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拉夫·斯特普尔顿[1]

奥拉夫·斯特普尔顿说：“我生来就是受到资本主义制度保护的粗野之人（或者是倒霉之人）。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现在我才学会如何做人。我的童年有二十五年上下，造就它的是瑞士运河、艾博茨霍尔曼小村庄和牛津大学。我尝试过多种职业，但每次都在窘迫面前逃避了。作为学校的教师，我在上圣教史课的前夜，整章整章地背下了《圣经》。在利物浦的一间办公室里，我丢失了订单；在塞得港，我天真地允许船长们运出超过订量的煤。我着手教育民众。沃金顿的矿工和克鲁的铁路工人教给我的东西多于他们从我这儿学到的东西。在一九一四年的战争中，我非常平和。在法国前线，我领导红十字会的一辆救护车。然后是浪漫的婚事以及家庭的常规琐事和奔放热情。像是个三十五岁才结婚的学生，我醒了。我艰难地从幼虫状态进入变形、滞后的成熟期。两种经验控制着我：哲学和相信我们这个人类巢穴的悲剧性无序……现在，一只脚已踩在思想成年的门楣时，我微笑着发现另一只脚已踩在坟墓的边缘。”

最后一行中那个无关紧要的比喻，是斯特普尔顿迟钝（或冷漠）的好例子，因为这不是个无穷的想象。威尔斯把他的异类——有触角的外星人、隐形人、畸形巨头的月球人——同微不足道的和日常的人交替描绘；斯特普尔顿则以一个自然主义者的精确和乏味来构筑和描绘想象的世界。他不让人类的倒霉事妨碍生物幻觉效应的效果。他的书竭力想包括宇宙和永恒。奥拉夫的作品有：《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人》、《伦敦最后的人》、《胡安·拉洛》、《美学的新理论》、《一个觉醒的世界》和《造星者》。

徐鹤林 译

[1]此篇及以下两篇初刊于1937年11月19日《家庭》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