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步和区分就到此为止。并不是批判主义者放弃了他们任何一部分的主张，也不是福音书对其任何一部分内容的使徒起源不再有所要求。具有显著特点的全部不可分割的福音书仍旧巍然存在，并向批判者提出一决胜负的挑战。只要这部福音书还存在着，批判者就有义务或是完全粉碎它的武器，使它向它的敌人缴械，或者迫使它取消它的一切历史确实性的要求。批判者有义务使得可能设想，这部记录是后使徒时代的产品，正如在这以前不可能设想它是使徒时代的著作一样。发动这场斗争并将其进行到批判斗争前所罕有程度的正是伟大的鲍威尔博士 [194] 的不朽光荣。他不仅借用了前人的许多武器而且也为自己创造了不少武器，他非常巧妙地、有力地、耐心地运用了这一切武器，使斗争的形势断然对批判有利。当然，这不是在神学家的法庭之前，而是在科学的法庭之前。
鲍威尔比布莱施奈德尔特别有这个优点，他不是对他的对象仅仅采取了消极的立场。我们已经看到，后者对《约翰福音》有反感，不仅有其历史的原因，也有教义上 [195] 的原因；这部书的整个思辨倾向和神秘主义方法对他的严肃心情是陌生而不可理解的。相反，正是在这一方面，对于约翰福音的哲学深度和其诺斯替教派实质，鲍威尔感到一种自然的同情，尽管他力图证明不可能把它当作历史资料看待，但他也同样热切地力图把它的理想精神和艺术技巧显示出来。这位否定的批判家，像最热心于进行辩护的信徒可能做的那样，是把第四福音当作他心爱的福音书的。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有时犯了他在发挥新约著作以及教父和宗教改革家的著作的教义意义时所一般易犯的同样错误，把福音书作者的思想转化成近代思辨哲学形式，从而对它们加以理想化。他的这一做法不啻太阿倒持，予其对手以可资利用的武器，但这对他关于这部书的非历史性质所作证明的正确性，并无不利。
在我对耶稣传的批判研究中，我是先研究了前三福音然后才研究第四福音的。我试图从前三福音开始并由此类推地来理解它。鲍威尔则是直接从第四福音开始，根据它所固有的特性、它和其他福音书的不同，试图对它加以观察。对于福音书中的非历史成分：我的基本见解是对于神话的见解，我把它们理解为原始的基督教思想，在传说中不知不觉地被赋予了类似历史的外衣。
我不得不把这一可直接应用于前三福音书非历史部分的公式也引申到第四福音的几处叙事上来，认为其中有自由的、无拘束的和有意识的虚构。这种终于使一个批判家不得不接受的见解，正是另一批判家 [196] 考虑第四福音的出发点。在后者看来，这部福音书是一本自由描绘的宗教故事，它的基本思想是试图把作为黑暗因素的犹太人的不信和表现于耶稣身上的光明与生命因素加以对比，把这两个因素的斗争，作为逐步前进的历史进程突出地表现出来；这也是他在试图说明这一福音和其他福音在组织、福音内容的选择和修改方面不一致时所根据的基本思想。这个见解使这位批判家在更彻底地理解第四福音方面具有无可否认的有利地位，但在考虑前三福音时却有时对他不利，因为这使他假定在这些从不同资料汇编起来的非常简单的作品中，存在着比较一致的计划和完全确定的目的，但这一点如果不加牵强附会，是不可能证明其存在的。
鲍威尔在对于第四福音的理解上超过其前人的第二点是他更正确地指明了时间和发展的关系，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第四福音正是这种时间和发展关系的产物。那个时代是最强烈的动荡时代之一，一方面有诺斯替教派的兴起；另一方面有蒙塔尼派的建立，而教会则努力避免这两个极端。从教义的观点来看，这种动荡也是由于把逻各斯概念应用到耶稣身上引起的，从教会的观点看来，它又是由关于复活节的争论引起的。正如鲍威尔所试图证明的，第四福音和这个时代的这一切特征与争论都有关系：它立足于当时各种对立的势力之中，但它本身并不带有任何时间或地方对立的明确色彩。它的确处在一个中间地位，但这个中间地位并不太显著：同时它也没有为了谋求调和而产生的无原则性：但它仍然以更高的一致性把对立的特征联结起来，只要记住这一点，我们就会看出这部福音在其一出现之后就迅速、普遍地受到各方面支持的原因。
最后，鲍威尔指出，由于这部福音书作者深信自己对于基督教和基督的真正精神比受到犹太主义影响的前三福音书作者们理解得更好，他就可以心怀坦荡地根据其时代精神来改变福音历史，把相当于他自己的进步的基督教观点，假耶稣的口说出来。他还指出，一个感觉到自己已经领悟了基督的内在光荣并将其公布于世的人很可能会这样想：即使不明说自己是耶稣所钟爱的、躺在他怀里的门徒、让别人这样明白的推想也心安理得。所有这一切鲍威尔文章的结论，充分证明了它是一种深入透彻的批判主义，应该在每一个懂得怎样跟踪前进的人的心里，留下深刻而真正富有诗意的印象来。
寇斯特林（Köstlin）在他的《论最古基督教会的假名文献》 [197] 里，给鲍威尔的第四福音的研究作了宝贵的补充。他已经在其《论约翰的教义》一文里，从许多方面给这项工作的基础作好了准备，寇斯特林宣称，第四福音作者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从前进了的时代精神中使福音历史恢复其本来面目，这个任务的制订是因他深信唯有这样，才能发现这个历史的原来基础。摆在编者面前的有丰富的资料，一部分是关于耶稣的口头传说，一部分是带有犹太和保罗倾向的成文福音，它们彼此之间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而且都还没有被确认为经典；在另一方面则是编者自己，他对基督教的唯一真实性和神圣性有极其深刻的信念，但他本人也是在起源于亚历山大学派和诺斯替教派的思想中培育起来的，他尤其意识到，关于基督教的全部最高尚的观点必须以逻各斯概念为拱石。他看到在他周围彼此直接对立着的一切，老的和新的，犹太主义的基督教和外邦的基督教，文字和精神；他也看出了那些较老的福音书是前者的最有力的支柱，因而就想在它们自身的领域里打败它们——写一部新的福音书使过去本身为圣灵和进步作证。要这样做，就必须从早先几本福音书的不同内容里把它们的精华提炼出来，从这些历史故事的躯壳里把它的灵魂抽引出来；把纯属于伦理的东西作为外表弃置一边，把神秘的东西作为秘传而予以推崇，不仅从耶稣身上把一切带有犹太色彩的东西分开，而且要全面地把一切在人看来，低下和有限的东西都分出来，使无限和神圣在一切方面都能通过他而放出光彩，连他的受难与死亡也要显得是自甘情愿。这个福音书作者认为，他自己这样的创举是合理的，因为根据早先的福音书，耶稣曾经应许给予他的门徒以圣灵的支持。照他的理解，凡爱耶稣并遵守他诫命的人（《约翰福音》第14章第22节以下）不会没有这个圣灵的；圣灵不仅要使相信的人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第14章第26节），也要在他们身上使他得到光荣，使耶稣在世时仅被不完全理解的事情得到正确的理解（第16章第13，14，25节）。由于有了这个圣灵，这个福音书作者感到自己不仅适合，而且能够对耶稣及其教义和事业作正确的表述。既然圣灵教导他神圣的逻各斯在耶稣里成了肉身，那么，前几部福音书的历史记述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耶稣所遭遇的情况一定是另一种情况，是逻各斯概念在和经过淘汰，修改和补充后的前此存在的福音资料相结合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情况。当然，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圣灵给门徒，这就是说，未来的信者，提供更高的知识是在将来而不是在以前。但作者不仅根据这种更高的知识写他的福音书，而且也是根据这种更高的知识使他所表述的基督说话。因此，圣灵所给予信徒的，在未给予他们以前，早就存在于基督里面了，这样，福音书作者的回忆和耶稣的话就没有分别，而两者之间很难，或者竟完全不可能，划分界线。
即使像鲍威尔和其门人 [198] 关于这种见解的这样有力的解释，对于那些基于内在的或外在的理由，认为《约翰福音》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是必要的人来说，仍然没有说服力。这明显地从他们试图驳斥这一结论而为自己辩护所表现的缺乏科学重要性上看得出来。他们力图削弱作为鲍威尔理论基础的一切证据的力量，想通过他在推理方面所还留下的一些漏洞来逃避那威胁着他们的结论。单是鲍威尔根据约翰对逾越节问题所采取的立场而反对第四福音起源于约翰的论证就引起了一大堆的文章。鲍威尔在对其题目的处理上所一贯表现的概括的做法，给那些想规避的人们提供了很好的借口，他们以为他的结论既然是从概括的综合批判得来，他一定会断然拒绝聆取根据个别章句或资料所提出的任何反对它的意见。如果他确认这样的孤立事例不可能有任何重要性，迅速处理了事，粗暴地将其搁置一边，所有这些批判的小贩们就会大嚷特嚷说这个总批发商的账目有错误——其实，如果考虑到他所处理的数字的巨大，这种错误是完全不值重视的。
当然，最大的叫嚷是针对鲍威尔的见解，即第四福音作者的欺骗性而发的，由于这一文字骗局产生了基督教的最贵重的宝石 [199] 之一。一个著名的狂热者 [200] 叫嚷道：“如果《约翰福音》是不真实的、伪造的，那么我们的爱就会变成如火如荼的恨；对我们来说，它就不再是像对亚历山大的克利门那样的精神福音，不再是像路德所认为的唯一，亲切、真实、最主要的福音；而是一个狂人或骗子手所杜撰的最讨厌和最危险的作品。”其实，这些说法是欠考虑的，因为讨厌、荒谬等等是适用于著作本身的一些名词，和作者并没有关系；害怕发现一部著作讨厌的人，就是承认这部著作对他来说已经是讨厌的，不过由于对假想的作者的尊重，没有让这种感觉表现出来罢了。《约翰福音》并不欢迎那些只因它带着这个名称而崇拜它的人，一旦这个名称没有了，他们的赞赏不仅会消逝无踪，而且还会变成憎恶。它宁可得到那些真正知道怎样重视它的人的赞赏，不管这种赞赏是从谁而来。
还有一个问题。怎能想象，像这样一部严肃作品的作者，具有这样崇高的精神，浸透着这样极其深挚的虔敬，会是一个骗子手和诈欺者，从而是一个坏人呢?这个问题曾经以一种修改了的不过仍然和前一问题具有同样旨趣的方式表现出来：怎能想象，像第四福音作者这样一个能够作出其时代最伟大业绩的人，如果他以真面目出现，竟会低下到如此地步，采取这种欺骗手法来把他自己的思想偷运到世上来呢? [201] 在前一个问题里看来像是一种欺骗，像是对使徒的一种不公正，在第二问题里则被看做是作者自身的不必要的弃权。其实，这种假他人之名而发表自己著作的行为，在那个时代的人看来，倒的确是一种弃权，不过并不是不必要的 [202] ，而是值得称赞的。现在认为已经被证实的是，公元前最后一世纪的新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曾把六十部著作部分地说成是创建人所著，部分地说成该学派的老学者所著，为的是在这块招牌之下，使他们的哲学表述具有老师那样的权威；给毕达哥拉斯作传的新毕达哥拉斯派学者称颂了这些作者，因为他们肯把原属于他们的荣誉归于学派的老师。第二世纪的一个基督徒写了一篇关于保罗 [203] 和特克拉（Thekla）的传说；他被判了捏造的罪名，但他说他这样做是为了热爱保罗的缘故，教会还是使用了他的著作并且根据它制定了一个纪念这些圣徒的节日。149这就是关于整个古代，特别是关于近古时期这种做法的意见，因此，就有了这样多，有时还是非常宝贵的著作摆在我们面前，他们都是真正的作者假托名人之名而发表的。除了那些最狂热的正统派人士外，没有人把《但以理书》当作真正是但以理的著作，更没有人把《所罗门智慧书》（The Book of the Wisdom of Solomen）认为是所罗门的著作，但这并没有使我们对于那些不用自己的真名发表这样严肃而有重大意义作品的作者减低尊敬。在那个异教衰微、犹太教变质，基督教出现，想象力活跃的时代里，在所有受宗教运动支配的圈子里，人们已经完全丧失了历史的欣赏力。凡有建设性的都被认为是真实的，凡有启发性的都被认为是古老的，凡似乎和使徒相称的都被认为是使徒的，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得罪使徒或者甚至得罪了基督本身，相反，每个人都认为当他把他所知道的最好的东西假他们之口或笔发表出来的时候，这正是把他们所应得的归给了他们 [204] 。因此，如果第四福音作者认为自己已经有了基督的真精神，他就不怕让基督按这种精神来说话，如果他认为耶稣在异像中向其显示未来秘密，从而表示他是耶稣的知己和心爱的使徒的人就是这种精神，他就认为让自己和这个使徒在精神上同一化，把自己的福音作为这个使徒的著作来发表，就是很正当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