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战争的目的时，必须明确地把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之间的差别弄清楚。这两种目的是有区别的，但是又紧紧地彼此联系着，因为一个国家决不会是为了战争而发动战争，必然是为了追求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战争。军事目标只不过是达成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所以，军事目标是由政治目的来决定的。不过，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就是政治不可以要求军事去完成它所办不到的事情。
由此可见，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既要从政治开始，也要到政治结束。
“目标”这一术语，尽管应用得非常广泛，但并不是用起来非常方便的名词。所谓“目标”，既有物理性的含义，也有地理性的含义，因此，它容易引起思想上的混乱。所以，在使用时最好有意识地把它区分一下：当问题涉及政治范畴时，我们用“目的”这个名词，当问题涉及到武装力量的使用时，则改用“军事目标”这个名词。
战争的目的，尽管只从自己一个方面的观点来看，也是想要在战后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和平状态。因此，即令在进行战争的时候，也要经常想到你所需要的和平条件。对于以扩张领土为目的的侵略性国家和仅为自卫而战的爱好和平国家来说，这一点都是一样的，不过，它们对于“比较好的和平状态”的看法，却是有着很大差别的。
历史告诉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它本身并不等于达到了政治上的目的。可是，负责解决战争问题的人，基本上都是职业军人，因而很自然地出现了一种倾向，即往往忘记了国家的基本目的，而只注意到军事目标。结果，在每一次战争爆发以后，政治目的反而会常常受到军事目标的制约。人们把军事目标当作是最终的目的，而不把它看成是达成政治目的的一种单纯的手段。
而且还有更坏的情况。由于不理解政治目的与军事目标之间的正确关系，不理解政治和战略之间的正确关系，军事目标往往被曲解了，变得过于简单化了。
为了正确理解这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必须搞清楚最近200年来军事思想的发展，了解一下有哪些观点，以及其变化情况。
差不多在一个多世纪的长时间里，军事思想方面的重要教条，就是把“在战场上消灭敌人的主力”看成是战争的真正目的。这是大家普遍公认的，在所有的军事条令中都写了这一条，在所有的军事学校里都教着这一条。人们把它当作是军事学说的基本规律。如果有哪一位政治家敢于对此提出怀疑，担心军事目标不能在所有情况下都去适应国家的目的，那么，他马上就会被看成是“大逆不道”。只要认真研究各参战国家的官方文件，阅读一些军界领导人物所写的回忆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及其以后的这类文件和读物，就可明显看到上述情况的例证。
这样绝对化的一条规律，可能使十九世纪以前的那些著名统帅和军事学家都感到震惊。他们曾经认为，确定军事目标，必须以现有兵力和现行政治为根据，因此要考虑到实际的需要和理智的要求。
克劳塞维茨的影响
“在战场上消灭敌人的主力”是战争的真正目的————把这条原则变成教条，主要是由于克劳塞维茨的影响。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死后才发表出来)，对于后来的普鲁士将领，特别是毛奇，有着重大的影响。普军在1866年和1870年所取得的胜利，促使世界各国的军队都接受了这一原则，促使它们把普鲁土的军事制度当作了效法的楷模。因此，探讨一下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实在非常重要。
克劳塞维茨的门徒们把他的理论推崇到了极端的高度。这是克劳塞维茨本人在生前所没有想到的，但却是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
在所有各种学术领域内，多数的先知者和思想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那就是他们的学说总是被人误解。克劳塞维茨的那些学生，背离了自己的老师，在战争目的的问题上并没有研究清楚，他们对于其原始观念的损害，甚至比其带有偏见而又主观的反对者还要严重。不过，也应该承认，克劳塞维茨本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地引起了对于自己理论的误解。他作为康德的再传弟子，曾经学会了一套哲学式的表达方法，但是，他又不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他的战争理论，从表达方式来说，不仅过于抽象化，而且相当枯燥。所以，只习惯于进行具体思维的普通军人，对他的理论总是难于理解。沿着他的论据线索去思考，往往会突然回头后转，走向与这种线索完全相反的方向。由于克劳塞维茨在表达上相当的混乱，他们不能不感到困惑，只能抓住他的一些生动的“警语”，看到这些警语的表面意义，而不能深入地去了解他的思想主流。
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理论的最大贡献，是他特别强调了心理因素的作用。他大声疾呼，反对那个时代中最时髦的几何学派战略。他明确指出，人类的精神要比那些作战线和作战角的观念重要得多。他分析了战争中“危险”和“劳累”对于军事行动的影响，“勇敢”和“决断”的价值。这些足以表明，他对此是有深刻认识的。
然而，有些不幸，克劳塞维茨的某些错误也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相当不好的影响。
克劳塞维茨过分强调了陆军的作用，因而未能正确估计海军的意义。他的眼光显得相当近视，就在战争的机器时代已经敞开大门的时候，他还在宣扬自己的信念，说什么数量的优势仍在与日俱增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样的“信条”增长了一般军人本能的保守主义思想，使他们不敢相信机械的发明有创立新型优势的可能性。当时，征兵制的广泛推行，使得大量兵力的征集有着一种很简单的办法。这也是促成保守思想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由于忽视了心理上的因素，这种由征兵制所建立起来的大军，一旦受到袭击，比较容易出现混乱和发生突然的崩溃。而过去的老办法，尽管不是那样经常和制度化，但总还是力图以受过良好训练的战士来组建军队。
对于战术和战略，克劳塞维茨并没有提供多少新奇进步的思想。在这方面，他既没有创造，也没有推动，只不过是把战略战术的思想加以系统化罢了。同十八世纪所产生的“师”制理论和二十世纪使用快速装甲部队的理论比较起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缺乏那种革命性的影响。
而且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他在总结拿破仑战争的经验，企图为拿破仑战争找出一个理论体系时，却把注意力放到了战争的某种落后形式上面，结果出现了一种“背向革命”的趋势，反而向民族战争方向倒退了。
克劳塞维茨关于军事目标的理论
在为军事目标下定义的时候，克劳塞维茨曾使自己的战略趋向于纯粹的形式逻辑。他写道：“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的目标”，“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他接着说：“要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就必须使敌人的处境比按我们的要求作出牺牲更为不利，这种不利至少从表面上看应该不是暂时的，否则，敌人就会等待较有利的时机而不屈服了。因此，继续进行的军事活动所引起的处境上的任何变化，都必须对敌人更加不利，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作战一方可能陷入的最不利的处境是完全无力抵抗。因此，如果要以战争行为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那么就必须使敌人或者真正无力抵抗，或者陷入势将无力抵抗的地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解除敌人武装或打垮敌人，不论说法如何，必然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
由于受了康德的影响，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具有二元论的趋势。他相信有一个完满的(军事)理想境界，但同时又认识到，在现实的世界里，这种理想决无完全达到的可能。他对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异是有深刻认识的，指出了“军事理想”同“现实中的情况变化”有所不同。他写道：“在纯概念的抽象领域里，思考活动在达到极端以前是决不会停止的，因为思考的对象是个极端的东西……如果我们从抽象转到现实，那么一切就不同了。”从抽象的概念来说，战争的目的是要彻底解除敌人的武装，但是，在实际中这个目的并不是经常能够达到的，而且对于和平来说也并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克劳塞维茨这种趋向极端的态度，在他关于“战斗”的议论中也反映得很清楚。他把战斗看成是用来达到战争目的的手段。他一开始就特别强调，只有斗争才是结束战争的唯一手段。他说：“在战争中手段只有一种，那就是战斗。”为了证明这条“真理”，他进行了广泛的论证。指出“一切军事活动都必然直接地或间接地同战斗有关”。通过一番大道理的说教，似乎大多数人都接受了他的观点。可是，克劳塞维茨接着来了一个大转弯，宣布说：“战争的目的并不始终都是消灭参加战斗的军队，不必经过实际的战斗，只要部署了战斗并通过由此形成的态势，就往往可以达到战斗的目的。”
此外，克劳塞维茨认为，“……在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的前提下，我们越想要消灭敌人军队，自己军队的消耗也必然会越大。
“采取这一手段的危险在于：正是因为我们企图取得较大的效果，所以在做不到的情况下，反过来我们也会遭到较大的不利。”
在这里，克劳塞维茨自己说出了他的预言，对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遵循他的原则的门徒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灵验的。因为他那些关于会战的学说，流传下来的只是理论方面的，而不是实际方面的。他曾经辩论说，所以要采取其他一些手段，只是为了避免会战中的危险，这样又为他的门徒增加了一层误解。因为他斤斤计较于理论观念的说明，偏重于抽象的阐述，结果便使他的门徒在心灵上产生了曲解现实的现象。
对于他的这种充满着哲学理论的迷宫，读者当中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把握其逻辑路线，或者深入其理论境界而不致迷失方向。当然，读者当中也确实有很多人能够背诵他的下述警语：
“在战争中手段只有一种，那就是战斗。”
“用流血方式解决危机，即消灭敌人军队，这一企图是战争的长子。”
“只有在大规模的会战中才能决定重大的胜负。”
“关于那些不经流血而获得胜利的统帅的一切，是我们不想听的。”
由于克劳塞维茨一再地重复着这些言词，结果便使他那个本来就不太清楚的哲学反而变得更加模糊了。他的战争哲学，曾经成为普鲁士人的《马赛曲》，能够激励人们热血沸腾，但是也使他们的心灵中毒。这样一来，克劳塞维茨的哲学教条，就只配培养军士，而不能产生将军。按照他的学说，只有战斗才是“真正的军事活动”。于是，战略的桂冠被剥夺掉了，军事学术变成了大量屠杀的“技术”。而且，他的战争哲学怂恿着将军们一有机会就去寻求会战，而不想到要首先去创造对于自己有利的条件。
克劳塞维茨的下述一段话是常常被人们引用的，这更证明他对于军事学术的衰落不能推咎责任。他说：
“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这种看法不管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
很明显，克劳塞维茨在发表这个意见时，并没有认真推敲一番。他没有想到，他所公开谴责的东西，正是军事学术方面的所有匠师(包括拿破仑本人在内)所追求的东西，而且正是军事学术的正确目标。
后来，许多头脑不清的糊涂人，在一再采取狼奔豕突式的直接进攻行动因而遭受重大伤亡时，往往是用克劳塞维茨的言论来进行强辩，甚至于还觉得自己理直气壮。
克劳塞维茨始终强调着“数量”优势的决定性作用，顽固地坚持着这种观点。这就更加增强了其理论的有害影响。当然，他同时也从另一方面透澈地指出了“突然性”的重大价值。他说：“一切行动都是或多或少以出敌不意为基础的，因为没有它，要在决定性的地点上取得优势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可是，他的追随者们却惑于他那种一惯强调“数量”优势的说法，总是把使用大量军队作为夺取胜利的基本手段。
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目的的理论
克劳塞维茨尽量颂扬“绝对”战争的观念。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阐述，对军事学术的发展也产生了相当有害的影响。按照他的理论，只有无限制地使用力量才是达到成功之路。他在开始阐述自己的学说时指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可是到后来似乎出现了一点矛盾，他把政治当成了战略的奴隶，————而且这种战略还是一种不好的战略。
他的这种观念又由于下面一种说法而更加变本加厉了。他认为，如果给战争哲学中引进一种限制与缓和的因素，那是大错而特错了，因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
克劳塞维茨的这种说法，正是那种盲目夸大的近代化总体战争的基础。他所提出的使用兵力的原则，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是不计任何成本的，因而只对那些仇恨心达到了疯狂程度的暴民“群众”完全适用。这和明智的治国艺术与合理的战略是完全对立的，而合理的战略必须为政治目的服务。
如果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诚然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样，那么在进行战争的时候，也就必须考虑到战后的利益。一个国家如果真的把自己的力量消耗干净，那么它本身的政治也就会随之而破产。
克劳塞维茨本人对于他那条“无限制地使用兵力”的原则，反倒是有所限制的。他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在给武装力量确定目标和用兵份量时，都应该有一个标准(尺度)。
还有一个更有意义的情况。克劳塞维茨阐述了一种有关逻辑极限的思想。他曾指出，当手段丧失了它与最终目的之间的任何联系时，在大多数情况下，要用最大数量的兵力去达到目的是不可能的，因为其内部必然会产生阻力。
他的经典性著作《战争论》，是一部经过12年紧张思考的作品。如果假以天年，使作者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战争的问题，那么他有可能作出更合理和更准确的结论。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他的思想是会有所变化的。遗憾的是。他在1830年因患霍乱病去世了，致使其著述工作未能最后完成。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是在他死后由其妻子整理出版的。在好几个包封得很严密的纸包中，找到了他的遗稿。其中，还写着一句颇有预言意味的附注：
“假使我过早去世，因而中断了这项工作，那么现有的一切东西当然只能叫做一堆不象样子的思想材料了。它们将会不断地遭到误解和任意的批评。”
如果没有那场该死的霍乱病，那么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也许不至于出现这些弊病。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征候，说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正在演变当中，他差不多快要到达放弃原有“绝对战争”观念的地步，准备在更加合理的基础上来全面修改他的理论。可惜就在这个时刻，他不幸死去了。
结果，“遭到误解”的大门便永远地敞开着，来自各方的误解和批评，甚至超出了他本人预测的程度。总的说来，由于无限战争理论被普遍采用，竟使文明世界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人们对他的理论缺乏深刻了解，致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特点，受他理论的影响非常之大。从逻辑发展的角度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仍然可以看到这一理论的后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军事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结局。给人们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说明对克劳塞维茨理论的合理性值得怀疑，至少是对其继承者们所作的解释应该质疑。在陆地上，曾经进行了无数次的战役和会战，但其中没有一个带来了决定性的结果。可是，那些担负责任的领袖人物，却不能使其目标和已经变化的条件协调起来，也不能采取具有更大能力以达到目标的新手段。他们不去研究自己面临的新问题，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上，继续推行着他的理论，力图借助于会战和战役来夺取完全的胜利，以至于最后把力量完全消耗光了，而彻底的胜利却永远不可能达到。
交战的一方虽然最后崩溃了，但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受到海上封锁而缺乏粮食，并不是因为有生力量在战役中遭到的伤亡。当然应该指出，德军在1918年那场毫无成果的进攻中，是流了很多血的，结果引起了精神上的涣散，加上德军统帅部已经对胜利感到无望，因而加速了他们的崩溃。对方各国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才获得了如此一种胜利，但是它们在达到这个胜利时，无论在心理方面还是物理方面，也已经把自己的力量消耗得相当多，都已经疲惫不堪了。所以，这些表面看来的胜利者，在战后并无力量巩固自己的阵地。
于是显而易见，无论在战术方面，还是在战略和政治方面，这种理论并不是完全适用的，至少在实际运用上是不完全合理的。在力求达到“理想”目标时所遭到的惨重损失，那些名义上的胜利者，在战争结束以后表现出来的精疲力竭，都足以说明认真审查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全部问题的必要性。
除了这些反面因素之外，也还有某些正面的理由，可以引起人们重新研究军事理论的兴趣。其中有一条，就是海军所显示的决定性作用。虽然并没有在海上进行决定性的会战，但由于海军进行着经济封锁，竟促成了中欧强国的失败。这样又产生一个问题：英国在这方面的主要错误是什么？它抛开了自己的传统性战略，而不惜浪费许多的气力，付出高昂的代价，去争取大陆上的决定性胜利。
另外还有两条理由。由于空军的日益发展，我们有了这样的可能性：不必预先在战场上消灭敌军的主力，而能够对敌人的经济和政治中心进行打击。空军可以用间接的手段来打击直接的目标，而且是避开敌人的抵抗，不必在开始时去压倒这种抵抗。
同时，由于使用石油的发动机和采用履带的推动器都在发展，使得具有高度快速力的机械化部队的建立有了广阔的前景。部队的机械化又提供了一种机会，不必进行大规模的会战也能击毁敌军的主力。使用机械化部队去破坏敌人的补给线和指挥系统，使用坦克突进到敌人的深远后方，足以产生精神上的震撼，能够不经严重战斗而使敌人的主力发生崩溃。新型的机械化陆军部队也和空军一样，尽管程度上略差一些，照样可以对敌国的神经中枢和心脏部位进行直接的打击。
如果说，空军是使用一种特殊形式的间接路线，即飞越前线的间接路线，来对敌人进行有效的直接打击，那么，坦克则可以在地面采取间接路线的方法，即迂回“障碍物”————敌人的军队的方法，来完成这种打击。我们可以用中国的象棋游戏来作比喻：空军的机动性很象“炮”，而装甲坦克部队的机动性则类似“车”。当然，这种类比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它们的相对价值，因为空军不仅是一门“炮”，可以打隔子，而且也还具有“车”那种向四方活动的能力。另一方面，一支机械化的陆上兵力，虽然不能象“炮”那样超越空间，可是却具有“占领”空间的能力。
空军和机械化部队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对军事目标以及未来战争中目标的选择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它们提高了军事行动的能力，对于非军事性的目标，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都扩大了应用的范围，而且使行动的效力更加强大。同时，它们也加大了军事行动对于军事目标的活动距离，从而可以采用瘫痪敌人某些重要机关的办法来夺取对于当面敌军的胜利，而不必再在艰难的会战中去从物理方面给予敌军以重创。采取使敌瘫痪的方式来消除敌人的抵抗力，可以大大节约兵力，因为过去在现实作战中削弱敌人的抵抗力，不仅常常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还要花费很高的代价。空军有能力避开对方的阻拦，能对敌国内部的非军事目标进行攻击，除此以外，在使敌人武装抵抗发生瘫痪方面，也具备了新的能力。
不论在地面，还是在空中，机动性都在不断增长。各种效果综合起来，就提高了武装力量的实力，提高了战略的地位，而使其具有了比战术更大的重要性。在未来的战争中，高级指挥官在更快地求得决定性结果方面所采取的办法，将与其前辈有所不同，他们会更多地利用运动，而不是利用会战。
当然，赢得决定性会战的意义也并不会消失，由于新的快速工具的出现，取得会战胜利的机会还会增多，但是，会战本身在形式上已经不是传统的面目了。它将象是一个战略行动的自然后果。所以，把这种结束性的作战行动称之为“会战”，是名不符实的，是不准确的。
遗憾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的军事领袖人物对此缺乏敏感，认识迟钝。他们不知道，由于战争工具和作战条件已经有了新的变化，因而军事目标也应该有一个新的定义。
不幸得很，那些领导空军的人物，一心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因而注意的范围很窄，只想以打击非军事目标为限度，而不考虑这样作的目的有限，甚至会带来相反的结果。对于这个新军种，他们充满着一种天然的乐观心理，深信空军的打击足以使敌国军民精神沮丧，士气崩溃，或者也象海军那样，能以经济封锁的办法达到绞死敌人的目的，而且其效力似乎还来得更快些。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战争开始以后，数量不大的新型陆军部队，即战前建立起来的机械化部队，完全证实它们没有辜负对于自己的期望。使用这些部队对敌人深远后方的战略目标实行突击，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成果。
德军进攻波兰，仅仅使用了6个坦克师，主要靠着这些部队，在几个星期以内就使波兰的抵抗完全停止了。还没有等到陆军的主力投入战斗，德军的10个坦克师实际上即已决定了所谓“法兰西之战”的结局。接着，所有西欧各国，差不多都是望风披靡，很快都崩溃了。只有仅仅1个月的时间，德国人就完全征服了西欧，而且所花的代价是极其低廉的。按照克劳塞维茨之流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流血”很少的军事行动，而在决定性阶段，其损失更是微不足道的。
这是一场闪电式的胜利，尽管是对军事目标采取作战行动的结果，但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首先是战略性的机动，而不是战术性的行动。
此外，在向敌人的大后方突进时，一方面摧毁了敌人的交通线和其指挥系统，另一方面也震撼了敌国的民心，破坏了他们社会生活的基础，而这两方面所产生的效力是难以分开的。
所以，简单他说，这至少也是部分地证明，对于非军事目标采取行动，其效果是明显的。1941年4月，德军征服巴尔干，其行动更加迅速。这又一次表明，战争中新型工具对敌人所起的瘫痪作用，以及这些工具的战略运用，是有效果的。在征服巴尔干的作战中，“会战”这种手段，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作用，当时胜利的取得比较顺利，基本上不曾有过“消灭敌军部队”的意味。
德军开始侵俄以后，又尝试着采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有不少的德军将领，特别是总参谋长哈尔德，对于希特勒首先打击经济目标而忽视军事目标的作法，表露了不满情绪。但是，对作战命令和他们自己后来的证词加以分析，看不出这种指责有何根据。尽管希特勒有可能倾向于打击经济目标，认为那样效果更大，可是，在1941年战局的关键时刻，他还是同意了德军总参谋部的意见，承认有进行决定性会战的必要性。在后来的作战行动中，德军虽然赢得几次巨大的胜利，并且使俄军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是却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
这样就公开提出了一个问题：集中力量打击经济目标能否获得决定性的结果呢？有些德军将领认为，击败苏维埃俄国的机会之所以丧失，是因为他们囿于“传统的方式”，即追求着会战的目标。如果他们当时尽快向前突进，直取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类政治和经济中心，也许可能获胜。机械化机动战争新学派的突出代表古德利安，就是坚持这种见解的。可是，到了紧要的关头，希特勒却反而倒向正统派方面去了。
在一连串的闪电式进攻战役中，德国空军同地面的机械化部队相配合，对于敌军和敌国人民进行了精神上的打击，促使他们出现了瘫痪的局面。空军作战的效果是很惊人的，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不论在什么场合，他们与坦克部队相比，其重要性不相上下。新型的闪击战所以出现，是有其条件的。在分析这些条件时，可以评价这两个战争工具，但不应使它们相互比高低。
在战争的后期，英美两国的空军对于保障盟国陆海军取得胜利，是有很大贡献的。首先应该说，正是由于有了空军的力量，盟军才得以在欧洲大陆实施登陆，并在后来实施胜利的进攻。同盟国空军对于德国军事目标的打击，特别是对其交通线的破坏，曾使德军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以致无法组织对登陆的盟军作有效的抵抗。
可是，同盟各国的空军司令部，在配合地面部队实施空中战役方面，却从来没有显示特别的热情。与此相反，他们却宁愿进行独立的空中战役去打击敌国的“非军事目标”，也就是打击敌人的工业中心。他们的目的是想对敌国进行直接的打击，希望同时摧毁敌人的经济和精神，认为这样与联合作战相比较，与进攻敌人的武装力量作比较，收效将会更大，而且能更多地获得决定性的成果。
尽管各空军司令部都把这种作战行动叫做“战略轰炸”，实际上这个名词是不确切的，因为这种目标和行动都是属于大战略范畴以内的事情。严格说来，应该把这种轰炸叫作“为实现大战略目标而进行的轰炸”，如果嫌这个用语太冗长，也可称为“工业轰炸”。这样叫法，可以把精神和经济两个方面的作用都包括进去。
至于这些轰炸的真正效果究竟如何，它们对于胜利作了多大的贡献？虽然进行过多次详细的调查研究，但是仍然很难作出评价。在评判这些轰炸的作用时，往往因人而异，由于某些极端矛盾的原因，有些人表示赞同，有些人完全否定。除了人为的雾幕以外，还有大量无法进行估计的因素，而且在空中轰炸中所存在的这些因素，又比其他任何军事行动多得多，所以，要对这些轰炸进行正确的估计，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句公道话，那就应该指出，把战略空军对于工业目标进行的轰炸，与一般空军在作战范围以内对于战略目标进行的轰炸认真作个比较，那么可以看出，前者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还是不如后者大的。仔细地研究一下战争中各个阶段的情况，能够很明显地看到，战略空军轰炸工业中心的结果，总是要比战略空军司令部计划中的指标差得多。
更为明显的是，对于工业中心的轰炸还给战后的形势带来了极为有害的影响。除了物质方面的大量破坏并且很难于修复以外，还有许多表面上虽然不太明显但却在很长时间内都将发生作用的严重后果，而且既有社会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空军的这一类行动，对于一个基础比较薄弱的文明社会来说，毫无疑问构成了极大的危险。而在今天，由于原子弹的出现，这种现实的危险性就更加增大了。
在这里，我们要谈一谈战略与大战略的基本差别。战略所研究的是如何保障赢得军事胜利的问题，大战略则要看得更远一些，它的任务是如何保障战后的和平。提出这样一个论断，并不是说要把“车”摆在“马”的前面，而只是为了弄清楚要把“车”和“马”摆到什么地位。
空军对于以“非军事目标”为目标的空中行动，应该是属于大战略领域内的事情。所以，必需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评判这种行动。从目标本身的性质来说，非军事目标是不应该遭到轰炸的。因此，把这些目标当作是军事目标，即使摧毁这些目标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终归是很不合理的。至少也是不那么明智的。
对于军事理论的进一步修订
要想重新修正某一种理论，使它适用于新的条件，首先要作的是研究产生这一理论的根源，而后才能修改它的结论。据我所知，在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于从克劳塞维茨那里继承下来的，流行相当广泛的关于战争目的的观点，第一个主张加以重新审查的人，就是我自己。战后时期，我在许多军事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严肃批评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1925年，我又为此出版了一本专门著作，书名叫做《巴黎，或者是战争的将来》。
在这本篇幅不大的书中，我一开始就对正统主义进行了批评，反对了“在战场上消灭敌人的主力”这个传统观念，而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所追求的目标。我曾经指出，这种行动使得交战双方相互消耗自己的力量，但却不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接着，我强调了“精神目标”的重要性，并且指明了两点：一、一支装甲坦克部队可以对敌军的“阿奚里脚后跟”，即构成敌人神经系统的通信枢纽部和高级指挥部，实施决定性的打击；二、除了在这种战略性行动中配合陆军作战以外，空军还可以对敌国的神经系统，对其“巨大的民用工业中心”实施具有决定意义的打击。
该书出版两年以后，即1927年，英国第一个试验性的机械化部队建立起来了。于是，英国陆军总参谋部下达了指令，把这本书作为军官们的教学材料。当然，空军参谋部对于这本书的利用就更为充分一些，因为当时还没有关于空军战略的教科书，而且这本书的观点，又正好与空军司令部所期望的发展趋势相吻合，所以，空军参谋长便大量采购了这本书，发给各级司令部的下级指挥官们阅读。
现在我要宣布，对于这本书中的观点，确有加以修改的必要。该书还是25年以前写的，经过长期的反复思考以后，我已经发现了当时所犯的一些错误。而且，其中有些矫枉过正的提法，很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早在1928年，劳伦斯就曾给我写信，讨论这个问题。他说：
“克劳塞维茨观点的整个体系，是非常合符逻辑的。但是，这个体系却容易把他的门徒们引入歧途，至少对于那些只愿意用手拿武器打仗而不愿意用腿跑路的人来说，确是如此的。……您现在想独个地把这种趋势扭转过来，而那些以军事为职业的人对您却很少有帮助。可是，当您成功以后(这大约会在1945年左右)，您的追随者又将越出您所规定的那些界线，并且在新型战略家的影响之下往后退。我们的运动就是这样，时而前进，时而后退，走着一条曲折的路线。”
在1925年，我自己是走得很远的，对于使用空军攻击非军事目标的利益，强调得未免过分了。不过，我很快就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曾经强调指出，对于这样重要的一项任务，最好采取谨慎的方法来完成。这就是：“要使永久性的损害尽量减到最小的限度，因为今天的敌人，也许明天就会成为我们的顾客，而到后天，甚至还会变成我们的盟友。”我在那时坚信，采用决定性的空中袭击，与进行长期战争比较起来，可以使敌国少受一些破坏，少耗一些实力，使他们能在战后较快地恢复起来。
根据后来进一步的研究，我才真正认清，对于工业中心进行空中袭击，是不可能立即产生决定性结果的。进行这种袭击，很可能导致一场新的长时间的新型消耗战。这种战争与1914至1918年的战争比较，伤亡数也许可能少一些，但破坏性必将更大。可是，当我指明这一点后，空军方面却很不愿意接受这种修正意见。他们宁愿坚持原来的旧观念。对于“速战速决”的观念，他们仍然表示着过分乐观的信念。而当战争的经验逼得他们非放弃旧观念不可时，他们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模仿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陆军方面的态度，把他们的希望从工业消耗转移到人力消耗方面。
然而，认识到对非军事性目标进行轰炸可能导致反面的结果，并不等于要恢复旧有的概念，不是要把“会战”当作主要目标。克劳塞维茨的公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即已有了充分的暴露，说明缺点是不少的。与此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却证明，对于军事目标采取间接路线行动，或者说采取战略性行动，不仅有着新的可能性，而且也有新的利益。这又充分证明，我们在这方面所作的预测是准确的。甚至在很早的时代，一些伟大的统帅就曾有效地采取过这样的间接路线，而且，在他们那个时代，进行战争的工具是很有限的。而在现时代，由于出现了新的作战武器，这种间接路线行动就具有了更加重大的意义，虽然进行战术抵抗的力量也有了增长。军队具有了新的，更加高的快速力，因而也就提高了它的灵活性，可以更好地选择突击方向和造成对敌威胁，这样就有可能“抵消”敌人的战术性抵抗力。
由于有了最新的经验和现代化的条件，现在又到了重新审查某些观点的时候了。例如，关于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这类术语的概念，需要加以修订。我衷心希望，这项工作应由陆海空三军联合组织力量来进行，以求得一个合理的解决。这是因为，当前对于军事学说的各种观点，是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的。
经过重新修订的理论，应使其基本原则适应于现代条件的需要。因此，我希望，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应使理论的概念更加充实些。基本思想就是：以“战略性战役”这一术语来代替“会战”这个术语，因为“会战”是一个古老的概念，现时代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在未来的战争中，也有可能发生会战，但它已经不是目的本身了。在这里，我要重复早先作出来的一个结论，因为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得到了充分肯定的。这就是：“战争中的真正目标，不在于寻找敌人进行会战，而在于建立一种有利的战略态势。如果说，这种态势本身还不足以保证取胜，那么再继而进行一个会战，就可以很有把握地保证夺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