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氏最近由欧美回国，本刊上期里曾有一文记述他在海外所得的“深刻的印象”，此外他还谈起一件很动人的事情。他说此次在国外遇着一位熟悉东西人民心理的朋友，就他观察所得，告诉他下述的一段话，使他永不能忘。据那位朋友说，假定有十个西洋人聚拢来开会议，各人对于所讨论的问题，尽量发表各人的意见，共同讨论之后，总有一个“结论”（conclusion），这个结论的内容不是甲的，不是乙的，不是丙的，也不是丁的……是由各人参加些彼此的意见，修正些彼此的意见，补充些彼此的意见，冶为一炉的结果。会议之后，各人就依照这个公共获得的结论做去，把各人原有的个人的成见一概丢开。这样的会议能使与议的各个人得着增加知识的利益，因为获得许多别人的好见解补充自己的识见，启迪自己的思考。假定有十个日本人聚拢来会议，便不同了，便不是由人人参加意见，只让一二特有势力的人发表意见，多数人则以此一二人的意见为意见。假定有十个中国人聚拢来会议，又不同了，未开会以前十个人有十个意见，会开了之后十个人还是十个意见！同床异梦，各干各的。
据张氏说他听了这段里形容我国人各执私见不肯和衷共济的话，只有觉得惭愧，没有话说。这种意见如出于后生小子之口，也许有许多“遗老”“遗少”要大骂“媚外”或“洋化”，现在出于在中国办学二三十年老成持重的张老先生，也许值得国人稍稍加以注意吧。
我觉得上面所说的那三种会议，第一种在中国虽非绝对没有，确是“凤毛麟角”；第二种在中国似乎不少，不能让日人专美；至于第三种则为我国大多数会议的一大特色，大值得事事要保存“国粹”者的苦心保存！
据我平日观察所得，我国的会议除了这个大特色外，在会场上似乎至少还有几个不大不小的特色：（一）随意谈话有绝对的自由。孙中山先生在《民权初步》里说“凡研究事理而为之解决，一人谓之独思，二人谓之对话，三人以上而循有一定规则者，则为之会议”，在我国的会场上，尽管在“三人以上”，“对话”似乎特别的多；他们就是有什么意见，并不愿意作正式的动议，却情愿交头接耳的乱说一阵，弄得会场上好像聚了一大堆苍蝇，嗡嗡之声盈耳，何等热闹！（二）随时发言有绝对的自由。会议时一人发言未毕，他人依例不应插言，这种拘束，在我国似乎太妨碍自由，所以想说话便随时可以出口，是否有人未曾说完，不必措意，好像他只生着一张嘴，并未带着耳朵来。（三）有固执的精神。你倘若有所主张，就是错了，尽管有人纠正，你还应该面红耳赤，始终表示悻悻然的态度，老实把纠正你的人视为私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