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个国家像以色列一样，以如此狭小的国土承载了这么多严峻的问题，承受了这么急迫的压力和这么重的历史负担。它的面积和马萨诸塞州差不多，所有人口一本电话簿即可囊括，它要在四个誓要联合铲除它的邻国的敌视下，求得国家的存续。因为它们的抵制，以色列被掐断了贸易、交通以及全部边界之外的通讯。在这种情况下，它必须同时建起三项重要功能：保持一支时刻警惕的国防军，把大量的移民人口整合为团结一致的民族，然后发展经济，以支持国防和吸收不断增加的新移民潮——新移民已经是建国时人口的两倍。这个国家讲希伯来语，语法和字母都和其他语言迥异，所有的移民初来乍到都必须学习这种语言。为了在食物上自给自足，或者做食物贸易，它要恢复土地的肥力，开垦沙漠。它一半的国土不施灌溉的话是无法耕种的，它的水供给不足，并且时刻处在阿拉伯人的威胁之下。它必须从零建起自己的工业，与更为发达的国家争夺国际市场。它必须用两种官方语言，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还要普遍运用英语；两种学校，宗教的和世俗的；三种法律，奥斯曼法、英国法、希伯来法。欧洲犹太人被大规模屠杀的记忆还历历在目，那些死者本来是这个国家的人口来源，现在只剩幸存者和他们的子女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它必须接受那个凶手民族的经济“赔偿”和援助。
在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到处都有可说的故事讲述着他们的奋发和抗争。那里随处可见正在建造中的浇筑混凝土建筑，是以色列的一景；乌尔潘学习班（ulpan）里，来自20个国家的成年人带着专注的表情、要花上五个月来学习希伯来语；兵役制要求每个公民不论男女，在年满18岁时都要进入军队；铁丝网将耶路撒冷隔开，无人区的房子依然未倒，只是如18年前丢弃时一样，墙砖遍地，红瓦倾颓；宁静的安息日早上，加利利海的北岸会突然传来一片枪声；靠近叙利亚边界的“基布兹”[1]幼儿园，院子地下会挖好避难所，靠两条长凳顶着土墙，混凝土大门常年大开备用；内盖夫的磷肥工厂里，有着巨大的机器和大烟囱，喷吐着烟雾；在杂草丛生的街上，新村的临时棚屋里，从摩洛哥来的大胡子犹太人呆滞地盯着陌生的土地，匈牙利来的犹太人则满怀希望，挂出了“布达佩斯理发店”的招牌；工厂主、官员和学校校长一次次对来访者讲着五年前是什么样，五年后又会是什么样；年轻人劲头十足地走上街头，又唱又扭，态度果敢近乎高傲；苗圃中培育着上百万棵松柏的幼树，为了要把荒山变成森林；在海法港码头，一艘船靠岸后，一个前来移民的父亲紧紧抱住等候的儿子，好像600万人的死亡悲痛就被圈在了这无言的长拥之中。
这里的风景也一样奇特，以色列和约旦一起组成了《圣经》里的国度。目睹过后，人们就会知道，上帝在此地诞生，两大宗教在此地发源，并非偶然。在广漠的沙漠里，白天是走不出的地平线，晚上是数不完的繁星点点，在如此广阔的世界里要是没有上帝，人类就太孤单了。死海边怪诞的玄武岩柱、风化的砂岩，以东的红山，内盖夫奇特的海湾、峭壁和火山口，无不催生着一个问题：是怎样不朽的手眼功法造就了这一切。如果他们真的在燃烧的灌木丛里见过上帝，我看到盛开的黄色金雀花，就看到了这种灌木；从高悬耶路撒冷（以及5英里以外的约旦城市伯利恒）天上的耀眼星星中，我也找到了另一个故事的起源[2]。对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来说，超自然的力量就是大雨倾盆而降摧毁村庄，或者一道鲜艳夺目的七彩彩虹完整地出现在眼前。这里就连太阳也不循常理，跟西半球不同，从它的底部触到地中海到完全落下就好像在一瞬之间，不到一分钟而已。白天，游云不时遮挡太阳的把戏也状如神迹。山顶的村落或是十字军废弃的城堡会突然出现在阳光之下，接着浮云遮住了阳光，它们又立即消失在山顶的阴影之中。耶路撒冷时常笼罩在苍白的阳光里，有时是亮灰色，有时近乎白色，不断变化。当太阳的光束从云后射向天空时，你马上就能发现神头上的光晕起源何在。
那里每个角落都能寻到古迹。在耶路撒冷，旅馆隔壁可能就是希律王陵墓。哈米吉多顿之战[3]的遗迹米吉多（Megiddo）位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中间的老路上，考古学家在那儿发现了20个城市的地层，包括所罗门王的城市，连同他的4000匹马和战车。在去提比里亚的车上也可以看见历史：工人们正在对路基施工，露出一排罗马石棺。历史还位于凯撒里亚沙滩，古瓷碎片会磨得你的鞋嘎吱作响。在长满草的土丘上野餐时，你也是坐在历史上面，那里是迦特——巨人歌利亚的家乡。当你沿着十字军的阿克遗迹——“狮心王”查理大战萨拉丁的地方——步行，或是在迦法山头俯视被拿破仑围困的港口，历史就在你脚下。如果不被那里廉价的纪念品所扰，历史就在现在的拿撒勒。
考古是全民的职业和爱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全民的良知。政府专门保有一个部门，进行考古活动和研究，保存和展示古代遗迹。学生在暑期都去做“挖掘”志愿者。虽然私人开掘是禁止的，但民族英雄摩西·达扬将军不会轻易认输，他以指挥西奈半岛战役[4]的劲头投身考古，在自己的工作室中把一个双耳花瓶由碎片复原，还拖回两根完整的罗马柱立在自己花园里。这引起了报纸的一片争论——争论，这是以色列又一项全民娱乐。最近举国瞩目的一项事件是对马萨达遗址的发掘，牵头的又是一位战斗英雄（现在是教授）——伊加尔·亚丁。马萨达遗址高踞在悬崖之上，俯瞰死海。公元73年，耶路撒冷陷落，960名犹太死士在这里以必死的决心抵抗罗马人的围攻，最后不愿投降而集体自杀。离马萨达不远处，在只有靠绳索和直升机才能到达的死海崖洞里，亚丁的考察队发现了西蒙·巴尔·科赫巴的信札，人们从信中再次领略到古人的勇敢。科赫巴于公元132年到135年间率领巴勒斯坦犹太人残部对抗罗马人的统治，获得了独立，享国三年。
一个民族要获得国家的感觉，除了拥有独立和领土，还要有历史。对长时间、大范围流散的以色列人来说，遥远的过去无疑重要，而最近的历史只怕更重要。无论是希特勒炮制的大劫难——他们自己称为大屠杀（Holocaust），还是1948年对抗阿拉伯人的独立战争，都给他们带来了民族意识，以及随处可见的纪念碑。对阿拉伯人来说，1948年的回忆是苦涩的，但在以色列人看来则是英勇的，是理所当然的骄傲。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1948年苦战中着火的国产装甲车还留在路旁，锈迹斑斑。缴获的一辆叙利亚坦克就停放在德甘尼亚村，一辆布伦机枪运载车停在位于阿耶莱特·哈沙哈尔的基布兹院子里。一艘名叫“勇往直前（Af-Al-Pi-Chen）”的舰船，就是冲破英国封锁线、带回“非法移民”的船只之一，停放在它从前的登陆点——卡梅尔山下，海法往南几英里的地方。
德国人消灭了欧洲绝大部分犹太人，这个记忆没有被忘记，也无法忘记，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他们在犹太山种了600万棵树，以“牺牲者之林”命名，以纪念600万死者。他们还建起了一条林荫道，纪念每一个在盖世太保横行的欧洲，冒险救助、藏匿了犹太邻居的“国际义人（Righteous Gentiles）”。还有大屠杀的文献中心，为审判艾希曼提供了绝大多数法律证据。审判本身也成了纪念的一种形式，因为它的主要目的不仅是将战争罪犯绳之以法，还要为历史增添记录。文献就藏在新建的一座深色的死难者纪念馆，纪念馆叫作“亚德瓦申（Yad Vashem）”，是以色列无可争议的最抢眼的建筑。其他地方的建筑没有一个能像它这样清晰无误地表达观点和情感。它坐落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山丘，在光秃秃的广场上，低矮、平整、肃穆。围墙由圆形石头垒成，每一块都像是一个死者。墙顶是沉甸甸的木头盖子，仿佛压下了数个世纪的沉重。整个建筑没有修饰的字体，没有任何形式的装饰。室内是上行的石径，一旁是栏杆。路面是平的，低头一看，上面是金属字母，拼成了集中营的名字：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达豪、贝尔根-贝尔森、特莱西恩施塔特等等。这一角落就足以让回忆汹涌肆虐。除此再无别的东西，也不需要什么东西了。这座建筑就是一个棺材，一座坟，一尊死者的纪念碑。
每天，一群群到访者，以色列人、外国人——美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凭栏驻足，震惊，悄声地哭，或仅是不安。就像波多马克河上在大厅静坐沉思的林肯大理石像，参观“亚德瓦申”的人无不动容。以色列人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以色列是悲剧的继承国（德国也是，不过是另一个层面上的）。或许，他们把回忆保持得如此触目惊心不仅仅是为了哀悼，而是出于一种对历史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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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特拉维夫比作以色列的华盛顿，耶路撒冷就是纽约。它对朝圣者的魔力穿越了中世纪的几百年，直到今天。它在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分裂多少让人心碎。你站在窗前，眺望约旦那一半，老城（Old City）的围墙洒上了美丽又神秘的灯光，你会悲从中来，就像你一辈子都住在那里，而不是两天前才第一次来到一样。
夜晚，耶路撒冷宁静、黑暗。寂静中你能听见老城的宣礼人呼唤穆斯林祷告的叫声。现在有了扩音器，宣礼人不用一天爬五次光塔了。呼唤声严厉、急促，外人听上去会有些害怕，还有对某些东西的怀恋，你永远都琢磨不透。声音如此之近，但那里已经是另一个国家——一个偶尔会对以色列领土进行突然袭击的国家。大多数袭击是法塔赫的强盗针对水泵站和灌溉水管进行的破坏，这是一个基地设在叙利亚的阿拉伯武装组织；也可能是神经质的边界哨兵零星放上的几枪。以色列人对这些攻击不会善罢甘休，前几个星期，联合国安理会刚谴责了以色列对约旦的报复行动。加上几次严重的对叙利亚和埃及边界的炮击和空袭，这些事件去年达到了差不多40起，造成超过35人死亡。
来自阿拉伯的威胁是常态。从以色列和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的边界上，以色列的任何地方都在火炮的射程之内。在自己的国家，阿拉伯人和蔼、有吸引力，对陌生人友好、礼遇，自己尊贵、有魅力，甚至还很幽默。但话题一旦转移到以色列，他们就偏执了。阿拉伯的地图上没有以色列。他们严重牺牲了常识和方便，就是为了刻意假装以色列并不存在，或者它存在，但在任何方面都不与它打交道，它就能被孤立致死。间或，当阿拉伯一致行动的旗帜或国内政治需要好战姿态时，它们就公开地发布威胁。“我们能在12天内就毁灭以色列，”去年3月26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只要阿拉伯人结成统一战线，并准备好参战。”
有人怀疑，阿拉伯人深层次的痛苦是来源于蒙受羞辱。他们在巴勒斯坦失去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廉价出售给早期的犹太复国定居者，后者冒着患疟疾的危险，清理了沼泽，在沙丘上建房，使之适宜居住。在这个过程里，犹太人不断提醒着阿拉伯人的失败。接着1948年，全世界都惊讶地注视着，五个阿拉伯主权国联军被巴勒斯坦的定居者——犹太人击败，后者以一国自居，守卫疆土，结束了边界的自由出入和劫掠，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又重申了这一权利。阿拉伯人像女人一样狂怒地咒骂，而以色列人眼下则有闲暇来为自己的表现得意，同时并未放松警惕。他们最终踩稳了脚下这片他们曾经统治过的领土，再也不想被赶离这里。面对既成事实，永不服输的阿拉伯人就像彼得·潘面对了长大一样。领土由战争而丧失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想想得克萨斯，那个面积为267339平方英里（约692404平方千米）的墨西哥领土，在美国移民大量涌入之后，以武力为后盾宣布了独立。无论如何，这片土地在现代从来也不是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它是由土耳其交给英国托管的。
阿拉伯人有着国家规模和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为什么不进攻呢？一半是通过之前的经验，忌惮以色列的报复能力，再者，它们互相疑惧，也害怕国内对手趁此机会发动流血政变。不过，既然接受不利的现实不符合民族间交往的现实，那么以色列永远也不能保证阿拉伯人不会再次席卷而来，永远也不能安睡，怕有一天——可能是下个月、明年，或者就是明天——叫醒他们起床的是家园上空敌人空袭的啸叫。他们必须时时活在这样的担心里，为它们早做计划。同时，日复一日，压力不断滋长。“危险！边界”的黄色标志在乡下形成了一条不规则的曲线。参观“克奈塞特（Knesset）”——以色列的议会——的游客，需要经过卫兵的层层检查才能到达议会的旁听席。女士必须把手提包留在外面，因为里面可能藏有炸弹或手枪。我们沿着一条新公路由西向东穿过内盖夫，旁边就是约旦阴森、腐败的山坡。我的司机固执地拒绝停车去看阿夫达特的纳巴泰遗址以及其他景点，在我的再三追问下，他才带着歉意地承认，他想在日落前赶到埃拉特。为什么呢？他吞吞吐吐地说，是害怕那里有“麻烦”，说着用下巴指了指左侧阴沉的山。我这个美国人还不习惯用这种思维想问题，吃了一惊，脑中浮现出隐藏的马车和印第安人的伏击。
阿勒马戈尔是位于北加利利的一个山顶定居点。在过去两年夏天，这里和叙利亚发生了激烈冲突，动用了机枪、坦克和飞机。站在山头，我看到一条银色的河，流经绿色的三角洲，汇入湖中。这里就是约旦河汇入加利利海（或称提比里亚湖）的地方。河岸背后的远处是层层山峦，那是叙利亚的领土，白雪盖顶的赫尔蒙山在远处赫然雄立。在其中一座山上，有一些典型的阿拉伯的平顶小屋，都被漆成了浅蓝色以驱邪避魔。在山下的三角洲，黑色的牛群正在吃草，河边的沙坪站着白鹭，阿拉伯的人家各自忙着活计。空气里是春天的和风和啁啁的鸟鸣，山坡上的野草野花繁盛得像是花园里的一样。紫色的奶蓟草夹杂蓝色的龙胆花，雏菊、野生芥菜和粉色的野生天竺葵，还有无处不在的鲜红的罂粟花。一个士兵孤身一人坐在一排石头上，用望远镜察看着对面山头的情况。
阿勒马戈尔定居点是“那哈尔（Nahal）”建立的。那哈尔是以色列的屯田部队，结合了军事训练和耕地拓荒的功能，一来用作军事防御，二来屯守边界。一个年轻的新兵给我指出对面山上一道又长又直的凿痕，说那就是阿拉伯人企图分流约旦河上游的水道。要在光天化日开凿75英里（约120千米）的沟渠，这个计划很难秘密进行，并且以色列人不会坐视不管。1965年8月，叙利亚首先开火，以色列还以颜色。根据公报，他们摧毁了“正在叙利亚境内施工，企图分流约旦河水源的拖拉机”，之后，工程“似乎暂停了”。在去年夏天开火之前的3月，我还在那里，从望远镜里看去，那道山坡上的凿疤仿佛进入了休眠。
山下的湖就完全是以色列的领土了。我看到湖上有两艘渔船正从叙利亚的岸边出港。陪同的士兵冷冷地说，去年叙利亚从山上向以色列的渔船和巡逻艇射击。他递给我一个望远镜，然后指给我看，有两个小黑点已经到了湖心。它们缓缓地进入我的视野，从外形上看是以色列的警用船。叙利亚人还在继续捕鱼，巡逻艇继续靠近。我抓着望远镜，等待着，仿佛空气都已经凝固。以色列警察在一定距离外停了下来，叙利亚人不慌不忙地掉头回去，泊船，走了。同样不急不躁，巡逻艇也沿着来路回去了。阿勒马戈尔那一天无事发生。
在回耶路撒冷的路上，我们又提到了山上的凿疤，却不能提起大家的兴趣。“那可能是一条公路。”他们说。以色列人渴望和平，他们渴望把巨大的国防预算分给别的生活必需，他们渴望作为一分子重新回到这个大陆，他们渴望和邻国像邻国一样相处，总而言之——自由地呼吸，所以他们常常退缩，避免争吵。它尽量长时间地保持耐心，不被激怒，努力给哪怕一点点的谈判可能以机会。以色列当然也有急于收复疆土的激进派、冒险家，他们呼喊着“夺取西岸”，但这些陈旧的口号也只是逞口舌之能。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知道，国家的领导人也知道，吞掉拥有近百万阿拉伯居民的约旦河西岸（或者加沙地带）将会招致灾难，这会极大增加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口，他们目前已经占到了以色列人口的12%，生育速度快过犹太人。以色列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住着阿拉伯人的土地，而是如何用人口把内盖夫填满——话说回来，这个把沙漠变得适宜居住的问题还得靠水来解决。
甚至失去老城的伤口也不再作痛。对犹太人来说，老城的意义就是哭墙，他们在那里哭泣失去了锡安山；不过既然国已光复，还哭什么呢？由于长久的传统，很多人仍然渴望哭墙，但本地出生的一代已经不再需要它。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犹太人成功地做到了在欧洲的犹太社区不允许他们做的事——下地耕作和参军卫国。这个转变改变了犹太人的脸孔。肤色和浅色的发色无疑可以用日照和气候来解释，蓝色的眼睛只能推给基因遗传，但最本质的改变是表情。年轻人有着开朗的神情，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喜悦的样子。这当然不是移民定居点的普遍表情，他们中的成年人，表情混合着困惑、生疏、吃力和憎恨；也不是特拉维夫那里的表情，那里被不厚道地（但很准确地）形容为小号的纽约和西柏林。特拉维夫的表情混合了交通、商店、生意和文化，还有一点点地反传统，和世界上一切都市没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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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处也有新鲜的面孔，特别是在部队。在特拉维夫城外的军官训练学校，学员、教官还有司令员迈耶·帕伊尔上校，都有这样的神采。上校个子高，精神焕发，常带微笑，笑起来眼角会起皱纹。我从其他军官脸上也注意到了这个特点，不过也有人会说，那只是阳光太强的自然反应罢了。
训练学校从一贯养尊处优的英国士兵那里继承了把营房修在树荫里的好习惯。传统还在一个地方继续，所有任秘书一职的女兵都身穿卡其色制服，无一例外的漂亮和不着粉黛，很难相信不是刻意挑选的。军队以其在缔造国家过程中的关键地位，享有至高的尊崇，吸引了最优秀的人才加入。军队里有一种可以察觉到的轻松氛围。敞开衬衣领口很是流行——当然要干净、笔挺。敬礼也很随意，不过有一种潜在的严肃和紧张感。在总参谋学校，所有学员都佩戴了1948年和1956年的功勋绶带，我再一次从他们脸上发现了开朗的神色，指挥官末底改·古尔上校更添了英俊和自信。“你们培养出了一些新人。”我对一个军官说。他若有所思地环视他的同事，在寻找一句恰当的英文，然后回答：“是的，你从他们的眼中看不到犹太人的悲伤了。”
无依无靠地在别国游荡了几个世纪之后，重归故土让他们创造了很多东西。犹太人回家了，不是接管一个万事齐备的家，而是一个需要他们自己下功夫清理、打扫、修补的家。1900年以前，巴勒斯坦地区在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手中历时千年，现在终于还给了这个流浪儿，但因为缺少耕作，这片土地荒凉贫瘠，就像以赛亚的预言，成了“恶龙的居所，猫头鹰的宫殿”。19世纪的英国开拓者发现这里是个遍布石头的山羊草场，“从但到别是巴[5]没有一处不是填土路”。巴勒斯坦开拓基金（Palestine Exploration Fund）1880年报告，为了再次住人，这片地方需要修筑供汽车行驶的道路，灌溉荒地，为沼泽排水，修复水渠和储水箱，修建卫生设施，播草种、造林以检测土地腐蚀度。这是早期犹太拓荒者面临的最为棘手但还不是全部的问题，更别提和今天一样的内部争吵和自找的麻烦。当他们吃不饱饭，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是否还要保留安息年，按照戒律，这是不事农田耕作和畜牧的一年。
问题仍然存在。在北加利利地区的一小块聚居区——卡法尤瓦尔（Kfar Yuval），居住了一群正统犹太教的印度犹太人。那里的一个老师为院子没有耕种、长满杂草而抱歉，因为今年是这个村子的安息年。我问导游：“那他们吃什么呢？”导游耸肩，回答：“他们就祈祷，少吃点儿。”僵化的正统派教条阻碍了这个民族的进步和利益，这种阻碍和真正信奉教条的人数比起来，不成比例地严重。因为正统派的政党获得了政权，对这个国家施以官方控制，所以无怪乎游客都惊叹，正统派实属以色列自找的最大的麻烦。
但是，犹太人让家园开花了。梯状山坡上有精心打理的果园，有一丛丛迷迭香和苍翠的橙子树。一到春天，只要是橙子园附近，橙花刺激性的芳香像烟一样弥漫在空气中。黄色的含羞草，叶如羽绒、形似松柏的柽柳不绝于途，间或有瀑布般的紫色三角梅（bougainvillaea）居于其中。远离城市、加油站、工厂和破烂的临时社区，以色列有一种超凡的美。柏树像墨绿色的蜡烛一样直指湛蓝的天空，风中的橄榄树发着亮光，仿佛叶尖镶了银。风吹过，提比里亚湖畔的松树像芦苇一样欠身；在西加利利，远处的重重山峦中，你能看到地中海的白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难怪犹太人有了焕然一新的面容。或许最能解释这一点的原因仅仅是：以色列是他们的了，他们在这里不再是少数，他们就是上等人。这并非说他们今后就会无忧无虑——就连现在都做不到；因为他们是现存的最好争议的民族，而正统派的问题也不是他们自身唯一的问题。他们争来吵去的事太多了，他们不断地互相折磨，从不后悔，并且，解决任何群体内不同意见的方式只有一个：分裂，而不是服从多数。海法理工学院（Haifa Technion）堪称以色列的麻省理工学院，他们最近陷入了建筑学的教学争论。这门学科介于科学和人文思想学科之间，在其他国家相安无事，但在以色列就必须有一个极端的解决方式。海法理工的校长下令，把建筑学系一分为二。这个决定激怒了学生，因他们只能选择其中一个，还有其他希望同享二者资源的人，都非常不满。这样的习惯带到政治生活中，就造成了派系林立，虽然以色列人解释，这是因为他们几百年来没有政治权力和责任，这是自然而然的后果。他们认为，随着自我管理经验的增加，这个问题会逐渐解决。
以色列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是个勤奋的国家，它强制规定一周六天工作日。以色列直到去年（1966年）3月都还没有电视。这是从早期定居者的严守教义、清心苦修中发展而来的，他们建立了西斯塔德拉特（Histadrut），也就是总工会，还有基布兹系统。虽然公有制的基布兹体系既不居于经济中的主导，也不扩张，但它对于人民的影响是和基布兹的数量不成比例的；因为它们发源于建国初期，自发自觉，为了生存，它需要活力和勇气。基布兹的成员在政府中有个观点遭到了激烈的抨击：电视会影响工作，扰乱家庭生活，加剧已定居者和新移民之间的经济和阶级分化，因为后者买不起电视。并且，它还很贵，政府没有花在奢侈品上的闲钱。尴尬的结果是，只要是买了电视的人——大部分是阿拉伯公民，都只看开罗或者贝鲁特的台。直到去年3月，电视才开始试行用于教育。
因为以色列是个小国，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分量。无须太多的刺激，人们就会去工作，哪怕是他不喜欢的职业。一个讨厌为国内的重要项目四处海外募款的政府官员对我说，他还会干下去，因为他感到自己“处在国防的第一线”。外国学生为了寻找这样的感觉，特别是高福利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学生，每个暑假都会避难于基布兹，辛勤地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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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有众多的难题，但也有一个显著的优势，那就是目的明确：活下去。它回来了。它挫败了迫害，挺过了流放，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在3000年前的同一个地点，用同一个名字，信奉同一种宗教来管理着自己的国家。它有一种履行天命的意识。它知道现在还不能沉沦，它需要忍耐。以色列可能没有钱，没有电视，没有足够的水，没有宁静的生活，但他们有富强者希望遏制的东西：动力。励精图治未必是他们的全部品格，在某些人看来，物质主义已经取代了建国早期的理想主义，奋发的精神已经溜走了。以色列人也不是个个真诚、诚实、忠诚、勤奋——这不是个童子军的国家。许多人（据估计达到8万到9万人）离开了，为了更高的收入（以色列工资低、税收高）、更舒适的生活、更广阔的机会和交流，去寻找少些压力的生活，总之，百般理由归于一个结果：他们离开了这片土地。不过，目前总体来看，这个国家的先导和当年登上普利茅斯石的美国人一样，对自己身在何处、将去何方胸有成竹。就连游客都开始感觉到，历史仿佛真有其主宰，自从亚伯拉罕走出乌尔标志着一神教的振兴后，这个民族的存续就是为了用摩西、耶稣、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的思想滋养人类文明。或许他们命里注定会存在下去。
阿拉伯人事与愿违，他们的敌对帮助了以色列，迫使他们面向西方，向西方寻找交流和竞争，包括在欧洲共同市场内谋得了一份贸易协定。这更加恶化了来自伊拉克、伊朗、北非的“东方犹太人”[6]的融合问题，他们在国内的比例一直在增加；这还促使以色列发展更巨大的事业，就像蒂姆那铜矿公司（Timna Copper Mines）经理所说的“要计划得深远”。他接着伤感地补充道：“如果我们能和整个中东地区做生意，我们会过得更轻松。”确实，经济吃紧要求国家发展像他这样的企业——所罗门王的矿藏在土耳其人和英国托管者时期都未动分毫，今天要重新变为所罗门王后代的商品。
蒂姆那是这样一种工程，和以色列几乎所有工程一样，与一班熟练老手的金玉良谏所抵牾，被他们斥为“不可能”。从一开始，重新定居巴勒斯坦不可能，给瘴气浓重的沼泽排水不可能，在沙丘上建房（特拉维夫现在的人口已经超过60万）不可能；求得独立，巴以分治，自建国防，《回归法》，吸纳100万移民，接着是200万移民——通通都是不可能。这个时时抱持理想主义的国家创建于不可能之中，多数时候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没人愿意投资一个废弃的铜矿，蒂姆那只好由国家投资、持股。在开张头三年的艰辛中，它招来的是媒体的讥讽：“把金银投到地里去，得到的只是铜。”而如今它生产繁荣，又恰逢智利罢工和罗得西亚危机，它一年能把两万吨沉淀铜以相当丰厚的价格出口到西班牙、日本和匈牙利，民众纷纷求购政府手中的股票。人们知道，这种天时地利无法持久，但未来，甚至就是现在，以色列受到的限制往往都失去效力。如果以色列人放眼望去，前方石墙沟壑赫然在目，他们说不定因为恐惧而裹足不前；但是相反，他们出于乐观或者匮乏而继续努力，相信上帝或者自己的创造力或者无法预料的机遇会带给他们想要的东西。
就在这种匮乏中，这个国家发现了自己的资源。比如，为了和意大利竞争出口橙子，以色列果农与农用机械厂合作，发明了一种灵巧的自动化采摘柑橘机，由两层可抬举平台和带轮起重机组成，让采摘更快更便宜。别是巴的旱地研究中心（Arid Zone Research Center）研究表明，南内盖夫的瓦迪阿拉巴，只要好好利用山上的雨水径流，庄稼能够一年四收。由此，向欧洲出口奢侈的反季蔬菜和水果——比如向欧洲滑雪胜地出售草莓——成为可能。
更为关键的事业是以色列的“陆上苏伊士”——把伊朗的石油从红海的埃拉特送往地中海的海法和特拉维夫的管道。为了回应纳赛尔禁止以色列使用苏伊士运河，他们已经分别修建了一种8英寸（约20厘米）直径和一种16英寸（约40厘米）直径的输油管道，一年可运输450万吨油。这项事业由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赞助，条件是保证回本；他已经投资了两个半项目。第三条输油管的壕沟横穿内盖夫，终点是地中海的深海港口阿什杜德，兴建于1965年。以色列的输油管道主要是充当外国石油公司从苏伊士运河运油之外的备选方案，它依靠最终的管道规模和服务费用，终有一天会在价格上优于苏伊士。
内盖夫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可能，它就是《圣经》中的“寻的旷野（Wilderness of Zin）”。虽然它的面积占到以色列面积的55%，但就如英国托管时代调查巴勒斯坦地区问题最为权威的皮尔委员会所说，它吸纳人口增加的能力为零。尽管如此，从1948年到1964年间，这个地区的人口从2.1万人增加到了25.8万人，也包括别是巴和阿什凯隆两座并不严格位于沙漠中，而是在其北端的城市。剩下的人口散居于大约130个定居点，包括斯德伯克——为了树立典范建在沙漠中心的基布兹，本-古里安[7]就选择居住在这里。这个人口数可比罗马和拜占庭时代3万到6万的最高峰人口要多得多了，那时的雨水通过人造渠导流和储存的系统已经臻于完美。以色列人认为他们已经穷尽了天上的水。不过，现代人比古人用水多得多，所以，要把更多人带去内盖夫居住，需要聪明才智设计出找到新水源的办法。研究者正在测试诱导人工降雨的办法、使用非饮用的盐水灌溉抗盐作物的办法、用脂肪物质减少蓄水池蒸发的办法。但移民内盖夫的终极办法还是净化海水。一项以色列和美国的联合研究现在正在进行，我被自信地告知，1971年一种新型的未来工厂就会成为现实。它以核反应堆为动力，在合理的成本下，一年可以生产出300亿加仑（约1135亿升）的淡水。不过，最近魏茨曼研究所声称，虽然通过净化，可以为对价格“不敏感”的使用者提供一定量的淡水，但是“终究是否有办法大规模地、便宜地生产淡水，仍然还是个疑问”。
别是巴，曾经是灰尘漫天的集镇，住着3000阿拉伯人（1948年战争中迁走了），一个犹太人也没有。由于内盖夫通了公路和铁路，死海区域的化工产业也欣欣向荣，又有大量移民涌入，所以别是巴的人口突然激增，以至于在给我看说明文件之前，一个忙得焦头烂额的市议员还在匆忙地往上面添加一些新的数字。那里的人口是，或者说，在去年春天曾经是7.2万人，85%都是外来人口，其中一半是东方犹太人，一半是欧洲和南美犹太人。这个城市仍然是以色列1.6万贝都因人生活的中心，他们住在沙漠中狭长的黑色羊毛帐篷里。每个人都在奔忙，每个人都行色匆匆（除了贝都因人，还有随处可见的游客的骆驼，它们不恰当地等候在加油站门前）。垃圾随风飞卷，道路只铺了一半，碎石和建筑工地的残骸到处都是，撕烂的海报在介绍着这座城市的七所电影厅。还有一个空空荡荡的圆形水泥建筑，顶部是锯齿状，就像小孩子的纸皇冠，这大大引起了我的好奇。“是个犹太教堂，”一个人不耐烦地对我说，“经费用完了。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要做。”
比如说，学校。别是巴有32所小学，每所配一个幼儿园，还有两个高中、三个职业学校、一个师范学校、一个护士学校、一个教成年移民语言的乌尔潘、一个叶什瓦[8]，还有一个音乐学校。为了不让学生流失，去年甚至还开办了一所大学。这所大学还没有资格授予学位，也没有校园和自己的老师，只有从其他学校借调教授来讲课。课程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有生物学，有一门研究生课程是工程学，260个学生——根据以色列通常的保守估计，这个数字“第二年会翻倍”。这里还是有个问题：内盖夫的高中不够，不足以供给一所大学足够的生源。
别是巴是国家移民问题的缩影——或者可以叫培养室。要明白这个问题，有几个数字需要知道。从1948年到1951年末这三年半时间，这个新建国家在新政府的领导下奋力崛起，68.5万人来到以色列，比那时国家宣称的已有人口还要多一些。1950年，克奈塞特（议会）签署了《回归法》，确定了每个犹太人都有权利进入这个国家，除非他身负攻击犹太人的罪行，或危害公共健康和安全。（这项法案马上引起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什么是犹太人？在丹尼尔教兄案中，这个教士要求进入以色列，他说虽然自己已经改信基督教，但以希伯来的定义，他还是犹太人——犹太人母亲的孩子就是犹太人。法庭拒绝了他的请求。这引发了另一些有趣的问题：犹太教是一种宗教还是，这么说吧，一种人身条件？一个犹太人，比如丹尼尔教兄，可以放弃他的宗教而同时还是犹太人吗？当然，他可以像那些穆斯林和基督徒一样，通过居住三年来获得以色列国籍，但他希望使用《回归法》来实现他的权利。因这件案子而定的规则随着同类案子不断涌现，而改弦易辙。或许有一天，什么是犹太人的老问题会有答案，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如果以色列人还是犹太人的话，他们会继续争论不休。）
1961年7月30日，建国以来第100万个移民产生了。在这100万移民中，43.1万从欧洲来（最初的欧洲移民是9.9万集中营的逃亡者和幸存者），其中最大的一个群体来自罗马尼亚和波兰；大概有50万从亚洲和北非来，包括伊拉克来的12.5万人，也门的4.5万人，土耳其的3.3万人，还有其他从伊朗、印度、中国来的人，以及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的23.7万人。南美、北美来了1.3万人。移民潮从来也没趋于稳定，也没有事先计划，都是随着政治危机和政治压力一波波地前来。在最后时限的威胁下，伊拉克和也门的逃亡者坐着飞机逃离本国。波兰、罗马尼亚，还有俄国的一些逃难者，随着铁幕间或升起、落下，喷涌而出。1956年的匈牙利起义和苏伊士运河战争带动了一次移民潮，带来了大约1.5万到2万埃及犹太人，很多人都是专业技工。1961年起，又有25万人前来。海法港每周都有移民船靠岸。接收、检查、入籍注册、安排行车和住宿，还有补贴第一笔现金和食物，在船上就开始了。每个被承认的犹太人立即成了拥有选举权的公民；每个非犹太人，一旦被认可，在三年的居住之后也将成为本国公民。需要一些画面想象力，我们才能看到这幅画面：安置大约150万名几乎全部需要社会、经济援助的陌生人意味着什么，不仅会带来住房、就业、适应、教育等物质问题，还有社会紧张的精神问题，以及移民内部、移民和早先居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和摩擦问题。与此相反，1948年产生的50万阿拉伯难民，至今人数已翻了一倍，成了无法吸收的肿块和对联合国活生生的控诉。他们在语言、习俗上没有丝毫障碍，如果有意吸收的话，他们本可以容纳进各个东道国。以色列这项行动的大部分花费都超出了国家能力，它是由海外犹太人筹款、犹太事务局这个国中之国操办才能完成的。这个值得一提的机构是世界锡安主义组织的遗留物，在英国托管时期，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实际管理着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犹太事务局的起源、性质和角色都非常复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此机构当时的作用不可或缺，虽然它的介入并不够坚决。
满足移民利益的行动并非纯然出于慈善。以色列需要这些人来填满国家。除了填充1948年阿拉伯人的空缺，他们还在这片土地以前不能居住的地方创造出了新的居所。自从移民到来，也是因为他们到来，21座新镇、380个新村拔地而起，正是劳动力的增加，使以色列能够自产超过3/4的粮食，还能出口足够的粮食用来抹平贸易差额。移民的劳动力还是国防必需。定居点各式各样，有的居住区很小、很艰苦，公厕在屋外，杂草丛生，母牛屈指可数；有的则屋舍层叠，屋外有路，建在上个月还是光秃秃的山坡上。
最艰巨的是提供有收入的工作，特别是在北非犹太人中间，因为他们看不起体力劳动——他们不像欧洲定居者，后者把体力劳动理想化，甚至让基布兹的劳动带有了仪式感。他们是带着理想来到巴勒斯坦的，东方犹太人则多少出于被动受害。为了适应环境，他们必须学会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语言、如何阅读、以前从不知道的农业和劳动技巧，这项工作超出了他们大部分人的能力。对十几岁的小移民来说，军队服役让他们完成同样多的课堂作业和军事操练，这是促使他们融入的有效温床。和本地出生的犹太少年一起，他们很快就学会了希伯来语，感受到了以色列这个大家庭。
东方犹太人和欧洲犹太人当然有嫌隙。后者引领了回归和拓荒，让以色列在思想和习惯上都以西方为尊，虽然其地理位置处于东方。他们不喜欢深色皮肤的人，他们非常渴望被困俄国的300万同胞能有一部分回归故土，从而保持和深色皮肤们的人数平衡。（苏联政府不同意全面开放出口，这不但会触怒他们的阿拉伯朋友，还会让苏联天堂的神话破灭。）东方犹太人恨早期居民有更好的房子、更好的工作，还在总体上控制着国家的走向（虽然有两位内阁部长是东方犹太人出身）。他们承受了一个自惭形秽的群体所有的挫败感和问题。以色列在一体化方面是有一定问题，但各群体的隔离程度并不深。以色列人需要尽快解决问题，也有此决心，他们谈论着要在两代人的时间内把东方犹太人公民吸收进社会。
儿童是努力的重点，虽然问题不少，但把他们从内心深处转化为以色列人是最快，也是最卓有成效的。我访问了别是巴的一所学校，它的女校长是保加利亚后裔。她以造物主的自豪向我展示她的班级，虽然转化手段还嫌粗糙。东方犹太人家庭里的父亲是说一不二的，特别是摩洛哥来的家庭，但在以色列，这种权威已经荡然无存。校长解释道，家长丧失了威望，孩子很快就以他们为耻，开始寻求报复，不再听人管束。校长说，她当老师的第一年，她的班级完全不服管教，她终日落泪，持续了一年，想要辞职，但当时的校长坚持不让她离开。她回忆起不堪的往事，向我和盘托出当年的难处，比如移民适应症的典型表现——儿童中的偷窃行为。我说，我的女儿们在纽约的私立学校上学，那里也有这样的事，更别提其他我不熟悉的美国学校了。对我打断她的话，她有些无动于衷。以色列的问题通常比其他国家更大，但处理得更好——这一次是个例外。
老师讲着课，突然下课铃响了，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模一样。走廊突然涌满了吵闹的少年，外面的操场上，温暖的阳光下，一群群学生踢着足球。这种场景可以发生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孩子们都穿着宽松的彩色T恤衫和棉质裙子，你没法分清波斯人和波兰人，摩洛哥人和匈牙利人。
教育是以色列最重要的内务，它是在国防之后占有国家预算最多的一项开支。在教育系统的顶峰，矗立着以色列的骄傲，或者说奇迹：重获新生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它在1925年开办，老校址在斯科普斯山，在老城背后东边的山丘。因为1948年战争，这所学校留在了约旦境内，和哭墙一样，这样的损失看来无法愈合。停战条约规定以色列人保有学校的所有权，可以进入他们在约旦境内的飞地——希伯来大学和旁边的哈达萨医院。但实际情况是，约旦只允许以色列官员在联合国陪同下，一个月两次、不许下车地例行巡视飞地。战争结束不久，学生开始在各种建筑物和租来的房间里上课，但是情况太糟糕，重夺斯科普斯山的希望看来也属渺茫，于是以色列艰难地决定，建一座新校园。
从1954年开始，由海外犹太人筹款，在耶路撒冷的西边，吉瓦拉姆山（Givat Ram）上建起了新的大学校区。漂亮的新校区建筑群能容纳一万名学生，拥有现代化的功能，建筑笔直的线条和池塘的曲线，还有宽阔的露台艺术化的景致，几者相映成趣。以色列看似控制着这个地区，其实，希伯来大学实为空中楼阁，最大的困难当然就是资金。政府提供了一半以上的预算，学费提供了大概1/10，赞助大概也占1/10，剩下的就是校长的愁眉苦脸。希伯来大学在与据说是全球大学最大的财政赤字战斗，但它仍然在运转，因为它必须运转，它像一台水泵，抽取、收集着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职业精英。除了研究生院，它开办了医学、法律、社会工作、农学、教育学的职业院系，还有一个大学出版社。讲座厅从来就是门庭若市，每天要开放13个小时才能容纳所有的班级。学校宿舍只能住一小部分学生，大部分人要在房源不足的耶路撒冷自寻出租屋。大部分学生要做全职和兼职的工作才能负担开销。通过奋斗，这个国家掌握了它需要的技术。
在阿拉伯世界的敌视下，以色列需要朋友，需要与外界发展友好关系，这把它拉进了一个对不发达国家技术援助的项目，需要的投入高得惊人。去年，832名以色列技术人员在62个国家履职，大部分在新出现的那些非洲国家，也在缅甸、厄瓜多尔等亚洲和拉美国家。他们教授农业生产、灌溉技术、公路建设、成本会计、行政管理和其他对投入现代化大潮的新兴国家至关重要的技能。受援国的学生——1965年时超过了2000人——来到以色列实习，在大学和职业学校里学习理论课程。项目进行得如火如荼，以色列人大为满足。他们感到，自己接受了世界的援助，此时则是投桃报李，这满足了他们强烈的使命感。他们极大地推动了人类进步，在技术援助中表现出的高尚情感让人瞠目结舌。
以色列穷尽心思想要建立起与世界联系的窗口，在他们所有的这类事业中，建设红海的埃拉特港最为戏剧性。10年前这里什么都没有，埃拉特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名字，拥有一个《圣经》中的“以旬迦别（Eziongeber）”的神秘过去而已，从埃及出逃的犹太人在这里被阻挡，后来示巴女王又在此登岸。1949年，第一批以色列的吉普车从沙漠滚滚而来，要占领这个港口，发现海滩上只有一座废弃的石屋。今天，埃拉特是远洋船只的功能港，是机场，是拥有1.3万人的城市，还将计划增加到6万人。它是人类用双手，而不是用魔法创造出的“杰克的魔豆”。埃拉特在挤压中生存，西有埃及，东有约旦，约旦下方的沙特阿拉伯海岸仅在4英里（约6.4千米）开外。它稳坐于亚喀巴湾顶端，有7英里（约11千米）的海岸线。只有通过这条小小的口子，以色列才向东、南打开了一扇门，与非洲和东方的国家相往还。尽管根据1947年的联合国巴以分治计划，埃拉特属于以色列，但其使用权利实际上还要靠武力确立，因为埃及封锁了亚喀巴湾底部的海峡。在1956年的西奈半岛战役，以色列完成了这一目标。他们占领了西奈半岛，控制了海峡，开出了停止这次军事冒险的永久条件。
事情有了这样的进展，埃拉特像冲出闸门的赛马一样奋蹄狂奔。它的生命线是1958年开通的通往别是巴的公路。这条公路是决定内盖夫未来的主动脉，它让沙漠和死海地区的化工产业蓬勃扩展，它们的产品用载重50吨的十六轮柴油卡车运输，隆隆地开往新港码头。港口的普通码头可以容纳四艘船，石油码头可以容纳三艘运油船。
已经有计划要让港口的吞吐翻倍。货物从埃拉特出港，运往阿比西尼亚、伊朗、缅甸、新加坡、越南、日本和澳大利亚。从新加坡进口的橡胶在以色列北部的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h）制成轮胎，再作为成品从埃拉特运到伊朗。港口经理是个24岁的年轻人，三年前退役来到这里。为了和船主更好地用英语交流，他准备去英国学习两个半月。我已经习惯于以色列事事有政府和基金会拨款，我就问他是哪里派他去的，他却傲气地说：“是我自己要去的。”
除了港口的身份，埃拉特还是游客晒太阳和轻装潜水的好去处。它有12所不同大小和豪华程度的宾馆；有海上行船项目，船底透明，红海的珍奇鱼类尽收眼底；还有三个博物馆，包括一个“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e de Part moderne）；还有一个图书馆，一个水族馆，一个动物园，一个公园，一个购物广场，一个明显是给面积三倍于埃拉特的城市修建的市政厅，一个在建的120个床位的医院，两家电影院（第三家在建），一个由产业工会联合会（CIO）和以色列总工会西斯塔德拉特联合建立的菲利普·莫里社区中心，两个航线覆盖特拉维夫、海法、别是巴的本土航空公司，一条公交线路，三个银行，三个加油站，两个犹太教堂，两个酒吧，还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市长。
他叫约瑟·莱维，43岁，埃及出生，1948年在开罗作为锡安运动的青年领导人被捕，投入西奈半岛的战俘营。被关一年后，他计划逃跑，目的地恰好就是最近的巴勒斯坦的埃拉特，结果还未实施行动就被释放了。他经马赛到了后来的以色列，到了埃拉特。他在途中决定，去一家航空公司即将设立的当地办事处当经理。他1949年到埃拉特，是埃拉特的“五月花”号一代，10年后，当上了市长。
他深色头发、深色皮肤，做事低调。最近我见他的时候，他有一种压抑的冷静，好像觉得，一旦自己对各种需索、压力和工作的烦恼做出反应，他马上会化为灰烬飞走一样。他极为镇定，有一种遇事无数的自信，尽管不是万事能解，但至少在各种痼疾的磨炼下，明白了这些顽疾没有一种是致命的。除了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他还会说英语、法语、意大利语，都是孩提时代在开罗的犹太学校学会的。当时的校长对不满的家长说：“谁知道今天的世界会发生什么？我必须尽我所能让孩子们准备好应对一切。”
莱维市长知道纽约市长林德赛所有的事，也和他保持相同的作息——他晚饭后留下我们，去参加一个十点半的会议。他刚刚第二次当选市长，比第一次得票更多；在市议会，他得到了他称为“从上到下一致”地支持，也就是说，没有反对党的议会，这在以色列极为罕见。他归因为埃拉特的开拓者都有一种基于团结的谅解。环顾埃拉特四周，其他城市都太过遥远，无法通过国家水网和国家电网向埃拉特提供水电，埃拉特感到只能自力更生，就像一切边境的孤城一样。
市长回忆了建市初期的苦日子，当时没有人对城镇的未来抱有希望。商人不来投资；没人愿意建宾馆，直到西斯塔德拉特盖起了第一座；洗着洗着澡水没了；经常停电。几个月后一家家的人搬走了，原因都有：学校太少、没有医院、饮食无着、夏天太热。“看着人们离开真是痛心。”为了至少留住单身汉在此工作，西斯塔德拉特同意盖了一座青年女性旅社（“我们去西斯塔德拉特也是为了女孩”），但前来的女孩寥寥可数。不过，利用补贴，日积月累，工业和旅游业开始发轫，渐渐带来了资金、人流和更好的设施。
水仍然是个老大难。沙漠的地下水含盐太高，不用纯水稀释没法饮用；用蓄水池收集雨水只能满足70%的需求。剩下的30%只能靠政府拨款蒸馏海水获得，既然埃拉特存亡全系于此，虽然花费巨大，也不惜为之。空调装置也是一大需求，由于夏天酷热难当，这也被认为是保持人口的必要手段。埃拉特的私人发电厂也参与了净水。附近第二座净水厂采用制冷净水，但收效甚微。被问到如何找到更多的水来支持计划中的城市扩张，莱维市长一副无奈的样子。“我们不会让水的难题限制我们的计划，”他说，“总会找到的。”或许他是从摩西敲打岩石的民族记忆中找到了水[9]。
还有一项对自然的改造已经出现在他的计划中：为了人工增加海岸线长度、增加旅游设施，就要减少内陆潟湖和水道的数量，然后卖掉水边“小威尼斯”的地产去盖更多宾馆。我的肩头仿佛已能感到希尔顿酒店巨大的影子；喜来登酒店已经在商谈当中。毫无疑问，经过这种狠命的发展，埃拉特有一天将成为以色列的迈阿密。进步何其大。
与此同时，不管有水没水，埃拉特像搞建设一样搞绿化。桉树长得很快，已有绿荫可以养眼，灌木和草坪分割了战争中的黄沙，瘦小的树苗紧邻新铺的街道，就像昨天刚刚种的。我一早醒来，在8点之前出门散步，在沙尘和热浪到来之前，空气清新宜人。道路清洁工跪在地上，用一把小刷子清理积尘，口中唱着忧伤的经文。洒水喷头旋转着给灌木和草坪洒水，就像没人听说过水源短缺一样。它们象征着以色列拒绝接受限制，拒绝接受无限的不可能。从埃拉特的洒水喷头中，我看到了教授们口中的“面向未来的社会”。
刊于《星期六晚邮报》，1967年，1月14日。
[1] 基布兹（kibbutz），以色列的一种集体社区，实行公有制，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是社会主义和锡安主义的结合。直到近年，以色列还有近300多基布兹农庄存在。——译者注
[2] 《圣经》记载神出现在燃烧的灌木中，指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另一个故事指耶稣降生时的伯利恒之星。——译者注
[3] 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启示录》中，世界末日时善恶对决的一战。——译者注
[4] 西奈半岛战役指第二次中东战争。摩西·达扬当时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译者注
[5] 但（Dan）和别是巴（Beersheba）分别是《圣经》中以色列极北和极南的两个城市，“从但到别是巴”意为以色列全国。——译者注
[6] 东方犹太人（Oriental Jews），指中东的犹太人的后代，区别于欧洲犹太人、非洲犹太人。——译者注
[7] 本-古里安（Ben-Gurion），以色列第一任总理。——译者注
[8] 叶什瓦（yeshiva），一种犹太教育机构，注重学习《塔木德》和“摩西五经”等传统宗教文本，强调友谊和协同合作。——译者注
[9] 《出埃及记》记载，在米利巴，摩西用杖击打磐石，把流出的水分给百姓喝。——译者注
