，每一科学发明，每一新的知识，每一新的思想，都应被视为人民行将掌握的权力的胚芽。诗才、口才、记忆力、心灵美、想像力、思考力——上天随意降下的这一切资质，都在促进民主；即使它们落于民主的敌人之手，也会由于它们显示了人的生性伟大，而仍能为民主服务。因此，被民主征服的领域，将随着文明和教育所征服的领域的扩大而扩大，而文学则成为对一切人开放的武库，弱者和穷人每天都可从中取用武器。
翻阅一下我们的历史，可以说我们在过去的七百年里没有一件大事不曾推动平等。十字军东征和几次对英战争，消灭了十分之一的贵族，分散了他们的土地。地方自治制度，把民主的自由带进了封建的君主政体。枪炮的发明，使平民和贵族在战场上处于平等的地位。印刷术向他们平等地提供精神食粮。邮政既把知识送到穷人茅舍的柴扉，又把它带至王宫的大门。基督教新教宣布所有的人都能同等地找到通往天堂的道路。美洲的发现，开辟了千百条致富的新路，使一些无名的冒险家发财得势。
如果我们从十一世纪开始考察一下法国每五十年的变化，我们将不会不发现在每五十年末社会体制都发生过一次双重的革命：在社会的阶梯上，贵族下降，平民上升。一个从上降下来，一个从下升上去。这样，每经过半个世纪，他们之间的距离就缩短一些，以致不久以后他们就汇合了。而且，这种现象并非法国所独有。无论面向何处，我们都会看到同样的革命正在整个基督教世界进行。人民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件，到处都在促进民主。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自愿帮助民主获胜，还是无意之中为民主效劳；不管他们是自身为民主而奋斗，还是自称是民主的敌人，都为民主尽到了自己的力量。所有的人都汇合在一起，协同行动，归于一途。有的人身不由己，有的人不知不觉，全都成为上帝手中的驯服工具。因此，身分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
以为一个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能被一代人的努力所阻止，岂非愚蠢！认为已经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却，岂非异想！在民主已经成长得如此强大，而其敌对者已经变得如此软弱的今天，民主岂能止步不前！那么，我们现在正向何处走呢？谁也回答不了，因为已经不能用对比的办法来回答。就是说，今天在基督徒之间，身分平等已经扩大到以往任何时候和世界上任何地区都未曾有的地步，所以已经完成的巨大工作使我们无法预见还有什么工作可做。
大家即将阅读的本书，通篇是在一种唯恐上帝惩罚的心情下写成的。作者之所以产生这种心情，是因为看到这场不可抗拒的革命已经冲破一切障碍进行许多世纪，而且今天还在它所造成的废墟上前进。不必上帝自己说，我们就能看到它的意志的某些征兆。我们只要观察一下自然界的年复一年的正常运行和事件的持续发展趋势，就可以了。我没有听到创世主的启示，就知道天上的星辰是循着它的手指画出的轨道运行的。如果说我们今天的人通过长期的观察和认真的思考，知道平等的逐渐向前发展既是人类历史的过去又是人类历史的未来，那末，单是这一发现本身就会赋予这一发展以至高无上的上帝的神启性质。因此，企图阻止民主就是抗拒上帝的意志，各个民族只有顺应上苍给他们安排的社会情况。
在我看来，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在我们这一代出现了可怕的局面。席卷它们的革命运动已经强大得无法遏止，但它的速度还不是快得无法加以引导。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命运还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也会很快失去控制。在我们这一代，领导社会的人肩负的首要任务是：对民主加以引导；如有可能，重新唤起民主的宗教信仰；洁化民主的风尚；规制民主的行动；逐步以治世的科学取代民情的经验，以对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使民主的政策适合时间和地点，并根据环境和人事修正政策。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然而，我们却很少这样想过。我们被投于一条大江的急流，冒出头来望着岸上依稀可见的残垣破壁，但惊涛又把我们卷了进去，推回深渊。
我方才叙述的伟大社会革命，在欧洲的任何国家都不曾象在法国这样迅猛激进。但在法国，这个革命通常都是任意进行的。国家的首领从来没有想过对革命做些准备工作，革命是在违反他们的意愿或在他们不知不觉之中进行的。国内的最有势力、最有知识和最有道德的阶级，根本没去寻求驾驭革命的方法，以便对它进行领导。因此，任凭民主由其狂野的本能去支配，使民主就象失去父母照顾、流浪于街头、只知社会的弊端和悲惨、靠自力成长起来的孩子那样，而独自壮大起来。在它突然掌权之前，人们似乎还不知道它的存在。但在它掌权之后，人们对它的一小点要求都百依百顺，唯命是从，把它崇拜为力量的象征。但到后来，当它由于自己举止过分而削弱时，立法者便设计出鲁莽的法案去消灭它，而不想法去引导和纠正它；立法者不愿意让它学会治国的方法，而挖空心思要把它挤出政府。
结果，民主革命虽然在社会的实体内发生了，但在法律、思想、民情和道德方面没有发生为使这场革命变得有益而不可缺少的相应变化。因此，我们虽然有了民主，但是缺乏可以减轻它的弊端和发扬它的固有长处的东西；我们只看到它带来的害处，而未得到它可能提供的好处。当王权在贵族阶级的支持下平安无事地统治欧洲各国时，人们在不幸之中还享到一些我们这一代人恐怕难以想像和理解的幸福。某些臣下拥有的权力，为皇亲国舅的暴政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在国王方面，由于他觉得自己在民众面前俨然如神，所以他在受到被视为神的尊敬之后，决不愿意滥用自己的权力。居于人民之上的贵族对待人民的命运，就像牧人对待自己的牲口那样，只是同情而关心不足。他们并不认为穷人与他们平等，他们之关心穷人的遭遇，等于关心自己去完成上帝托付给他们的任务。
人民从未奢想享有非分的社会地位，也决没有想过自己能与首领平等，觉得自己是直接受首领的恩惠，根本不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当首领是宽宏而公正的人时，他们爱首领，并对服从首领的严厉统治没有怨言，不感到卑下，好象这是在接受上帝给予的不可抗拒的惩罚。此外，习惯和民情也为暴政规定了界限，为暴力的行使定出了某种约束。由于贵族根本没有想过有谁要剥夺他们自认为合法的特权，而奴隶又认为他们的卑下地位是不可更改的自然秩序所使然，所以人们以为在命运如此悬殊的两个阶级之间可以建立起某种相互照顾的关系。因此，社会上虽有不平等和苦难，但双方的心灵都没有堕落。人们之所以变坏，决不是由于执政者行使权力或被治者习惯于服从，而是由于前者行使了被认为是非法的暴力和后者服从于他们认为是侵夺和压迫的强权。一方面，是一些人集财产、权势和悠闲于一身，从而能够生活豪华，寻欢作乐，讲究文雅，欣赏艺术；而另一方面，是一些人终生劳动、粗野和无知。但是，在这群无知和粗野的民众中，你也会发现强烈的激情、高尚的情操、虔诚的信仰和质朴的德行。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可能有其稳定性和强大性，尤其可能有其光荣之处。但是就在这里，各阶层开始混合起来，使人们互相隔开的一些屏障接连倒毁，财产逐渐分散为多数人所享有，权力逐渐为多数人所分享，教育日益普及，智力日渐相等，社会情况日益民主。最后，民主终于和平地实现了它对法制和民情的控制。
于是，我想像出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把法律视为自己的创造，他们爱护法律，并毫无怨言地服从法律；人们尊重政府的权威是因为必要，而不是因为它神圣；人们对国家首长的爱戴虽然不够热烈，但出自有理有节的真实感情。由于人人都有权利，而且他们的权利得到保障，所以人们之间将建立起坚定的信赖关系和一种不卑不亢的相互尊重关系。人民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之后，自然会理解：要想享受社会的公益，就必须尽自己的义务。这样，公民的自由联合将会取代贵族的个人权威，国家也会避免出现暴政和专横。
我认为，在按照这种方式建立的国家，社会不会停滞不前，而社会本身的运动也可能按部就班，循序前进。即使民主社会将不如贵族社会那样富丽堂皇，但苦难不会太多。在民主社会，享乐将不会过分，而福利将大为普及；科学将不会特别突出，而无知将大为减少；情感将不会过于执拗，而行为将更加稳健；虽然还会有不良行为，但犯罪行为将大为减少。即使没有狂热的激情和虔诚的信仰，教育和经验有时也会使公民英勇献身和付出巨大的牺牲。由于每个人都是同样弱小，所以每个人也都感到自己的需要与其他同胞相同。由于他们知道只有协助同胞才能得到同胞的支援，所以他们将不难发现自己的个人利益是与社会的公益一致的。
就整体说，国家将不会那么光辉和荣耀，而且可能不那么强大，但大多数公民将得到更大的幸福，而且人民将不会闹事；但这不是因为他们不希望再好，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过得不错。虽然在这样的秩序下并不是一切事物全都尽善尽美，但社会至少具备使事物变得善美的一切条件，而且人们一旦永远拒绝接受贵族制度可能举办的社会公益，就将在民主制度下享有这一制度可能提供的一切好处。但是，在我们摆脱祖传的社会情况，并且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祖先的一切制度、观念和民情全部放弃之后，将用什么来取代它们呢？王权的威严消失了，但未代之以法律的尊严。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民蔑视权威，但又惧怕它，而且这种惧怕给他们造成的损失大大超过原先尊崇和敬重权威时给他们带来的损失。我觉得我们破坏了原来可以独自抗拒暴政的个人的存在。但是，我又看到政府却独自继承了从家庭、团体和个人手中夺来的一切特权。这样，少数几个公民掌握的权力，虽说偶而是压迫性的和往往是保守性的，但却使全体公民成了弱者而屈服。
财产的过小分割，缩短了贫富的差距。但是，随着差距的缩短，贫富双方好象发现了彼此仇视的新根据。他们互相投以充满恐惧和嫉妒的目光，都想把对方拉下权力的宝座。无论穷人和富人，都没有权利的观念，双方都认为权势是现在的唯一信托和未来的无二保障。穷人保存了祖辈的大部分歧见，而没有保存祖辈的信仰；他们保存了祖辈的无知，而没有保存祖辈的德行；他们以获利主义为行为的准则，但不懂得有关这一主义的科学，而且他们现在的利己主义同他们以前的献身精神一样，都是出于愚昧。社会之所以安宁无事，完全不是因为它觉得自己强大和繁荣，而是因为它承认自己虚弱和衰落，唯恐禁不起折腾而一命呜呼。因此，人人都看到了恶，而谁都没有必要的勇气和毅力去为善；人们有过希望，发过牢骚，感到过悲伤，表示过高兴，但都像老年人的虚弱无力的冲动一样，没有得到任何显著而持久的满意结果。
这样，我们在放弃昔日的体制所能提供的良好东西的同时，并没有获得现实的体制可能给予的有益东西；我们虽然破坏了贵族社会，但在我们恋恋不舍地环顾旧建筑的残垣破壁时，又好象愿意把自己永远留在那里。知识界呈现的状况，其可叹之处也不亚于此。
在前进当中备受阻挠，但又敢于无法天地纵情发展的法国民主，横扫了前进途中遇到的一切障碍：凡能打倒的打倒之，不能打倒的动摇之。它完全不是一步一步地占领社会，以和平方式建立起对整个社会的统治的，而是在混乱和战斗的喧嚣中不断前进的。凡被斗争的热情所激发，在反对敌对者的观点和暴行时使自己的观点超过其自然极限的人，都忘记了自己追求的目标，发表了不太符合自己的真实感情和笃厚天性的言论。于是，出现了我们本来不愿意见到的异常大乱。
我一再回忆，终未发现以往有任何事情比目前的情景更值得可悲和可怜。在我们这一代，把人的见解和趣味、行动和信仰联系起来的天然纽带好像已被撕断，在任何时代都可见到的人的感情和思想之间的和谐似乎正在瓦解，而且可以说，有关道德之类的一切规范全都成了废物。
在我们中间，还可以见到以相信真有来世的宗教精神来指导生活的虔诚基督徒。这些人确实正在奋起，为人类的自由，即为一切高尚行为的基础而献身。宣称人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的基督教，不会反对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在异常事件同时并发的局势下，宗教倒向了民主所要推翻的势力的阵营，并一再压制它自己所主张的平等，咒骂自由是敌人；而如果它与自由携起手来，它是可以使自由获得神圣不可侵犯性的。在这些信教者的周围，我发现有一些人与其说是指望天堂，不如说是面对现世。他们之拥护自由，不仅因为他们认为自由是一切最高品德的基础，而且因为他们把自由视为一切最大福利的源泉。他们真心诚意希望自由获得权威，希望人们受到自由的恩泽；而且我明白这些人之急于求援于宗教，是因为他们一定知道：没有民情的权威就不可能建立自由的权威，而没有信仰也不可能养成民情。他们看到宗教投到敌对者的阵营之后，就止步不前了。于是，一些人开始攻击宗教，而另一些人则不敢拥护它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一些身居低位和出卖自己之辈颂扬奴性，而一些独立思考和品质高洁之士则为拯救人类自由而进行没有胜利希望的斗争。但在我们这一代，却又经常见到一些出身高贵和道貌岸然的人，持有与其高雅的身分完全不符的见解，他们反倒夸奖起卑躬屈节来了。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则把自由说得天花乱坠，好像他们自己已经体验到自由如何神圣和伟大，并且大声疾呼，为人类要求他们自己就从来不知其为何物的一些权利。我承认一些品德高尚和爱好和平的人，由于正派、稳健、富裕和博识，而自然会被周围的人推为领袖。他们对祖国满怀真挚的爱，随时准备为它做出巨大的牺牲。但是，文明后来经常遭到他们的敌视，他们没有分清文明带来的弊端和好处；在他们的头脑中，凡是与恶有联系的观念，都是与同新有联系的观念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在这些人旁近，我又发现另一种人。他们以进步的名义竭力把人唯物化，拚命追求不顾正义的利益、脱离信仰的知识和不讲道德的幸福。他们自称是现代文明的卫士，高傲地以现代文明的带头人自任，窃居落到他们手中而他们是不配担当的职位。
那么，我们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呢？信教者在与自由搏斗，自由的友人在攻击宗教；高贵宽宏的人颂扬奴性，卑躬屈节的人大谈独立；诚实开明的公民反对一切进步，而不爱国和无节操的人却以文明和开化的使徒自任！难道以前的所有世纪就是象我们这个世纪一样吗？难道人们一直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世界吗？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一切关系都是不正常的，有德者无才，有才者无名，把爱好秩序与忠于暴君混为一谈，把笃爱自由与蔑视法律视为一事，良心投射在人们行为上的光只是暗淡的，一切事情，不管是荣辱还是真伪，好象都无所谓可与不可了。我能认为造物主造人是为了让人永远在我们今天这样的知识贫困当中挣扎吗？不能这样认为，因为上帝给欧洲社会安排了一个比较安定和平静的未来。我不太清楚上帝的意图，但我不能因为自己无法深知而就不相信它，我宁肯怀疑自己的智慧而不愿意怀疑上帝的公正。
我所说的这场伟大社会革命，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好象差不多接近了它的自然极限。在那里，这场革命是以简易的方式实现的；甚至可以说，这个国家没有发生我们进行的民主革命，就收到了这场革命的成果。十七世纪初在美洲定居下来的移民，从他们在欧洲旧社会所反对的一切原则中析出民主原则，独自把它移植到新大陆的海岸上。在这里，民主原则得到自由成长，并在同民情的一并前进中和平地发展成为法律。我毫不怀疑，我们迟早也会像美国人一样，达到身分的几乎完全平等。但我并不能由此断言，我们有朝一日也会根据同样的社会情况必然得到美国人所取得的政治结果。我也决不认为，美国人发现的统治形式是民主可能提供的唯一形式。但是，产生法制和民情的原因在两国既然相同，那末弄清这个原因在每个国家产生的后果，就是我们最关心的所在。
因此，我之所以考察美国，并不单纯出于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尽管好奇心有时也很重要。我的希望，是从美国找到我们可资借鉴的教训。谁要认为我想写一篇颂词，那将是大错而特错。任何人读完这本书，都会完全承认我决没有那种想法。夸奖美国的全部统治形式，也不是我的全部目的，因为我认为任何法制都几乎不可能体现绝对的善，我甚至没有奢想评论我认为不可抗拒的这场社会革命对人类有利还是有害。我认为这场革命是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的事实，并欲从经历过这场革命的国家中找出一个使这场革命发展得最完满和最和平的国家，从而辩明革命自然应当产生的结果；如有可能，再探讨能使革命有益于人类的方法。我自信，我在美国看到的超过了美国自身持有的。我所探讨的，除了民主本身的形象，还有它的意向、特性、偏见和激情。我想弄清民主的究竟，以使我们至少知道应当希望它如何和害怕它什么。
因此，我在本卷的第一部分，试图说明已在美国按照自己的意向发展和几乎不受限制地全凭本能行动的民主最后对法制指出了什么方向，在政府的工作上留下了什么烙印，对国家事务一般地施加了什么压力。我设法探讨了它所产生的好处和坏处都是什么。我研究了美国人为了引导民主都使用了什么预防措施和他们遗漏了什么措施。我也设法考察了使民主得以统治社会的原因。
本卷第二部分的目的，是描述身分平等和民主政府在美国对市民社会、习惯、思想和民情形成的影响。但是，我对实施这个计划现已开始不太热心了。在我能够完成我为自己规定的任务以前，我的工作将会变得毫无意义，这是因为另一位作者不久以后将会向读者描述美国人性格的主要特点，而且他能给一幅严酷的画面敷上一层薄薄的微妙纱幕，以我无法具有的动人笔触道出事实的真相。
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很好地传达了我在美国的见闻，但我可以保证，我真心希望做到这一点，决没有硬要事实迁就观点，而是让观点以事实为依据。凡是可以借助文字资料立论的地方，我都核对了原文，参考了最有权威和最有名气的著作。材料来源均有注释，人人都可以核对。在涉及舆论、政治习惯、民情考察的问题时，我都向见闻广博的人请教过。如果事关紧要而又真相不明时，我并不满足于一个人的证言，而是要汇总几个人的证言之后再做结论。对此，务希读者相信我的话。我本来可以经常引用知名的权威或至少够得上权威的人士的话来支持我的论点，但我没有这样做。一个外国人，在接待起来访的主人的炉边，往往会听到一些重要的内情。关于这种内情，主人可能都未向他的亲朋近友透露，而保持必要的沉默；但他不怕向外国人表白，因为外国人马上就会离开。每听到这样的秘闻，我随即记录下来，但我永远不会把笔记本从卷柜里拿出来，因为我宁愿让自己的著作失去光彩，也不肯使自己的名字列入使好客的主人在客人回国之后感到后悔和尴尬的旅游者的名单。我知道，尽管我费了苦心，但如果有人想要批判本书，那再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了。
我认为，想要仔细阅读本书的读者，将会发现全书有一个可以说是把各个部分联系起来的中心思想。但是，我必须讨论的对象之差异是很大的，所以要想用一个孤立事实去反对我所引证的成组事实，或用一个孤立的观点去反对我所采用的成组观点，那是轻而易举的。因此，我希望读者能用指导我写作本书的同样精神来阅读，并根据通观全书所得的总印象来评论，因为我本人就不是根据孤证，而是根据大量的证据来立论的。
决不要忘记，作者希望读者理解他不得不对自己的每一个观点做出理论上的总结，而且往往会总结得大错而失真，因为人们在行动上虽然有时需要偏离逻辑规律，但在议论时却不能那样，而且人要想在言语中前后不符，几乎与要想在行动上前后一致是同样困难的。
最后，我自行指出一个可能也是许多读者认为的本书的主要缺点，即本书完全不是为了讨好某些人而写的。我在写作本书时，既未想为任何政党服务，也未想攻击它们；我并不想标新立异，只是想比各政党看得远一些；当各政党只为明天而忙碌时，我已驰想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